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本書——香港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黄地峒遺址的中期研究報告與讀者見面時，很可能有點駭然。因爲衆所周知，在此之前，香港地區以及香港周邊地區都未曾發現過超過距今6,000年前的文化遺址，何來一下子就冒出了一個距今約40,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在驚訝之餘，未免令人捉摸不定，引人懷疑，這種懷疑我們認爲是正常的。因爲當今社會一些不正之風已滲透到任何一個角落，連以前被大家認爲最乾净的領域——教育界和科技界也受其污染。剽竊别人的成果，弄虚作假，僞造科學成果不良之風時有發生，誰敢保证當今公佈的這麽重大的成果不屬此例？所以當此發現公佈時，引來一些疑問是不足爲奇的。但在對待這一新的發現時，我們遇到截然不同的態度。當人們（包括内行和非内行人士）知道有此發現時，都明白這是考古學上一件重大的發現，尤其在嶺南地區，特别是根本不會想到的，會在珠江口的香港沿海地區，居然冒出了這麽重要的文化遺址。它的發現將對研究我國南方舊石器文化的系統演化，對舊石器工具製造流程的研究，對這一時期嶺南地區各地域的文化交流問題的研究，甚至對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即將誕生的原始農業、家畜飼養、原始宗教和藝術以及生産類型轉化問題的研究，都能提供十分珍貴的實物材料。因爲經初步研究發現，在這個新發現的打制石器製造埸中，所有舊石器的打制技術都能看到，而且數量之多，石器類型之豐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單憑這一點，稍有一點考古專業知識的人都會意識到這個發現的分量。所以絶大多數的考古同行都爲這一重大考古發現而歡欣鼓舞，拍手叫好。不過令人費解的是，有個别人他不是對這一發現有疑問，而是好象遇到瘟疫一樣對此發現深感不安，甚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職權，千方百計地否定這一重大考古發現的公佈和阻止繼續深入發掘和研究下去。這種作法十分令人不解和懷疑，使人不禁要問這些人想干什麽？爲了能讓讀者更客觀地瞭解這種現象，我們在此中期研究報告與讀者見面之前，只能如實地把這個重大發現全過程公佈於衆，以正視聽。

　　事情要從2003年説起，2003年冬的某一天，畢業於中山大學人類學係考古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現在香港某工程顧問公司任高級環境顧問的吴偉鴻先生，當時他還是香港考古學會的副主席，帶着幾件石器標本去拜訪以前教他舊石器時代考古學課程的張鎮洪老師。師生多時不見面，一見面交談甚歡，直到交談將要結束時，吴偉鴻先生不好意思地把帶來的幾件石器標本從背包裏拿出來，請張老師幫忙看看，當時他本人並没説是人工打制石器，只是作爲懷疑品帶來了。張老師接過標本一看，神情馬上緊張起來，再仔細看一遍後，馬上就問吴偉鴻先生是從什麽地方得來的。吴先生覺得老師問得有點緊迫，於是反問張老師一句説：“老師覺得這幾件標本是否是人工打制的？”張老師肯定地回答“不錯，而且相當典型”。接着老師連續提了幾個問題，問具體地點在哪裏？堆積面積多大？厚薄情况如何？周邊生態環境情况如何？吴偉鴻先生一一作了回答。但由於事先不敢確定一定是人工打制石器，怕老師説自己學了半天，真假都分不清，所以第一次只帶來了少數幾件標本來。經老師看過後，肯定的成分多了許多，加上老師問及的一系列問題也不十分清楚，爲了慎重起見，按照老師的建議，返回香港後，吴先生在百忙之中，再次抽空和他的大學時代的學長黄虎先生，一同重返第一次釣魚時發現打制石器的海灣，仔細地作了一些調查。在一個多月後，把調查中采集到的各種類型石製品再一次帶到廣州中山大學去，讓張老師再次仔細鑒定，同時把這批人工打制石器大約分佈的範圍和地層堆積的狀况以及周邊的自然環境都作了較爲詳細的介紹，根據吴偉鴻先生送來的石制標本和他介紹的各方面情况，張老師初步確定兩點：1.這批標本的確是人工打制石器，絶大多數是石片石器，而且加工技術水平比較高，石製品種類相當豐富。加上當時還未發現任何刃部磨光和通體磨光的石製品，也無陶片共存。所以認爲屬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可能性很大，十分重要。2.根據這批石製品的分佈情况和數量之多，以及現場存在不少大的臺狀石核，所以認爲此遺址可能是一個石器加工場。值得進一步的調查和試掘。於是張老師建議吴偉鴻先生回到香港後，馬上與當時的香港考古學會朱敏初主席及全體執委商量，是否可以向香港特區政府康文署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申請執照，利用特區政府每年批給香港考古學會的十五萬元活動經費作爲首次調查試掘經費，同時考古學會的會員也可直接參與到這一活動中來不是很好嗎？這樣一來既不違反香港考古學會活動經費的使用原則，而且又不用等待專門經費的申請要很長時間，若果調查和試掘結果的確證明該遺址是一個有價值的文化遺址時，我們再給特區政府打報告，正式申請專門經費也不遲。這一建議很快得到香港考古學會領導層的支持。於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香港考古學會和當時的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現稱爲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兩個單位協商組建了一個聯合考古隊，並簽下一個合同。合同規定這個聯合考古隊的領隊由該遺址的發現者之一，當時任香港考古學會副主席的吴偉鴻先生擔任，並請張鎮洪教授擔任聯合發掘隊的首席顧問，計劃上報到古蹟辦處，不久得到了同意，於是調查和試掘準備工作馬上行動起來。香港考古學會不僅在後勤設備上密鑼緊鼓地在作準備，而且立即爲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參加黄地峒遺址調查和試掘的成員，辦理赴港的通行证手續。不到二個月時間，一切籌備工作就緒，於2004年11月29日，聯合考古隊全體成員集中到榕樹澳村去，開始了調查和試掘工作，根據整個計劃的要求，全隊首選投入圍遶着遺址周邊5平方公里範圍的調查，從地理位置、地層出露情况和地質結構、生態環境、海岸綫變遷等情况進行較爲詳細的調查。兵分幾路，詳細記録，根據地質圖反復核實，進行必要的採樣觀察及對比研究，回到住地後及時進行交流討論。經過近一個星期的大面積調查後，有幾點情况是瞭解清楚的。1.在5平方公里範圍内（南起榕樹澳、北到荔枝莊、東到黄地峒東麓、西到企嶺下海西岸的井頭村一帶），有多處的凝灰岩出露，其分佈呈三條帶狀的露頭，其海拔高度分别是27米—35米、45米—50米、最高一條帶可達80多米。經調查證實只有現黄峒洞遺址對上約35米處的凝灰岩有被開採的痕迹，因爲在此凝灰岩脚下平臺上堆有1.5米厚的凝灰岩大小岩塊和石屑稜角礫狀的碎片，還有一些石製品毛坯、半成品、殘品等。證明古人類在開采石料之時還就地取材進行加工石製品，其餘各處的凝灰岩出露處未見被開採的迹象。2.黄地峒一帶的基岩是泥岩和砂岩由於受多次（起碼三次）的海浸海退的影響而出露一些海蝕平臺。3.確定類似黄地峒這一類型遺址。在這5平方公里範圍内只有黄地峒一處，而黄地峒遺址、東邊背靠山，此地面向企嶺下海，如果以T4爲中心綫，南邊可達180米，北邊可達170米，即從鰲魚頭一直到深涌的渡輪碼頭。東西寬可見者已達50米，在海灘上被水淹的距離則難於確定。大約估算一下，該遺址的核心面積約有3,500平方米。4.在黄地峒遺址對面企嶺下海的西岸，在井頭村一帶發現有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物。由於在井頭村未深入鑽探，更早期的文化遺物暫時未發現。但從地形、地貌觀察結果來看，在此發現更早期的文化遺物和遺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大面積踏勘完成後，我們馬上開始了在出露石製品最密集的區域内挖掘了5個探方（T1—T5），T1—T2開在石料場正對的潮間帶上，T3—T4開在石料場對下海拔10米—12米高的山坡小平臺上；T5則開在距T4約40米東南邊的山坡上，同時在T5周邊，每隔5米鑽一探孔，共鑽了4個探孔。T5開挖下去不到1米已見基岩，而4個探孔最深的可鑽到1.2米便見基岩，餘者在0.4米至1米區間不等。但都没發現任何文化遺物。後來再仔細觀察，圍遶着T5周邊的約225平方米的範圍内，其傾斜度較小，並稍有凹陷，象一淺窩，經與郊野公園管理部門聯繫，瞭解到在修築臨海小路時，曾經在此附近挖採過山坡上的泥土作爲臨海小路的基礎，所以留下我們上述所觀察到的情况。故此，我們就决定不在此範圍内布方進行試掘，而集中力量在T1—T4範圍内進行試掘，2004年試掘，發現的出土石製品共3,261件。如果連地表采集者算在内則有6,000件，而且我們還分别給各種測試項目採了土樣，帶回中山大學物理係全國重點實驗室—激光實驗室進行年代測定，以及將另一批土樣送到中山大學地環係孢粉室進行生態環境方面的各項測試。其結果就是我們已經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人類學學報》第25巻第1期中發表的數據。光釋光測年結果主要文化層的年代是距今6800±600—39000±1320年，基本上和我們在測年數據未出來前，根據地層堆積情况和器物形態特徵、種類以及加工技術水平的估計，該遺址年代的跨度距今約6,000年至40,000區間的結果是一致的。

　　當時根據香港在回歸前和回歸後，對田野工作中的每次考古發現所采取的處理慣例，一般都及時舉行記者招待會，把工作成果及時向香港普羅大衆公佈出去，那怕是發現少數幾件文物也要這樣做，以示香港歷史的悠久和文化沉澱的豐厚，證明並非屬於文化沙漠之地，尤其是對於一些時代比較早、比較重要的新發現更是如此。但當我們向香港特區政府主管文物考古業務的古蹟辦提出要舉行一個新聞發佈會時，古蹟辦負責文物考古工作的孫德榮館長，就以慎重爲由，不同意我們在試掘完成後舉行新聞發佈會，爲什麽要慎重？他認爲這個發現對於香港來説是不可能的。因爲以往香港的一切考古發現都没有超過距今6,000年前，加上上世紀80年代内地一位較爲資深的地質學者李平日先生，在他寫的一本著作中認爲珠江三角洲成陸的時間是在一萬年内發生的事，於是被一些考古工作者誤認爲，包括香港、澳門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在一萬年前不可能有人類的活動（原作者認爲，這純碎是一種誤解），所以黄地峒遺址的發現不可能屬於舊石器時代的，只能屬於新石器時代的産物。但在已被發現的近6,000多件的石製品中居然没有一件磨光石器，連刃部磨光的石製品也没有，而且具有新石器時代特點的器物和陶片都没有。後來北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位學者聲稱在全部出土的共約一萬件的石製品中，他發現了兩件具有刃部磨光痕迹的石器（其實這是大面積調查時，我們在距離遺址範圍外一公里處的地面上采集到的）。這怎麽能和黄地峒遺址扯上關係呢？所以非常費解。後來聯合發掘隊的成員又從海浸海退所引起的海平面昇降對整個黄地峒遺址可能造成的影響角度來探討，結果證明在距今一萬年以後，這個石器加工場已基本難於再被利用。研究結果認爲，也就是在距今40,000年前至10,000年以前這一期間，黄地峒地區被古人類利用的可能性才真正存在。超過這段時間後，由於海平面的上昇，石器加工場只剩下山坡這一小部分出露。這一小部分出露，開采石料還勉强可以，作爲加工場就不可能了。這種結果和年代測定的結果也是一致的（詳細情况可看海平面變遷一節）。

　　但是在此時候，古蹟辦又給我們傳來另一個看法，説有人認爲我們試掘的測年採樣不科學。因爲我們爲了携帶和送樣方便，把從發掘現埸採的測試樣本拿回到我們的發掘隊住地榕樹澳，在暗房裏用地質隊常用的漂選法，把樣本濃縮，他們認爲這種做法對測年有影響、不科學，所以測出來的年代不可信。鑒於此，這個發現更不能對外公佈。此外，謡言散佈更不止這些，有些人認爲，既然是一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爲什麽不找一位專門搞舊石器文化的人負責發掘現場的發掘工作？這種講法我們認爲太外行了。史前遺址（包括新、舊石器文化遺址），田野考古發掘的要求基本是一樣的，善長於新石器文化遺址田野發掘工作的學者，在進行舊石器文化遺址的發掘時，只要按舊石器文化遺址個别特殊要求去做外，其餘做法都是一樣的。何况黄地峒聯合發掘隊中長期從事舊石器文化研究的人不止一個人，而且他們發掘過的舊石器文化遺址在國内從北到南不下十個之多，有他作爲發掘隊首席顧問，又何愁會出大差錯呢？所以這些言論使我們深感疑惑。在這種情况下，聯合考古隊全體成員再三考慮，爲了顧全大局和進一步把原因瞭解清楚，决定暫時不舉行新聞發佈會，對外公佈此重大發現。同時進一步仔細檢查本身工作的不足之處，作出如下决定：首先，開始作調查和試掘的全面整理工作，編寫試掘簡報。其次，廣泛邀請各有關方面的專業人員（包括港區和内地的）前來香港觀看黄地峒出土的石器標本和發掘遺址現場。其三，盡快把各項測試樣本送達測試單位進行測試。其四，與原香港考古學會主席朱敏初先生商量，决定邀請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專門從事舊石器文化研究的研究員、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張森水先生前來香港考察黄地峒遺址及其鑒定出土的石器標本，並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指導意見。後來，在香港考古學會主席朱敏初先生的正式邀請下，張森水先生於2005年2月20日到港，入住榕樹澳，用了五天時間，把試掘和調查期間發現的全部石製品觀察了一遍，並四次考察了發掘現場，觀察了出石製品的地層并親自爬上很陡的約60度山坡上乃至基岩露頭，實地考察石料來源――凝灰岩的出露和開採情况。在此期間，也曾與聯合發掘隊的成員，進行過意見的交流，並參加了由香港考古學會召開的關於黄地峒遺址的座談會，在會上，張森水研究員對黄地峒遺址的調查、試掘工作，發表了幾點觀感：第一點，認爲這次黄地峒遺址的考古調查和試掘，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工作起點高，取得良好效果。第二點，把黄地峒遺址性質定爲石製品製造場準確無誤。第三點，這一發現是近十年來嶺南史前考古的重要發現。第四點，在當時光釋光測年還没有出結果時，根據石器類型和舊石器加工技術屬模式Ⅰ，再加上遺址的地貌和地層，他贊成張鎮洪教授提出暫定爲舊石器時代晚期。

　　在座談會上，張森水研究員再三建議，由於這個發現十分重要，希望聯合發掘隊繼續努力把發掘工作進行到底。在座談會上朱主席也很客觀地介紹説，此會主要是讓大家看看出土的石器標本和聽聽大家的意見，特别是想聆聽一下張森水研究員的看法。在座談會上，大家暢所欲言，也有人提到上面的謡傳，我們一一作了回答，並告知大家，爲了所謂慎重起見，在絶對年齡測試結果未出來之前，請新聞媒體暫時不予報導。當時古蹟辦的孫德榮先生也在埸，按理都能清楚地聽到張森水先生和大家談到的意見，爲什麽後來他會那樣做，我們就難於理解了。

　　由於張森水研究員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更加證明黄地峒遺址聯合考古隊經過首期調查和試掘後，所得出的初步結論是正確的，這大大地加强了考古隊全體成員的信心，在2005年春節過後，在張森水先生的建議下，聯合考古隊做了兩件事，第一，馬上組織全隊的力量分工對調查和試掘的標本和資料加工整理及研究，盡快地完成黄地峒遺址的試掘報告。第二，根據自己的總結和同行們對我們第一期工作的意見，嶺南考古研究中心與香港考古學會領導層商量，决定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期間舉行黄地峒遺址第一期正式發掘。按上述的計劃，由香港考古學會代表向古蹟辦提出申請發掘執照，並得到批準，但發掘經費仍然利用特區政府批給香港考古學會每年基本固定的活動經費15萬元港幣。古蹟辦没有批給專項經費。在發掘隊全體成員的努力下，在香港考古學會全體會員的支持和參與下，《香港深涌黄地峒遺址試掘簡報》很快地完成，并發表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人類學學報》第25卷，第1期上（2006年2月）。黄地峒遺址第一期正式發掘經過密鑼緊鼓的準備後也按期舉行，爲了使這期的發掘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和科學性，聯合發掘隊向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提出請求，希望能派出張森水先生來擔任聯合發掘隊的首席顧問，指導我們的第一次正式發掘，所業務高星副所長欣然同意，張森水先生也高興地接受我們的邀請，因此，按照計劃，張森水先生從頭到尾都在黄地峒遺址工地和大家一起工作，而且天天如此，整個發掘計劃從制定到具體實施過程他都積極給予指導，並在現場親力親爲地進行各種石製品加工技術的試驗以求得更多的信息。另方面，我們根據古蹟辦提出的各種測試樣品的要求，用不銹鋼管作爲載體來進行採樣，發掘過程中的測量和拍照以及繪圖，都按高要求來進行（詳細介紹在第二章文化地層部分）。在發掘過程中，我們歡迎同行來參觀指導，期間曾多次邀請古蹟辦有關領導來檢查指導工作。也多次邀請香港高校有關同仁前來交流經驗。國内的考古同行，來港進行學術交流者，也有前來參觀指導的。對此我們都表示了積極的態度和無限歡迎。來參觀指導者中不少人對我們的工作加以充分的肯定，與此同時也誠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至進行熱烈的學術交流，這些活動無形中對促進黄地峒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有着十分積極的意義，雖然香港政府相關部門主管公僕對此項工作持不積極的態度，但是我們保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踏踏實實地做好每一項工作。在第一次正式發掘進行了一個月後，出土的石製品更多，連采集到的標本算在内已接近一萬件，可惜由於經費即將用完而被迫完成兩個探方後，其餘探方全部暫停。我們把情况即時報告給古蹟辦，但主管負責人毫無反應。其實發掘工作進行到這個時候，出土的文物和遺址中觀察到的各種因素，與上一年試掘時所得的初步結論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按理主管者也應多少改變初衷，積極協作把事情處理好才是，但結果令人十分失望。直到第一次正式發掘行將結束之際，出於慎重起見，我們把黄地峒遺址從發現到調查試掘，以及第一期正式發掘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都給中科院專管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業務副所長、專門從事舊石器文化研究的高星研究員和全國著名的古人類學家吴新智院士作了詳細介紹。並由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出面誠邀他們在百忙之中，抽空親臨香港黄地洞遺址現場參觀指導，結果吴院士和高博士欣然答應前來。

　　吴新智院士和高星研究員的到來，對聯合發掘隊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兩位先生的學術水平高，經驗十分豐富。態度認真，學風嚴謹，他們不僅聽介紹，更多時間是看出土的實物和遺址現場的發掘工作，同時利用休息時間找參加發掘工作的成員交談，深入瞭解情况，他們也主動地和古蹟辦及香港考古學會其他人接觸，以此瞭解到更全面的情况。聯合發掘隊内部成員也曾經利用工作之餘坐下來互相交换看法，對自己的發掘工作進行客觀的評估，對周邊反映的意見，心平氣和地加以分析，最後只有一點大家最無法解釋的是，古蹟辦主管考古工作的公僕爲什麽對待黄地峒遺址發現的態度不是高興而是懼怕，好像怕傳染病似的。不讓古蹟辦搞考古的成員到遺址工地來過問一下工作。連調查、試掘和第一次正式發掘加起來差不多近三個月長，他一共只來過三次，最後一次還是在新聞發佈會後的第三天陪吴志華總館長一起來的。頭兩次都是他自己一個人來的。我們在調查和試掘開始了不久，曾通過我們的領隊吴偉鴻先生代表聯合考古隊向古蹟辦提出，希望能給我們派一個聯絡員，以便加强互相溝通，但得到的回答是古蹟辦工作忙派不出人來。根據我們多次（11次）應邀來香港特區進行考古田野工作的經驗知道，只要是古蹟辦主管的考古田野工作，不管工程多大也不管工作時間長短，都會把每個遺址的發現及時向上級主管領導匯報和在現場召開新聞發佈會，給全港市民有一個正式的交待，因爲我們每個田野考古工作，所花的經費都是香港納税人的錢，作爲花錢人的我們，不能花了就算了，花了有何結果都應和以往各次工作一樣，應向社會公佈，一般的發現都要公佈，何况像西貢深涌黄地峒如此重大的發現，更應及時向社會公佈出去，古蹟辦主管考古工作的孫德榮先生以所謂“慎重”爲名，而不同意及時把這個重大發現公佈出去，頭一年調查和試掘完成後，由於不少工作還未有結果，提出大家慎重些爲好，這種提法我們大家都接受了，而且爲盡早把重大發現公佈出去而把各項研究工作做好，當調查和試掘的研究簡報完成後，並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人類學學報》發表，加上第一期正式發掘取得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後，聯合考古隊委托領隊吴偉鴻先生再一次和孫德榮先生聯繫，希望古蹟辦出面主持召開新聞發佈會，把發現黄地峒遺址這一重大發現向全港市民公佈，因爲我們覺得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後才公佈出去，和過去香港所有的田野考古工作向外宣布新發現的一貫作法已經超出尋常的慣例。但我們這樣的請求，也没得到同意，我們得到的回答是，要舉行新聞發佈會你們聯合考古隊自己去召開，古蹟辦不會派任何人來參加，這個回答明白人一聽就知道，古蹟辦是不贊成聯合考古隊的做法的，問及理由還是一句話：“爲慎重起見”。在這種情况下，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們已經掌握了近萬件實物標本，而且對遺址的範圍、性質和年代、周圍生態環境的各種的因素變化都已經有基本的認識情况下，有什麽不能對外公佈的？我們知道以往的公佈也不是等所有問題都解决後才公佈的，况且，中科院幾位老先生也認爲，公佈出去便於所有人對我們工作的監督，只有好處，並無壞處，有什麽可怕的？由此可見，這種所謂“慎重起見”並不是真正的理由，而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和企圖。

　　聯合考古隊全體成員考慮再三，抱着對工作負責的態度，不管這個遺址是舊石器時代的還是别的時代的，我們都認爲應該向特區政府、香港市民大衆公佈此發現，哪怕鑒定錯了也要這樣做才對。科學研究不可能一下子什麽都弄明白的，而應該公佈出來，讓大家都來關心這一發現，支持繼續把發掘和研究工作做好。出於這一目的，聯合考古隊决定於2006年1月4日，在離遺址不很遠的香港西貢鄉事委員會辦公大樓會議室舉行首次黄地峒遺址發現新聞發佈會，向全港新聞媒體公佈了這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整個發現過程和經過兩年來調查、試掘及第一次正式發掘後所取得的成果。在發佈會上既講到了這個文化遺址的重要性，由於它的發現，把香港地區的人類歷史從距今六千年左右提前到距今約四萬年左右（詳細數據可看第五章年代測定結果部分）。證明香港地區的文化産生和存在的時間不僅限於一萬年以内的事情，而是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四萬年前就已有人類在此生息繁衍，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香港的遠古文化，有力反駁了過去有人認爲香港地區僅有約六千年曆史的文化沙漠地帶的錯誤看法。在科學上更爲重要，黄地峒遺址的發現，出土如此多的人工打制的石製品，而且這是一套全新的文化類型，這爲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系統演化，提供了大批珍貴的研究實证，也爲現代中國人的起源以及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實物證據。因爲最新的分子人類學（DNA）研究成果告知我們，現代中國人的形成就在距今約四萬年時期，中心地區正是廣東地區，而迄今爲止，能證明四萬年前人類在這一個中心地區生存和具有相當規模的文化遺址，也就只有深涌黄地峒遺址一個，由此可見，其重要性有多大，其科學價值有多大就不言而喻了。黄地峒遺址的發現是值得慶賀的，香港人也應爲此而感到驕傲，因爲這個遺址是由香港兩位普通的考古工作者發現的，他們就是吴偉鴻和黄虎先生。他們本科畢業於臺大人類學係，回到香港後，黄虎先生雖然不干考古工作了，而吴偉鴻先生則在環評公司中繼續搞考古，但他們對考古工作都十分熱愛，也經常關心香港地區的考古工作信息，尤其是吴偉鴻先生，一直工作在田野考古第一綫，因此在工作之餘，在海邊遊玩的時候也對周圍的迹象給予注意，無意之中就發現了這麽重要的文化遺址。一些人認爲這是偶然的碰上了好運氣，但我們認爲這是敬業者對專業執着追求的結果。只要有機會就會從偶然的機會變成必然的結果。我們其他專門從事專業教學和研究的專家教授，包括直接參與工作和指導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我國當今從事舊石器文化研究的掌門人張森水研究員、還有不遠千裏前來現埸指導的，也是專門從事舊石器文化研究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業務副所長高星研究員，以及作爲聯合考古隊成員的張鎮洪教授、邱立誠研究員、曾騏教授、鄭卓教授、譚惠忠高級工程師、王宏副教授、加上香港考古學會以朱敏初主席爲首的執委們，都一直認爲我們並不是直接的發現者，我們是一班協助發現者把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加以驗证的義務工作者，我們只能起到緑葉傍紅花的作用。這是我們這班學者的心態。我們都尊重和敬佩兩位發現者，大家没有因爲發現者不是來自資深或大名鼎鼎的專家而感到不舒服或對他們有所歧視，相反被他們的敬業精神深深地感動。

　　您們還不知道，在調查和試掘進入高峰期的時候，遺址發現者中之一的吴偉鴻先生正逢愛妻病重住院期間，家中還有一個正在讀中三的小兒子需要他關照。家中老人一來年紀大，二來又不住在一起，怎經得起來回奔波勞累？在這種情况下，吴偉鴻先生並没有因此而中止黄地峒遺址的調查、試掘工作，更没有告訴聯合考古隊任何一個人，只見他不辭勞苦，大老遠地奔跑於屯門和西貢榕樹澳之間。經常將近天黑時才急急忙忙趕撘深涌至馬尿水碼頭最後一班渡輪經沙田坐車回家。我們有時也覺得奇怪，當問起他時，他只輕描淡寫地説一句，他太太近來不太舒服。這樣我們也不多問了。其實，此時他太太已住院做肺癌切除手術兩次了，病情已進入晚期，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第一次正式發掘開始的時候，他一直在完成試掘研究報告的編寫外，還全力爲來年（2006年）的第一期正式發掘作一切的準備，直到他辦理完他太太的後事時，我們才知道整個事情的經過。當時聯合發掘隊全體成員，特别是我們這些來自内地的成員，都低頭不語，心中大有虧疚之感，一時什麽話語都説不出來，只拍拍吴偉鴻先生的肩頭説聲請多多保重。後來連北京來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張森水研究員、高星博士等人知道此事後，深爲震驚和感動。吴新智院士説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話，他説：“在革命年代，爲國家作出偉大貢獻的優秀革命者在大是大非面前也不外如此。難得是在和平時期裏，一名普通的學者，居然能作出如此感人之舉措，真可稱之爲偉大！而且事情發生在香港特區，更值得我們學習。”後來當吴偉鴻先生爲太太辦完喪事後，大家曾勸他稍爲休息一下，不要再上工地來了，順便把家務事也處理一下。但他没作多日的休息，只把家裏的事情稍作安排後就馬上回到發掘工地繼續積極地投入發掘工作。作爲聯合發掘隊的領隊，真正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精神非常可嘉！上述的經歷和感受，在新聞發佈會上，張鎮洪教授受聯合發掘隊同仁的委托，曾動情地作了簡要的介紹，他最後感動地説，這是一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體現，我們應該向他學習，並加以發揚光大！

　　本來新聞發佈會開過後，我們認爲事情應該告一段落，因爲我們的工作對政府、對人民、對自己都有了一個交待。盡管我們的工作遠没有結束，但没有經費你又能幹什麽？我們在無奈之餘，心裏覺得有愧疚的是，兩年來都把特區政府每年給香港考古學會的活動經費共三十萬元全花了，而没有從古蹟辦那裏得到一分錢。

　　在新聞發佈會開過的第二天，全港的大部分新聞媒體對此作了不同程度的報導。過後的第三天，古蹟辦的執行秘書吴志華總館長由孫德榮館長陪同，親臨聯合發掘隊住地榕樹澳村拜訪了我們，吴志華總館長首先轉達了上級首長對黄地峒遺址發現的重視，認爲這是一項重要的發現，意義重大，希望我們繼續努力，盡快制定出一份繼續發掘和研究的詳細計劃，交到古蹟辦去，並對北京中科院吴新智院士等人的光臨表示歡迎和感謝，也對發掘隊全體成員的生活表示關懷。對此全隊成員都非常激動，十分感謝特區政府上級部門領導的關懷和支持。隨後，我們全隊成員立即召開會議，討論落實上級領導的指示，馬上分工决定，一邊進行第一次發掘出土文物的資料整理和初步研究，一邊組織力量編寫繼續做好黄地峒遺址工作的計劃。

　　在春節過後不久，於2007年 2月20日，在香港九龍公園，原歷史博物館舊址裏（現稱爲文物探知館）曾由孫德榮館長主持召開一次與香港考古學會執委對話會，會上，張鎮洪教授代表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參與黄地峒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人員發表一個書面意見書，名字是《我們的表態》，其中有一點就是説，對於黄地峒遺址的工作，我們這個聯合發掘隊並没有長期做下去的想法，我們只希望特區政府主管考古的部門能撥款支持我們，把第一次正式發掘中已開了方，作了一半的探方繼續挖到底，完成這一任務就可以。因爲開方挖了一半而没有完成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作法，考古界從古到今極爲少見，我們不能這樣做。考古界同行也不會同意我們這樣。完成此任務後，我們可以比較完整地給香港特區政府和廣大普羅大衆有一個更完整的交待。在對話會上，古跡辦提出要求，要在已回填的T4探方挖取土壤作光釋光測年之用，我們認爲這樣取樣，會影響測年的準確性，而且這樣作法有違正常考古的作法。因此，不同意古跡辦重開挖T4探方回填土取樣。會上我們建議古跡辦可在T4探方旁邊留一隔樑然後另開挖一個新探方取樣，這樣取得的土樣更爲科學、純潔，不受回填土的污染，測年的準確性可大大提高。但古跡辦在2008年5月不顧我們的反對，仍然開挖已回填的T4探方取土壤作光釋光測年。不過結果仍然在我們所測得的數據範圍内。

　　在根據吴志華總館長轉達的上級首長指示，2006年春節過後不久，以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和香港考古學會名義作好的計劃書。就由發掘隊領隊吴偉鴻先生親自送給孫德榮館長。在討論下一步工作的過程中（在計劃中也清楚地表明），大家一致表示下來繼續發掘和研究都不能再佔用香港考古學會每年的活動經費，應該向政府申請正式的項目經費，這是第一决定。第二個决定是，爲了保证黄地峒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的質量，使其水平更高，我們當着吴新智院士和業務副所長高星愽士的面誠懇地提出，希望所裏能同意讓張森水研究員作我們的首席顧問，繼續指導下來的發掘研究工作，對此吴院士和高副所長都表示樂意接受，並提出只要工作需要，研究所裏都能給予大力支持，同時建議進一步加强多學科的參與，以此來加深研究成果的廣度和深度，我們對這建議也給予充分的認同。第三個决定是，下來的工作仍要保留這一團隊，考古隊的領隊仍由吴偉鴻先生擔任，其他人員仍繼續負責原來的工作，只是在此基礎上把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力量加進來。更有利於工作的開展。第四點要表明的是，大家認爲黄地峒遺址面積這麽大，内容這麽豐富，一個考古發掘隊要包起來是不現實的，古蹟辦從需要出發，另外多請些考古隊參與也是正常的，這是集思廣益的作法，没什麽不好。個别人造謡説我們想壟斷此遺址的發掘研究工作，這是别有用心和不負責任的講法。可惜我們的工作計劃交到古蹟辦孫館長手上，到目前爲止仍未有回復，什麽原因？誰也不知道。我們本來認爲，上級領導已表示對我們的工作給予肯定和支持，下來的工作將會能比較順利地進行。但形勢的發展並非如此。而困難一天比一天多起來，變得更爲嚴峻。這種情况發生在香港特區政府屬下的基層部門中，實在令人遺憾。

　　三年多時間過去了，仍没有任何消息，在此形勢下我們在没有任何支持和資助下，只好把調查、試掘和第一次正式發掘所得的資料加以整理、研究，以中期報告的形式出版出來，作爲給香港特區回歸十週年大慶一份遲到的獻禮。以下是報告的詳細内容，請多提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