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佛山

　　吴趼人的故鄉——佛山，歷來有不少别稱：季華鄉、佛山渡、佛山堡、汾江鎮、粤中、禪城、禪山、大都會、大聚等等，生動而又形象地反映出中國沿海一個繁榮的工商業城市，由一個普通鄉村—渡口圩—市集—市鎮—城鎮—工商大都會發展的全過程。而正式名稱“佛山”，却是在唐代當地鄉人紀念外來宗教的一個傳説中誕生。觀念之開放，確令人意外。

　　東晋隆安二年（398），罽賓國（釋迦牟尼故鄉附近，今克什米爾）有僧人達毗耶舍法師來珠三角渡海登岸，在今天稱爲佛山的塔坡崗搭棚寮講佛經，當地父老稱聽經之地爲經堂，並爲大師建塔坡寺弘揚佛法。法師回國，遺下三尊小佛像。唐代貞觀二年（628），衆人在塔坡寺的廢墟處掘到三尊小佛像，並認爲這裏是“佛”家之山，取名爲“佛山”。這個“佛山”地名起源的傳説，正好説明瞭以外來宗教文化的融入和以“佛”來命名本地地名，是佛山人民的文化性格中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標誌。嶺南是禪的故鄉，佛山禪思尤盛，因而亦稱禪城。〔1〕

　　據最早的歷史文獻，元末從外地遷入的氏族稱此地爲“南海縣季華鄉”。明代洪武，初籍天下户口，編黄册，佛山始稱“廣州府南海縣五斗口司西淋都佛山堡”，稍後，因扺禦黄蕭養農民軍，皇帝又賜名爲“忠義鄉”。

　　佛山在明末已經逐漸形成了以冶鐵、陶業爲中心，四處商販輻輳的工商業大都會。清代在康、雍、干三朝的黄金時代，佛山以冶鐵、陶業、絲織業（棉紡業，染織業）和百貨集散四大産業爲支柱，又以物流中心輻射中外市場。以廣東省内商務而論（不包括外貿），由清初至鴉片戰争前，佛山以彈丸一小鎮，執全省之牛耳，雖謂奇迹，亦絶無夸張。在全國，佛山向與漢口、景德、朱仙共享天下四大鎮的美譽；又與北京、漢口、蘇州齊膺“天下四大聚”〔2〕的殊榮，登上了工業製造與業商如日中天的高峰。但鴉片戰争的砲火使中國慢慢地從内部産生的資本主義因素和獨立發展的可能性遽然毁滅。佛山人的後輩們包括吴趼人只能在文獻和遺址中回憶昔日的輝煌，直到20世紀最後二十年開放改革，佛山地區才大步走上現代化軌道，並成爲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之一個重要核心。

　　身居京師二十多年，剛由北至南見過世面，回到故鄉的吴趼人的父親昇福，看見佛山的繁榮規模和大都會的氣派，大吃一驚：……中央有祖廟北帝真武坐擁龜蛇，以鎮南海波濤，庇商護農。市區分二十七鋪，包括大街小巷六百餘條；專業行店二百餘家、工商店户四五千以上，人口幾萬餘家；城内十三市，城周六大圩；十二條河涌穿行環繞而過，橋樑六十多座；河道上，西北江停船鱗次櫛比，貨船與碼頭的叫喊聲，喧騰似浪，響徹雲天。而城内汾水舊檳榔街最爲人頭涌涌，摩肩接踵，熱鬧非凡。“衝天招牌，較京師猶大”〔3〕。西洋人在那裏備下二十多間房爲貨棧，外國訂單不斷，造就了嶺南市場既獨特又重要的出口商品采辦基地和加工中心。店鋪櫃檯又擺有導購導遊的《佛山街略》。這張道光十年（1830）的導遊指南，除寫出六市十二圩期和市内各坊裏貨色外，還指明：“大樹堂坊鹽場大使吴公逸兄弟，文風日盛，現今按察”；“高第坊西有花園别院，吴（榮光）舉人讀書處”；“公正坊賣蒲緞、布鞋。東往桑園吴郎中（榮光）逸居”。〔4〕 《街略》所指吴氏三處名勝，道光初年已變成遊覽景色和佛山人引以爲榮的名人居所和懷舊之地，説吴榮光事迹生前已融入佛山人文地理和風光景觀標誌，以及成爲儒林學子的精神偶像，此又一证。

　　雖説是五口通商後，市場洋布日多，洋鐵充斥，佛山漸走下坡，但還仗着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爛船還有三斤釘，支撑着佛山街道的表面繁榮。

　　樑啓超在談到家鄉特點時説過：廣東是一個“富而通”的省份。“富”是指包括他家鄉新會縣的大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發達。生活水平較他處爲高。“通”，一是指地近海洋，十三行外貿得天獨厚，與西方科學文化接觸較早，因而廣東人文性格重商，較開放而包容，得風氣之先；二是指具有開拓創新性。廣東人的姓氏宗族本來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在開拓性强、敢爲天下先這一點上和上海人極爲相似。難怪把半個中國的社會秩序、文化思想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各領風騷的康有爲、樑啓超、孫文、洪秀全的家鄉地望全在珠三角。這四個吴氏的同鄉，近代的大人物，都曾經對吴趼人的思想或實踐，甚至創作道路，産生過重大和錯綜復雜的影響。

　　以追求利潤和物流四海來説，商業和自由精神是天生的聯盟。透視這個由小小的分府同知官管轄下，只有十幾名兵丁駐守的龐大工商都會佛山，便發現佛山在清代已經形成以强大的商人和手工業者爲後盾，商紳領導爲主的民間自治組織——大魁堂（機構在祖廟）。它以市民自我管理爲宗旨，不斷堅决扺制官方干預，這是中國城市史上一道罕見而又特殊的美麗彩虹。

　　這個沿河而建的商業大都會佛山，從古到今，自由流通。四周被珠水包圍，水不揚波，空明清澈，毫無設防，陸上更連一道竹子籬笆所造的城墻都没有。這就把中國幾千年傳統城市之“城”的基本軍事攻防職能輕輕化抹去，剩下一半的“市”，却繼承了中國黄河長江兩岸一百多個姓氏宗族，從北方帶來的《東京夢華録》和《清明上河圖》式的中國民間個體商業基因和種子，以及追逐資本的自由天性。

　　其次是由上述演化而來、市民們萬衆一心頑强和不屈的自治精神。嘉慶十七年（1812）。設在祖廟的民間自治機構大魁堂把佛山義倉的控制權交由二十七鋪（相當於二十七個大於街道的社區）選舉而來的值事管理，這就大大提高了城市商人、官坤共同管理和義倉自治制度的社會透明度，受到市一致民歡迎。

　　道光四年（1824），歲饑，義倉開倉賑濟。一時謡傳倉谷被司事侵吞……，馬上全城市民馬上走出大街小巷，議論紛紛。官府乘機要把義倉收歸官府。豈知官方此舉比前事更爲激起了民情憤怒的火山爆發……。

　　“把偷米的老鼠賊抓起來！”“碩鼠，碩鼠，三歲貫汝。”連往日温順的讀書人也叫將起來。人們仿佛約定，井噴式地涌向衙前大街，冲向衙門，冲向義倉……。

　　同知衙門和巡檢司署相繼被砸……。駐佛文武四衙官員驚慌不已，束手無策。身在廣州的大魁堂值事舉人冼沂聞警立即趕回佛山鎮，站立在義倉門前的高臺，向怒衆誓言擔保：佛山義倉“如有虧短，惟冼某是問。”衆怒才逐漸平息。自此，但凡省府或兩廣總督多次重提義倉回收歸官之事，或提取義倉款項，無一不遭到以佛山商民爲後盾的民間自治機構大魁堂的堅决扺制，再由地方官代爲陳情；經過反復的較量，官方終歸順乎民意，妥協讓步。〔5〕這是中國歷代城鄉行政管理史上難得而罕見的一個進化。

　　道光十三年（1833），佛山五斗口司和黄鼎司指使佛山七市米户低報米價（全省以佛山米行價爲標準價），以扺補庫平銀與洋元的低水差價，並從中牟利。大魁堂值事們查知後，即出示公啓制止。官方恐民商起事，理虧妥協。事後大魁堂還堅决誓要與官府“理論”，顯示了佛山民間自治機構的獨立决策地位和權威力。隨着歷史發展，1905年清廷預備立憲時，佛山正式成立自治會，會員二百餘人；民國元年（1912），佛山議會成立，議長是吴趼人之祖叔吴荃選。〔6〕這是吴氏少年的故鄉和佛山文化所可能給予他的人文環境龢民間營養。

　　

　　吴昇福一家人終於在吴趼人三歲時回到了佛山吴氏大樹堂老宅，——園林式的大宅院；回到了一個小孩子可以在池塘游泳；在宅園爬樹，打鳥的快樂天堂。

　　開燈和上譜是三歲的吴趼人第一次受到吴氏家族傳統的沐浴洗禮。

　　吴氏大樹堂風光無比的時代，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隨着吴榮光的去世而逝去；高墻大宅和嘉靖皇帝親筆書寫的大門題匾——“大樹堂”，終究也遮掩不住骨子裏的窮酸。今時，吴氏家族再無五品以上顯赫之官員在朝了，這顯然是以官爲本位的上層階層家道中落頗爲重要的標誌。

　　雖然昇福官微言輕，在吴氏家族内毫無地位，但作爲男丁，吴趼人的出世和回鄉，究竟是吴榮光—尚志的一脈。於是吴氏佛山始祖吴化龍的後代各支各派都集中到栅下（今忠義路）吴家老祠堂，爲吴趼人（寶大）開燈、上譜（慶祝族譜男丁上名）……飲燈酒、猜拳和唱戲，着實熱鬧了幾天。〔7〕等待兒子的喜事和父親尚志喪事過後，昇福已經餘資無幾了，更重要的是三口之家已經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又因父執向來除了官俸，無積蓄也無田地恒産，生活更顯窘相。昇福只好等待漫長的丁憂服滿後，一個人告别妻兒，拖着孱弱的身子，在凄風冷雨中，到浙江寧波上任，做一個小小的巡檢去了。

　　

　　瘋狂的家族

　　有誰從富康人家墜入困頓的，大概可以窺見世人的面目。

　　吴趼人寫過長篇和短篇小説、散文、戲曲、曲藝、詩歌、政論、寓言、笑話、文論，甚至廣告，幾乎無所不寫。臨死前還在寫，可偏偏就没有寫過童年和少年的回憶。翻遍其幾百萬字的著作，鈎沉出來的却只有零零星星，一言半句，吉光片羽。好像兒童和少年的生活從心靈流到筆尖，光芒就停止了，消失了……爲什麽談鋒甚健，馳騁文壇十多年的吴趼人對童年、少年和故鄉的生活就那麽避忌，那麽諱莫如深？難道在内心的陰影裏潜藏着許許多多不願爲外人所知的隱痛？難道在他童年心靈上留下了斑斑點點的創傷？……這是只有吴趼人本人才能知道的一個謎。

　　情緒是氣質的特徵，但應該還是一種生理和心理復雜的、不穩定的遺傳，不然就難以解釋吴趼人六七歲時，那種近似母親膽汁質興奮型的性格。生性好動，求知慾强，常好與頑童遊玩、爬樹、惡作劇，有時搞得“調皮搗蛋” “頭破血流”。〔8〕奇怪的是，這與他早殀的哥哥壽世，三歲時就老成持重，“進退揖讓如成人”，穩重的平衡型氣質多麽的不同。吴氏這種一旦處於對立和刺激時就興奮、激情，近於偏執的性格表現，成年之後，在他那公開發表的《〈吴趼人哭〉五十七則》〔9〕的文章中，表現得更爲典型和充分。

　　就精神心理方面而言，綜觀吴趼人的一生，從兒童時期開始，就如此深深的陷入一種由於受到外界强大的壓力，而歸宿到憂患、困惑、惆悵的心理亞層的内心潜伏狀態，與自身外在機敏、好動、活潑、幽默的個性相表裏。試想，一個兒童日夜生活在潜伏着互相提防和敵視的家族世界裏，那種孤立無援的形勢，使他内心無法不産生和深藏着一種高度焦慮不安的心理和情感。

　　對心理個性的形成和發展，兒童的早期經驗通常都具有决定一生的意義；而父母和家庭的生活環境狀况對親子的深遠影響往往更是無法估量。

　　吴趼人的母親劉氏，是河北直隸宣化縣八裏村人。先是隨丈夫昇福侍奉公公（吴尚志），回到佛山不久，丈夫到寧波上任，自己便和兒子趼人、女兒曉蘭居住。吴趼人無論和母親或妹妹的感情都十分深厚，尤其是一家三口不斷受到族中“豪家”和族老的“凌夷”。吴趼人日後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專寫了一回“恣瘋狂家庭現怪狀，避險惡母子離鄉”，〔10〕來暗示由於吴氏家族的敗落以及他在童年和少年時代遭受到那些刻骨銘心，“瘋狂”和“兇險”的日子，足证吴氏曾經一門之内，甲第聯翩，群從兄弟，幾於人人有集，號稱“簪纓之族，詩禮之家”的大樹堂吴氏，已經墮落到“上帝要他滅亡，首先要他瘋狂”的境地：

　　

　　“……母親要攔時，已經攔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見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號叫子英的，不知在哪裏吃酒吃得滿臉通紅，反背着手，躄蹩着進來，向前走三步，往後退兩步的，在那裏蒙朧着一雙眼晴。一見了我，便道：“你……你……你回來了麽？幾……幾時到的？”我道：“方才到的。”子英道：“請你吃……”説時遲，那時快，他那三個字的一句話還不曾説了，忽然舉起那反背的手來，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頭便砍。我連忙一閃，春蘭在旁邊哇的一聲，哭將起來。子英道：“你……你哭，先完了你！”説着提刀撲將過去，嚇得春蘭哭喊着飛跑去了。我正要勸時，不料他立脚不穩，訇的一聲，跌倒在地，叮噹一響，那把刀已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氣，又好惱。只見他躺在地下，亂嚷起來道：“反了，反了，侄兒子打伯父了！”……我母親只氣得面白唇青，一句話也没有……我道：“伯父到底爲了什麽事情動氣？”子英道：“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輸的狠了，要見一個殺一個。……”

　　

　　引文雖長了點，可却使人足以感受到吴趼人從童年到十七歲到上海尋生活之前的日子，全家是生活在一個怎樣不斷敗落沉淪、瘋狂窳敗、腐朽的宗法大家族裏。

　　假如吴趼人那本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我”的“母親”，確實融進了作者母親劉氏的影子，那麽可以合理推測如下：

　　（一）吴氏的母親原是一個性格開朗而有主見，感情又十分豐富的北方農村婦女，常和親戚、年輕人談天説地。

　　（二）吴趼人兒時，她常講些幽默有趣的吴氏舊聞、鄉間怪事和迷信故事，這點對她兒子日後對民間文藝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可以肯定吴趼人爲了寫作而收集各種逸聞和故事的習慣，可能來自兒時聽母親説故事奇聞的早期經驗。其次，母親個性强，有主見，説話表情生動的遺傳，吴趼人幾乎全部繼承。以家庭教育而言，母親對兒子似屬於“多關心，少管束”的民主類型。家庭僅有一個小男兒，免不了有些溺愛。無論是兒童或少年時期，生活在一個互相讎視的大家族世界裏，小小的心靈是多麽需要母愛的滿足和情感上的支持。父親因爲全家的生計，遠在浙江寧波，仕從九品收雜税的小官。在吴趼人的筆下，没有多少文字記載。小孩子對於一個二三歲就離開家庭外出的父親，難能有清晰的印象。

　　（三）劉氏大概不會認字。三叔拿出她丈夫昇福在温州任上發喪時所謂開支的賬本，她根本不會看。當後來兒子告訴她叔父隱瞞了幾千兩銀，不歸還，她也不追問。從這一點看，吴趼人的母親在家族裏，是一個顧全親情、息事寧人、心存厚道的典型的傳統家庭婦女。

　　（四）吴氏大樹堂的族老以爲她手中還有昇福留下的幾千兩銀子，天天老想辦法擠她孤兒寡婦的“養命錢”，無奈一家三口只好相濡以沫，忍氣吞聲。臨了，把兒子送到上海，日夜盼望兒子早日有出息，回鄉接自己和曉蘭到上海，離開這家族黑洞——一個兇險和是非之地。

　　其實吴氏家族中人以族長老輩自居，怎樣侵吞變賣族産以至逐漸衰落的内因，吴趼人長大後並非完全一無所知，只不過自到上海見世面後，回到佛山田心裏大樹堂，目睹之下，更怵目驚心，却只能摇頭嘆氣而已。自己是族中人，長輩怎麽腐敗也是家醜，雖憎惡之極，也無可奈何。康熙年間，吴氏族内不是有兩個歹毒之人爲了錢財，買通厨子，在親父玉堂公（思九）的飯菜中下毒嗎？〔10〕究竟也是家醜，不但没有押解將人官府，並嚴禁讓族外人知道，僅開除出族了事。但是，若是破壞家族的力量來自外部社會集團的打擊，那就必然從觀念上勢成水火，視若讎敵，一生耿耿於懷。

　　咸豐四年（1854），以陳開、李文茂爲首領，以佛山、廣州爲中心的廣東天地會洪兵大起義，其勢力波及五嶺南北，粤、桂、湘、贛數省，長期控制粤桂四五十個州縣政權，鬥争長達十一年之久，終於在1865年，各地零星反抗因葉名琛率廣東官兵鎮壓而最後結束。陳開洪兵在佛山起義，達官貴人之家宅被戰火波及，位處祖廟不遠的吴氏大村堂難於幸免。這種由於家族變故，吴趼人從小便産生和認定對推翻官方統治的暴力集團的憎恨，在晚年竟成爲思想上如天塹般深刻的階級壕溝和邁不過的心理障礙。

　　吴趼人在晚年（1907年4月）所題《吴榮光手書立軸跋》一文中，曾提到他的曾祖父的金石文物和珍貴書籍、圖册的命運：  

　　

　　“道光間，先曾祖以收藏爲公卿大夫所知，尤以書名於三湘閩粤間。晚年歸裏，求書者踵相接至，避地桂林以謝之。咸豐甲寅，家廟所藏，金石圖書，均毁於兵火。至沃堯幾不復可得見。……”〔11〕

　　

　　“咸豐甲寅”是指1854年廣東天地會在太平天國武裝佔領南京的激勵下,天地會首領陳開於5月4日首先起義,佔領佛山,世稱紅（洪）兵（紅巾軍)。李文茂、陳顯良、甘先等在廣州郊區起而響應，發佈檄文，號召反清復明，整個珠江三角洲紛舉義旗，圍攻廣州，聲勢浩大。至咸豐五年（1855)一月中旬陳開才率領紅巾軍離開佛山。佛山的豪門大族包括吴氏大樹堂在這次事件中首當其衝,受到攻擊。據民國洗氏《佛山忠義鄉志·鄉事》所載：陳開義軍圍攻商業中心區，“遂放火箭，焚燒四十九條街，瓦礫相望”。大樹堂之筠清館的部分收藏和賜書樓藏書,毁於戰火。

　　一年多後,吴趼人又在宣統元年閏二月（1909年3月）所題《〈筠清館法帖〉跋》重提“家變”之事，不過説法有些不同：

　
　　先曾祖晚年萃畢生搜羅之士碑墨迹，勒爲《筠清館法帖》，藏於家，將以爲子孫垂久遠也。咸豐甲寅，紅羊劫起，家藏金石圖書，蕩佚都盡，此石（指筠清館法帖石刻）獨巍然存，謂非在天呵護之靈耶。咸同以降族漸凌夷，恒爲豪家所奪，漸至殘缺不全，舊日拓本，亦都散失，沃堯受生晚，竟未得見全璧……”〔12〕

　　這裏請注意：吴氏的金石圖書散失，除了被農民起義軍掃盪過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族漸凌夷,恒産被豪家所奪”。有時外來因素對豪家大族並不搆成致命打擊，内部之傾軋争奪祖産才造成徹底的落敗。那麽，究竟誰是“豪家”呢？吴趼人在這篇跋文的最後，添了一小段補識，其中一句説:“咸同間，此石曾入順德樑氏，經樑福草比部鎸入觀款數處。”“順德樑氏”是指原籍順德，清初時已入籍佛山鎮的大族樑氏。吴榮光之外曾祖父曾娶樑氏爲妻，吴榮光稱之爲外曾祖母樑氏何太君。吴樑兩族聯姻雖上幾代之事，但關係却頗爲密切。吴榮光在世時，吴樑兩族俱盛。因樑氏何太君高壽八十，便撰寫了祝壽之序:《誥封恭人樑母何太君八秩壽序》（見《樑氏支譜》手鈔本，存佛山博物館)。咸同以降,吴氏家族式微。“此石流入樑氏”。這句話的背後，多多少少隱藏着佛山地區兩個大家族的興衰榮辱史内中鮮爲人知、此消彼長的故事。

　　“樑福草比部”是指樑九圖，字福草。此人寫詩不錯，精築園，亦是園石覽賞家。他把聞名書法界的吴氏《筠清館法帖》石刻弄到手，高興之餘，當然忘不了在“觀款數處”鎸上幾句話，刻上樑氏印記。這些事，吴趼人回鄉時大概已聽過不少，因此，他晚年從好友、三水麥正臣處得回此家珍拓本時，發覺法帖上並無樑九圖的題款，因此，吴趼人判定：既然無樑九圖的題款“此秩獨無，以此定爲初拓本”,並最後寫上“沃堯再識”。

　　據上文分析,佛山梁氏顯然是收入《筠清館法帖》石刻的“豪家”,吴趼人也是心知已久的。但是，内情未止於此。將賜書樓、筠清館的部分金石圖書據爲己有的吴氏族内“豪家”，吴趼人恐未知全情，還蒙在鼓裏。此人正是本章以後要講到以繼承吴榮光學統自居的吴榮光侄孫吴荃選。

　　

　　愛國痛史

　　吴氏家族的愛國傳統是從第一次鴉片戰争爆發、趼人的曾祖父吴榮光休致（退休）後在故鄉領導佛山民團抗英開始的。而下面所述的吴氏家族痛史，則發生在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佔領北京，戰火給吴趼人的祖父和父親兩輩人帶來了灾難和耻辱。由於事發時吴趼人的母親劉氏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宣化外祖母處，也許是母親不想兒子的心靈受到過多的創傷，後來“講述時，言甚略”。但吴趼人長大後一直没有忘記，“及檢先君手抄日記，乃得其詳”。吴趼人痛定思痛，遂把整個遇難過程寫成一篇散文筆記《紀痛》，〔13〕以不忘雪耻之仇。

　　一直以來，中國人鴕鳥般地把頭埋在沙堆裏，做着天朝大國的美夢，英法聯軍在圓明園的一把大火把天朝最後的遮醜布燒得一干二净。一方面是眼看着落後捱打，不得不降爲學生，向西方補習科技文明；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給予這個跪着的學生的，只有刺刀下的鮮血和凌辱。

　　事情是一場悲劇：當時正值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之際。洋鬼子搶燒殺戮所波及的海淀，已無完土。吴趼人的父親昇福急忙護送祖母的靈柩出城，不料，在途中遇到一隊西洋士兵攔截，並强行用刺刀劈開棺木。昇福伏柩護棺，痛絶而嚎哭。隨後又被“西兵鳴槍四五響”，昇福嚇得急避而誤墮溝中。“污泥遍身，不復能動，自分死矣。而追者見遥望以立，吃吃笑不休。”昇福“驚且痛”，當逃扺河北宣化縣外家時，“即得痴病，惘惘如有所失者，幾達一年”。

　　這次劫難，無論從中國或者西方的道德標準衡量，都是家族和個人的奇耻大辱。從吴趼人兒時聽母親講述時心靈的震驚，到長大成名後，寫《紀痛》時的憤然命筆，雖經歲月消磨，猶銘記不忘。每逢想起，“於心猶有餘痛也。”可見童心刺激之深。才華可以隨境遇堅毅玉成，而反抗傳統則要家族數代人涉入磨難才能形成。

　　説起家庭和家族的愛國傳統，即使在前後兩次鴉片戰争，又即使在吴氏家族受陳開起義軍衝擊後，也是一如既往。若究其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到吴榮光，以至他的恩師——揚州學派的領袖阮元。只要我們翻開阮文達在任兩廣總督時對待英人多次試探入侵沿海的歷史，那嚴陣以待、堅决回擊的元帥氣勢；那處理十三行伍崇曜父子的公正嚴明，用一句話概括：“戰時嚴陣鎮英猷，閑時笑談十三經”。阮元和龔自珍同樣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批轉型的前輩人物，只不過我們多年來在思想史上仍然怠慢了他而已。

　　1857年12月12日，英法聯軍頭目額爾金和葛羅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入城，賠償“亞羅戰争”（由1857年10月23日起，以10月8日發生的亞羅號事件爲藉口，英法聯軍進攻省河和廣州城的戰争，即第二次鴉片戰争的開始）的全部損失，限期10日。24日下午，河南架起一列大砲，下最後通牒，限48小時交出廣州。葉名琛下令：敵船入内不可放砲還擊。28日聯軍攻城，越日廣州城失陷。

　　吴氏家族當時亦收集諷刺葉名琛對外戰争中的愚蠢無能，並保存有後來吴趼人亦看過或收藏的“吾家鈔本”。吴氏至上海報刊任主筆後，專門寫了一篇小品文《葉中堂樂府三章》。〔14〕下面把小品所刊當時廣州戰時民間流行的諷刺民謡迻録如下：

　　其一：

　　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點兵調將無庸議。

　　十三夷砲來攻城，十四城破無砲聲，十五無事靈不靈。

　　讖詩耶？乩筆耶？擇日耶？

　　其二：

　　夷砲攻城破，中堂書院生忽然雙泪垂，廣東人誤我。

　　廣東人誤誠有之，中堂此語無可疑；請問廣東之人

　　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

　　其三：

　　夷船夷砲環珠江，鄉紳翰林謁中堂，中堂口不道時事，

　　但講算學聲琅琅。四元玉鑒精妙極，今時文人幾人識？

　　中堂本是學問人，不作學政幾人識？

　　自吴榮光在道光末去世後，家道日漸中落，至咸同之際，吴氏一族大體上還算得上屬上流社會具有正統意識形態的大家族。但我們知道從鴉片戰争爆發，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均走下坡路，敗仗、割地、賠款，洋教、洋貨和農民起義不斷。十多年來内外的困局和敗局的現實形勢，使社會中上層地主階級的文化意識觀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收集和保存有關戰事和政局與朝廷不同政見的民謡、民調，這在“吴榮光時代”幾乎是不敢想象。正是吴氏家族保有數量衆多的“吾家鈔本”，民間流行不同政見的通俗詩歌，成爲了吴趼人回到佛山時，生動活潑、易懂易記，天然的童年政治營養品。今天翻開阿英花大半生努力所收集上下兩厚册的《鴉片戰争文學集》，和歷年廣東沿海采風者所收集的鴉片戰争時期民歌民謡（如凼凼轉，菊花圓……）就可以明白和想象，這些被社會學稱爲草根底層的俗文化，是如何通過口述和鈔本代代相傳，怎樣影響了一個吴氏的小孩；一個未來著名的晚清小説家；如何影響决定他一如既往幾十年反帝愛國的思想傾向。

　　兩次鴉片戰争的首發地，洪兵起義佛山、掃盪權貴、圍攻廣州，故鄉商業所散發的自由精神，“族漸凌夷，恒産爲豪家所奪”……這些錯綜復雜的諸多元素聚合成吴趼人童年和少年在故鄉的歷史社會背景和他所面臨的生活、生存壓力的具體家族環境。吴趼人後來到上海時，每次參加反帝運動，都顯得那麽義無反顧、全力以赴，精彩萬分，這些可以説都是他在童年的心田種下愛國主義種子的必然收穫。國讎家恨，將四代人（吴榮光、吴尚志、吴昇福、吴趼人）的近代愛國的家族傳統和社會反帝運動，匯合在吴趼人一生最多姿多彩的社會空間坐標——上海的人生大舞臺，促成了愛國主義在個人精神和歷史實踐交匯點上的統一。人生遭逢亂世，有前因如此，吴氏的壓抑内心，才會飽含濃濃的辛酸和磨難，才會隨緣擇時，在上海灘噴發而出。

　　

　　到上海去

　　在累世聚居的豪族，兒童的教育從來就不是個别家庭的私事。毫無疑問，是家族以儒家爲標準培育後代的大事情。以古老的佛山鎮兒童啓蒙而論，朱熹《蒙童需知》和《聖諭廣訓》、《四書五經》是大扺要讀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三字經》，更是老師爲學生啓蒙開筆的首本。吴趼人在他的小説《劫灰餘》曾透露過：“……還記得我從小讀書時曾經讀過《中庸》。”〔15〕

　　佛山吴榮光一脈的私塾在大樹堂“宅之西”。啓蒙老師是馮竹昆，這是一個大概像湯顯祖《牡丹亭》中陳最良式的老腐儒。吴趼人把對他兒時的印象和調皮，幽默地發揮在他朋友周桂笙所譯的《自由結婚》的評語裏〔16〕，吴氏用高超的文字描畫了一幅生動神肖的漫畫：

　　“……猶記吾束發授書時，蒙師教我讀，字未嘗識也，而師年老多咳病。吾退塾時，殊不復憶字之能識與否，而必作傴僂狀以學吾師之咳。……”

　　吴氏兒時真是聰明乖巧，模仿惟肖惟妙，不經意露出了日後成爲諷刺大師所需才能的端倪。

　　吴氏大樹堂如秋來飄下的紅葉，漸以敗落。方伯（吴榮光）家廟裏放肆的喧鬧聲，嘈雜鼎沸，以往族衆所仰望、嘉慶皇帝親題堂匾“大樹堂”所散發出的那種莊嚴肅穆氣氛，早已盪然無存。

　　道教在佛山向有勢力。吴氏大樹堂衆族中前輩，群集祠堂，正興高采烈地扶鸞。“因壇設祠中數月”，年僅五六歲的趼人也爲之吸引。諸老招手問趼人：小孩子亦有事相問嗎？答：求問終身大事。話未完，乩即盤旋而動，沙盤現出：“一古人裝，長髯岸幘，當風直立，回首却顧，衣褶鬚眉，栩栩欲活。復判二語曰：其中真妙處，盡在小桃源。”〔17〕這樣神秘而哄鬧的迷信風氣，無不彌漫在吴氏大樹堂的各房族衆之中。忽一日，趼人的曾叔祖璞完公（彌光，號樸園，榮光之三弟，1871年去世）突然臨壇，“遍斥群從之不肖者，自是衆懼，毁其壇”散去。扶鸞之事雖屬荒誕，但吴趼人竟盼有日靈驗，年過四十，仍大惑不解：爲什麽判詞一無所驗？還説什麽“不敢盡擬爲子虚也”。這群不尊的遺老和無望的遺少們，在神聖的家廟殿堂中裝神弄鬼，預示着曾經顯赫一代的吴氏家族後代，無可挽回地墮落。

　　幼年無知，老來十分當真。人生和政治悲歡之餘，又無可奈何地回到宿命中去。在吴氏思想中除了具有嶄新的洋務科技知識外，雜七雜八的迷信觀念，時隱時現，一生揮之不去。

　　這種彌漫於社會迷信的烏烟瘴氣，不止是各大家族的一群二三世祖，即使是吴趼人讀過書那間佛山最高學府——佛山書院，也免不了受到污染。趼人在《趼廛筆記·生魂》中回憶道：“吾鄉佛山書院，與海防同知署衙宇相望，肄業生中偶院中設壇扶鸞……”老族人和童子，書院與祠堂，家族和社會風氣全面敗壞，不能不説是一種社會制度面臨覆滅前的不祥之兆。這種無可逃脱和避免的死亡之兆，對少年吴趼人的心理和思想影響極深，日後雖然學習了不少西學知識，涉獵了不少西方科技著作，也算有一些科學思想，但可惜的是四十五歲短暫的一生，並未擺脱過迷信和宿命。

　　吴氏的自傳體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四十一回中，有一個先官後商的正派人物叫吴繼之，一天，他從藩臺處接來鐘山書院八百多卷生員八股文的課卷，繼之又想交給上過書院的同鄉——“我”（吴趼人化身）批閲，繼之道：“……我記得你十三歲考書院，便常常的考在五名前。”據此，吴趼人是1879年十三歲入讀佛山書院的。五年後，黄小配和康有爲的大弟子陳千秋不約而同到佛山書院就讀，並“同研兩年”。而樑啓超則遲七年（1886）才入讀。至今没有文獻證明，吴氏與三人在佛山書院裏相認識，比起後來那個做了北洋政府國務總理，亦讀過佛山書院的樑士詒，吴氏更要比他早十年。〔18〕

　　佛山書院創建於干隆八年（1743），嘉慶七年（1802）由佛山栅下鋪遷至豐寧鋪的衙旁街，更名佛山書院。光緒年間，陳梅坪爲主講人時，人才最盛。曾有一年竟有考上十五個舉人之勝績。可是，吴趼人除了上述短文回憶中，偶爾旁及一言半句外，却從不提起。這無疑是他少年時代决意對社會和家族所設計的定向人生道路的反叛。雖説這在經商成風的珠三角並不見得是驚人之舉，但是身爲豪門世族之後代，還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尤其當時正是什麽“同治中興”，而科舉制要在幾十年後才徹底壽終正寢。

　　吴氏家族的衰落、腐敗、傾軋和道德的淪喪（家族内曾發生過爲争奪父輩的財産而下毒事件），對族内弱勢支派霸道、欺凌，少年吴趼人不但耳聞目睹，更親身感受，進而對爲黑闇的社會現實遮醜的八股制藝、四書五經，漸漸産生一種反感和憎惡。他的摯友李葭榮説他“於學問無所不窺，獨不治經生家言”，〔19〕實際上是走雜學，偏愛俗文學一途。在歐風美雨的侵襲下，整個清皇朝崩潰前的19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對科舉從根本上懷疑和大膽地否定。作爲望族後裔的吴趼人，少年時對科舉道路的鄙視和日後與李伯元在上海雙雙扺制朝廷保舉經濟特科提名，反映了知識分子開始步入自由職業的領域，對“科舉——官場”幾千年人生道路模式徹底的叛離。在開始啓動社會現代化過程轉型中的新一代文人，必然會出現比吴敬梓筆下的周進和範進們更具有不可比擬的光明出路。

　　十月初，父親有信，病况益重。吴趼人壓住悲傷，决意擔起一個兒子出遠門看望父親的責任。母親叮囑兒子要到祖廟（靈應祠）卜上一簽，簽出時吴氏一看：“天昏地闇雨來急，如此風波不可行”，是下簽，心中便惶恐起來。臨了，好心的老廟祝願以上吉簽换去下簽。回到家中瞞過母親，趼人如期登舟啓航，十月十九日探父成行。

　　臉色沉重又有點焦急的吴氏少年，毅然拿着一個小藤箱第一次單獨無援出遠門。計劃先坐小艇到廣州大沙頭，再坐大渡（海船）到滬。哪知一“出虎門，即遇大風雷雨，舟幾棄，顛簸於海上者十日，二十九日扺吴淞”。〔20〕

　　19世紀80年代的上海非五口通商初開埠時可比，其幾千艘内河飛剪的氣勢與繁忙駁船轉大船的外貿規模，直令見過佛省兩地碼頭世面的吴氏少年吃了一驚。不過望父心切，無心細看。那時還没有内河船，只好再坐三天海船到寧波，哪知父親已先一個時辰去世了。趼人泪如雨注，仿如17年來所積蓄的辛酸痛楚都隨着泪水流了出來，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在七七招魂，在什麽大斂、訃帖、開弔、選靈柩種種喪事禮儀中變得如同傀儡般，行事木然。不用説應酬事事由着三叔，沸沸揚颺又進退有序，舉止有禮的忙到年底。〔21〕

　　一個滿身孝服的少年，看着沿江在空中飛舞撒落的白紙錢，前面是茫茫浩淼無際的大江，他站在船頭滿懷心事地扶着父親靈柩，要落葉歸根回到故鄉。

　　昇福臨死前曾把後事開支托付三弟（保福），這個趼人的三叔却公然把開支剩下的幾千兩銀子私吞了，事後竟然還對趼人説，是替侄兒弄個“郡佐”當當。這就是《佛山忠義鄉志》的“職官表”中，在吴寶震名下，赫然標明“江蘇補用通判正六品”的緣由。母親聽了兒子幾千兩銀子被三叔弄得不明不白，只好忍氣吞聲。趼人所面臨的困境，如同17年前父親昇福在北京時祖父尚志病死的景况一樣，一家三口（趼人和母親，還有妹妹曉蘭），生活更爲貧寒無着，族内權貴更加對孤兒寡婦相煎相逼。

　　吴趼人在他的成名作、自傳體長篇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九回的評語中，透露過書中的“九死一生”少年時離鄉别井、孤身北上的主要原因：“出門因多避族人，族人且需避之，更往何處去，所爲茫茫大地，無容身者歟？”雖然小説評語不能與歷史真實的吴趼人出走的真實原因等量齊觀，但也一語道盡了他當時主動冲出家族牢籠的另一面：在家族中備受歧視，相逼至無可容身，忍痛離家的心情。

　　由國家到家族，晚清已經演變成一個徹底墮落，到處充滿着虚僞、姦詐、腐敗、矛盾激化、危將覆滅、垂死的社會。吴趼人更是懷着飽受創傷的心靈，决然走進一個未知的陌境异域——上海。故鄉家族内人與人之間的傾軋和家境的不幸，使他過早地嘗遍了並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辛酸，從而窺見了世人的真面目。

　　大概是到了上海後，吴趼人遇上懷念故鄉之情境，内心還自然地不時回憶起童年和少年的痛苦和辛酸，對人生未來隱現出一種茫然惆悵的情緒。他的詩作本來是爲了保存“少年狀况，轉借此以得不忘焉”。但幾經删减，“僅存二三”，再經友人“選録”之後，已是十不存一。〔22〕現在所僅見提到童年時代的詩作，只剩下《趼廛詩删剩·柳絮（九首）》中的第四首〔23〕：

　　
　　　　　　身世茫茫欲化煙， 隨風吹落馬蹄邊。

　　　　　　飄零有坡憑誰訴，去往無因太可憐。

　　　　　　古驛離愁餘寂寂，章臺春色任年年。

　　　　　　兒童莫漫尋踪迹，渺渺天涯路幾千。

　　

　　細讀之下，深感“柳絮”之四的作者已經把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憶，深深地固鎖在他的精神内核。“兒童莫漫尋踪迹”，此情不忍成追憶。嗣後，吴趼人的創作文字對童年雖有零星的回憶，却也是吉光片羽，不願回首了。

　　到上海去！

　　一天早上，佛山著名的吴氏家族聚居地——大樹堂，一個“早歲食貧，岸然自异，無寒酸卑瑣之氣”，17歲的世家子弟，極度盼望冲出絶望和令人窒息的家族環境。再三深思之下，毅然决定，到上次探父路經時，生氣勃勃、熙攘喧騰，第一次能吸引自己産生過無名衝動的上海去！誠然，這是一個當時並不理解，日後却影響自己一生的前途與成就的重大抉擇。

　　自清康熙朝開始，廣州十三行壟斷對外貿易和1840年鴉片戰争後，珠江三角洲盡得外國風氣之先，但廣州和郊區連年不斷大規模的反洋人入城和反洋人租地鬥争，使洋商望而却步。

　　資本利潤的安全性驅使投資者否定了以往五口通商傳統的首選地廣州，改變了地理方向，向北90度拐了一個彎——各國的商人和資金相繼不約而同地涌向了上海。於是，這種前所未有的歷史商機，吸引了大批富有外貿經驗的粤籍人士（中國其他省份較爲缺乏此等人才），包括潮州、珠三角（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各式生意人：第一代買辦，第一代機器仔；懷有冒險精神的撈家、混血兒，西崽、通事、經紀，也包括具有一技之長的五金手作仔（手藝人），各類失意的知識分子，争飲上海灘的頭啖湯，當然也包括提供粤籍人精神享樂的粤劇和潮劇藝人……他們與各國冒險家們一道，潮水般涌入上海十裏洋場——東方冒險家樂園。

　　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吴趼人第一次探望病重父親，1883年路過時所看見的上海，究竟給他留下什麽印象。但是，當他面臨將要登上另一個陌生的人生社會舞臺時，内心必然會調動回憶，一定會自然涌起他最初的上海印象——理解與不理解的無數新鮮事物：

　　這不僅是一座正在發展的現代轉型城市，是二百年以來，資本世界和殖民者在全世界至亞洲不斷壯大的業績，也是以全球一體化經濟爲動力後盾，以新式武力爲先鋒，以理性和野蠻混合，既横冲直撞，又無處不滋潜細潤的歐風美雨；既開中國人眼界，又令人目眩的西方大潮。也造就了1883年吴氏少年到達的上海——在精神和物質形器上全面穩占“引進第一”，享有在中國各省市近代化步伐中遥遥領先的歷史驕傲：如，

　　△公共租界萬人觀賞的電力路燈；

　　△新進知識分子如饑似渴購買西書中譯本的聖地——江南製造總局的譯書館；

　　△蘇州河南岸的自來水；

　　△跨越香港—上海—海參崴—長崎的海底電纜；

　　……火輪、蒸汽機、有綫公共電話。還有柏油路、保險公司、股票公司、各式中英文報刊、報館、免費圖書館、教會學校、外資碼頭，五光十色的不夜城……

　　只有這個稱作“新干坤”的上海，才能容納“舊干坤容不得”的“海上奇人”王韜、蔣劍人、李善蘭種種的狂言狂行；

　　只有這個生動活潑、中外交匯，洋華混雜、自由競争的大千世界，才能使他——吴趼人如魚得水，吐納自如；只有這個光怪陸離、各色其式的人生舞臺，才會包容他、磨礪他、造就他，使其最後短短十幾年的文學生命，璀璨如劃過夜空的流星。

　　

　　注釋：

　　〔1〕佛山方誌辦編：《佛山史話》，22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1月版。

　　〔2〕劉獻庭：《廣陽雜記》。

　　〔3〕徐珂：《清稗類鈔》卷十四。

　　〔4〕上述多處引文俱在《佛山街略》（道光十年），載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出版社，1998年7月版。

　　〔5〕佛山商會、市民與官方争奪對佛山的控制權事，俱見一、朱雲：《粤東成案初編》，卷二十四《協囚奪犯》。二、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七《慈善志》。

　　〔6〕吴荃選材料見任百强：《佛山大樹堂〈吴氏族譜〉的新發現》，《明清小説研究》，2003年第二期。

　　〔7〕〔8〕李育中：《吴趼人生平及其著作》，《中國近代文學評林》，第二期。

　　〔9〕《吴趼人哭（五十七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0〕任百强：《佛山大樹堂〈吴氏族譜〉的新發現》、《明清小説研究》，2003年第二期。

　　〔11〕〔12〕引文俱見“吴榮光手書立軸”吴趼人邊跋和《筠清館法帖》吴趼人跋，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8頁（圖版），34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13〕《趼廛筆記·紀痛》，《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46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4〕《趼廛筆記·葉中堂樂府三章》，《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2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5〕見《劫灰餘》第一回，收入《吴趼人全集》第五卷81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6〕吴趼人評《自由結婚》（周桂笙譯），見《吴趼人全集》第九卷235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7〕俱見《趼廛筆記·扶鸞》，《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1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8〕參見丁文江、趙豐田：《樑啓超年譜長編》，方誌强：《黄世仲大傳》，鳳崗及門弟子：《民國梁燕蓀先生士詒年譜》。

　　〔19〕李葭榮：《我佛山人傳》，見魏紹昌：《吴趼人研究資料》，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0〕〔21〕《趼廛筆記·神簽》，《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17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2〕〔23〕《趼廛詩删剩·柳紫（九首）》之《自序》、九首之第四首，俱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5~126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