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客家族群的研究中，有關客家民居的專門研究成果並不多見，而且，此前國内有關傳統民居著作都局限於建築結構和雕飾藝術的表面描述，濾去文化内涵的傳統民居，可謂徒剩軀殻。本文以深圳周邊客家地區的傳統民居爲對象，從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三個維度進行人類學的考察，試圖揭示傳統民居作爲生存手段、生存策略和生存樣式的性質和功能，爲傳統民居研究提供範式和有用的分析框架。

　　一、 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依託，人們在不同的自然環境生活，不同的地形地貌、不同的氣候會産生不同的物産，從而造就不同的衣食住行樣式，産生不同的文明。從這個角度説，自然環境對民居有重要的制約作用，民居，是人們應對特定自然環境的生存手段之一。

　　（一）地形地貌

　　廣東的地形地貌可以分成四級臺地，分别由不同的族群居住。山上，是少數民族；山邊，是客家人；水邊，是廣府人；海邊，是潮汕人。清代康熙年間遷海復界後的移民潮中，一部分客家人來到深圳周邊地區，仍保持了這樣的環境選擇，分佈在觀瀾河、深圳河、龍崗河流域的丘陵、溪谷和小盆地，延襲着原有的小水源水稻耕作。自然環境不僅型塑了他們的生計，也成爲客家民居的外部環境，制約着民居的選址、朝向、規模甚至建築樣式。山脈的停駐、偎抱、朝拱，成爲民居選址的依據；河流的走向，决定選址龢民居的朝向；地形的廣窄、樣貌影響民居的規模和樣式。客家民居在具體的地形地貌中，順應自然，將周邊環境當作村落的有機組成部分，來統一規劃和統籌，人與自然的内在和諧成爲客家民居的突出追求。

　　（二）物産

　　民居的建築總是就地取材的，地區的物産决定民居的建築材料，人類早期社會的民居都有這個特點，深圳周邊的民居也是這樣。住在寶安西部海邊的沙井民居，至今還保存着蚝殻墻，抹墻、砌磚所用的也是海貝類燒成的蠣灰。住在山邊的客家人，他們建築民居的材料，木料、石料、石灰、磚瓦和乾打壘的黄泥、沙子，都是當地的産物，這些物産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客家民居的樣貌。

　　（三）氣候

　　影響深圳周邊地區民居最大的自然環境因素是氣候。

　　深圳地區近海多風，自古以來，臺風就是發生最頻繁、危害最大的灾害，伴隨着臺風往往還有暴雨洪灾，此外還有冰雹、旱灾、蟲灾等，給人們帶來重大損失：

　　《寶安縣誌》P110第一編《地理·自然灾害》：

　　“臺風是寶安縣發生最多、危害最大的灾害性天氣。據1952-1991年40年間的氣象資料統計，在此期間影響本縣的臺風共184次，其中嚴重影響的61次（嚴重影響的標準是平均風力大於8級，陣風10級，日降雨量大於80厘米）。……臺風登陸的路徑與造成危害的關係密切。源於太平洋的臺風進入南海後，分成兩條路徑登陸，其中之一向西北偏北方向推進，這一路徑對本縣危害最大；源於南海的臺風，也分兩條路徑登陸，其中之一是向北推進，在香港附近登陸，對本縣危害較大。”

　　根據有關史料，寶安歷史上較大的灾害有如下紀録：

　　《嘉慶新安縣誌校注》P512，卷之十三，灾异：

　　崇禎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颶風作，大雨，康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颶風作，海潮大溢，没屋浸禾。知縣李可成爲文祭之。拔木，毁屋、覆舟甚多。

　　順治九年七月五日，龍穴有九龍飛騰，經臣上、臣下村數裏而去。（按：疑爲龍卷風。）

　　順治十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大雨雹，屋瓦破毁，人被擊傷。

　　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雷電作，連雨七日夜乃止。

　　康熙元年，潮大溢。是年移村。

　　八年正月，海潮大溢，如元年。是年復村。

　　七月初一，有三龍，二白一黑，自西邊海起飛，至城南而去，民房椽瓦卷去甚多。

　　八月二十六日，颶風大作，民復鄉初歸，新蓋房屋盡被吹毁。

　　十年二月十一日，颶風大作，城垣、學宫、衙宇、民房吹毁甚多，牛群俱吹落海。

　　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颶風作，海潮大溢，没屋浸禾。知縣李可成爲文祭之。……

　　十六年八月二十一夜，颶風，城垣、學宫、衙宇、民房吹毁甚多，人畜多壓死。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大水，時淫雨連日，傾注治城高處山麓而泛濫汹涌，渠不能泄。亟開西、南二門放水，勢猶未滅。西南隅水深丈餘，民居盡頽塌，人民冒雨四散投生，上下汹汹。不得已乃决城垛二處消水，水勢始平，人心稍定。城西西鄉村冲决民房百餘間，皆漂流如海。西北路燕村、水貝、黄鬆崗等處，冲决土寨、民房不可勝計。居民皆昇屋上，縛竹木爲筏，浮水而渡，往往溺死。牛畜淹没甚多。城北新圍土寨，水環丈餘，居民亦皆以木筏渡水而走。北路竹村一帶，冲决亦如之。至田産冲壓崩塌，更不待言。

　　八月十五，天雨雹，如彈大。秋旱，禾稻無收。

　　四十七年，大饑。

　　干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五夜，霜厚尺餘。是年米貴。

　　二十五年八月初九，颶風。

　　二十六年八月初十，颶風。

　　三十五年閏五月，大雨。七月十三日，地震。

　　三十七年，狼虎成群，傷人甚多。

　　四十二、三兩年，大旱，米貴，人多餓死。

　　五十一年，蝗食稻。秋、冬旱，大饑。

　　五十二年，又大旱，鬥米洋銀一元，人多餓死。

　　五十六年，颶風屢作。

　　嘉慶二年，閏六月，臺風一連四作，拔樹倒房甚多。

　　九年正、二月，連雨，鹽大貴，每百斤洋銀十二員。

　　十年二月，有黑氣在前，紅氣在後，起於城西南海上，至城東北而去。暴風，飛卷路上行人，有忽高丈餘，昏迷不知人事，面如火燎者。八月朔，大雨，潦溢。

　　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日有白暈。初十、十一等日，九龍、蚝涌一帶雨雹，牛畜多被擊死。

　　十七年，邑東路蝗食稻。

　　十九年八月，雨雹。十月，大雨。

　　二十三年九月初九，大雨，潦水溢，鎮沙橋、岸皆决，沙河洞等處陂田俱被冲壓崩陷。

　　氣候對民生影響巨大，對民居建設的影響也是直接的。多雨，大風，對民居的選址，排水系統設計，都有要求。近海多風之處，民居通常都是比較矮的，屋頂粘結得特别牢固，結實的外墻也屬必須。另外，深圳周邊地區客家城堡式的建築，高高的城墻，明顯有軍事功用的考慮，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同時，對風灾的扺禦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古人在設計這些城堡式建築時，是否考慮到了這個因素，今天我們已經無從知道，但，這些高墻確確實實在有效地保護着裏面的民居。

　　二、 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與民居的關係此前人們的認識遠遠不足。需要深入的探討。

　　（一） 社會形態

　　客家人在丘陵小水源地區進行水稻耕作，争奪生存空間和生存資源的鬥争，在深圳周邊這種移民地區表現得錯綜復雜，客家人與廣府人，客家人與客家人，宗族鬥争异常激烈。土地、水源、山場、風水的争奪都成爲宗族鬥争的道火索，衝突的最後手段就是械鬥，客家人不僅崇文，還必須尚武，才能在這種社會中生存。宗族衝突勝負的最後决定因素，在冷兵器時代，往往是有效的人口群——男丁的數量。因此，擁有和維係大人口群，聚族而居，就成爲影響客家文化的關鍵因素，成爲客家人的生存策略。這種生存策略對客家民居的規模、樣式、選址、結構符號和價值訴求都有直接的影響。可以説，客家民居的樣式是作爲體現和保证這種生存策略的手段而被采取的。

　　（二） 宗族發育

　　客家民居的格局往往體現着宗族發育的程度。客家人在移民深圳周邊地區之初，由於生存鬥争的激烈，需要大人口群共同生存，往往采取好友結伴、雜姓共居方式，以便守望相助。於是，在許多大方形成了雜姓村。據統計，上世紀70年代，寶安觀瀾、龍華、石岩一帶，有70%左右的客家村莊，都是雜姓村，都是當年移民運動所致。這種雜姓村，一般來説，都難以形成統一的規劃格局，許多村落甚至没有祠堂。蕭國健先生在龍崗坪山考察，發現有不少此種案例。也有報導，極個别的地方，不同的姓氏共同建祠堂。而多數情况下，只有某一宗族充分發育，驅逐了异姓的單姓村，纔可能呈現總體統一的格局。

　　（三） 社會變遷

　　深圳周邊客家村落的民居現狀，還與遷海復界後的社會變遷有直接的關係。清康熙初的遷海，給沿海地區的居民帶來曠世浩劫，到康熙二十三年完全復界回遷，原有人口十存二三。在官府的主道下，才道致了客家人的大規模入遷。有些客家人，就直接利用原住民的住宅。於是，出現了客家人住廣府屋的情况。如寶安區石岩鎮上屋的田心村，即這種情况。後來的客家人住進了現成的廣府村，但是不敢占人家的祠堂，用一幢“三間兩廊”的房子正廳來安放祖先牌位和香火。相信這種情况不是個别。

　　（四） 治安

　　深圳周邊地區的社會治安，對民居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新安地處海隅，素多盗賊：明代有葡萄牙、倭寇，後來則有英國人。至於大量本國的海盗山寇，自宋末元初至明、清，從未安靖。以至民不聊生，紛紛出洋求生。留居本地的人民無不戰戰兢兢，只能高墻深池，百般保守。

　　《嘉慶新安縣誌校注》P518-525，卷之十三，防省誌，寇盗：

　　［明］

　　宏治六年，番彝入寇東莞所，千户袁光捕剿於岑子澳，死之。

　　正德十一年，番彝佛郎機入寇，占屯門海澳。海道汪鋐討之。

　　嘉靖十二年，海寇許折桂、温宗善入寇東莞所，千户顧晟追捕於春花洋，戰死。後海道江良材平之。……

　　三十年，海寇何亞八率彝人入寇東莞所，千户萬裏守南山煙墩，遇賊戰死。後指揮使李茂材率官兵剿之。

　　四十五年，流賊黄西喬等屠劫鄉村，總兵俞大猷討之。

　　隆慶元年，海賊曾一本入寇，官軍追剿至雷州港，守備李茂材死之。

　　四年倭寇流劫鄉村，百户吴綸率鄉兵戰死。後總兵郭□討滅之。

　　五年，倭寇攻大鵬所，舍人康壽柏御之。時所城被圍四十餘日，賊具雲梯泊城，柏呼衆堅守，有登陴者，手刃之，即碎其梯，圍乃解。當道以匾旌之。

　　萬曆八年，老萬山賊肆劫，海防同知周西尹遣兵討平。先，嘉靖己巳，賊據老萬山爲害，備倭指揮孫敖以海盗林懋舉命征之，遁去，後復聚，劫掠船隻。海防同知周西尹遣兵討之，破其穴而還。

　　天啓三年，紅毛彝闌入大船二只，帆檣蔽空，由佛堂門入泊庵下。知縣陶學修親率鄉兵持兵器，往溪西等處防守，乃去。

　　崇禎三年，艚賊李魁奇入寇，參將陳拱死之。艚寇百餘只闌入，拱督寨兵御之於佛堂門外，擒七艘，馘之。賊忿，直至南頭海。拱以兵少不能御，入城。賊因登岸，設雲梯攻城。守陴者燒大銃，斃賊首，折其梯，賊乃解去。南頭地方盡被焚劫，巡撫乃發金八百，給官兵及民之被殺者。時賊勢益熾，移泊電白蓮頭港。巡撫令拱統烏艚及寨船百餘艘出剿。拱忌同事者分功，督大船自爲前鋒，一鼓而敗，拱因死焉。

　　六年，艚賊劉香入寇，閩撫將鄭芝龍敗之。劉香乘風突入，是年二月，直泊虎頭門，殺死守銃臺兵，遂扺省河下。芝龍帥師出剿，戰於赤崗，破之，賊乃遁去。

　　七月，劉香復入寇。五月二十日，賊二百餘艘泊南頭。時總鎮鄧度兵御之，生擒數賊。賊遂揚帆，劫新會之江門。七月初三日，復入南頭。會颶風大作，我兵乘風擊之，賊敗而去。

　　八年，劉香復入寇。閩撫將鄭芝龍平之。劉香挾康、洪二道官，在船要撫。春三月，入泊城下，持道檄，索取城中炭、鐵、米、肉。知縣烏文明與士民堅守不應，每夜燃炬傳籌，相持月餘。香乃縱火城外。知縣因誓師出城救火。守備餘子高以牛酒犒師。我師奮擊，乃少却。五月會鄭兵，遇賊於田尾，剿滅之。兵死於戰者，制府熊文燦爲文，命縣令祭於南頭海濱。

　　十四年十一月，銀瓶嘴山賊入寇。賊鼓樂竪幟，直入龍躍頭村，居民震恐。報至，知縣周希曜密授方略，發兵趨剿，擒賊首綿花王等三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乃解。復命兩營、鄉兵追之。賊困山中，罕有脱者。大府題請議叙。

　　［國朝］

　　順治二年十月十五日，海寇黎國忠、徐鄭、石馬等賊兩次游移流劫。官兵、鄉勇御之，無所掠而去。

　　四年，山寇陳耀破大鵬所城，劫擄而去。賊首李萬榮據城，羅欽贊盤踞梅沙、葵涌等處，四處流劫。縣屬鄉村房屋，焚燒過半；殺男婦數萬。十一年，總鎮吴□討之，以水師不利回兵，不能成功。其後，兩賊不睦，李殺羅欽贊。至十三年，總兵黄應杰率師，以劉烘爲向道，圍李萬榮於大鵬山，三閲月，糧盡，李萬榮投撫，地方始平。

　　康熙三年八月，撫目袁四都不遵入界，潜入官富、瀝源爲巢，四出流劫。提督楊□令王遊擊統兵，兼同各營兵平之。

　　十一年九月内，臺灣巨逆李奇等率寇船流劫地方，游移蚝涌登岸，屠掠鄉村。知縣李可乘、遊擊蔡昶統集鄉勇、官兵協力擒剿。賊見勢難與敵，回奔無路，遂潜遁瀝源等山。李可城旋督兵搜捕，盡行擒殺，地方始寧。

　　十五年，海賊自惠陽入寇，所過鄉村，盡行屠掠，遂踞縣城。次年，始克恢復，民獲安堵。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黎明，海寇突入西鄉、大涌二處劫掠，至晝乃退。六月初一，賊泊白石海沙江，沿劫夏村一帶，唯鷄柏嶺一砦，力拒數日，賊百計攻陷，屠戮無遺，僅存在外者二、三人。

　　嘉慶九年，郭婆帶、鄔石二、鄭一等流劫海洋，擄掠居民，有財者勒贖，無財者迫之爲賊，聲勢日熾，大小匪船不下千餘艘，不特海面縱横，即陸地亦遭焚劫。凡濱海村落，皆設立丁壯防守。邑屏山、固戍、榕樹角、灣下等處，俱被賊圍攻，以守御嚴，乃退。

　　十三年閏五月廿一日，賊船數十，在城西海面肆劫。左翼鎮林國良率師船十九只，與賊力戰而死。

　　十四年十月内，郭婆帶等賊船數百號，泊縣屬大嶼山赤瀝角等處。知縣鄭域輪親率繒、漁各船往剿。制府百□又撥弁兵船隻數百號，把截港口，竟以風色不順，被賊當脱逃。

　　十五年，制府百□招撫海賊郭婆帶等投誠，沿海居民遂無烽烟之警，而安耕鑿之常矣。

　　其實，縣誌所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其中有官軍立功的一部分事例，被當作德政計入史册。大量的，由於官府無能而令盗寇肆虐，致使百姓經受苦難的事件，何止史記十倍！民間的譜乘對此多有記述，

　　粉嶺龍躍頭温氏族譜：

　　載萬曆十四年丙戌（1586）寇荒及萬曆十六年戊子（1588）饑荒：

　　“予鄉自洪武年初，先祖松嶺始插居龍躍頭，……至弘治、嘉靖年間，寇賊王世喬、林鳳相繼爲害。迨萬曆初年，始設立爲新安縣治，寇盗稍戢。年後，至崇禎年間，寇於海者，一曰李開奇（李魁奇）、一曰劉鄉老（劉香），艟艘過百，直犯仙城，本裏近海五、六裏者刦之，而本鄉及遠海者無憔類。爲至丙戌年，鼎革交會，如惠賊陳耀，蹂荒歸善城，黨數萬，流劫本方，西至新田、赤尾一帶，東至鹽田、大徑一帶，南至九龍、官富一帶，北至月崗屯新村一帶，村村剳營，處處是賊；環打本圍九日，不敢近圍，雖有伏地虎柴箐亦無所施之矣，賊於是乎退。迨丁亥年（順治四年，1647），寇蜂四起，大鵬所李萬榮佔據梅沙、上洞；羅欽贊蟠窠，日夜流動，村鄉皆蹻賊通透；一被擄劫，傾家勒贖，尤恐田賤無銀；救命不早，時時賊出，處處藏青；路中多伏要之賊，親朋無探訪之行。故田日荒而牛日少，所以戊子之年，谷貴於玉，人死於途；谷則五兩價，而肉則錢六價矣。百凡需物，俱大异常，所最甚者，，糖則二、三錢一鬥矣；荔枝核則七、八分銀一鬥矣。……

　　——蕭國健《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P22-23

　　《九龍竹圍蒲崗村林氏族譜》：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臺灣海寇李奇及惠州賊寇相繼侵擾香港沿海地域，新界九龍彭蒲圍被攻破，遭搶掠，房舍被毁，居民無一生還，僅外出牧牛幼童及讀書者數人得免，後來生還者重建圍村，稱蒲崗村。

　　——蕭國健《香港新界之歷史與鄉情》P87

　　《九龍竹園蒲崗村林氏族譜》：

　　公於康熙十五丙辰年，臺灣海匪攻打梓里舊圍，捉去，駛至佛堂媽祖殿前，亂風繞流不能出門。……

　　嘉慶新安縣誌載，康熙十一年九月，臺灣逆賊李奇流寇本區沿岸地帶，並於西貢蚝涌登岸，洗劫鄉村。十五年，海賊自惠陽入寇，所過鄉村，盡被劫掠。

　　——蕭國健《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P22-23

　　《大嶼山貝澳老圍村張氏族譜》：

　　……干隆五十三、四年，有一東莞太寧鄉人，姓譚名阿車，始起做海洋大盗，搶劫財物，焚巢燒□，冤尋不計，擒男爲伴，捉女爲妻，如此官不能治，……於是通鄉會議，即改立圍門，及築石圍，固以防海賊。……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八月十三日乙亥日興工，新結石圍，十六日戊寅日安門。……

　　——蕭國健《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P22-23

　　今天，深圳、東莞、香港一帶古民居的高墻厚壁，碉樓槍眼，層層門户，以至池塘窄路，都是當年先人們在亂世中艱難求生的見证，都體現着先人們的生存策略。在這些社會背景上，才能真正讀出深圳周邊地區的客家傳統民居深厚的歷史積澱！

　　三、 人文環境

　　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價值追求，有自己的符號象徵體系，有自己的文化承繼、交融和演進的歷史，每一代人，都要面臨這樣的人文環境，都要從這個環境起步，一個地方、一個族群的民居，作爲生存的一個樣式，離不開人文環境的約制。

　　（一） 文化傳統

　　在民居方面，我們無法逥避人們至今還在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風水文化傳統，這是型構傳統建築所具有的文化共境，離開了“風水”，人們對傳統建築的描述就徒剩軀殻，對傳統民居的思維、價值、符號、象徵就一無所知。

　　傳統風水文化的思維是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陰陽五行是本體論，大化論，也是達至天人合一的手段。

　　傳統民居的結構的基本符號是圓與方——即陰與陽，以客家圍龍屋爲例：

　　它的原型是《易經》的太極八卦圖，演示着混沌-陰陽-四相-八卦-六十四卦的宇宙生化過程。客家傳統民居基本的文化訴求是人口增殖。

　　圍龍屋的選擇，除了陰陽以外，還加上五行、天星、神煞等。這些方術的運用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避兇趨吉，追求興旺。

　　1.龍

　　圍龍屋選址，講求的是龍的生旺，千裏來龍，從祖山以下，蜿蜒而來，開穴起帳，入首處尤其講究五行生旺。按照山峰形狀，擬稱其形，靈物异獸，各得其宜。背後又要豐隆高大，樂山高聳。

　　2.穴

　　陽居結穴求陽和，通常都是大穴場，出陰接陽，講究背山面水，通風敞氣，面向平川，而從大環境看，又是山水環繞，藏風聚氣之所。

　　3.砂 

　　講的是環繞穴場的山脈，左右對稱，尊卑依序，求其和；又要吉方有高大、秀麗山峰，求其貴；山管人丁，按五行的原理，分出五種形狀的山峰，各有象徵，尤以文筆、官貴爲尚。

　　前山——朝山和案山講究丁、貴，以有金星、筆架、覆鐘爲佳。

　　4.水（包括井）

　　①外水

　　水是客家圍龍屋風水術中的最主要元素之一。

　　俗語有言：順水祠堂逆水地（墳）。水流决定着圍龍屋的座向，講究來吉去兇，選擇必從生旺處來，死絶處去。水管財，爲養命之源，水口講究有靈物、羅星把守，不使漏泄；水能化煞，風水術常用以冲去穢氣，水口即死絶處，通常安排廟宇，讓神明鎮壓煞氣。又講究腰帶水環繞有情，來去成三合連珠格局等。有時近處無水，也可以井爲水源，流入月池，安排水口，成三合貴格。 

　　②内水  

　　主要是放水，講究曲折有致，不能直瀉，通常都在衰敗死絶之方。

　　5.方位布局：

　　門：閩、粤兩省的客家傳統民居風水多用八宅法，把門設置在生氣、天醫、延年三吉方。門的大小、高下、進深尺寸都與座山相配，合三元紫白九星擇吉的要求。在門的建造中還有多項規定，其煩難復雜程度使一般風水先生都望而生畏，以致有“寧造十座墳，不造一道門”的説法。有的客家圍屋，甚至先造好門，再建其他部分。

　　寢室：多以八宅法安排在吉方，以得生旺之氣。

　　竈：多按三合五行安排在木氣生旺之方。

　　厠：多按八宅法安排在敗、絶、禍、害之方，起壓煞作用。

　　6.三元紫白——傳統民居一石一木都有文化

　　客家傳統民居的每一個搆造，每一個部位，每一塊石頭、磚塊，每一根木頭，每一個單位，包括長、寬、高、厚薄和數量都有嚴格的規定，合乎三元紫白的要求。而且在丈、尺之外，還加上出頭的“寸白”，以合“生”合“旺”。營造的魯班尺，有陰陽兩制，每一尺寸分都代表一定的吉凶意義，例如陽尺有“財、病、離、義、官、劫、害、本”等字，每字下面又有四個分項，各表吉凶。這種擇吉的原則貫徹到圍龍屋的所有方面，圍龍屋的一磚一石一瓦一木都有文化！

　　7.時間——協調天地人

　　時間在傳統民居的建築上屬於“天”的方面，在協調諸方因素中起最積極的作用，圍龍屋的破土動工、安門、上樑、砌竈、出火、進火、入宅都要避兇趨吉，選取黄道吉日當然不在話下，更要配合圍屋的坐山，主事的命相八字，達至和諧，取得生旺。在這些方面，“天人合一”的原則貫徹得細緻入微。

　　客家傳統民居體現的基本價值：人丁興旺，人倫教化；它的理想追求：富貴吉祥，福壽安康；這些價值和追求，體現在客家傳統民居的結構符號與象徵體系中，體現在它的裝飾符號，體現在雕塑、字畫、楹聯上。

　　客家傳統民居的文化内涵，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真正讀懂。

　　（二） 文化採借

　　在漫長的歷史中，每一個人群都不可能獨自生存，都要跟别的人群發生關係，進行交流，都要進行文化的採借，在民居文化方面也同樣如此。深圳周邊客家地區的民居的文化採借主要有兩種：一是族群採借；二是外來文化採借。

　　在客家人進入本地之前，深圳周邊地區的原住民是廣府族群，他們有自己的文化樣式，包括民居文化的樣式，客家人進入這一地區之後，有一部分直接住進了廣府人留下來的房子，上文已述；還有不少客家人與廣府人混居或鄰居，在廣府人較占優勢的地方難免借鑒對方的文化，因而，在民居上出現客家和廣府文化交融的現象，也是非常自然的。另外，深圳龍崗的一些客家民居中出現的“大鍋耳”，也可以看作客家與廣府文化交融的例证。

　　深圳周邊客家民居也有西方建築文化影響的痕迹。上文已述，由於沿海地區盗亂頻仍，不少客家人出洋謀生，他們中有些人事業有成，回故鄉蓋房子，將西方的建築風格、樣式以至建築材料都帶了進來。如龍崗的茂盛世居東南的角樓，還有不少地方的碉樓都明顯有西洋風格。

　　（三） 文化演進

　　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兵器演進對客家民居的影響。

　　深圳周邊客家在傳統社會中一直面臨兩種安全威脅：海盗侵害和宗族鬥争，折射在民居上，是軍事防禦功能的設置。

　　目前可見的深圳周邊地區客家民居的軍事防護建築有兩個類型：城堡和碉樓，也有二者結合的，有的城堡式民居，後來加建碉樓；城堡式産生在先，而碉樓式産生在後；越是年代近的建築，越偏重建碉樓，作爲軍事功能建築，明顯地與兵器的演進有關。

　　城堡式的民居，是冷兵器攻防的産物；而碉樓式民居，是輕火器時代的産物。

　　在冷兵器時代，客家民居的軍事防禦功能設置是高墻厚壁，模仿城池的設置，把民居包圍起來，居高臨下，造成易守難攻的形勢，使防守者佔有優勢，再用池塘和門前狹道限制敵方攻擊力量的展開，增加攻擊難度，有效保護自己。

　　在輕火器時代，制高點非常重要，碉樓爲此而設，遇有敵情，碉樓居高臨下，可以充分展開火力，使敵方難於靠近。因此，後期的客家民居，大量出現碉樓的設施。

　　結語

　　以上，筆者試圖從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三個制約因素對深圳周邊客家地區的傳統民居進行分析。在人類學的視野中，從自然環境的維度來看，民居是生存手段；從社會環境來看，民居是生存策略；從人文環境看，民居是文化樣式。建立這樣的分析框架，有助於對傳統民居的性質、功能和文化内涵的把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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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蕭國鈞、蕭國健《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顯朝書室出版1982年12月初版

　　4.蕭國健《香港新界之歷史與鄉情》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出版2008年6月初版

　　5.曾祥委《<周易>思維模式與客家圍龍屋風水的文化訴求》載肖文評主編《羅香林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曾祥委：廣東深圳市寶安區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