形勢逼人

　　如果説1895年甲午一役，是民族大夢之初醒，那麽“公車上書”就是揭開了社會啓蒙和維新變法運動大潮的序幕。假如説北京强學會和《中外紀聞》誕生是興起之第一步，那麽1896年上海强學會的機關報《强學報》在上海創刊，以及稍後黄遵憲和樑啓超主持在上海創刊的《時務報》，將上海推到維新變法的輿論中心。

　　1897年開始，上海一下子涌現出《强學報》、《實學報》、《求是報》、《農學報》、《新學報》、《格致新報》、《工商學報》、《集成報》、《萃報》、《譯書公會報》、《演義報》、《女學報》，加上專爲學生課外閲讀的《通學報》、《蒙學報》、《求我報》等，具有維新變法傾向的報刊共三十餘種。〔1〕新聞輿論刊物，似從地下一下子鑽出來，如雨後春笋，確令吴氏興奮不已。雖然花開全國各地，但較集中在京津、省港澳和江浙地區。一時間，東南沿海各地報刊圍遶上海，衆星捧月。各種崛起的民間學會、學堂、會議亦如火如茶。以樑啓超爲首涌現的二十多個著名維新報人與群報交相輝映，燦若群星。真所謂“馬關掀翻千層浪，公車奏起大風歌”。

　　於是乎什麽帝黨、後黨、洋務家、野心家、真假維新派、洋教士、列强代理人，忽聚忽散，迂逥奔走各端；龍蛇、泥沙、泡沫、沉滓，都在幕前幕後；以利益爲最後依歸，不斷地預測、修正自己和變法利害關係的前程。這一切都使每天都密切地注視形勢的吴趼人，感到形勢莫測而浪潮撲面。

　　另一方面，外事形勢更爲危機迫人。從近月德軍尋釁强佔膠州灣，帝俄艦隊又强佔旅順、大連之險惡來看，列强瓜分豆剖之勢，日益加重。

　　眼下，吴氏覺得最有必要做的有幾件事：

　　首先是消化康樑維新變法理論，如社會所傳幾次上皇帝書，最新如上海强學會章程和《强學報》，以及剛出版的《時務報》。有些以往鋭意革新名家的文章，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鄭觀應新版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籌洋刍議》，湯壽潜的《危言》……以前雖也看過，多是不甚了了，吴氏强烈的覺得現時的讀後感受與之前有天差地别，有些章節真如字字珠玉。

　　其次是以筆作槍，投身大潮流。據吴氏自雲：

　　

　　“丁酉戊戌間，閉户養疴，無所事事。時朝廷方議變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顧盼動容。久已不欲外出應酬，日惟取閲報紙，借知外事。暇則自課一篇。”〔2〕

　　

　　吴趼人决定在滬諸新聞報紙初試鋒芒。

　　吴氏雖時有咳病發作，只能閉户養疴，但變法兹事體大。打開滬上各報，山雨，狂風，呼嘯欲來。在急風雨箭中，仿佛看見兩個同鄉康樑之身影，甚至君主也動容慨嘆……正是這股潜伏已久的驚天大潮，以民族獨立、變法圖强爲磁力場的中心，以反帝愛國爲巨大的吸引力，號召着中國千百萬的知識精英前赴後繼……吴氏終於按捺不住，躍躍欲試，决以病軀投筆獻策，參與激動人心的變法運動。

　　激動不等於幼稚。經過製造局這個特殊濃縮的官場和社會十年之歷練和鍛打、壓制與煎熬，吴氏以切身的體會，深知改革祖宗成法之危險。如改制一策，對方早視之爲取其身家和性命，於是暗算陷害，圍攻群毆，誓欲置之於死地；非有不怕孤立，蔑視群醜，高傲狂勃和戰鬥到底的英雄氣概才能從精神上壓倒對手。其悲壯與慘烈，若不以日後文字記載多寡計算，僅以觸及靈魂的思想影響力來衡量，實不亞於一場百萬大軍血肉横飛的决戰。

　　上述並非猜想，光緒二十二年（1896）八月，距離投筆發表政論文章前幾個月，吴氏就做足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準備。下面有詩爲证。

　　上一章説到吴氏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接家季父（保福）電召赴宜昌省疾，即夜成行。

　　由上海坐蒸汽輪船（大明輪），逆長江而上。家事、國事、天下事，吴氏心事重重，既擔心又興奮，觸景生情，詩興遂發；望着雄峻的龜山楚天第一樓，寫下《舟過晴川閣》；經漢陽，緬懷三國群雄，又以《鸚鵡洲吊禰正平》詩祭禰衡君，令人血氣賁張；過荆門又嗟嘆《虎牙灘》詩，力向虎山行，特别後兩首詩有點不同凡響。一首借長江虎牙灘狂瀾滔天，喻意世途兇險，人生行路之難，幸有“縴夫幾輩齊努力”，“舟人呼號相唱和”，以及抒發誓要“乘風破渡溯流上”的决心。而另一首《鸚鵡洲吊禰正平》更突顯蔑視一切權貴，不惜一切與之决戰的氣勢，詩如下：

　　
　　　　　　衣冠不具便登堂，敢對群僚恣激昂。

　　　　　　鳴鼓欲攻丞相罪，被身終是漢家裳。

　　　　　　生當亂世原應殺，死到千秋敢避狂。

　　　　　　鸚鵡洲原鸚鵡賦，傳人畢竟仗文章。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東臨邑）人，東漢末年文學家，以《鸚鵡賦》聞名。事出曹操欲攏納禰衡，但禰衡一身傲骨，稱病拒見。曹操因礙其才名不便殺之，便罰作鼓吏。不料禰衡當衆裸身，擊《漁陽三撾》駡曹，鼓音殊妙，深沉嘹遠，反將曹氏羞辱。曹操借刀殺人，遣禰衡到劉表處。劉表不願落得駡名，轉薦江夏太守黄祖。〔3〕黄祖長子射欽佩禰衡，傳説時逢射在江心洲大宴賓客，將一鸚鵡送禰衡。禰衡觸動心事，借物抒懷，即席揮筆寫就一篇“鏘鏘戛金玉，句句欲飛鳴”的《鸚鵡賦》，其名聲大噪。後終被黄祖所忌殺。自此，江心洲稱爲鸚鵡洲，今洲島上有禰衡墓。

　　吴氏《鸚鵡洲吊禰正平》一詩，表面憑弔的是恃才違世被殺的布衣處士，但實際上詩人所欣賞的却是“衣冠不具便登堂，敢對群僚恣激昂”，歷史上那個違俗狂傲、尚氣傲物、敢於擊鼓駡曹和面對死亡的禰正平。聯繫趼人心係變法大局，這正表明瞭詩人其時對變法形勢並不樂觀的估計和爲此做好充足的準備：一旦被頑固派圍堵（事實已發生恐嚇公車舉人之事），真正的維新志士應具有如禰衡般視死如歸的雄風和氣勢；當然也包括吴趼人本人在變法前夕所抒發的不畏權勢、投身時代大潮的勇氣、傲氣和狂氣。

　　無獨有偶，在此大風潮前夕，中國歷史上這個罕見的一身傲骨、狂悖不羈的禰衡士大夫，也引起了一個維新變法領袖級别的人物康有爲的關注。

　　康氏經“公車上書”，組織北京强學會後，諸生上訪，始知皇城脚下事情並不好辦，因而放長眼量，轉向上海，再至南京，尋求上中層各方支持。出發前留詩五首，題爲《出都留别諸公》，〔4〕序雲：“吾爾諸生上書請變法，開國未有，群疑交集，乃行。”録其第一首前三句如下：

　　　　　　滄海驚波百態横，唐衢痛哭萬人驚。

　　　　　　高峰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

　　　　　　豈有漢廷思賈誼，拼教江夏殺禰衡。

　　　　　　……

　　


　　詩人用“百態横”、“諸山妒”和“百鬼獰”，十分形象地表示社會的阻力和内廷對北京强學能否容忍，毫不樂觀；特别是翁同和與康氏談過皇上和宫内權力的情形之後，康氏頓感“上帝無言”的沉重。假如上帝（命運）不站在變法改革的一邊，形勢馬上就會變得十分危險。康氏想起了群雄四起的東漢末年的三國，想起駐守江夏的軍閥黄祖如何因妒忌而殺禰衡這個以才被殺的歷史著名案例，也更透徹地表明自己的前途和性命早已和改革事業融爲一體，洞察到變法結果的多種捉摸不定的可能性。但是，詩人的思緒刹那變幻之間，康氏又變得元氣充沛、氣定神閑了。

　　1898年1月中旬，康有爲在總理衙門西花廳，被榮禄、李鴻章、何壽垣等五大臣“問話”圍攻，榮禄首先發話，有“祖宗之法不可違”〔5〕之語。幾天後，康氏在歷史性兩方對壘時所表現出的瀟灑自如、大無畏的氣勢，馬上得到一個普通真誠的追隨者吴沃堯，在一篇名爲《制度》的政論文中表示支持。相關文字如下：

　　

　　“變法之始，動爲拘迂之臣百計撓阻，輒以祖宗成法不可或違爲詞。嗚呼！此輩侏儒，擁厚禄，秉國鈞，保禄固位，因循誤國，苟且遷移。”〔6〕

　　

　　你可以責備吴氏毫無政治經驗才會辭鋒犀利，你可以説他過於衝動才會矛頭直指後黨和洋務頭子，你也可以説吴氏没有十足康氏的鎮定和才華；但你不能説吴趼人没有禰衡那種拼命三郎冲决一切之氣概。

　　兩個不曾謀面的南海縣的同鄉：一個是維新公車領袖，一個是堅定擁護變法的真誠的追隨者。一個洞察先機，領袖前行，順時勢一呼風雲變幻；另一個奮力前行，破繭蜕變，身投大潮。兩人都從不同的角度和個人經驗，看到了改革事業的前途、結局、下場和風險。當然，兩人都從詩句的形象思維中，首先想到了禰衡的被殺。

　　詩（思）有靈犀一點通。

　　

　　破繭而出

　　乙未（1895）是吴趼人思想一個大夢初醒的開始；而丁酉（1897）則是吴趼人職業和生活道路的一個重要抉擇和轉折點。這個轉折，按照吴氏把自己在製造局滯留多年的困局曾比喻爲“繭中之一仁、死且僵矣”，其出路就是破繭（局）而出——冲出製造局！這是吴氏接受了進化論、維新變法思想，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截然變化和視野擴闊的必然結果。

　　自甲午一役慘敗，馬關簽約，吴氏“創巨痛深”，思想震動極大，在“公車上書”後接受了康樑維新思想，成爲一個在戊戌變法期間有所著述的維新派的民間中堅分子。

　　九月，吴氏已與製造局若即若離。京滬和各地變法較前更深入一步。維新派一方面組織各種學會、會議，網羅人才，如火如荼；而《時務報》、《知新報》，暢行知識界，無人不知，樑啓超一支筆，風靡大江南北。康樑又一方面策動上層，結交公卿，布局上奏、上書，影響帝黨和光緒皇帝，極盡呼風唤雨之能事。

　　吴氏雖離開製造局，職位去向已經敲定，但具體上任時間尚未最後獲知，自己藕斷絲連的閒散狀况與目下如火如荼的變法形勢懸殊極大，但社會人事，非一時之争，又無可奈何。他心事重重，感嘆萬分，便與友人出遊蘇杭。

　　

　　“中秋之夜，適在旅舍，對月悶坐”，〔7〕月光如水。

　　

　　回顧吴氏久滯在製造局被壓制和那種毫無希望、樂趣的生話，倒也像作繭自縛，其中也包含十年來習慣了的因循守舊的因素：在人浮於事的龐大官營腐敗管理下，像繪圖這麽彈性的工作，懶散與否都可以按時發皇糧，還可以接私活。人就是這麽個動物，千辛萬苦要離開，一旦真的離開，就會尋出它各樣令人不舍的好處。但是人更不能在困局之中僵而不出，石化而死，必須在社會大變局中尋找和開拓更大的個人價值空間，從而作出最明智的抉擇。

　　1897年秋（估計是十月），32歲的吴趼人終於離開了整整呆了14年的江南製造總局，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破繭”而出，也是破局而出，十二月正式走馬上任（24日發行的）《消閒報》。

　　吴趼人文理雙全，但爲什麽要不惜放棄理工，割舍當繪圖師的高薪大好前途（方佚廬説：社會上一百多元月薪還請不到。）而投身報界呢？

　　説報社薪低，自然可以勉强養家糊口，可是報紙是日間發行、夜晚編輯、時常通宵值班、辛苦异常的工作。當然，這種選擇雖然和個人偏好、特長有相當關係，但更主要的原因應是在變法高潮到來時，爲了更直接地表達對國計民生的憂慮和改良社會，因而，吴氏决然應命新興小報行業的挑戰和爲人生進取精神所驅動。

　　之所以投身報界，自然還有一個吴氏没有表明的原因：方便小説寫作。吴氏自少年始，就厭惡科舉，偏愛走雜學、俗文學一途。從他日後對被朝廷舉薦經濟特科的冷淡和對章回小説、小麯、木魚、地方戲曲等等的熟識的程度，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喜愛和擅長通俗文藝。如今的雜誌、小報，其内容包括小説、詩、詞、曲、賦、佚聞、燈謎、笑話、遊戲、寓言，木魚、南音……文藝氣氛濃厚，特别是熱辣辣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一下子打開了吴氏與社會各階層特别是五光十色的市民溝通、體驗之路。這對正在作小説試寫準備的吴趼人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巨大誘惑力。如此説來，一個人職業、事業和生活道路的轉變，並不是僅有一個方面的主要原因，像是五只天鵝拉馬車的歐洲古代算術題，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同時協同作用，有時代、社會因素，個人條件、動力、機緣以及思想、視野等等。

　　這裏必須補叙一下上海通俗文化（主要是小説和小報）新發展的背景，這樣才使人感到吴趼人由理工繪圖員改業到報界，雖然顯得那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不應忽視背後那一股推動社會變遷和市民文化發展的潜在力量。

　　報人這一職業，是幾千年的社會分類士、農、工、商四階層所没有的，至近代才産生了這樣的一個特殊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職業群體。由於近代中國先有外國人辦報，因而先有中國人從事外國人所辦報紙的報人，後才出現中國報紙。中國報紙早期發展十分緩慢，直到維新時期報紙大量出現了，纔可以説形成一個所謂“報人”的職業群體。

　　吴趼人所從事的文藝小報更是一個新興的門類，因爲中國第一份正式的小報《遊戲報》在1897年6月才誕生：同年9月第二份《笑報》繼而創刊；11月7日《演義白話報》創刊。

　　1897年11月24日，正是《消閒報》正式刊行的第一日，也是吴氏上班第一日。這三份文藝性的小報都是仿傚好評如潮的《遊戲報》搶先而來的。逾年，更是三四十種各式小報如雨後春笋在上海出現，一時東施傚顰，熱鬧非凡。

　　李伯元所創刊的《遊戲報》成了小報中的衆星所捧之月，是天之驕子。這種形勢豈是吴趼人六年前，26歲時發覺自己在製造局的狀况，如“繭中一仁、死且僵矣”的形勢可比。那時國人自辦報紙只有寥寥幾份，報界是外人之天下，更不用説文藝小報與文藝期刊了。

　　更想不到的是，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太平軍建都南京和攻打上海，以及上海小刀會起義，這三件歷史事件所起的歷史上復雜長遠的“蝴蝶效應”，造成了大量的江南紳士移民和城内居民大量進入上海租界。這些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衣冠右族”，不但取代了上海土著，成爲壓倒性的多數，也進一步改變了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質和成分。自然另一種效應就是打破了上海原來“華洋分居”的居住結構，形成了“華洋雜居”的局面，從而奠定了近代上海社會市民搆成的格局。這種格局變化不但爲上海經濟添上幾百萬銀元的華人資本，還爲社會生活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衍變發生舉足輕重的作用。〔8〕上海小報文化的産生、發展和上海小説水平獨領風騷數十年，以及晚清掀起譴責小説的高潮都無不深深的依託着甲午前後所新形成的獨特的上海市民文化——即江南士大夫文化和上海商業文化融合的結晶，綻放着美麗、多彩、絢爛的城市文藝之花。

　　吴趼人加入小報報人行列，正是樑啓超鼓吹“小説革命”的前夕，正是上海市民文化最早顯示和放射出獨特魅力的文藝繁榮時期之始。

　　

　　第一次“補天”

　　在國家形勢“方議變法”的非常時期，吴氏决意投身維新大潮，終於把多年對當局强烈的不滿、批評和變法相結合，在上海諸報發表了數十篇政論，時爲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

　　未幾，戊戌政變，維新派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樑潜逃海外，其他維新志士一片落荒與狼借。變法失敗。趼人早有準備，鎮定如常，他搜集自己在上海各報所發表過的政論文章，如受傷勇士戰敗後清點所射中之箭垛，以勵再戰；計60篇，自署爲《趼囈外篇》〔9〕，意爲過去自言自語的夢囈，很有點自嘲的味道。

　　《趼囈外篇》目次如下：

　　序言

　　上册（卷一）：

　　保民、制度、説刑、説法、教仕、孚信、議院、遊歷、治河、略分、成見（附録：不自歉漫存）、開礦、律師、出洋、定例、國用、節用、徵書、厘金、鑄銀、自强、圓法、郵政、洋税、公司、專利、勸農、酒税。（附録一篇不計，共29篇）

　　下册（卷二）：

　　軍政、將略、團練、水師、陸軍、火器、砲臺、專權、觀戰、漁團、間諜、儲才、譯書、考工、製造、購料、驗貨、包工、學生、用人、私造、報銷、格致、曆數、管仲論（附録舊作：袁子才《論語解》）、商鞅論、曾參論、劉晏論、异端辯。（附録一篇不計，共31篇）

　　上下兩册（卷一、卷二）不計附録，共60篇；連附録計共62篇。

　　

　　兩册洋洋大觀的改良社會之法，涉及到政、工、兵、學、商、軍政、金融……等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如何初步轉向傚法西方政治民主化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如何以商立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形成了具有吴趼人特色的第一個完整的維新“補天”方案（“補天”用語見吴氏《新石頭記》）。

　　吴氏在《趼囈外編·序言》中説：“時朝廷方議變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顧盼動容。”

　　又曾有感：“甲午之役，創巨痛深，變法圖强，此其時矣。”

　　這完全表明從“甲午之役”“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這幾年吴趼人處於極爲嚴肅地關心着國家前途和人民（當然包括像方逸侣在内的民族資本家）命運的思考之中。

　　此60篇政論，竟然出自製造局畫圖房一個普通繪圖工之手筆，其大志與史識，氣度與見地，魄力與博學，胸懷與志向，令人感慨，的確遠見卓識，難能可貴。要不是在江南製造局中蝸居屈就十三四年，成就更不可估量。然而，怎樣評價這半個思想家的60篇維新政論呢？應該回到那個時代和當時環境，實事求是。

　　60篇中，除《保民》和《改制》外幾乎都是就清政府某個具體的方面、政策、問題發表改革時弊的方法和意見。公正分析而論：深度不足，氣魄有餘。從根本要害上説，由於作者對西方政治制度知識和運作層面的瞭解極其有限（如什麽是立憲，對君主有什麽束縛作用，如議院究竟於國體有什麽作用等等），因此作者無法用開放和先進的世界憲政眼光去講述和闡明世界上已成功那一套君主立憲政體和先進的政治制度，於民於國究竟有何益處，因而舉例和論述依據離不開想象中的鳥托邦——上古三代，先秦諸子。正因爲吴氏不以西方先進的政治文化理論爲主要批判武器，故此大多論述不離洋務之窠臼、中體西用和“古已有之”那一套。因而具體實施的方法，雖極具參考，但失却了先進性的光彩，實際上大多數方案，模糊地取之古人，方法又難於運作。由於上述原因和吴氏長期在底層工作的經驗和其思考角度，對歐美國情瞭解的局限，以及改革方法的實施運作的復雜性，使這60篇的政論對讀者的説服力和實際的影響力大爲削弱。1901年有書商曾以《政治維新要言》之書名，結集出版，但當時歷史和社會上的反響平平，便可以説明一二。這是一個方面。

　　其次，從60篇的編排序次，可以看出：開章兩篇《保民》和《制度》〔10〕極力闡明這次變法運動的根本和指向，第一，“保民”是維新之本和國家改革的最終依歸；第二，在君民共主的前提下，以改革政治經濟體制爲變法的首要目的，歸根結底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最後也是爲了國家的基石——人民。這是吴趼人32歲時所發表的一套極具時代色彩和最具有價值的變法綱領。

　　在《保民》篇，吴氏首先指出：生齒甲於寰球各國的四百兆之衆的中國人民，正處於“饑饉載道，流亡相望”之中，而國家又達至“民窮財竭”的極地。爲什麽呢？責任不在英明神武的君主，而是把《會典》專條法規看成“具文”而不知保民的衆“官吏耳”。

　　問：“四百兆之衆，人人欲濟之”，很難嗎？

　　答：不難。要害在於“今泰西諸邦以商立國，中國既與互市，而不知振興商務”，難怪白銀每年流向外洋巨萬。這不是設個什麽商務局，舉一二個員董可以解决問題的。西方商務半是由下而上興起的，國家還要向商人藉資和津貼。而我們商民不懂也不信商務局章程，又不知有局存在，商務局又不去扶持，局方全是些不懂商務之人，真是“猶驅南轅於北轍”，哪裏是幫助商民呢？

　　吴氏又指出：

　　

　　“然則欲保民者，其先開民智，開民智最捷者，莫如學堂；振商務最捷者，莫如工藝（工業專長）”，設工藝學堂。“聞今之設工藝學堂者，爲教養貧民而設也，規模隘小，器量不宏”，只使人足以求食。若工藝學堂能使每個人學習到聲、光、電、化、算學各技，以至變幻天窮，才能“與泰西争勝也”。

　　

　　非常明顯，吴氏心目中最重要“保民”中之“民”，就是需要知識，需要科學技術，需要壯大，需要扶持，欲與泰西争勝但幼稚弱小的中國資産階級。雖然，吴氏“保民”内中含義的淵源與他的曾祖吴榮光“愛民”的思想遺産有關連，但又有時代所賦予新的内容變化。這又與吴氏在19世紀90年代，接受鄭觀應的“商戰”觀點，與發昌廠的少東家、年輕的民族企業家相交往的經歷有極大的關係。

　　在全部60篇政論之中，《制度》以敢於蔑視清廷最高當局，痛斥當權者而戰鬥性最强。吴氏寫《制度》時，如同面對當權者，加上朝廷榮禄等五大臣在中南海西花廳質問康有爲的對話已在坊間傳出，令吴氏振奮和鼓舞不已，因而，其文雖遠隔110多年之久，其當時火藥硝烟之味，讀之仍可嗅到：

　　

　　“帝者立國，創爲制度，以爲政治之綱，爲子孫之法，世世相守，莫敢或違。然而恪守者，事之常；權變者，事之勢。”

　　

　　文章開頭，把動静恒常之理作爲立論基石，嚴謹有力。接着，矛鋒對準榮禄，反詰他問康有爲第一句話：“動爲拘迂之臣百計撓阻，輒以祖宗成法不可或違爲詞。”切責嚴斥。然後鼓如密雷，如禰衡“擊鼓駡曹”：

　　

　　“嗚呼！此輩侏儒，擁厚禄，秉國鈞，保禄固位，因循誤國，苟且遷延。”

　　

　　傲斥群醜，痛快淋漓，實質心情極爲沉痛。“植黨既深，去之匪易。”思索也極爲深沉。

　　吴氏五内感傷而迸發：“豪杰之士所望見而痛心者也。”

　　我們眼前這篇禰衡式的戰鬥檄文，不但顯示了《趼囈外編》的作者對康樑的變法思想和天子“與天下臣民共圖富强之業”，表明瞭衷心的擁護，而且對康樑變法宗旨、步驟的推行和保守勢力的頑固、强大，有相當深刻的瞭解。這是吴趼人自甲午之役後，以新的資産階級進化觀和政治觀重新觀察（包括製造局在内的）弊病叢生的晚清社會的一個思想飛躍。

　　吴氏再次明確指出：

　　“今天子幡然變計，獨振干綱，與天下臣民共圖富强之業。維新諸臣輒以西學進。”

　　

　　吴氏在擁護君主英明變法之同時，大聲疾呼：“維新之始，當以改制爲先圖。”

　　把改制之劍直指官員們利益性命攸關的中央和六部所屬官制。把名實不符，令人尸位素餐，毫無效用，不能反映形勢發展的官制全盤改造。把板斧掄向捐納，掄向從道光起就已經成國家收入重要來源的惡制。此千年不死之病竈，幾乎始於江山而起，伴於皇朝腐朽而滅。仗幾個臭錢，“朝解腰纏，暮得授職，衣項自雄，横行鄉里。”而後“則預計捐納之資幾何，賄賂之供幾何，權量出入，爲利幾何，必斟酌妥協而爲之”。吴氏呼吁且責問：宦情如是，宦途之途還要問嗎？今之吏治大壞，實爲捐納所致呀！

　　那麽，怎樣改革官制呢？吴氏寫道：一、把什麽道、府、牧、令之稱，全部廢止削去！二、代之以對品與之，如商務幾品官、洋務幾品官。“令得專辦其事而盡其所長”，把嚇人一長串不知所謂的官品、官職、官名，通通一掃而光！代之以實事加品級，見者明白。舊官制是皮，科舉是毛：皮之不存，毛焉存哉？！

　　一個初生牛犢，一旦拿起先進的思想武器，什麽千年官制、萬年科舉砍不得，什麽捐納如老樹盤根砍不得，在血氣方剛的吴氏眼中，凡是改制變法宏旨所到，除了皇權之外，如張飛在長坂坡手握的丈八蛇矛，關公温酒斬華雄，高舉青龍偃月刀，一切皆可砍他個人仰馬翻。

　　吴氏這套改革方案分别汲取了社會上知名維新思想家鄭觀應、馮桂芬和薛福成策謀改革的思想養分，特别是鄭觀應的重商思想和商戰觀念。在這裏暫不準備討論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但這些維新進步的觀點和理念一旦與吴趼人思想上的愛國主義結合，便成爲了吴氏後半生參加晚清國貨運動的理論指導和奠定了1905年7月投身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商戰”實踐的思想基礎。

　　戊戌變法是一次近代的社會啓蒙運動。這個運動的偉大之處在於改造人和新民，它能將一個連秀才也不是的工廠普通繪圖工，一個老百姓，一個滿腔熱血、具有聰明才智而不滿當局、欲報國而無門的年輕人，靠自身不斷地學習、積累和不斷進取，在“甲午一役”的夢醒之後，緊跟時代的步伐，在“公車上書”後不久，接受了康樑的維新思想，成爲了一個自覺積極的康樑維新派。憑着這一點，他提出帶有個人色彩和時代特點，由60篇政論組成的全套維新變法方案。盡管這套變法方案在現在史學方家的眼中，多麽幼稚、膚淺，或有些篇不能卒讀，但是，與同時代人相比，至少可以説，當時年青時代的吴沃堯（趼人）以十分勇氣、十二分努力，不斷自覺地靠近中國近代歷史最先進思想潮流的前沿。

　　乙未（1895）至丁酉（1897）時，吴氏特意到上海（也是全國）最早開辦的一間照相館，拍攝了一張拿帽子揮動，笑容可掬的全身照，並在照片上題詩一首，詩題爲《以西洋攝影法攝得小像，笑容可描掬，戲題此章》。

　　
　　　　　　傲骨何嶙峋，慣與世人忤。

　　　　　　爾志雖高尚，爾遇乃獨苦。

　　　　　　一蹶復再蹶，於爾究何補。

　　　　　　或因太違俗，轉爲俗客侮。

　　　　　　囅然試一笑，竭力學媚嫵。

　　　　　　從今見路人，路人或爲伍。

　　　　　　還我真面目，壯志達千古。

　　

　　照片有幸讓現代讀者一睹晚清時第一代新小説家的風華英姿。詩人在不經意之間充分表現出吴趼人不惜與世人忤逆和獨立特行的個性，采用最直白的手法袒露他内心壓抑不住的時代叛逆精神，也是吴氏在前一首《鸚鵡洲吊禰正平》的詩句中，誓作現代禰衡的最好和形象的注脚。

　　請注意照片上的“戎裝”。這裏完全有理由推測爲吴氏響應在北京十八省一千三百餘舉人聯名上書，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公車上書）的積極態度和表示。該詩和照片，是吴趼人這一生中叛逆性最强和最意氣風發的一個歷史紀念以及人生中最好心情的寫照；可以看作是吴氏一個“傲骨嶙峋”的墓誌銘。

　　

　　注釋：

　　〔1〕《維新諸報風起雲涌》，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24頁。

　　〔2〕《趼囈外編》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3〕《三國志·禰衡傳》。

　　〔4〕所引康有爲詩，見康有爲：《萬木草堂詩集》，第50~5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康南海自編年譜》，第37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6〕《趼囈外編·制度》，《吴趼人全集》，第八卷6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食品小識》，《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6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8〕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第一編《城市，文化與文學》，2—88頁。

　　〔9〕《趼囈外編》，《吴趼人全集》，第八卷第1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0〕《趼囈外編》之《保民》、《制度》兩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4—10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1〕指《大清會典》。

　　〔12〕《趼廛詩删剩》，《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3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3〕吴趼人照片，參考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