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處於中西文化交流前沿地的珠江流域地區，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樞紐的廣東首得海外風氣之先，使珠江文化具有極强的輻射能力而處於中國近代文化的前列地位，産生深遠的影響。

　　一、樑發的《勸世良言》激盪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自16世紀中葉起，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西方宗教相繼傳入廣東以及珠江流域各省區，雖然其宗教教義不足取，但傳教以科學文化爲傳道手段，游移於宗教與世俗之間，於是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和先進思想觀念也傳入珠江流域地區，對於擴大民衆的視野、增廣知識和打破封建社會的閉塞局面，却是稍有效應的。特别是傳教士傳入西方資産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思想，“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一切人納税平等”等思想，對於明清時期處於封建專制制度下的民衆無疑是一種先進思想。當時珠江流域的民衆特别是廣東民衆雖然反對傳教士的種種過分行爲，但並不排斥這些先進思想文化，反而吸取其有益的適合自身需要的料養，以充實、壯大和發展自己，使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實和提高。特别是全力傳播基督教新教的高明人樑發，於道光十四年（1834）到廣州傳教，利用廣東舉行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向全省各縣來投考的考生散發一千份《聖經》所發生的效果更爲明顯。其中花縣考生洪秀全手執一份《聖經》回家，以後竟受此書和樑發著《勸世良言》的影響，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稱：

　　“現在讓我們來看樑發先生派送小書的效果。樑發和他的同事在學院分送小書的時候，曾經把書籍一分派給一個青年童生，這個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試落榜，帶了那分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裏去；這件微小的事情後來竟造成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個大變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時候，年紀只有二十歲。他起初對於樑發所派給他的書並不注意，只將它放在書架上面，擱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試，仍舊名落孫山。考試完畢回家，不久就發起病來，他在病中看見許多异現象……1847年某日，他坐在書房中看書，忽有友人前來拜訪他。那個友人在書架上發現樑發的書，面對洪秀全説着，這才引起了他對於這書的注意。當下他從書架上把書拿出來閲讀。他讀了這書以後，就相信他已尋得解釋他所見异象的鑰匙了。……因此他就拔劍而起，從事他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太平天國之亂’的由來。洪秀全同一個叫馮雲山的友人受了樑發的書的感動，興起打倒偶象的戰争，組織了一個上帝會。可是他們雖有熱誠，却少知識，而他們所用的破壞手段更難搏得人們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會，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試落榜以後；他就决定意思加入教會，他跑去拜訪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羅孝全（Roberts）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沉潜於基督教的教訓之中。洪秀全請求那牧師爲他施洗，可是那牧師因洪秀全的神學觀念有些荒誕不經，不願爲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餘，就回去創立他自己的團體，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對偶象的人在他的旗幟之下。……他曾經采取樑發先生用文字佈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於基督教的教義，其中一種叫做《宗教戒律》……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送他們自己所著的傳道小書外，又印送《新約聖經》”。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决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且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樑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的事迹的影響”。〔1〕

　　洪秀全就是受到《聖經》和後來樑發又送給他自己的著作《勸世良言》的影響後，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創立拜上帝會，秘密進行反清活動。二十七年（1847），他前往廣西桂平縣紫荆山，與先期在那裏進行傳教的馮雲山會合，後被擁爲拜上帝會首領，並於三十年（1850）農曆12月10日，即1851年的1月11日率衆在桂平縣金田村發動反清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號天王。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次年自永安突圍，攻桂林不克，北進破全州乘勝入湖南，經道州、郴州進軍長沙，進取岳州（今岳陽）和漢陽、漢口。1853月1年攻克武昌，2月沿江東下，3月攻克南京，定爲都城，名曰天京，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建立鄉官制度，對外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外來侵略的政策。5月，太平軍北伐震驚京津，西征佔領安慶、九江、武昌等重鎮，後因天京高層領導内訌和第二次鴉片戰争後，英、法、美、俄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使堅持十四年鬥争的革命運動終於光緒十年（1884）被清廷鎮壓而告失敗。雖然如此，但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推出的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的思想和制度，對後來珠江流域地區民主革命家的影響甚大。孫中山在青年時代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詡，最後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社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吸收外來先進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結果。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龢民生主義這種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拯救中國的道路，與洪秀全學習樑發的《勸世良言》而産生反對清朝封建制度的思想而進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不無關係。

　　二、珠江文化促進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珠江文化促進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是以西醫術、西方數學和廣東英語傳入内地最爲突出。

　　1.西醫術。

　　西醫學和西藥學傳入中國是以耶穌會士在澳門開辦西醫院爲張本的。先是卡内羅於1569年在澳門開設第一間西醫院，後　1755、1820年方濟各會士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温斯頓（John Livingstone）分别開了一間西醫院和眼科醫院。特别值得注意是，牛痘醫術經澳門傳入珠江流域各省和内地各省影響尤大。

　　本來預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種醫術是中國發明的。據史料記載，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在安徽省寧國府太平縣（今黄山市）一帶地區已發明人痘接種防天花的醫術了。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國人痘接種醫術從陸上“絲綢之路”西傳至俄國和土耳其相鄰的高加索钖爾戛西地區。之後傳至土耳其。康熙六十年（1721）傳至英國和歐洲，然後傳至美國波士頓。但是，西方國家推行中國人痘接種醫術，只用了“痘漿法”，即從天然患天花病者疱漿中沾取其漿，然後劃破健康小兒臂膊皮膚接種。而且没有做到中國醫生那樣選擇“連種七次，精加選煉”的熟痘苗接種。所以如果所用者是毒力極强的漿液，反而使接種者發生重症天花病而喪命，而且每個接種過的人又成了傳染源。因此，有了以牛痘代替人痘的改造發明。發明人是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琴納（Dr.Ednard Jenner, 1749—1827）。

　　琴納原是在伯克利行醫並在其家鄉附近的莊園施種人痘醫術的種痘醫生。當他在種人痘的實踐過程中，有一位少女告訴他：她已患過牛天花病而不需要再種人痘時，他靈感驟閃，産生可以用牛天花（牛痘）接種來代替人天花（人痘）接種，以預防天花病的想法。後來，他又從德國榨牛奶者從不染天花病的事實中受到啓迪，進一步加深和堅定自己的想法。並於1796年5月14日，給一位名曰費普斯的8歲鄉村男孩第一次做牛痘接種試驗，56天後，接種牛天花病毒的試驗獲得成功。這是世界天花預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據此，琴納於1798年發表了題爲《關於牛痘成因與效果的調查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Variolae Vaccinae, 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 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Cow Pox）；1799年又發表了《對牛痘的進一步觀察》（Fu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Variolae Vaccinae）；1800年再發表了《對牛痘調查研究的繼續》（A Continuation of Fact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Variolae Vaccinae）等三篇論文，向全世界公佈了他用牛痘代替人痘接種預防天花的發明，引起歐洲醫學界的轟動，使牛痘接種醫術迅速傳播其他國家。而這三篇論文在三年内被譯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荷蘭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發表。從此以後，琴納的牛痘接種醫術風靡世界，並東漸中國，後在各省傳播接種防天花。

　　嘉慶八年（1803）初，印度東印度公司總督收到一份英國急件，希望將英國已在印度施種的牛痘法推行到中國去。於是總督建議有關委員會與清政府官員磋商辦法。8月，英屬孟買總督將一批牛痘苗寄贈給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10月收到。經廣東十三行行商協助在澳門的中國兒童身上進行試種牛痘。但因此批痘苗已經失效而未成功。

　　嘉慶十年（1805），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技術高明的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利用葡萄牙商人許威氐（Hewit）從馬尼拉運來的一批新牛痘苗，再次在澳門試種牛痘取得成功，至1806年1月5日澳門共有314名兒童接種了牛痘。此是牛痘接種醫術傳入中國之始。皮爾遜在1816年2月18日呈遞“國家種痘局”（Board of the National Vaccine Establishment）的報告和其著《新訂種痘奇法詳悉》中，詳細記述了這次在澳門種牛痘成功的經過，説：

　　“一八O五年春，有澳商葡人許威氐（Hewit），由馬尼拉帶來‘活牛痘苗’。這是葡皇特命專員保管，用很穩妥謹慎的方法，自南美洲運到小吕宋的”。

　　“（牛痘）後來相傳至大西洋、亞細亞、亞美利加等國，依法栽種。……此法繼傳至大吕宋，……伊國王不惜萬金，特發一船，裝載嬰兒，駛至本國傳種此 痘。由船次第輪種回返，依法而行，每種必效。隨後發諭伊所屬國小吕宋，亦遍行載種。……兹於嘉慶十年四月内由啤道路滑船由小吕宋裝載嬰兒，傳此痘種到澳。本國醫生協同澳門醫生，照法栽種華夷童稚不下數百。俱亦保全無恙……”〔2〕

　　開始時，皮爾遜自己負擔爲居民種牛痘的費用，甚得澳門居民的歡迎和贊賞。時正值廣東暴發天花病大流行，無數廣東居民紛紛涌到澳門皮爾遜的診所要求種牛痘，據統計，一年之内給數千人施種牛痘。〔3〕當時，皮爾遜雇請樑輝、張堯、譚國和邱熺等人爲助手，並教會他們種牛痘的技術。其中最出色、最得力的是邱熺（字浩川，1773—1851），外國人稱他爲A Heque。邱熺曾記述他在澳門種牛痘的情况，説：

　　“予時操業在澳，聞其事不勞而效甚大也。適子未出天花，身試果驗。泊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於是洋行好善諸公以予悉此，屬於會館專司其事，歷十數寒暑，問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無有損失……”〔4〕

　　皮爾遜在澳門施種牛痘成功後，“曾作了一小册子，口授斯當東譯成漢文”，書名爲《英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全書共7頁，每頁14行，每行18個字，共1764字，黄色封面。第2頁第一行標題爲《新訂種痘奇法詳悉》。該書全面介紹了琴納醫生發明種牛痘的過程、種痘法傳播的途徑和分析種牛痘的特性、方法、過程、器具和臨床症狀等：

　　“天花之症能傳染於人，而牛痘之痘非種不行。天花之症，定必發寒發熱，大小便結閉不通，或昏迷不醒，喉干舌燥唇焦亂語不等，雖用針薰藥法，亦不能保其無虞；但其牛痘種在於所種之處，只出一顆，如小指頭大，至寒熱各症不能相染，内中或有微寒微熱。雖服藥不服藥，與病無干礙。想此靈妙之法，相傳於數十年之後，永不防有染天花之虞矣”。

　　“種下四日，其形發紅，至六日起一小泡，八日起泡略大些，……至九日漿已滿足”。〔5〕

　　書的扉頁附有種牛痘的方位、真痘形狀等圖譜。最後介紹取牛痘種和藏種的方法。書的末頁落款爲：英咭唎國公班衙命來廣統攝大班貿易事務哆啉文敬輯，英咭唎國公班衙命來廣醫學波臣敬訂，英咭唎國世襲男爵前干隆五十八年隨本國使臣入京朝覲現理公班衙事務斯當東翻譯，外洋會隆行商人鄭崇謙敬書，嘉慶十年六月新。

　　該書爲十三行商人鄭崇謙翻譯鈔録，並爲作序，故有人認爲鄭崇謙是“最早傳播牛痘法的中國人”。〔6〕此書後由香山縣（今中山市、珠海市）的曾望顔從廣東帶到北京翻刻出版，在北京影響很大。但在中國，傳播種牛痘醫術最主要的是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版的邱熺所著《引痘略》一書。此書將皮爾遜在澳門和廣州施種牛痘醫術加以詳細介紹，並把中國傳統的中醫理論及出痘後用藥護理相結合起來；交直臂種痘部位定爲手少陽三焦經的消爍、清冷淵二穴，以經絡臟腑理論作了詮釋。經過邱熺的詮釋，大大擴展牛痘醫術的可信程度。又由於皮爾遜在廣州免費給居民種牛痘，加上邱熺設置“菓金”送給種牛痘的小兒，這樣既吸引廣大貧苦之家來種牛痘，又保证了疫苗得到源源不斷的供應，從而大大促進了種牛痘醫術在珠江流域各省區以至全中國的傳播推廣。邱熺不是醫生，只因在洋行工作以偶然機會得以跟皮爾遜學種牛痘醫術，並經常奔走於廣州—澳門兩地接種牛痘，又根據自己接種牛痘的經驗撰寫成《引痘略》一書，指出：

　　“痘，可以曰牛也。痘之種良牛來也，外洋向無此疾，後來他外傳染，患亦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獨不沾染。醫人，欲窮其故”。〔7〕

　　這種簡便、安全種牛痘的方法是：

　　“種痘並不用藥，所取不過牛痘之漿耳。牛痘之法，隨時可種，然究於春令爲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開臂上外皮，將痘漿點入，須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後，即於所割處起泡發漿，並不延及他處，經數日即結靨脱落。小兒並無所苦，熺笑如常，並不必避風忌口，真良法也”。〔8〕

　　正因爲牛痘接種醫術方法簡便和效果顯著，所以得以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據廖育群、陳援庵考證，道光二年（1822），李翹楚將牛痘醫術傳至湖南嘉禾縣，三年（1823），傳至衡陽、清江縣；道光七年（1827），廖鳳池傳至湖南宜章縣；八年（1828）至九年（1829），吴珍儒傳至湘潭、桐城；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王新吾傳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包祥麟傳至江蘇揚州和安徽蕪湖；二十年（1840）傳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趙蘭亭傳至天臺；二十八年，傳至浙江杭州；咸豐元年（1851）傳入四川，二年（1852），天津設保赤堂種牛痘；八年（1858），山東泰州設局種牛痘；〔9〕同治元年（1862年），邱熺命其子邱昶又到北京和廣西設局接種牛痘以預防天花，説：

　　“先君……不能親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種。京師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知牛痘之法昶已得傳，遂郵書來延。時以先君逾古稀未敢遠游，欲却其請，先君聞而訓飭曰：種痘活人乃我素願，京師痘患與吾粤痘患無异。豈可以我一己之待養而阻人好善之舉爾？爾依我所受干苗法即日治裝往。昶因敬謹從命，扺都設局凡十閲月，種嬰孩數百人，授徒五人，以是傳之京師。……未幾，廣西孫茶雲司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約。兩年之内由北而西，所到之處皆普其法。先君於咸豐元年易簣之日，猶諄諄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傳”。〔10〕

　　從此之後50多年，牛痘接種醫術傳遍全國各地，收到預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深得廣大民衆歡迎和讚揚，南海縣人氏伍秉鏞曾賦詩贊賞牛痘之功效，雲：

　　“人事補天天無功，無心牖人人樂從。

　　牛痘自種始夷域，傳來粤海今成風。

　　等此批隙導大竅，化盡陰厄調鴻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爾赤子碩且豐。

　　邱君挑剔最純熟，兩臂按穴霏輕紅。

　　以氣盛氣血盛血，豈必炫耀衿神工。

　　呈嗟乎！時醫臨時補苴耳，尚欲奏數相争雄。

　　曲突徙薪計最早，汝獨不有群兒童”。〔11〕

　　可見，牛痘接種防天花醫術經廣東邱熺、邱昶等人學會掌握後已傳播中國内地各省了。而由於在澳門開西醫院和種牛痘防天花醫術成功，使更多廣東民衆更相信西醫的效力，於是外國傳教士醫生紛紛在澳門和廣州創辦西醫院，取得經驗後又到全國各地設立西醫院。現將嘉慶十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805—1901）珠江流域各地和全國各地創辦的西醫院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19世紀陸續來珠江流域各地以至沿海地區或内地的傳教士醫生共30人，在廣州等地開辦的醫院（診所）共45所，其中廣州占10所，居全國首位。其他則分佈在澳門、香港、厦門、福州、汕頭、寧波、舟山、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内地只有武昌、衡州和北京三地。其次，當時到珠江流域和國内各地開辦西醫院的傳教士醫生以美、英兩國爲多。再次，這些西醫院的治療以眼科、皮膚科和簡單的外科切除手術爲多，很少看到有内科治療的病歷記録檔案。

　　2.近代數學。

　　近代西方數學傳入珠江流域的廣東和各省以及後來傳入中國内地，是以利瑪竇爲第一人傳入肇慶、韶州（今韶關市）開始的。1583年（萬曆十一年）9月10日，利瑪竇和羅明堅得兩廣總督郭應聘批準，從澳門進入肇慶傳教。利氏帶來渾天儀、考時晷、地球儀、《萬國輿圖》、《幾何原本》、一幅天主象、兩幅天主聖母象等。他以科學知識爲佈道手段，“現示給中國人他是精於數學，精於製造鐘錶，及日晷，精於物理學、繪畫學，精於雕刻術及繪製地圖術”。〔12〕1589年8月25日至1595年4月18日，利瑪竇在韶州、南雄進行傳教期間，户部尚書瞿景淳之子瞿太素，利用他曾在肇慶已結識利瑪竇的關係，在韶州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爲師，要求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於是利氏先教他學習《同文算指》，後學《渾蓋通憲圖説》和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Elementormum-Libri）。

　　太素從利氏學習，十分努力，日以繼夜；聽課時，勤力筆記，回到寓所，再整理筆記，重抄一篇，從中學會了阿拉伯數字、四則整數、分數法則、三率（淮則）法、級數和開方等歐洲數學基本知識。一年後，他翻譯了《幾何原本》第一册。“然後他學習繪製各種日晷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他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寫出一系列精細的注釋呈獻給他的有學識的官員朋友們時，他和他所歸功的老師贏得普遍的、令人艷羡的聲譽。……他日以繼夜地從事工作，……他還爲自己製作科學儀器，諸如天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及其它這類器械，製作精巧，裝飾美觀。……經驗證明，神父們在這個人身上没有白費時間……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評論歐洲事物”。〔13〕可見經利氏在韶州和南雄傳教，《幾何原本》已爲瞿太素接受，並在南雄翻譯了第1卷。後來利氏於1595年4月18日離開韶州經南雄，沿張九齡開鑿的大庾嶺道越過梅關直扺江西南安，然後到吉安，於5月3日到達南京，然後來回南京和南昌之間進行傳教。1606年，由利氏口授，徐光啓筆譯《幾何原本》六卷，向中國内地介紹近代數學基本内容和知識。1608年，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譯《圓容較義》一書，證明園外内接，以引伸《幾何原本》的原義。1613年（萬曆四十一年）利氏又口授、李之藻筆録的《同文算指》一書。接着利氏又和徐光啓合著《測量异同》、《勾股義》兩書，較明確地闡述了三角法的知識。繼利氏之後，會士艾儒略（Julius Aleni）著《幾何要法》、鄧玉涵《Joannes Terrenz》著《大測》、《割圓八綫表》、羅牙谷（Jacohus Rho）譯《測量全義》、《籌算》、穆尼閣（Nieolas Smogolenski）著《比例對數》等在中國内地印行，進一步推動中國數學近代化。從此之後，一批中國學者開始學習和研究西方近代數學，並把它與中國傳統計算方法相結起來，出現了一批貫通中西數學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把中國數學向近代化推進了一大步。據不完全統計，清代前期從事研究西方數學的學者有112人，〔14〕撰寫了不少中西結合的數學專著。例如安徽宣城的梅文鼎（1633—1726）著有《籌算》三卷、《平面三角法舉要》五卷、《弧三角舉要》五卷、《方程式論》六卷、《勾股舉偶》一捲、《幾何通釋》一捲、《幾何補偏》四卷；江蘇吴江縣的王钖闡（1628—1726）著《曉庵新法》六卷；李之全著《幾何簡易集》四卷；杜知耕著《幾何論約》七卷；年希堯著《對數應用》一捲、《對數表》一捲、《三角法摘要》一捲；毛宗旦著《勾股蠡測》一捲；陳訐著《勾股述》二卷、《勾股引蒙》十卷；王元君著《勾股衍》；程禄著《西洋算法大全》四卷；安徽休寧縣戴震（1723—1777）著《算經十書》、《策算》、《勾股割圜論》三卷；江蘇甘泉縣（今揚州）焦循（1763—1820）著《加减乘除法》八卷、《開方開解》一捲、《釋弧》二卷、《釋楕》一捲，等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創造“代數”一詞的江蘇海寧縣人李善蘭（1811—1882，見下頁圖），他先是於1852年在上海隅遇英國傳教士維烈亞士，後兩人合作譯出《幾何原本》共9卷。1859年，兩人又合作翻譯英國數學家迪·摩根的新著《Elements of Algebra》，第一字Elements，無疑譯爲“原理”，但第二個字Algebra的原來譯爲“阿爾熱巴拉”。他感到中國人不易懂。於是他不因循守舊，大膽地第一次把“Algebra”這一在歐洲數學上沿用了多年的“阿爾熱巴拉”意譯爲“代數”一辭，即以符號代替數字的意思。與此同時，他在翻譯此書時，創造出中國人易懂的常數、變數、函數、係數、指數、實數、虚數、已知數、未知數、級數、單項式、多項式等一大批新的數學名詞。之後，他又翻譯美國數學家羅密士著的《代微積拾級》一書，第一次把解釋幾何與微積分引入中國。可以説，作爲譯者，他對中國近現代數學的貢獻遠大於原作者，因爲他的譯作，把很難爲中國人理解的衆多數學常用名詞中國化和通俗化了。直至今天，中國和日本人仍然享用着李善蘭的數學思想成果。以上清朝時代中西結合的數學著作和譯作，都是中國近現代數學的啓蒙之作，爲中國近現代數學的創新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功不可没。

　　3.廣東英語傳入内地。

　　明清時期，珠江流域出海口的廣東省和廣州市，是明清政府特準與海外國家進行貿易的“一口通商”的地區和港口，中外商人爲便於進行商業貿易，都要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中國商人努力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從而出現在明萬曆二十年（1592）到清干隆十五（1750）期間的“廣東葡語”（Cantāo-Portagues）和干隆中葉開始的廣東英語（Pigean-English，又作Pidgin English）。這是中國人與西方人商業交往的語言。“廣東葡語”，是采用漢字註音葡文的一種語言，在印光任、張汝霖著《澳門記略》一書末附有以廣州話註音的葡文單詞305個，這就是當時澳門居民和商人學習葡文的日常會話的簡明字典（未成熟和未完成），共分天地、人物、衣食、器數和通用五大類。“廣東英語”實際上是廣州商人用廣州話來註音英語，以便與外國商人交流做生意或辦事，史稱：

　　“‘廣東英語’這個名詞，是專指在廣州的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進行商業交易和往來媒介的獨特語言。……‘廣東英語’是廣州口岸在早期對外交往中産生的。這種奇特語言的産生是很自然的。外國人來廣州的時間短暫，他們不願意或不能够致力於學習像中文這樣一種難學的語言，甚至要學講一些極普通的話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學會了，到其他地方也毫無用處。加上當地政府嚴厲禁止學習它……另一方面，伶俐的中國人，却巧妙地運用聽慣的外國音調，成功地彌補他自己語言的不足，並依照他自己的單音節的表達方式，同時使用最簡單的中國話來表達他們意思。他們就這樣創造了一種語言，可以説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邏輯聯繫的語言，只將其化爲最簡單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許多數額巨大生意或極爲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際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

　　“這（指廣東英語）無疑是中國人的一種發明，在英國人出現在廣州很久以前已有它的根源。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語和印度語的混合來證明，後者的來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經過印度的西方來客傳來的。英國人在一百多年以後纔到來，他們語言中的一些詞彚逐漸被吸收進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語消失，葡語便只限在他們的殖民地澳門使用，後來英國最終成了最主要的貿易者，這種語言便成了著名的‘廣東英語’”。〔15〕

　　這種“廣東英語”，據司徒尚紀教授統計，自干隆十五年（1750）至1949年，“廣東英語”，包括用廣州話、客家話和潮州話註音在内的英語單詞約400多個，其中用廣州話註音者爲125個。〔16〕現將部分用廣州話註音的英語單詞和會話短句舉例如下：

　　用廣州話註音會話短句：

　　1.原英文：Have you bought Some tea from him

　　廣州話註音：哈父 夭  砵  心  哋  父林  謙

　　譯文：你與他買茶嗎？

　　2.原英文：Yes, I bought from him five thousand Chests of green tea.

　　廣州話註音：耶是，埃砵 父林謙  輝父偷臣車士士阿父忌連  哋

　　譯文：是，我與他買了五千箱緑茶。

　　3.原英文：Have you paid him for the tea?

　　廣州話註音：哈父  夭  丕  謙  科  哋  哋？

　　譯文：你交了茶銀與他嗎？

　　4.原英文：I have paid him one half of the money, and will pay the orther half next week.

　　廣州話註音：埃哈父 丕  謙  温哈羅父 阿父 吔 蚊呢  晏喊路  丕  哋 阿得  哈噦父 匿士 域。

　　譯文：我已經交了一半銀，下禮拜再交一半。

　　5.原英文：He has a great varictg of articles in his shop.

　　廣州話註音：希哈士衣忌列華與盡咽地阿父押地高 煙希士濕。

　　譯文：他店裏有各色各樣貨物。

　　6.原英文：They are Englishmen from london.

　　廣州話註音：爹  丫  應忌利樹文 父林  倫頓

　　譯文：他們是從倫敦來的英國人。

　　7.原英文：Has you older brother a shop

　　廣州話註音：哈士 夭 衣路打 畢剌打 衣   濕

　　譯文：你令兄有開鋪店嗎？

　　8.原英文：He has Several

　　廣州話註音：希 哈士 些花路

　　譯文：他開有數間。

　　由此可見，廣州已成爲中英語言文字聚會之地。在廣州街道均可以見到人們用“廣東英語”交談和中英文標寫的商店招牌。1793年，有一個英國人在廣州看到：

　　“廣州已不僅是中國人。今天在那裏仍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用羅馬字寫的招牌，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説英語”。〔17〕

　　因爲廣州很多人能用“廣東英語”説話，所以嘉慶年間（1796～1820），當英國貢船上北京扺達天津時，嘉慶皇帝即催令廣東的行商直接遣派熟悉英語的翻譯2人，兼程趕到北京禮部衙門報到，“以備翻譯之用”。道光二年（1822），兩廣總督阮元接到外國大班的公文英語原件，亦是請行商譯成漢文的。道光八年（1828），馬禮遜根據已流行的“廣東英語”編成《廣東省土話字彚》，方便了中外人士的語言交流，從而成爲一舉成名的漢學家。到了同治元年（1862），在香港洋行的香山縣唐家灣人唐廷樞與其兄弟一起編寫印行一套《英語集全》，用廣州話對英語單詞進行比譯和註音，成爲後來被公認爲中國人特别是廣東人學習英語的第一部詞典教科書，對推進當時廣東人從事洋務活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鴉片戰争之後，因中國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所以許多廣東商人隨之而遷往上海經商，亦將“廣東英語”帶到上海洋涇濱，久之，稱爲“洋涇浜英語”。上海的中國商人即以“洋涇浜英語”與外國商人和外交人員交流辦事。可見“洋涇浜英語”之源是“廣東英語”。直到今天，在廣東的廣州、香港都流行在講廣州話過程中插入一些英語，應該説其源流亦可追溯到當年的“廣東英語”。

　　三、珠江文化加速中國近代社會制度文化發展的進程

　　珠江流域與南海相通，傳統的珠江文化通過南海最早與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交流，到明中葉（16世紀中葉）開始又與西方歐洲文化互相接觸碰撞、交流、吸收、影響，而形成中西合璧的新穎珠江文化，並向内地傳播，從而加速中國近代社會制度文化發展的進程。可以説，具有傳統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相結合特色的珠江文化對中國近代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第一，物質文化方面。處在珠江八大門出海的廣東，從16世紀中葉開始大量接觸和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而且在廣東商人溝通中外商業貿易過程中强化原已發達的商品意識，促進商品貨幣市場經濟的發展，衝擊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明清時期，就總體而言，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依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制度，但是由於明清政府實行允準廣東“一口通商”的特殊政策，而形成了包括明代三十六行和清代十三行商人集團在内的廣東商幫，他們遠走海外與外國商人做生意，近在廣州作爲中介商人做内地商人和外國商的買賣，進而溝通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江西、福建以至江蘇、浙江、安徽、河南、甘肅、陝西等内地與外國商人的貿易，從而構建通往各國的市場，促進中國商品貨幣經濟和製造業的發展，到干隆嘉慶年間（1736—1820），在中國某些地區的制茶、制煙、榨油、釀酒、制糖、造紙、木板印刷、絲紡織、棉布、踹染、冶鐵、鑄造、制瓷、制鹽、煤礦和航運業出現資本主義生産關係萌芽的新因素。這就爲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制度的産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正如毛澤東所説：

　　 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18〕

　　第二，制度文化方面。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珠江流域地區的一大批精英分子，以尋求改變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心態和愛國情懷，合理調適自己的社會位置，吸取西方制度文化的先進因素，提出創建新穎的制度文化的主張並付諸行動，以代替中國封建制度文化。這就是前述花縣的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新教中國傳教士樑發的《勸世良言》和該教《聖經》的影響，而創立拜上帝會，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權。雖然最後遭到失敗，但畢竟震憾了清朝封建制度的根基。後來近代廣東人王韜、鄭觀應提出“君民共主”的國家政治制度；康有爲、樑啓超抨擊清朝君主專制而倡導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以至最後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思想，發動辛亥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制度，建立美國式的資産階級共和國制度，達到了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高峰。我們可以這樣評説，震撼和推翻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制度王朝的精英者，是珠江文化培育出來廣東人洪秀全、康有爲和孫中山。這是珠江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貢獻。

　　第三，教育文化方面。吸收西方教育先進思想和制度的珠江文化，爲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做足了鋪墊作用。其突出表現在珠江流域地區興辦書院上。明清時期，隨着珠江流域地區的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興辦書院亦居全國前茅，據統計，宋代全國所辦書院以長江流域地區爲多，占74%，珠江流域占21%；到明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長江流域降至51%，黄河流域19%，以省爲單位排名，廣東書院位居第三。到清代，長江流域下降至44%，而珠江流域上昇至38%；以新建書院計，長江流域僅占35%，珠江流域占45%，黄河流域占35%，可見珠江流域書院不斷上昇，居全國首位。〔19〕通過興辦書院，培養了無數的人才，例如曾爲官四川、浙江、湖廣布政使的何真，任内閣首輔的樑儲，禮部、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的方獻夫，户部尚書的譚大初、李待問；直臣諫官御史的何維伯，湖廣按察使陳諤，浙江巡按周新，左副都御史龐尚鵬，副都御史羅亨信、彭誼；御史王學曾。軍事人物兵部尚書葉夢熊、袁崇焕；左都督、總兵官陳璘、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彦。安南知府翟溥福，曲靖知府龐嵩。學者文人有明朝南園詩人孫蕡；理學家唐伯兒、陳獻章；南京禮、吏、兵部尚書湛若水；南京國子監祭酒、少詹事黄佐等。清朝協辦大學士兼四川總督駱秉章，户部尚書羅淳衍，閩浙總督何璟，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法部尚書戴鴻慈，安徽、山西、貴州、巡撫鄧熙，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廣西巡撫黄槐森，湖南巡撫吴榮光，河南、江蘇按察使、浙江布政使許應釒榮，等等。〔20〕於此可見，明清時期珠江流域地區人才領時代之風騷，以廣東爲中心的珠江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已經躋身於先進文化行列。

　　第四，科技文化方面。廣東得風氣之先，無數的科學技術如物理學的望遠鏡，是1620年耶穌會士湯若望帶來一付新式望遠鏡，並於1626年用中文撰著《遠鏡説》，向廣州人介紹瞭望遠鏡的原理、性能和製作工藝，同時介紹了自鳴鐘的製作方法。於是廣州工匠即按自鳴鐘的原理大批量仿造自鳴鐘成功，並送到北京展覽。崇禎七年（1634），耶穌會士還將一副望遠鏡送給崇禎皇帝，使技術界人士爲之震動。

　　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奉清廷之命來廣東查禁鴉片，爲防備英國人的武力入侵，曾下令仿造西方夾板船。於是“洋商伍敦元購買美利堅夷船一只，潘紹光購買吕宋夷船一只”。〔21〕鹽商潘仕成“自覓良匠，照戰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監製戰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鋼鐵包裹，布列砲眼，作爲樣式，以期堅固”。〔22〕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潘仕成又“捐資雇覓美利堅國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藥，製造水雷”，歷時九月之久，製造水雷成功，經廣東官府派員在珠江河面反復演試，“計時入水半刻許，水雷即行轟起水面二丈有奇。又於堅重木排之下試加演放，木排亦被轟斷碎，似破得力”。〔23〕之後，潘仕成還派李光銓向美國壬雷斯學習製造水雷的技術，並將繪繕的《水雷圖説》一書和制好的20具水雷，由李光銓等送往北京。然後在天津試演，亦甚具轟擊力。可惜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則認爲，因没有人能將水雷送入船底難以適用，故擱置下來。但是廣東行商和鹽商購買和仿造船舶、水雷的創舉，是産生重大影響的，正如魏源指出：

　　 “或仿粤中所造的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一意，一舉而轟擊之”。〔24〕

　　我們可以説，在鴉片戰争期間，廣東十三行行商和廣東鹽商等商人，仿製西方的夾板船、水輪船和水雷的實踐，是魏源後來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著名理論的基石。於此可見珠江文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影響是極爲深遠的。

　　四、明清時代珠江文化的特徵

　　明清時期珠江文化的特徵是它的質的規定性的外在顯現。“質”是深層次的，特徵則是比較表層的。但兩者是相互聯繫的，不可分割的。研究珠江文化的基本特徵，將有助於更好把握珠江文化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縱觀明清時代的珠江文化，可以看到它具有下列的基本特徵。

　　1.開放。

　　珠江文化的開放性，既有其自然環境的條件，又有其歷史的淵源。就自然條件而論，珠江流域與南海交匯，面臨大海水路交通便利，使珠江流域八大門出海的廣東，具有海外貿易的優异地位。作爲歷史條件，明清政府鑒於廣東三面臨海的條件和其他原因，對廣東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使廣東成爲唯一合法海外貿易的地區和廣州、澳門成爲海外貿易的港口和國際貿易的中轉港；使珠江流域各省也得以與海外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於是珠江流域地區特别是廣東省民衆形成一種開放貿易的文化心態，呈現出與内地較爲封閉的文化心態有明顯的差别。就連明清時代内地來廣東的官吏也受到開放意識的薰染而主張對外開放貿易和交流。明代廣東巡撫林富在向明廷上奏時，大聲疾呼開放廣東海外貿易具有“足供御用”、“悉充軍餉”、“救濟廣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利益；〔24〕總兵俞大猷也大談“市舶之利甚廣”。〔26〕清朝初年，首任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佟養甲，亦以“廣東内外，貨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賈争相貿易，民獲資生，商獲倍利”，“通商因以裕國，而通番國之商尤以充廣省之餉”爲理由上奏皇帝，提出“許濠鏡商人上省、商人出洋”〔27〕貿易的請求。順治四年（1647），户部復議同意所奏，允準廣東商人去澳門和澳門的葡萄牙等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順治九年（1652），荷蘭第一艘商船進入廣州虎門時，廣東巡視海道“以全體廣州官員的名義表示接待和歡迎”。〔28〕順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頒佈和實施“遷海令”，但兩廣總督李栖鳳、平南王尚可喜和巡撫王來任等連續上奏，提出廣東展界建議，清廷於康熙八年（1669），允準廣東初步展界，又將澳門劃爲“化外”之區，“奉令免遷”。〔29〕於是在明清時期，凡日本、朝鮮、吕宋、越南、馬來西亞、緬甸、印度、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澳洲、新西蘭、美國、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秘魯、智利、巴西、英國、法國、荷蘭、毛裏求斯、馬達加斯加、南非好望角，無不有粤人足迹。因而在海外流傳着這麽一句話：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太陽永遠普照着粤人社會）”。〔30〕而隨着廣東商人出海貿易，在外國短期或長期居留而成海外商業移民，娶妻生子。據統計，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1820—1830），每年定居暹羅的廣東、福建移民達到6000—8000人，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每年15000人，至光緒十年（1884），移居暹羅的中國移民已達到150萬人之多。〔31〕其中基本上是廣東、福建人。如此的地理條件和移民，使廣東、福建呈現出一種開放式的文化態勢。而隨伴海外貿易而出現的西學東漸，又使珠江流域地區民衆睁開雙眼看世界，冲破封建思想文化的藩籬，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賦予珠江文化充滿生機活力、别開生面開放性特色。

　　2.包容。

　　開放與包容兩者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珠江文化既是開放性的文化，必然具有包容性的特徵。“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這就是珠江文化充滿新穎和活力的動因。在秦末漢初，當中原的先進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勢進入珠江流域時，馬上爲珠江流域全盤接受容納。以後經三國、隋、唐、宋、元時代，隨着經濟重心南移的中原移民帶來的中原文化，繼續爲珠江流域民衆所繼續接受的同時，又接受和包容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東南亞文化等外來文化。到明清時期，又接受和容納歐洲傳入的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在這一長期歷史進程中，珠江文化不僅同外來的各種异質的海洋文化和平共處，而且以開闊的胸襟和博大的氣魄，不怕“异端”、“邪説”，兼容並蓄，甚至進行直接的文化嫁接，以較爲自覺的“拿來主義”的適應性爲我所用，從而成爲當時極具活力的中西結合的珠江文化。這就是珠江文化包容性的奇特反映。這種具體事例是不勝枚舉的，例如，利瑪竇於1583年從澳門進入肇傳教時，曾帶來西方的西洋鏡、日晷、自鳴鐘、三棱鏡、油畫聖母象和《萬國輿圖》等，肇慶知府王泮見狀，喜其繪製之精巧，請利氏將地圖譯爲中文，以資利用。利氏即據西方地圖，重新繪製一幅，附上中文注釋，説明地球大勢。圖繪成後題名爲《山海輿地全圖》送給王泮。王氏甚悦，掛在官署反復瀏覽。更具拿來主義典型者是，如前述利瑪竇在肇慶傳教定居後，於1584年，在王泮的幫助下於肇慶城東崇禧塔附近，耗資250兩銀子興建一座西式天主教堂和寓所，王泮親自爲教堂題送“僊花寺”和“西來净土”兩塊匾牌。這兩塊製作精美的匾額既説明利瑪竇極受王泮等地方高官的禮遇，更説明珠江流域的肇慶包容西方文化的胸懷。更有趣的是，1589年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從梧州來肇慶視察，在文人譚君諭等挑唆下，竟然看中了坐落在風景優美的“僊花寺”和“西來净土”的教堂和教士寓所，以拿來主義的心態，决心將之購買改造成爲自己歌功頌德的生祠。他遣下屬向利氏獻銀700兩，作爲購買“僊花寺”的價銀。可惜利氏不願受價。最後以利氏應允“若準我在南雄隨地擇購，可拱手讓也”〔32〕爲條件送給劉繼文。這就説明，連這兩位不是珠江流域地區人氏的廣東高官，也因任官廣東地方而受到珠江文化的影響、對西方建築文化和繪圖文化發生興趣而接受和容納。足見明清珠江文化的包容特徵已潜化到地方官員高層了。

　　3.重商。

　　在珠江流域地區這片有悠久商業傳統的沃土上，孕育着人們的濃烈重商文化意識。重商意識是以“趨利”爲核心的，珠江流域地區的人特别廣東人正是如此。他們並不完全崇尚“以農爲本”和“君子謀道不謀利”的傳統信條，而是選擇“以商致富”的道路，“人多務賈以時逐”，連雍正皇帝也只好爲之發出“廣東本土之人，惟知貪射重利，……以致民富而米少”〔33〕的感嘆。存在决定意識，意識影響存在。在明清時期珠江流域地區民衆普遍形成濃烈的重商意識的情况下，出現了“棄儒而商”、“棄吏而商”以至“亦官亦商”的局面。諸如南海縣的冼文清、佛山的冼樹耀、戴聯珠、樑定榮等，均“棄儒而商”、“棄讀而賈”、“棄書學賈”；佛山的冼樹藩、南海的龍光“棄吏而賈”；佛山的霍韜、石琳等高官“亦官亦商”。

　　霍韜，在嘉靖元年（1522），得世宗賞識，自五年（1526）至十五年（1536）昇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位居上卿。但他一面在北京做官，同時請族人在家經營商業，其子霍與瑕回憶説：

　　“先父敏尚書，當其爲吏部時，氣焰烜赫，若佛山鐵炭，若蒼梧木植，若諸縣鹽鹺，稍一啓口，立致富矣”。〔34〕

　　霍韜除了經營窑、鐵、木、鹽等生意外，還經營房地産，“做房與人賃住”。〔35〕

　　到了清朝，官吏經商者更是屢見不鮮。兩廣總督石琳就請家人改名换姓在江西贛縣、廣東英德等地經營食鹽運銷生意，史稱：

　　“粤東本籍素無殷實商人，……惟前任督臣石琳家人沈維相承充贛縣埠則改名趙廷佐，承充連平州埠則改名沈義和，共有鹽本十餘萬金……粤東各埠往往乏商承充，而道府州縣之親友携資到粤承埠認商者有之，各官幕客積蓄館金、辭幕充商者有之。若輩上有禆於國課，下無害於民生，商人原無一定，有本即可承充，是亦情理允協，無足怪也。他如順德、恩平等縣屢次招商，無商承充，請地方官不得不代爲運銷。又有無力運銷之州縣，則由督臣撥發帑本官運官銷，如惠州府屬之長樂、興寧，潮州府屬之平遠、大埔等縣是矣。在封疆大吏，方且招商之不瑕，何致反有倚勢奪埠之事，吴如澤所奏封疆大吏倚勢奪埠之處，似名影響於官運官銷之説，而未得其確實也……”〔36〕

　　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南海縣主簿潘唐典、潘迪元、何佩猷等三人，在佛山分别開辦福裕堂、人仁堂和萬春堂三間資本相當雄厚的參茸藥店，經營中藥生意。〔37〕如此衆多官民經商，可見珠江文化重商性特徵之明顯矣。

　　4.革新。

　　珠江流域地區遠離北京，接受正統思想束縛較少，加上明清時交通和通訊聯絡不便利，以及長期一口通商而吸收西方新思潮較快較多，於是人們提倡革新思想或進行改革先走一步。明朝時，陳獻章標榜自己以自然爲宗，冲破程朱理學對思想界的束縛；海瑞提出整頓吏治，實行革新的措施。在16世紀西方宗教改革的影響下，在張居正萬曆九年（1581）正式推行“一條鞭”法改革之前，南海縣人龐尚鵬任浙江巡撫時已率先在浙江全省進行一條鞭法的改革試驗，此後他又在廣東、福建任上繼續推行，史稱成化年間（1465—1487）：

　　“廣東丁田，自編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錢五百文，田一畝出錢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隨里甲正役出辦供應，謂之均平錢”。〔38〕

　　而行於福建者，曰名“綱銀”，史稱：

　　“成宏（弘）之間，乃令見役里長隨其丁田，或錢輸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謂之一綱，以雇一年役事之傭者謂之徭。既出此錢，則歸之農，雇一里長在役，以奉追征勾攝”。〔39〕

　　到了清朝，又是廣東、四川先走一步，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率先進行“攤丁入地“的賦役制度改革，將康熙五十年（1711）的丁銀攤入田賦中統一征收。〔40〕然後在福建（雍正二年，1724）、雲南（雍正三年，1725）、江西（雍正五年，1727）、湖南（雍正六年，1728）、廣西（雍正六年，1728）等省逐步推行。到干隆年間（1736—1795）才通行全國，使雙重的地丁税制度過渡到單一的土地税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消滅了從漢代以降將近2000年的人頭税。這是一項制度文化的重大進步。而這種制度文化的進步又是從珠江流域地區開先河的。鴉片戰争後，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震撼清朝封建統治的基礎；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長達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制度，可以説是具有革新的珠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注　釋：

　　〔1〕麥沾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著、胡簪雲譯、：《樑發傳》（Life of Leung Faut）第74—77頁，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年版。

　　〔2〕Wang and Wa，History of Chiinese Medicine, P143, 1932．

　　〔3〕範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第134頁，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版。

　　〔4〕邱熺：《引痘略自序》，嘉慶丁醜敬業堂初刊本；道光百蘭堂復刻本。

　　〔5〕George Thomas Staunton, M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ereial Intep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pant the Second. 附録：《新訂種痘奇法詳悉》。

　　〔6〕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7〕邱熺：《引痘略》。

　　〔8〕王韜：《瀛堧雜誌》卷6。

　　〔9〕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陳援庵：《牛痘入中國考》，載《醫藥衛生報》1909年第7期。

　　〔10〕邱昶：《牛痘新法全書》序，光緒已未宏道堂木刻本。

　　〔11〕伍秉鏞，《淵雲墨妙山房詩鈔》下卷。

　　〔12〕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76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13〕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4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4〕諸可寶：《疇人傳三編》。

　　〔15〕威廉·G·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第44～4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司徒尚紀：《中國南海海洋文化》第224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7〕佩雪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501頁，三聯書店1993年版。

　　〔18〕《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89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9〕李權時主編：《嶺南文化史》第337—33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明史》各人傳；《清人物傳稿》、《清史列傳》。

　　〔21〕《清宣宗實録》卷383。

　　〔2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第4册，第249～250頁，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

　　〔2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第4册，第195～196頁，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

　　〔24〕魏源：《海國圖志》卷二，《籌海篇》。

　　〔25〕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9，《佛朗機附》。

　　〔26〕俞大猷：《正氣堂集》卷7。

　　〔27〕《文獻叢編》第24輯。

　　〔28〕轉引汪敬虞：《論清代前期的禁海閉關》，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2期。

　　〔29〕江日昇：《臺灣外紀》卷14。

　　〔30〕羅一星：《試論海洋經濟對廣東經濟發展的歷史影響》、《開放時代》1986年第6期。

　　〔31〕Virglinla Thompson, Thailand: the New Sion, New Yoke, Maemillam, P103，譯文見《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8年第1期。

　　〔32〕李一歐：《利瑪竇年譜初稿》，載存萃學社編：《利瑪竇研究論集》第132頁，1971年版。

　　〔33〕史澄等：《光緒廣州府志》卷2，《訓典二》。

　　〔34〕霍與瑕：《霍勉齋集》卷22，《壽官石屏樑公偕配安夫人何氏墓誌銘》。

　　〔35〕《霍文敏公全集》卷七下，《家書與郭冢山書》。

　　〔36〕臺灣故宫博物院編：《宫中檔雍正朝奏摺》第13輯，第699—701。

　　〔37〕《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第14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8〕《明經世文編》卷163，林希元：《陳民便以答明詔疏》。

　　〔39〕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1，《福建一·福州府·綱銀》。

　　〔40〕王慶雲：《石渠餘記》卷3。

　　

　　（原載《中國珠江文化史》第七章《明清時代的珠江文化》，廣東教育出版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