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夢初醒

　　1895年1月，甲午中日之戰，中方一敗涂地，勝負大局己定。雖戰事未完，朝廷連連向歐洲徵詢意見，而内閣和議之聲遽然四起。

　　這時，吴氏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並體驗了一件與自己多少有關、激烈的“驅張”風潮。户部侍郎、尚書銜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因極力主和，被任命爲對日議和大臣。十三日扺滬欲轉途日本，並準備下榻自己家鄉的廣東會館。哪知廣東會館前廣東鄉人雲集，針對張氏，反對賣國議和的口號、標語和揭帖遍佈大街小巷。口號聲稱：“如有必要，可用武力驅逐此輩。”〔1〕張氏避其鋒芒，只好下榻同文書局。不久，街上又貼出廣肇公所和潮州會館的粤東士民檄文一道，略謂：

　　

　　“……倭人無故啓釁，攘我藩屬，殺我兵民，侵我疆土，凡有人心，莫不同憤……不謂本省有不肖某某，辜恩誤國，全身保家，不思修我戈矛，同讎敵愾，遽欲靦然面目，汲首求和……凡我同鄉，誰不切齒痛恨。兹聞欲到滬江，如有假館廣肇會所、潮州會館，請鳴鼓而攻，荷戈而逐。”〔2〕

　　

　　這個“本省不肖某某”正是上述吴趼人的同鄉前輩、廣東佛山人張蔭桓。張氏以布衣擢至内閣，這在佛山誰人不曉？他在佛山的紅棉書屋和吴榮光讀書處一樣爲當地勝迹。吴趼人一向較重視同鄉會，尤其自己孤身一人，初來上海，也要同鄉會的關照。有時也做一些同鄉公益之事，日後又因名聲漸遠而被選爲廣肇公所會長。可能是自從發生“驅張風潮”，和聞説俄國在東北修鐵路時發生的行賄事件與張氏有關係，吴氏對這位高權重的同鄉，不懷好感。後來特别在他的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一回“周太史出都逃均難，焦侍郎入粤走官場”中細述他的出身，不過把張姓改作焦姓，但還是瞞不過許多細心的讀者。

　　1895年2月中旬中日交戰，北洋艦隊在威海衛全軍覆滅。消息傳來，國人心中憤恨而深憾。4月17日，《馬關條約》在日本簽訂，更如晴天霹靂。4月22日，康有爲和樑啓超鼓動廣東舉人上折拒和（80人簽名），湖南全省舉人響應，於是粤、湘舉人同遞章都察院，其他各省舉人同時發難騷動。時都察院前，連日遞章塞途，長官之車被圍，臺灣舉人更是全體跪下，垂泪而請命。

　　5月2日，康、樑聯合全國在京十八省一千三百餘舉人聯名上書，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史稱“公車上書”，拉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實爲清朝二百年來未有之舉。正如樑啓超所説：“我支那四千年之大夢之唤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這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初醒的標誌。繼而，傳出康氏上清帝第三、第四書；康、樑在京師創辦《中外紀聞》，又與文廷式等官僚組織“强學會”，宣傳西學，鼓吹變法。

　　吴趼人因有從祖叔吴荃選在“公車上書”參加題名〔3〕，特加關注，刺激頗深。他不但關心和注意康樑變法的動態，學習馮桂芬、鄭觀應的改革維新理論，而且開始思考中國自鴉片戰争和五口通商以來國家的危亡之狀况和出路。吴氏説：

　　

　　“自通市以來，西人快其海具，梯杭而至，琛贐咸集；偶有齟齬，舍玉帛，興兵戎，砲火騰天，輪舶織海，血肉飛糜，性命頃刻，開千古未有之奇局，亦開萬世之奇酷，此世變之尤者也。”〔4〕

　　

　　這是吴氏第一次痛心論述，把自五口通商以來，西方列强侵略我國却無法扺禦，而壓抑多年的愛國情感借此爆發出來。痛定思變，因而吴氏到處奔走“間嘗語人：甲午之役，創巨痛深，變法圖强，此其時矣。”（見吴趼人《趼囈外篇·保民》） 

　　

　　“繭人”改號爲“趼人”時間之理據

　　在此深刻刺激下，吴氏在“公車上書”後，下决心把25歲時改號的 “繭人”，再急改爲“趼人”。

　　爲什麽把吴氏第二次改號，定在“公車上書”後呢？筆者爲確定這個大致的時間，也頗爲曲折。在吴趼人詩歌中有一首題目爲《餘自二十五歲改號繭人，去歲復易繭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書爲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姓氏從來自有真，不曾頑石证前生。古端經手無多日，底事頻呼作研人。

　　

　　這詩題透露出：吴氏原號繭人，“去歲”才改爲趼人。這個“去歲”究竟是哪一年呢？

　　研究吴趼人權威的魏紹昌先生，在他所著的《吴趼人研究資料》（1980年版）收入自己的論文《魯迅之吴沃堯傳略箋注》中的注釋〔二〕告訴我們：

　　

　　“吴趼人又名寶震，字小允（從其父允吉取字），自二十五歲（1890）起改號繭人採“作繭自縛”之義。約四十一歲（1906）時又易“繭”爲“趼”，音本同也。”

　　

　　這就是説“去歲”在1906年。這自然是錯的。駁論證據有二。第一個駁論就在他所著《吴趼人研究資料》同一書266頁：（四）小品《吴趼人哭》之中。迻録如下：

　　

　　“《吴趼人哭》，五十七則，光緒二十八年（1902）出版，據吴趼人手迹石印，巾箱本一册，計四十頁。原文：“吴趼人原號繭人，一日求人書畫，贈款書作‘繭仁’，趼人大驚曰：‘繭中之一仁、死且僵矣！’急易作‘趼’字，仍音繭，因多誤作‘研’者，便記於此。”

　　

　　魏先生的箋注是錯的。因爲1902年出版的《吴趼人哭》，都很清楚地證明上文的由“繭”易“趼”改號時的“去歲”，極可能是在1901年。這是魏先生同一書之矛盾。但這又不是最終答案，因爲上面這一首詩不收入吴氏自編的詩集《趼廛詩删剩》之内，那麽首先的是要找出這首詩最早在哪一年發表，才知道改號的“去歲”真正是哪一年。

　　駁論證據之二：北大何宏玲先生發現了吴趼人在《消閒報》的佚文，其中發現1898年2月2日的《消閒報》有一條補白，署名趼人吴沃堯稿，其文如下：

　　

　　“餘自二十五歲後改號“繭人”，去歲復易繭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書爲研人，口占二十八字辨之：姓字從來自有真，不曾頑石证前身。古硯經手無多日，底事頻呼作研人。”

　　

　　1898年雖是發表聲明改號之詩那一年，但未必是寫詩那一年，不然這個“去歲”（1897年）就不準確。吴氏不會無緣無故地改號，這個改號無非是備受外界壓力和刺激。結合這二年大事連讀發生動盪的國内外形勢，改號之“去歲”應定在1895年。

　　1895年吴趼人三十歲，受甲午之役之刺激和“公車上書”的反思，思想才開始覺酲，漸趨於先進的資聲階級維新和改良傾向。人生三十而立。

　　吴氏爲何在改號中以“趼”易“繭”，音仍“繭”呢。

　　趼，取自繭之另一義：手脚因勞動和走路、長久磨擦而生成的硬皮。轉義爲磨煉、歷練。但吴氏再次改號“趼人”，還是有來歷的，不過，還是紀念吴榮光的緣故。

　　道光十年（1830），吴榮光編有詩集《趼舍詩存》，其序雲：

　　

　　“餘自道光戊子秋，擇地經營兩先塋，歷攬西樵、石門、潯峽、嘉桂、白雲、羅浮諸山，趼足兩載，幾及百舍，祁寒暑雨，不敢告勞。……”〔5〕

　　

　　序中所説爲尋找父母塋址“趼足兩載……不敢告勞”，“趼”，即脚底磨成了血泡和結成了“老繭”，表現了吴榮光爲父母尋墳塋堅毅和艱苦的忠孝精神。“趼”與“繭”，在訓詁和特定語義環境中雖有不同，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姓字從來自有真”（吴趼人詩）。吴趼人由繭至趼的署號變化，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在吸取家族傳統思想遺産和朦朧感知外界時代變化，欲采取應對求變的兩種不同心態。無論從義從音是“繭”與“趼”，兩者相通，都能表現吴趼人以此悼念吴榮光，紀念他一生學術、愛民、愛國、學術、忠君、禮義，儒家的多重優秀的品格和卓越業績，以此激勵自己。

　　從上述各章考略所知，25歲和30歲左右的兩次改號，内中披露出吴氏青年時在製造局時期發生了兩次重大思想變化的一些根由和重要信息，我們需要着意弄清楚，不然，吴氏在後一階段發表“補天時期”的“補天”之舉和“花報時期”所形成的思想脈絡，便成爲徒托空談，無源之水。

　　

　　憂時君子，引爲同道

　　甲午之後，1995年十月上中旬吴趼人從報紙注意到一個名爲孫文的珠三角同鄉，在廣州發表《擬創立農學會》的宣言。（原文發表於廣州《中西日報》1895年10月6日）看了宣言全文，吴氏立覺此人不但對農務見識和策略精到，而且對國家的弊病因果，條陳清晰，觀點鮮明，令人感慨萬分，又耳目一新。於是便在日後發表一篇名爲《保民》的文章上加上“則有憂時君子創爲農學會，廣譯外洋農務諸書行世”一段（《維新要言·保民》），並把孫文稱爲“憂時君子”。隨之在文章末段感嘆：農務革新，歸根結底還是農民文化問題，便提出“各鄉設一農務宣講處”，輪番宣講農書。“是或興農務之一端，而不辜負創會者之初心也”，作爲響應“憂時君子”之農務設想。一篇一千幾百字的短文，一呼一應，兩處關注，儼然把“憂時君子”引爲同志。

　　1895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農學會。18日，他在廣州《中西日報》發表的《擬創立農學會書》，署名香山孫文。内稱：

　　

　　“……故於去春，孑身數萬裏，重歷各國，親察治田墾地新法，以增識見，定意出己所學，以提倡斯民。伏念我粤東一省，於泰西各種新學聞之最先，縉紳先生不少留心當務之急，同志定不乏人，今特創農學會於省城，以收集思廣益之突效。首以翻譯爲本，搜羅各國農桑新書，譯成漢文，俾風氣之先……。

　　如有同志請以芳名住址開列，函寄雙門底聖教書樓或府學宫步蟾書屋代收，以届期恭請會議開辦事宜。是爲言。”

　　　　　　  香山孫文上言 〔6〕

　　

　　這是中國第一個農學會宣言。其時，這類成立某學會的新聞消息，各地報刊互爲轉載，在上海不難看到。大概是因爲作者曾遊歷各國，既主張學習推行西方墾田新法，又準備廣譯各國農桑新書，况且又是同鄉，因而特别引起吴氏注意。但又爲何稱孫文爲“憂時君子”呢？

　　細看《擬創立農學會書》全文，首先涉及農務改革新法之事只占二分之一左右，而分析國情、國弊，諷刺清廷甲午之役全軍覆没，繼割地求和者，讚頌泰西諸國，民生富强者，亦占二分之一，確令人不得不受感染而隨之憂時。

　　次是滿篇新觀點，字字新理想，開人耳目。説泰西富强是由於“以士類而貫四民”，即每人都是有素質的知識分子，因而“故欲我國轉弱爲强，反衰爲盛，必俟學校振興，家傳户誦，無士非民，無民非士，而後可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進而批斥洋務决策：“若沾沾焉以練兵刮械爲自强計，是徒襲人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也，惡乎可？”此乃既憂時又反思改革，一針見血，這篇同鄉之文，真令吴氏思路大開。

　　再次是談農務也是有學識且深謀遠慮，學諸泰西，有章有法。首論中國“户口甲於五洲”，人口衆多。“若倘不於農務大加整頓，舉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艱，哀鴻遍野，其弊可預决者”。筆者“重歷各國，親察治田墾地新法”，再“首以翻譯爲本，搜羅各國農桑新書，譯成漢文，俾開風氣之先”，繼而“會中設立學堂”，培養西學農科人才，“再開設博覽會，出重賞以勵農民”。實行“糾集資本，以開足荒地”的企業化經營。難怪這篇令人眼前一亮的農會宣言引起吴氏莫大的興趣和注視，把“憂時君子”組織農學會的消息，在他不久要發表的維新言論集《維新要言》綱領性的第一篇《保民》透露出來，並要“不辜負創會者（“憂時君子”）的初心也”。〔7〕

　　這是吴趼人在不明香山孫文是革命黨的情况下，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對孫中山在文字上表示給予注意，盡管吴氏當時完全不知道農學會既發展農務，也是孫文興中會乙未廣州起義的秘密聯絡站。

　　1895年3月，孫中山、陸皓東、鄭士良、等人在廣州雙門底王家祠籌備成立農學會。孫中山正積極組織興中會廣州乙未（1895年）超義，因而此農學會徵求同志書，便請興中會員區鳳墀模仿孫氏語氣執筆，但二十日後，起義失敗。孫中山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告發，引發清軍大肆搜捕農學會員，陸皓東在會所被捕犧牲，孫中山出走海外，廣州農學令被禁。

　　無獨有偶，吴氏和孫氏領導的第一次（乙未）廣州起義還有文字之緣，五年後，1900年秋九月，吴氏返粤（佛山），第一次“道出香江”，與詩人蘭史先生（番禺潘飛聲）“得圖良晤”。順便收集五年前孫中山興中會在香港準備（乙未）廣州起義和其他小説素材。盡管現時還没有發現吴趼人對失敗的廣州起義持有何種態度和立場的其它任何文字，但是作者在其名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八回“陡發財一朝成眷屬，狂騷擾遍地索强梁”，已初露前期對此次起義態度之端倪。

　　小説寫“我”在乙未（1895）起義前一日（三月二十五日）：

　　

　　“又從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整個廣州早已風聲鶴唳。沿岸碼頭關防嚴陣以待。“昨夜二更之後，忽然派了營兵，在城裏外各客棧，挨家搜查起來，説是捉拿反賊。”作者又通過一個官員進入督撫衙守，描述當時官場之驚恐：“到了撫院，又碰上止轅，衙門裏扎了許多兵，如臨大敵。我問了巡捕，才知道兩院昨夜裏接了一個什麽洋文電報，便登時張皇起來……那封洋文電報，説的是有人私從香港運了軍火過來要謀不軌；已經挖成了隧道，直達萬壽宫底下，裝滿了炸藥，等萬壽節那天，闔城官員聚會拜牌時，便要施放……我吃了一驚道：‘明天就是二十六了，這還了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八回）

　　

　　雖然，小説采用了一些夸大的傳聞渲染起義前的恐慌氣氛，也没有正面的展開描述，並在自評語中用“謡言”以掩飾這件事的重要意義，但小説還是以諷刺的筆調向社會揭示：香港殖民當局的“洋電報”向廣東清政府告密，官府從外省調大隊兵馬防備彈壓，督撫大小官員驚慌失措等不争的客觀事實。……顯然這是有利於讀者同情起義的革命黨人，顯示了維新變法時期的吴氏，在武裝推翻清政府和對待革命黨人的態度上，由中立向前進了一步，區别於寫作《剖心記》〔8〕時，由中立向後退幾步的晚期。可以説，這時吴趼人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包括被感染的讀者）成爲了乙未廣州起義革命黨人的同情者。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由最初連載到最後完成，刊行單行本的時間相當長，各時期各章回所寫作時作者的思想和心態的變化十分復雜，看來，在廣州乙未起義（限於側面描寫）這一章回上，吴趼人前期的現實主義戰勝了他思想上的改良主義和君主立憲以及他家族傳統“忠君愛民”中“忠君”的思想。只可惜這一刹意念如煙，轉瞬即逝，僅偶爾閃現了不多幾次而已。

　　

　　多事之秋

　　自甲午前後至離開製造局之前這幾年，吴氏發生了連續幾件不幸的家事，可以説是多事之秋。先是1890年秋，趼人二叔父，因病客死任上。

　　吴熾福，字祺昌，號爾昌，生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去世於光緒庚寅（1890），終年四十八歲。幼隨父尚志居京邸，監生。先爲直隸巡檢，後赴天津典史，因相隔一輩，又早外出爲官，與趼人並未見過面。原配程氏，生二子，長子族名寶漱，學名君宜；二弟族名寶靈，學名瑞堂。趼人把訃告以電報發給在江蘇爲官的三叔保福，但不料連發電報三封，石沉大海。逾月才有信説：我是窮官，與熾福早已分竈多年，人雖死，與我何干？趼人看了三叔的信，一下子冷了半截：天大親情竟比紙薄，頓時悲從心來，泪流滿面。無法之下，遂“乞哀主會計者假數月傭值，袱被北行”。

　　越年二月，附輪船北上，三月到天津香河之赤毛莊，先安置大弟君宜和小弟瑞堂，再北入京都，尋先兄壽世墓。追迹到粤人義園，但見荒草漫漫，已無可追尋。趼人哀傷不已，憶及父親對自己説：“异日能歸其骨者，殆汝爲是”〔9〕，心中内疚之極，前後寫下《都中尋先兄墓不得》（八首）、《課弟》、《將入都與君宜大弟剪燭話别時宿河西務》，“悲歌志之”。再行折返天津香河赤毛莊，“携二弟持喪南下（回上海），課瑞棠讀書，君宜使肄藝於滬南製造局。”〔10〕趼人無兄更無弟，只一個妹妹曉蘭，現在一下子有了堂弟兩人，心中自是高興。

　　看過吴氏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細心讀者大概都會知道第一百七回有這一段：“十多年前，就聽説我叔父有兩個兒子了何以到此時仍是兩個，又只得七八歲呢？我和叔父雖然生平未嘗見過一面，但是兩個兄弟，同是祖父一脈，我斷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東走一趟，帶他們回來。”吴氏把北上携二弟南下之事寫入了小説最後一回，不過把地點天津改爲山東。趼人在小説旁添有一段評語：“上回之覓弟爲著者生平第一快事。曾倩畫師爲作《赤屯得弟圖》。”〔11〕 可見把此事寫入小説確是出於懷念親情。

　　禍不單行。1895年8月，在製造局學藝的大弟君宜，不幸“以微疾誤於藥石，遂致不起，於八月一日（8月31日），先我（趼人）而死”〔12〕。趼人痛君宜竟遇无妄之灾。越年清明，帶着君宜之弟瑞棠前來墓前吊祭，“哭之以詩，悲愴之餘，不克成聲也。”“臨風一慟，情見乎詞，得詩八章”《清明日偕瑞崇展君宜大弟墓，用辛卯都中尋先兄墓韵》〔13〕，以志悲傷。吴氏在傳統道德上之孝和悌兩者，皆見之性情，與其兩個叔父輩孤寡之性情大异。

　　1896年春，大概是上述原因，吴氏家人（至少有母親、姑、妹曉蘭，堂弟瑞棠，可能還有母親方面之親戚）與同游江灣“轉運”。這個春游“轉運”不是上海申浦地方的原有傳統，據吴氏説是“吾粤人之旅滬者，有江灣照寶塔之説，婦女輩信之”〔14〕。無疑此是廣東人通過行游風景勝地，以達到消灾轉運之目的，具有明顯的實用功能的民俗。如吴氏佛山故鄉，就有舊曆年正月十五和十六之際“行通濟，無閉翳”之説。届時幾萬人舉着風車（紙和竹制玩具，意爲運程轉動）或手拿生菜（諧音，生財）步行過通濟橋。這樣以人身在寶地持寶物上通過，使來年有灾消灾和轉“運”，無灾順風生財。南海人亦有行西樵山，廣州人則行白雲山（現改名爲越秀山）以期轉“運”。顯然，“粤人春游江灣”是一種廣東移民把當地“轉運”的風俗，在异地上海申浦“江灣寶塔”的“移植”，雖内容已有相當大的變异，但在上海粤人婦女輩中已深信不移。

　　吴氏衆家人至一廟，供觀音。廟後壘磚作一矮塔，塔有門，五尺餘，傳從中窺之兇吉必有所見。廟前見壁嵌一碑，撰一孝女之事。趼人記起碑爲蔣劍盟或蔣劍人撰，寶塔即爲孝女墓。衆家人面塔門跪拜，俯而窺。忽見白壁甚廣，一“衣冠人”據中坐，未及辨清其貌，倏已不見。〔15〕是幻覺還是迷信，此“衣冠人”又是誰呢？先述省親，再叙“衣冠人”，請耐心細看下文：

　　秋，八月二十七日夜，趼人接季父三叔電報：病危，召赴彝陵省親。吴氏三叔吴保福，字蘭舫，號艾山，生於咸豐癸醜（1853）七月，欽加五銜江蘇候補分府，曾任試用東河閘廳等雜差。其人生性勢利，凉薄寡情，曾將趼人母子和昇福之數千金吞没，趼人對此輩無甚好感。但究竟是一祖之脈所係，趼人心急如焚，即夜成行，親友知己，不及走告，僅賦詩二首留别。這次和二叔去世一樣，哪有盤資？情急之下，想起家中貴重之物僅有曾祖榮光遺下的幾幅《吴榮光游踪圖》。連夜與“買家”（借款人）商議，願以《吴榮光游踪圖》爲押署券，貸爲行資。吴榮光在金石書畫方面頗有地位，傳説吴榮光一生做官，輾轉多省，每到一勝景囑善丹青幕僚羅星橋繪畫一幅，畫界早有所聞。幸而貸資者也是識寶之人，况且此畫確藏於吴中丞後人手中。

　　吴氏逆長江而上，過黄鶴樓，吴氏有詩《眺黄鶴樓故址》，句雲：“一水便違憑弔願，半生曾許卧遊來。”推之，估計吴氏曾看游踪圖時許下誓願，生平欲要沿着曾祖游踪之綫路，對曾祖作一番憑弔。又有《舟過晴川閣》詩，迎風追波，經宜昌時，遥看晴川閣在龜山脚下。詩中有“最是關心游踪圖”之句，事因心中最珍愛之物放在别人手中爲質，實是放心不下；旅途中另外二首《鸚鵡洲吊禰正平》、《虎牙灘》〔16〕，以思想性論，屬於吴氏詩歌中最好的幾首，在戊戌變法之背景下，更是具有特别意義，另章會詳細評析。我們還是先回到趼人的旅次上來。

　　直扺宜昌後，據吴氏述説：“踉蹌入公館，則堂張孝幔，遺像中懸，儼然孝女墓中所見也”。就是説，春游那天晚上“江灣照寶塔”的孝女墓中“忽見白壁甚廣，一衣冠人據中”，那個“衣冠人”就是趼人三叔父吴保福。

　　人一生講一兩個神鬼荒誕之事不奇怪，但事關親人，觴喪嚴肅，且言之鑿鑿，真有點看不懂，匪夷所思。

　　趼人自從在製造局圖畫房學習科學知識和數理工藝始，堅信科學，反對迷信。他在筆記小説《中國偵探案·凡例》説：

　　

　　“我國迷信之習既深，借鬼神之説以破案者，蓋有之采輯或不免及此，然過於怪誕者，概不采録。”〔17〕

　　

　　據此文字，其反迷信决心與水平亦相當，絶不亞於今人。他又在另一書《維新要言·開礦》一文中，痛斥風水之害國殃民，態度更加堅决：“宜下令凡有風水之書，限日輸諸官，當衆焚燬。”〔18〕大有六十年代中期“文革”造反者和紅衛兵打倒“四舊”之氣慨。

　　從童年始，趼人就被佛山人好拜神鬼和好覡（如打小人等）的習俗所包圍感染，浸淫在城内一百幾十個大小神廟香火彌漫的氣氛之中，大街小巷都是占卦、算命、看相之流；小時便參與過吴氏各房二世祖和敗家仔玩沙盤扶鸞的迷信活動。這是他頭腦中神秘主義的一個來源。甲午前後接二連三的叔父輩去世，白事相繼而來。加之思想苦悶，心中之鬱結和懊喪無以宣泄和排解，神秘主義再度滋長。據吴氏在《趼廛筆記·射覆》自述：“甲午、乙未間，與楚雄何景唐比鄰居，岑寂無事，學爲卜筮。於是《易林》、《易隱》，縱横滿案。”〔19〕這也是吴氏神秘主義的又一個來源。

　　主張改革、學習新科學、新知識和愚昧、迷信、神秘與陋俗，兩者本應矛盾和衝突，彼此無法相容。但現實中却共處和融洽地處於一個人（吴趼人）的思想和行爲之中。他有一個血氣縱横、念想如光、思維如電、活生生的大腦，思想中矛盾的多元因素，霎時彼此消長，時分時合，錯綜復雜。這個過程之一面、一事、一言、一行、一意念，常因與我們先前的所知的不同或相反或未見而無法歸納到我們分類的框框。這種“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或“涇渭未分明”或“無以名之”的豐富性和動態性，往往會發生在過渡時期的轉型人物身上。吴趼人不是一個理論家，但却是一個敢怒敢言、敢於暴露内心、敢於反省、勇於探索的性情中人。他不時給思想披上極端情緒化的言論外衣，往往使人感到一下子到了火焰山，又一下子到了北冰洋，或又如夜空的烟花，色彩繽紛，更加讓人捉摸不定。正如上述在思想中神秘主義與科學知識觀并存的例子一樣，吴氏思想的變化顯示出過程中的雙重性、多重性、動態性和所表現無限的豐富個性的過渡性，下面若干章節繼續分折。

　　

　　注釋：

　　〔1〕湯志鈞：《近代上海大事記》，1895年1月13日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2〕湯志鈞：《近代上海大事記》，1895年2月5日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162頁，見《〈公車上書〉及附〈公車上書題名〉》。

　　〔4〕《趼囈外編·水師》，《吴趼人全集》，第八卷70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5〕《趼舍詩存·序》，吴榮光：《石雲山人詩集》卷十四。

　　〔6〕《擬創立農學會書》，《孫中山全集》，第一捲24頁。

　　〔7〕《趼囈外編·保民》，《吴趼人全集》，第八卷4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8〕《剖心記》，第一回“增感觸開卷述原因，卷孝友立身定基礎”有開頭爲皖撫恩銘辯護，認爲徐錫麟被恩銘下人剖心致祭，大是應該，合情合理等的一段話。見《吴趼人全集》，第三卷51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9〕李葭榮：《我佛山人傳》，載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0〕同〔12〕同〔13〕《趼廛詩删剩》之《清明日偕瑞崇展君宜大弟墓，用辛卯〈都中尋先兄墓〉韵》（八首）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42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1〕《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百八回最後評語，《吴趼人全集》，第二卷935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4〕〔15〕吴氏和家人游江灣所遇靈异之事，見《孝女墓》，《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58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6〕吴氏省疾乘船逆長江而上，所作《眺黄鶴樓故址》、《舟過晴川閣》、《鸚鵡洲吊禰正平》、《虎牙灘》四首詩，俱見於《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45~14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7〕《中國偵探案·凡例》，《吴趼人全集》，第七卷6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8〕《趼囈外編·開礦》，《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4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9〕《趼廛筆記·射覆》，《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1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