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會合的廣東（廣州）不僅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而且是隨着貿易全球化而發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

　　隨着16—19世紀初貿易全球化的發展，歐美的傳教士也隨着商船紛紛而來廣州進行傳播宗教的活動。而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按照馬克思的説法，“基督教和任何大的革命運動一樣，是群衆創造的”。因此，此時期外國傳教士到珠江流域傳教，也包含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傳教士便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溝通者。

　　一、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群體

　　明代中葉（16世紀中葉），隨着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天主教在中國獲得佈道的新機會。此就是基督教的第三次傳入中國。首先是傳入澳門、珠江三角洲地區和廣東省，然後逐漸傳入廣西、湖南、江西、福建以至雲南、貴州和四川。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天主教耶穌會士紛紛隨葡萄牙商船來到澳門開展傳教活動。1562年，皮萊士（Pérez）和代宰拉（Emmanuel Teixeira）來澳門定居，由耶穌會士卡内羅（Melchior Carneiro）任主教傳播天主教。首先是澳門居民在澳門洗禮入教，其次是珠江三角洲各縣居民每年一次到澳門受洗入教。但是耶穌會士並不滿足在澳門和珠江三角洲傳教，而是以澳門爲據點進入中國内地進行廣泛的傳教。於是决意派出熟悉中國語言的範禮安（Alexander Valignani）、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巴範濟（Franciscus Passio）龢利瑪竇（Mattieu Ricci）四名意大利籍會士來中國傳教。此四人來澳門後，采用中國姓名。範禮安長期住澳門，1606年在此去世。巴範濟忙於去日本傳教，也於1612年死於澳門。進入中國内地傳教的只有羅明堅龢利瑪竇兩人。1582年12月18日，羅明堅得兩廣總督陳文峰批準，經廣州進入肇慶居住在天寧寺傳教，此爲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内地傳教之始。但爲時不長。羅明堅又回廣州，並到廣西桂林、浙江紹興傳教，1588年回國，1607年去世。所以，真正進入珠江流域地區以至中國内地開展傳教並取得成功的是利瑪竇。利瑪竇於1582年8月7日來澳門，先是在澳門“學華語，讀華書”，而且很快學會中國語言，於1583年9月10日陪羅明堅到肇慶，仍住天寧寺開始傳教活動，至1589年8月，吸收了天主教徒8人。但是後來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心想購買利瑪竇建造的僊花寺天主教堂爲自己的生祠，雖然幾經周折，但利瑪竇還是只好於1589年8月15日偕麥安東（Antoio dAlmeida）離開肇慶，經三水逆北江而上，前往廣東北面的韶州（今韶關市）建造一座中式教堂和寓所，來往於南雄、英德等地進行傳教，先後接納6人入教。到了1592年2月，因爲韶州的教堂和寓所遭到搶劫和破壞，利瑪竇被迫於1595年4月18日離開韶州，經南雄過梅嶺到江西的南安，扺吉安、南昌到南京定居，然後來往南昌和南京進行傳教。最後於1598年9月離開南京北上到達北京傳教。由於利氏順應中國禮俗，利用中國語言傳教〔1〕，所以能够打開傳教局面，取得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成功。於是耶穌會前後約有472名會士入中國内地傳教，其中到珠江流域地區傳教的會士38人（詳第四節）。

　　以上這些外國和中國的天主教士，加上1807年（嘉慶十二年）9月8日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arrison）來廣州、澳門傳教及中國教徒樑發、蔡高等人在廣州、高明、江門、高州等地傳教等，人才濟濟，實力雄厚。他們很多人都擁有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鑽研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通曉中西語言文字，互相翻譯中西著作，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溝通者。加上明清時期，中國一些統治者如萬曆、崇禎、順治、康熙各朝皇帝，抱有開放思想和取長補短的宗旨，利用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人才，吸收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使一些耶穌會和基督教新傳教士受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感染，向歐洲西方國家介紹中國文化，刺激了歐洲資産階級啓蒙運動的開展；同時他們把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兩者互相碰撞，互相切磋，互相吸收。在這次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珠江流域地區各省特别是廣東首先得風氣之先。

　　二、西學東漸珠江流域地區

　　如上述，隨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西方傳教士紛紛來廣東及珠江流域地區傳教，從而使中西文化發生更大規模的、更直接的和更具實質性的接觸和碰撞，成爲最重要的、影響最深遠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誠如文化大師、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指出：

　　“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説，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説，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强時弱，但一直没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裏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大，只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者甚少。我説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最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爲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2〕

　　明清時期的西學東漸正是以澳爲中轉樞紐而向珠江流域地區傳入後發生廣泛和深遠影響的。其中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爲第一人。正如臺灣學者方豪先生研究指出：

　　“利瑪竇爲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華，迄於干嘉厲行禁教之時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爲巨觀，西洋近代文學、歷學、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傳入。”〔3〕

　　1．天文學和歷學。

　　中國的天文學和歷學歷史悠久，很早就有“渾天儀”和曆書。但中國的曆書需要每年制定，不够科學。利瑪竇入肇慶、韶州傳教，製作更科學的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和報時器等，並讓人們參觀這些儀器，向廣東民衆介紹天文科學知識，是爲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同時，利瑪竇又於1605年翻譯出版了《干坤體義》（ Sphaeram Josnmes de Sacrabosco Commentarius ）天文學專著。此書上卷詳細介紹了“日月地影三者定薄食，以曜地體爲比例倍數，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則皆前人所未發，其多方罕譬，亦復委曲詳明”。〔4〕中卷闡述“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爲一球”，和“日球大於地球，地球大於月球”科學知識。利氏還著《經天略》一書，將西方國家已測定的諸恒星編成歌曲，便於中國民衆背誦和掌握。繼利氏之後，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等又從理論上論证“地圓地小之説”；〔5〕陽瑪諾（Emmanuel Diaz）又於1615年著《天問略》一書，進一步論证地圓之説。在利氏等天文科學知識影響下，當時李之藻著《渾蓋通憲圖説》一書，更具體地介紹“地圓”、“地動”理論，使中國首次冲破了傳統的“天圓地方説”。正如劉獻廷所説：

　　“地圓之説，直到利氏東來，開始知之”。〔6〕

　　在西方天文學傳入後，崇禎皇帝於崇禎三年（1630）命禮部尚書徐光啓爲監督、李之藻爲副監督（後因李病由李天經督修），組織李之藻和耶穌會士鄧玉涵（Jearl Terrenz）、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蔣友仁（Michel Benoist）、羅雅谷（Ja-cobusRho）等人，在北京宣武門内的“自善書院”成立“西局”，修改曆書，至1633年完成，定名爲《崇禎曆書》130卷，又名《西洋新曆法書》。該書集西方文天學和歷學之大成，采取歐洲近代科學方法編成，並運用了哥白尼（Nicoluaus Coppernicus）著《天體運行論》一書的資料，糾正了元代郭守敬制定《授時歷》的誤差，是一部天文學的百科全書，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2．數學。

　　上述利瑪竇譯著《干坤體義》一書的“下卷皆言算術，以邊綫面積平圜橢圓互相容較”。此是西方近代數學傳入中國之始。〔7〕1607年，由利瑪竇口授，徐光啓筆譯歐幾裏得（Euclidis）所著《幾何原本》（ Elementornum-Libri ）六卷，“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綫，卷三論圓，卷四論圓内外切，卷五、六俱論比例”，〔8〕向中國介紹了西方近代數學的最基本内容知識。1607年，利氏和徐光啓合譯《測量法義》一書，介紹了勾股、測量知識。1608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譯《圜容較義》（ Tattato della Figura Issperimetre ）一書，闡述圓的外接。1613年，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録《同文算指》（ Epitome Arithmeticue Practicae ）一書，闡述比例、級數、開方等知識。接着利氏和徐光啓合著了《測量异同》、《勾股義》兩書，詳細地闡釋三角學的知識。

　　 繼利氏之後，耶穌會士艾儒略（Julius Aleni）於1631年著《幾何要法》、鄧玉涵（Joannes Terrenz）於1630年著《大測》，羅雅谷（ Jacobus Rho ）於1630年譯著《比例規解》等著作先後出版發行，對推動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詳第八節 ）。

　　3．物理學。

　　利瑪竇入肇慶傳教時，曾帶來自鳴鐘和望遠鏡。1620年，湯若望又帶來新式望遠鏡，並於1626年用中文著《遠鏡説》一書，詳細地向中國介紹瞭望遠鏡的原理、性能和製作工藝，是爲近代光學傳入中國之始。自此近代機械技術傳入廣州，廣州工匠即按利瑪竇自鳴鐘的原理仿造自鳴鐘。1627年，由耶穌會士鄧玉涵口授、王征筆録著《遠西奇器圖説》（簡稱《奇器圖説》），在北京出版發行。這是向我國介紹近代物理學知識的第一本著作。全書三卷，分别介紹重心、比重、扛杆、滑車、螺旋、斜面、起重、引重、轉重等近代物理學的基本知識，“其制器之巧，實爲甲於古今，……書中所載，皆裨益於民生。”〔9〕在工程物理學的水利學方面，熊三拔於1612年著《泰西水法》六卷，集西方國家近代水利工程學的精粹，首次向中國介紹水利科學的“吸水蓄水之法”，〔10〕影響很大。徐光啓研究了熊氏本書後，結合中國原有水利知識和實踐經驗，於天啓五年至祟禎元年（1625—1628）撰寫完成《農政全書》六十卷，其中卷十二至卷二十的水利部分，皆依據《泰西水法》，但更系統、更通俗介紹西方國家有關修築水庫的技術和方法，創立中國近代水利科學。到了1634年，鄧玉涵將一副望遠鏡送給崇禎皇帝，中國的物理學術界爲之震動。

　　1740年，干隆帝委托意大利耶穌會士、宫廷畫師郎世寧設計，由法國會士蔣友仁監製，清廷宫匠師製作了融合東西方風格的“報時噴泉”（力水鐘）共12個。12個水力鐘是按十二生肖動物鑄造的人身獸首象。頭部爲銅質，身軀爲石質，以盤坐之態作雙半月形分列十二個時辰，口中輪流噴水報時。每於正午時分，十二個動物銅象口中一齊射噴水柱，蔚爲壯觀。這種水力鐘的原理應是仿自鳴鐘。銅象鑄工精細；獸首上的初紋和絨毛等細微之處均清晰逼真。銅首所用之銅料是清廷精練的紅銅，外表色澤深沉，内藴精光，經曆數百年而不銹蝕，堪稱一絶。可惜的是，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的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圓明園的十二生肖水力鐘被偷走，1900年八國聯軍又攻入北京並火燒圓明園，使之被徹底破壞，十二生肖銅首一直下落不明。直至2000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北京保利集團以每尊價1500美元購買了流落在美國民間作浴室裝飾的牛、虎、猴三個銅首象；2003年澳門富商何鴻燊購得猪首象，2007年又以6910萬港幣購得馬首象。現回到中國保存有5個獸首銅象，還有龍、蛇、羊、鷄、狗、鼠、兔等仍散失不知下落。而2009年2月25日，佳士得法國公司在巴黎拍賣持有人皮埃爾·貝爾熱持有的兔、鼠銅首象（見右圖），也是圓明園的十二生肖銅首象的兩尊。貝爾熱和佳士得拍賣行不顧中國國家文物局致法國佳士得撤銷拍賣的信函和要求，和中國律師向法國法院提出要求停止拍賣鼠首、兔首銅象文物拍賣的訴訟請求，竟然於2月25日以2800萬歐元的天價拍賣了此兩尊文物。這是佳士得拍賣行違背相關國際公法的精神和文物返還所屬國家的國際共識。這種做法嚴重損譽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權益龢民族感情。

　　4．西醫藥學。

　　西醫和西醫藥學傳入廣東和珠江流域地區，是以耶穌會士在澳門開辦西醫院爲張本的。1568年，耶穌會卡内羅（Melehoir Carneiro）來澳門傳教時，計劃集資在廣州開辦一所癩醫院，但未得明政府批準。第二年，他先在澳門“開設一座醫院，
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11〕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院。這座醫院稱拉法醫院（Hospital de Rafael ），俗稱白馬行醫院，地址在今葡萄牙駐澳門總領館處。該院分内、外兩科診療醫病，看内科者除診脈外，還以玻璃瓶盛溺水驗其色，以識其病根；所用藥皆露汁，是爲西醫藥傳入中國之始。徐光啓十分讚揚這種西藥，説：

　　“西國用藥法，……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肺肌骨間也”。〔12〕

　　看外科者，“有安哆尼，以外科擅名”，所用“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汕、桂花油、皆以瓶計，冰片油以瓢計”，〔13〕很受市民歡迎。

　　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紛紛把西醫學知識和理論介紹到廣東和珠江流域地區。1594年，利瑪竇撰寫《西國記法》一書，其中在《原奉篇》中，論及人腦神經知識，“記月含之室在腦囊，蓋臚後枕竹下爲記月含之室”，〔14〕是爲神經學傳入中國之始。艾儒略（Julius Aleni）於1610年扺澳門，1613年入内地傳教，著有《職方外紀》五卷和《性學觕述》八卷，均涉及醫學内容。畢方濟（Frarlcesco Ssmbiaso）於1623年口授、徐光啓筆録著《靈言蠡勺》二卷，涉論人體結構和生理功能等醫學知識。鄧玉涵於1621年扺澳門，在澳門行醫，曾解剖日本Yme Xie神父的屍體，是爲西醫生在中國首次作人體解剖實踐。後來他與龍華民、羅雅谷合譯著《人身圖説》，進一步闡釋人體解剖的醫學理論。穆尼閣1643年經廣東到江蘇、浙江傳教，並口授薛鳳祚著《天步真原》三卷，涉及天上星辰變遷與人體疾病的部位、性質等關係。傅汛際（Franciscus Eurtado）在其著《寰有銓》和《名理探》兩書中闡述了心臟和視覺之功能、大腦的作用及人之四體液的關係。衛匡國（Martinus Matini）來華傳教後，著有《真主靈性理证》一書，介紹人體骨骼數目及人體生理功能等醫學生理基礎知識。

　　在西醫學的影響下，中國學者多多少少接受了西醫學的理論。例如方以智所著《醫學會通》一書，涉及西醫理論；《物理小識》卷三，引用了湯若望《主制群征》的“血養筋連之故”的西學識：

　　“血者資養之料也。血以行脈，脈有總絡，絡從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漸分小脈，至細微，凡内而臟腑，外而膚肉，無不貫串……從心出者亦有二大絡，一上一下，分細周身，悉與肝絡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此專導引熱勢及生養之路耳。心以呼吸進新氣，退舊氣，直合周身，脈與之應。少間不應，輒生寒熱。諸症醫者心從三部躍動之勢揣之，病源蓋以此也”。〔15〕

　　這顯然是方以智蓋論肝血、心血供應之理論來解釋中醫診脈於三部九候之理。可以看出，方以智堪稱中西醫會通思想的啓蒙者。金聲更精西醫，他著《本草備要》、《醫方集解》、《湯頭歌訣》等書，對西醫學的推廣貢獻良多。

　　到了清朝，由於耶穌會士醫生羅德士（ Phocdles ）用金鷄納霜（ Cinchona ）等西藥醫好康熙皇帝所患的瘧疾、心悸、唇瘤等病。此後西醫傳入中國形成高潮。康熙皇帝派人到廣東和澳門邀請傳教士醫生到北京入宫充當御醫。三十年間共有羅德士等20人入宫充當御醫。而葡萄牙等外國人爲討好康熙皇帝，亦不斷將西藥如蘇合油、乳香油、止痛膏、鼻煙等送到北京供宫内皇族、官員等享用，甚受歡迎。特别是1796年英國人琴納（ Jenner ）從中國人痘接種防天花醫術得到啓發，發明牛痘接種防天花醫術傳入珠江流域各省以至中國各省内地，更受廣大民衆稱贊和歡迎（詳第八節）。

　　5．地理學。

　　利瑪竇入肇慶傳教時，帶來一幅《萬國輿圖》掛在卧室，知府王泮見狀，喜其繪製之精巧，請利氏譯爲中文，以便印行。利氏即將西文地圖重新摹繪一幅，注上中文，名曰《山海輿地全圖》。此是西方文藝復興地理學和地圖學傳入中國之始。後於1598年修改，在南京翻刻印行十二次，影響極大。正如當時利瑪竇所説：

　　“世界地圖已傳遍各地，這確是他們不曾聽見過的，連想也不會想到的。已經翻印十次以上，中國學者與顯貴無不争相傳閲，著文稱贊和加以翻印”。〔16〕

　　此後，耶穌會士艾儒略（Jules Aleni）於1611年經澳門入廣州，1613年由廣州到北京、上海、揚州等地傳教，於1623年在杭州出版其著《職方外紀》六卷，卷一繪有《萬國全圖》、《北輿地圖》、《南輿全圖》、《亞細亞全圖》《歐羅巴圖》、《利未加圖》和《南北亞墨利加圖》，然後分洲闡明各地區和地理概貌，分“亞細亞總論”、“歐羅巴總淪”、“利未加總論”、“亞墨利加總論”；卷六爲“四海總論”，其解説比利瑪竇的《萬國輿圖》更爲詳盡。另著《西方問題》兩卷作爲補充。  

　　1602年，利瑪竇入北京後，爲迎合神宗皇帝的心意，測量了南京、杭州、北京、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别繪製了一幅《坤輿萬國全圖》，該圖尺寸爲366cm×152cm，把中國畫在中央，神宗十分滿意。此爲中國有近代世界地圖之始。全圖按地球經緯度製作，將世界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加、南北墨利加、墨瓦蠟尼加）和五帶（熱帶，南、北温帶，南、北寒帶）的地理科學知識詳細地介紹給中國，使中國人周知世界大勢，擴展全球眼界，該圖的一張爲日本一位收藏家所存，2009年10月，美國詹姆斯·福特·貝爾信託會以100萬美元購得，藏入明尼蘇大學貝爾圖書館。2010年1月12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展出，無數專家學者龢民衆前往參觀。

　　6．農業科學。

　　16世紀以降，西方農業科學隨耶穌會士傳教而傳入珠江流域地區和中國，除上述從工程學角度所述的水利學外，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農作物品種引進廣東以至全國影響最大。例如番薯品種，原産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哥倫比亞，1492年新大陸發現後，逐漸傳播到歐洲和東南亞國家播種。到明萬曆十年（1582），由廣東東莞縣到越南經商的陳益率先帶回番薯種，在其家鄉虎門小捷村（今樑屋）種植，獲得成功，然後傳入内地播種。其族譜記載此事甚詳，雲：

　　“萬曆庚辰（萬曆八年），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指陳益）偕往，比至，酋長延禮賓館，每會，輒食土産曰薯者，味甘美。公覬其種，賄於酋奴，獲之。地多産异器，造有銅鼓，音清亮，款制工古，公摩挲撫玩弗釋，尋購得，未幾伺間遁歸。酋以夾物出境，麾兵逐捕，會風急帆揚，追莫及。壬午（萬曆十年）夏，迺扺家焉。先是鄰蠡盧其武斷鄉曲，公賞排擊其惡，盧銜之，闞公歸，摭其事，首白當道，時航海關防嚴肅，所司逮公下獄，定庵公（指陳益兄陳履）方轉部郎，聞報大駭，適同譜御史某奉命巡按東粤，詣訴狀。扺任，首擇釋之，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閒物，栽種花塢，冤白日，實已蕃滋，掘啖益美，念來自酋，因名‘番薯’雲。嗣是種播天南，佐糧食，人無阻饑。……公置蓮峰公（指陳益祖父陳志敬，號蓮峰）墓右税三十五畝，招佃植薯。遺囑歲祀以薯薦食，歷代遵之”。〔17〕

　　由於番薯適應性强，能耐旱、耐風、耐瘠，病蟲害少，宜於旱地山地種植，所以陳益在東莞試種成功後，很快傳到福建、江西、江蘇、浙江各地種植。至清代前期，除了新疆、西藏、内蒙、東北等地外，關内各省均已廣泛種植番薯了。因爲番薯産量高，“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18〕所以成爲當時中國的重要糧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種，濟通省民之半”。〔19〕其他地方也有“紅薯半年糧”的諺語流傳。

　　與此同時，西方的蔬菜品種也紛紛傳入廣東以至内地種植，例如辣椒“大約明末清初由南美洲傳入廣東，輾轉傳入中原”。20〕木瓜原産地墨西哥，於明末清初傳入廣東；番茄原産秘魯，“約在1621年葡萄牙人將番茄傳到中國”；〔21〕南瓜原産美洲，在明中葉傳入中國；馬鈴薯原産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於順治七年1650）前後由荷蘭引入臺灣種植，等等。這些蔬菜品種的引進和種植，對於明代廣東以至中國商品性農業的發展起着推動的作用。 

　　7．語言文字學。    

　　中國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不采用字母拼音方法。耶穌會士爲瞭解决學習中文和華語不易掌握的困難，利瑪竇和羅明堅於1585年編寫了一本《葡華字典》（原名《葡漢對照詞表》），運用羅馬字母拼音方法，在每個中文字旁邊，注上羅馬字母拼音，以見其字即能讀其音。這是以西文字母註音漢字之始。利、羅兩氏所注羅馬字母拼音，共26個聲母，4個韵母，4個次音和5個字調符號。每個中文，注有聲、韵兩字母，標明清平、濁平、上、去、入五聲符號，〔22〕全書收録葡文詞條6000個，譯成漢文詞條5461個，很方便西人學習掌握漢語。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著《西字奇迹》一書，是以系統拉丁字母拼音漢字之始。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於1625年著《西儒耳目資》三卷，是更系統地運用羅馬字母註音漢字的中文字典。全書分三編，第一編是《譯引首譜》，第二編是《列音韵譜》，第三編是《列邊正譜》。其編排是按形、聲、義爲序，“首册言文字學，及譯者之大意；次册是依字之音韵，排列華字；末册是從字之邊畫排列華文，而以西字拼其音”。〔23〕本書不僅是便於歐洲人學習中國漢語，而且對中國漢字拼音也發生了直接和深遠的影響。方以智著《通雅》一書，其中《切韵聲原》一章所附的音韵圖表，四次直接引用《西儒耳目資》。民國初年，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林語堂等語言學家，倡導以羅馬字母拼音方法來註音漢字，與《西儒耳目資》的羅馬字母註音漢字不無關係。

　　8．美術學。

　　利瑪竇初扺澳門、肇慶時，在教堂内懸掛着兩幅手抱嬰兒的天主聖母像和一幅天主像的油畫（Oil Paiting），並於1600年入北京時作爲禮物送給明神宗，此是最初傳入中國的西洋美術作品。羅明堅在廣州時，亦將意大利的美術印刷品公開陳列，任人參觀。這些美術印刷品不特印工奇异美妙，而且裝訂堂煌，内中生動的圖畫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吸引了無數的中國觀衆和畫家參觀。以後，耶穌會士又將西洋的雕版畫帶入中國，如程大約墨苑中私人收藏的四幅西洋宗教畫就屬此類。1629年，會士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著《睡畫二答》一書，宣傳西洋畫及雕版之藝術方法。時人顧起元將這些西洋宗教畫與中國畫進行對比研究，認爲西洋畫是一種以透視方法作畫，具有中國畫不同的優點和特點。他向利瑪竇請教，利氏回答他，説：

　　“中國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平正，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象者皆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异也”。〔24〕

　　這就是西洋畫立體感强、人物栩栩如生的奥妙。入清以後，耶穌會土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南懷仁、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等紛紛作畫，使西洋畫在中國風靡一時。郎世寧還口授、由數學家年希堯撰寫了《視學》一書，向中國系統地介紹了西洋畫透視法的知識和技術。〔25〕此後，中國畫家有鑒於西洋畫“鬚眉竪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不及（《帝京景物略》）”的情况，十分注重研究和吸取西洋畫的優點，運用透視法和中國畫的傳統畫法結合起來作畫，使中國美術别開生面。例如，明末福建人曾瓊采用西洋透視法作畫，重墨骨而後敷彩加暈染，使得畫照傳神，獨步藝術，形成了江南畫派的寫實手法。

　　9．音樂學。

　　西洋音樂之傳入中國，也是以耶穌會士經澳門傳入廣東以至内地伊始的。王臨亨記述：

　　“澳門夷人，……制一木櫃，中寅笙、簧數百管，或琴弦數百條，設一機以運之。一人扇其竅，則數百簧皆鳴，一人撥其機，則數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鏗然可聽”。〔26〕

　　當時澳門的教堂還流行一種演奏風樂的風琴，十分悦耳好聽，史稱：

　　“三巴寺樓有風琴，藏革櫝中，排牙管百餘，聯以絲繩，外按以囊，嘘吸微風入之，有聲鳴鳴自櫝出，八音並宣，以和經唄，甚可聽”。〔27〕

　　還有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傳教時，帶有西琴一張，其結構“縱三尺，横五尺，藏櫝中，綫七十二，以金銀式煉鐵爲之弦，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28〕他到北京時亦作爲禮品呈送給明神宗，還特意譜寫《西琴曲意》，供以彈之。神宗對西琴甚感興趣，特派樂師四人學習彈琴。利氏還送給神宗一種“其制异於中國，用鋼鐵絲爲弦，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的鐵弦琴。除利氏外，會士徐日昇（Thomas Peveyra）、德格裏（Theadoricus Pedrini）等亦精通西洋音樂，並向中國極力傳播。

　　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皇帝派人到澳門邀請精通西洋音樂的耶穌會士德裏格（Theodoricus Pedrini）到北京入宫教授皇子學些西洋音樂樂理，介紹西洋五綫譜的唱法和編寫。又在三十八年（1699）在宫中建立一個小型的西樂團，由徐日昇任首席樂師，在宫中演奏西洋音樂。干隆二十五年（1760），意大利耶穌會士組織一個西洋樂隊在宫中演奏，演奏當時風行於羅馬和歐洲的皮契尼的歌劇《賽乞娜》Cecchina），深受宫中達官貴人、皇族歡迎。

　　以上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文化經澳門傳入廣州、肇慶、韶州和珠江流域各省的最終表現形式，則是反映在耶穌會士所撰、譯的各種著作中，據不完全統計，明代時，耶穌會士所撰、譯的各種著作共達102部之多，清朝前期85部。

　　三、中學經珠江流域出海西傳歐美國家

　　中西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隨商船沿海路東來廣東以及中國各地的西方國家耶穌會士，十分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中國儒家哲理，於是中國古典經籍、儒家思想、科舉制度、科學技術、工藝美術、音樂曲藝和風俗等優秀文化西傳歐美各國。使中國文化流行歐美國家，傳誦一時。並激起歐洲國家知識分子的“中國熱”，産生所謂“中國風”（Chinoiserie）。歐洲人研究漢學（Sinology）頓時興起，出現了研究漢學的組織。使漢學在歐洲各國文化學術界中蔚然獨樹一幟。從而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歐洲國家廣爲傳播，産生了强烈而深遠的影響。

　　1.儒家哲理對德國近代古典哲學的激盪。

　　羅明堅、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經澳門到肇慶、韶州、廣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傳教，非常重視研究儒家的哲學，崇拜儒家的自然神觀，並向歐洲國家介紹。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於1681年著《中國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orum Philosophu）一書，分四部分：一、柏應理上法王路易十四書；二、論原書之歷史及要旨；三、孔子傳；四、《大學》、《中庸》、《論語》譯文。接着，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ciscus Noel）著《中國哲學》 （Philosophu Sinica）和翻譯《四書》、《孝經》、《幼學》等書，向歐洲國家介紹自己研究儒學的心得和體會。18世紀中葉，德國會士魏繼晋（P. Florianus Bahr）編輯出版了一本《德漢字典》，有助於德國人學習漢字。

　　真正把儒學引進德國而創立德國古典哲學的是著名哲學家萊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他雖然未到過中國，但他深受來華耶穌會士的影響，對中國儒家文化十分感興趣。1687年前，他閲讀過孔子、老子的翻譯著作。1689年，他在羅馬遊覽時邂逅在中國擔任過欽天監的意大利會士閔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等人，以後從與他們的通信中獲得更多關於中國文化的知識。從此，他發奮研讀儒家經典譯著與耶穌會士撰寫的關於中國文化的著作，如柏應理著的《中國之哲學家孔子》等。然後根據這些著作提供的資料，於1697年編輯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全面地向歐洲國家介紹中國儒家文化。他高度讚揚中國文化的偉大：

　　“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他指出，中國儒家哲學是超過歐洲哲學的：

　　“歐洲文化的特長在於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就是在軍事方面，中國也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大不如中國人了”。

　　於是，他向歐洲國家的有識之士呼吁：

　　“我甚至認爲，必須請中國派出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29〕

　　萊布尼兹極力吸收儒家的哲學思想，特别是吸收老子關於“道”的思想精華，創立他的哲學思想中的單子學説（Monadenlehre），從而創立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即他於1714年發表的《單子論》。在此，他肯定中國理學的“理”與“單子”是相通的。

　　晚年，萊布尼兹把古典思辨哲學傳授給他的學生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沃爾夫經過努力研究後，於1721年在哈勒大學發表了題爲《論中國的實踐哲學》（De Sinarum Philosophica Practic）的演説，把思辨哲學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首次將哲學分爲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七部分，認爲哲學的一切原理均可以用數學或演繹的方法建立起來。1730年，沃爾夫又在瑪爾堡（Marburg）大學發表題爲《論哲學與治國哲人》的演講，把中國的實踐哲學與德國思辨哲學聯繫在一起。他的思想又爲其學生康德（Immanuel Kant）、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等人所批判接受，進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可見，德國成爲近代古典哲學的故鄉，與中國儒家哲學的影響和激盪不無關係。 

　　2.中國重農思想促進法國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

　　中國以農立國，歷代君主實行重農政策。這種重農的經濟思想傳至歐洲後，爲馬克思所説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Physiocartis）學説的形成提供了養料。被譽爲“歐洲的孔子”的重農學派創始人魁斯奈（Franeois Quesnay）從澳門傳至歐洲的中國經籍中，研究伏羲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深受中國古代自然秩序思想的影響，並將自然秩序視爲法則加以具體化，於1758年撰著《經濟表》（Tableau Economque），1767年著《中國的專制制度》（Le Despotime de La Chine）、《自然法則》兩書。《經濟表》把中國《易經》的六十四卦内容“巧妙地譯成爲數學的公式”。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他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化，其中第八章列舉了24條道理，呼吁歐洲國家學習中國，遵循自然法則，建立重農制度，提倡以農爲本，並指出只有農業才能增加財富，要求政府改變輕視農業的觀念，改變束縛農業的政策。他希望法國政府倡導“中國化”。他利用充任御醫之便，鼓動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於1756年傚法中國皇帝舉行春耕“借田大禮”的儀式。他深受《周禮》一書關於均田貢賦法的啓示，主張法國應像中國一樣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賦，以提供國家財政的需要。可見中國重農思想和政策對法國重農學派的形成影響之深。之後，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法國財政大臣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發展了魁斯奈的重農思想，把“重農主義體系發展到最高峰”。〔30〕他除努力學習中國古典經籍的重農思想外，還説服法國政府邀請兩名留法的中國學生高類思、楊德望回中國爲他收集中國的土地、勞動、地租、賦税等資料30條，造紙、印刷、紡織等資料30條，物資、地理資料7條，爲他進行改革作參考。最後，他利用這些資料寫成專著《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書中接受了徐光啓關於“工與賈則農之自出”〔31〕“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32〕的思想，提出了國王和人民一樣絶不能忘記“農業是國家收入的惟一源泉”的觀點和農業生産剩餘勞動的思想，首次回答了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問題，並提出地租是剩餘價值的惟一形式。馬克思讚揚了他“在這方面的首創精神”。〔33〕

　　其他重農學派思想家也深受中國重農思想的影響，如鼓吹“全盤華化論”的伏爾泰（F.de Voltaire）、霍爾巴赫（Folbahe）、孟德斯鳩（C.L.S. Montesquieu）等，都是讚揚中國重農思想和政策的。他們説：

　　“中國皇帝，每年有一次親耕的儀式，這種公開而隆重的儀式的目的，是要鼓勵人民從事耕耘”。〔34〕

　　他們向歐洲國家的國王發出呼吁：

　　“我們歐洲的統治者們知道這些事例之後，應該贊美啊！慚愧啊！尤其是模仿他們啊！”〔35〕

　　中國重農思想也影響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1764-1766年間，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陪同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在法國遊歷兩年中，結識了魁斯奈及杜爾哥，並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他從魁、杜兩人處瞭解中國重農思想和政策的資料，並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馬遷的“自由經濟”的思想精華，於1776年寫成和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多次提到“天然自由”、“自由經濟”等中國資料24次，抨擊英國重商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因此有學者認爲“没有斯密與重農學派的接觸，就没有他的《國富論》”〔36〕我認爲，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3.中國古典經籍西傳歐洲國家。

　　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在攻讀和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餘，又將這些經典譯爲西文，經珠江出海傳往歐洲各國出版。1593年，利瑪竇率先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從澳門寄回意大利出版發行，書名爲C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1626年，比利時會士金尼閣將《詩》、《書》、《易》、《禮》、《春秋》五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1752年，孫璋（Alcxandre de La Charm）翻譯《禮記》出版。1770年雷孝思（Joan-Bapt Regis）翻譯《易經》爲法文出版（第1册），1839年出版第2册，供法國學者研究。1772年，法國會士傅聖澤（Joannes Francicus Fouquet）回國時帶去中國古籍共3980種（本），全部捐獻給法國皇家圖書館，爲法國以至歐洲國家學者閲讀和翻譯中國古典經籍提供極大方便。1772年，法國會士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節譯《詩經》、《書經》爲法文出版。直至今天，在梵蒂岡圖書館還可以看到當時耶穌會士研究《易經》的中文著作稿本14種，即：《易考》、《易引原稿》、《易經一》、《易經外篇》、《總論布列類洛等方圖法》、《據古經考天象齊》、《天象不均齊考古經籍解》、《大易原義内篇》、《易鑰》、《釋先天未變》、《易經總説稿》、《太極略説》等。19世紀中葉後，法國神甫顧賽芬編譯了法漢對照的《四書》、《詩經》、《尚書》、《禮記》、《左傳》、《春秋》等書，更加方便法國學者攻讀中國古典經籍，深受各界人士歡迎。現將耶穌會士翻譯中國經籍和著作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4.中國語言文字西傳歐洲國家。

　　來澳門及珠江流域地區傳教的傳教士爲傳教需要，努力學習中國語文，並根據自己學習漢語的經驗，編寫了不少字典、辭典寄回歐洲出版，爲歐洲各界人士學習漢語提供方便。1584年， 利瑪竇和羅明堅入肇慶傳教時，合編了一本《葡華字典》，在中文字旁註上羅馬字母拼音，見其字即能讀其音。這是以西文字母拼漢字之始。字典共收録葡文詞條6000個，譯爲中文5461個。1626年，金尼閣在中國學者王征、吕維祺、韓雲等人幫助下，完成了拉丁化拼音漢字的著作《西儒耳目資》。他用五個元音（自鳴字母）與20個輔音（同鳴字母）互相結合，配上五個聲調記號，拼切出漢字的讀音。1687年，白晋編寫了一本《中法小詞典》。在此基礎上，馬若瑟（Jos Maria de Premare）於1728年編成《中文概説》（Notitia Lignllae Sinica ）一書，分析漢字結構與性質，被譽爲歐洲國家研究和學習中國語文的“鼻祖”，全書列舉中文例詞13000多條。後法國學者傅爾孟據此書編成《中國文典》一書，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印行。1894年香港納匝肋書局重印，發行甚廣，至今仍流行於歐洲國家。其他國家的會士也紛紛編寫各種字典，方便其本國人士學習中國語文之用，計有：1732年卡塔利娜（Fr. Carocus Horalias a Castarano）編寫《拉意中字典》；1733年格拉蒙納（P. Bazilias a Blemona）編寫《中拉字典》；1762年羅馬教廷出版奥斯定會士編寫的《藏文字典》；1789年錢德明（Joan-Joseph Maria Amiot）編寫和出版《滿法辭典》；19世紀初馬禮遜編寫和出版《中英字典》，等等。這些字典，爲歐洲國家有關人士學習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書。

　　5.中國古典文學西傳歐洲國家。

　　明末清初，中國流行一部才子佳人小説《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曾被列爲“第二才子書”。書中描寫青年男女鐵中玉和水冰心的婚姻故事。1719年，一個在澳門、廣州做生意的英國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率先將《好逑傳》翻譯爲英文（其中四分之一譯爲葡萄牙文）。1761年，湯姆士·潘塞（Thomas Percy）將其中的葡文譯爲英文，並調整了全書，加上副標題《好逑傳——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ean—the Pleasing History）並附加注釋，出版發行。

　　《好逑傳》英譯本出版不久，引起了歐洲各國極大的反響。於是，1766年，有一名署名M的人將書譯爲法文出版；接着慕爾（Murr）譯爲德文出版；1767年，又譯爲荷蘭文出版。這樣一來，《好逑傳》得以在歐洲國家廣爲傳播和産生影響。據統計，從18世紀中葉至1904年，《好逑傳》的外文譯本和改編譯本達20多種，並被評爲“十才子書”中的第二才子書，受到歐洲國家人民的喜愛和贊賞。德國著名作家歌德高度評價説：

　　“中國人有千萬部這樣的小説，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呢”？〔37〕

　　與此同時，元人紀君祥著的元北曲《趙氏孤兒》戲劇也西傳歐洲。先是耶穌會士馬若瑟（Jos-Maria Premare）於1732年將《趙氏孤兒》翻譯成法文，取名爲《中國悲劇趙氏孤兒》（Tchao-Chi-Gou-Cuih, Ou Porphel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edie Chinoise） ；1734年譯爲英文出版；1744年譯爲俄文出版；1749年譯爲德文出版。於是，《趙氏孤兒》劇本流行歐洲，風靡一時。1753年，法國著名作家伏爾泰（F. de Voltaire）將《趙氏孤兒》改編爲《中國孤兒》（LOrphelen de La Chine），於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引起强烈反響，並於同年在巴黎出版發行。1759年，英國諧劇作家阿瑟·謀飛（Arthur Murphy）又將《趙氏孤兒》改編後在倫敦上演，使其成爲顯赫一時的悲劇作家。《趙氏孤兒》不斷在歐洲國家上演，引起了歐洲文藝界的關注和好評。法國作家阿爾更斯（Marguisd’Argens）、英國文藝批評家理查德·赫德（Richard Hard）、作家恰切特（William Hatchett）、瑞士作家讓·喬治·努瓦爾（Jean George Noverre）等均給予很高的評價：

　　“我們必須承認，杜赫德給我們的那個中國悲劇……連歐洲最有名的戲劇也趕不上。中國人是一個聰明而有見識的民族，在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毫不奇怪，這戲的情節是政治性的”。〔38〕

　　中國文學在歐洲産生深遠的影響，歌德（Moses Standley Coulte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閲讀過不少有關中國的著作如《馬可·波羅遊記》，也多次讀過《趙氏孤兒》譯本。1781年8月，他還根據《趙氏孤兒》和《今古奇觀》改編成劇本《埃爾彭羅》（Elpenor）在德國上演，轟動一時。1796年，他讀到《好逑傳》德譯本；1797年讀到《花箋記》、《玉嬌梨》和《中國短篇小説集》等。1827年，他根據《花箋記》創作了《中德四季晨昏雜咏》十四闕。他還認爲《好逑傳》、《趙氏孤兒》對他創作《赫爾曼與竇緑臺》有影響，“書中的人物、思想、行動、感受，都和我們十分相像”。

　　6.中醫學和中藥學西傳歐洲國家。

　　外國傳教士經澳門入珠江流域和中國内地傳教，對中醫治病均感到神奇，紛紛加以研究，並把中醫術、中草藥向西方國家傳播，産生深遠影響。

　　首先是把接種人痘防天花的防疫醫術西傳歐洲。根據地方誌記載，中國於隆慶年間（1567—1572年），在安徽寧國府太平縣（今黄山市）一帶已流行人痘接種防天花的醫術了。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經陸路傳至土耳其和俄羅斯相鄰的高加索錫爾戛西地區，後來又經俄國人傳至土耳其。英國駐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蒙塔古（Mary Worntley Montague），於1716年向英國介紹了親眼看到接種人痘防天花的醫術，並於同年3月給自己年僅6歲的兒子接種人痘。1718年，她回到英國後，遇上了1721年倫敦流行天花病，“100人中有95人得病，7人中有1個人死亡”〔39〕。有鑒於此，蒙塔古女士又給她女兒接種人痘，並請倫敦人和醫生觀摩傚仿。從此，人痘接種醫術便在英國及歐洲國家傳播開來。但是，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接種人痘醫術有着嚴重的缺陷，即采用天花痂皮或漿液接種，如果所用者是毒力極强的痘苗，反而使接種者發生重症天花而致命。而且每個接種過的人又成爲傳染源。英國醫生琴納注重了中國人痘接種醫術的免疫功效，但又嘗試尋找一種避免重症天花的更好接種痘苗。後來，他從德國一個擠牛乳者從不染天花病毒的事例中得到啓發，試種牛痘獲得成功，這是天花預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據此，他於1798年撰寫和出版了《對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專著，幾年之内再版數次，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琴納發明的牛痘接種醫術從此風靡世界，後來傳到中國。

　　把中醫術介紹到歐洲國家首功者是波蘭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ym），他於1658年著《中醫津要》（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dm de Pulsibus），譯出晋代醫學家王叔和的《脈經》和中醫以舌苔、氣色診病法，並列舉中藥289味。該書於1688年出版後，又譯爲歐洲各國文字相繼出版。該書原由柏應理帶回歐洲，中途交給巴達維亞耶穌會士，被荷蘭的外科醫生克萊耶（A.Cleyer de Cassel）攫爲已有，於1682年改名爲《中醫臨床》（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出版，並附有木刻插圖143幅，銅版圖30幅。從此，中醫學在歐洲廣爲流傳。1671年，在廣州居住的法國人又將王叔和的《脈經》譯爲法文，名曰《中國脈訣》，寄往格萊諾布爾出版。

　　把中醫傳至歐洲有突出貢獻的應是法國會士巴多明（Dominicas Parrenin）。他科學地評價中醫，認爲中醫在治療效果方面是顯著的，但在理論方面不如西醫，表現在解剖學落後，這個結論後來爲伏爾泰所接受，他在《論各民族風俗精神）一書中論及中醫學時説：

　　“在他們（中國）那裏，醫學理論仍屬無知和錯誤，但中國醫生在實踐上却是相當成功的”。〔40〕

　　巴多明還從澳門給法國科學院寄去用阿膠治療肺結核病的醫術資料。他又在《北京教士報告》中，選擇了《洗冤録》爲世界首部法醫著作。韓國英（Pierre Martial Cibot）在《北京教士報告》第4册中也介紹了中國治療天花病的方法和病理。此後，中醫術在歐洲開始流行起來。

　　傳教士對中草藥能治百病感到不可思議，但畢竟又是事實。於是，他們亦注意研究中草藥，並與植物學聯繫起來，促進了歐洲國家植物學的進一步發展。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一書時，就引用了《本草綱目》一書關於金魚顔色形成的資料來説明動物有人工選擇問題。他在另一本著作《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第二章《人工選擇）中，一再提到《本草綱木》。據統汁，在達爾文的著作中，提到中草藥、中醫學的地方達104處之多〔41〕。這説明中醫學和中草藥對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是有相當大影響的。

　　7.中國數學西傳歐洲國家。

　　《易經》經翻譯西傳歐洲國家後，對歐洲的數學也産生了良好的影響。作爲微積分創始人之一的萊布尼兹受到《易經》影響，發明瞭二進位數學。他在給普魯士國王的一份備忘録中説，中國兩千多年前的《易經》的一些古老的符號雖然現在鮮爲人知，但其中確是保存了某種“新的數學鑰匙”。這裏已涉及到他的《函數論》（Ars Combinatoria）的思想。他認爲《易經》中的六十四卦的符號含有二進位數學的因素。比如陰×（－－）表示“零”，陽×（－）代表“壹”。《易經》的六十四卦來自各有三行的八卦，根據數學的規則，可變爲各有六×的“六十四卦”。此六十四卦又可根據各種不同的序列排出。此序列開始於第二卦的“坤”（），直至第一卦的“干”（），其中還包括另外的六十二卦。這個序列代表的是逐漸有規律地减少陰爻，增加陽爻。萊布尼兹將“坤”卦等於“零”，却發現此序列逐點與自己的二進位數學相對應，直到最後的“干”卦。惟一區别是此種數字排列恰將其自己的數字排列倒轉過來，從終點的數字開始，回溯到始點的數字。此一事實正好證實東西文化既相似，又互成倒影，猶如照鏡一樣。他認爲，對他來説，從《易經》中可以得到另一個有力的證據，表示精神方面的真理亦可以由數學的發現加以證實；而數學的真理，是不可否定的。於是他給二進位數學以一種宗教的意義，説：

　　“所有的結合都始自‘壹’與‘零’。這等於是説，神造萬物於‘無’；而世上只有兩項第一原則：神與‘無’”。〔42〕

　　這就是説，他從《易經》的易卜序列中發現了二進位數學的原則。只用“0”和“1”兩個數字。據此，零加在任何數字之後，只爲該數字增多一倍（不是10倍）。數字序列是如下形式：

　　1，10，11，100，101，110，111，1000，等等。   

　　這就説明《易經》的易卜序列和萊布尼兹於1679年發明的二進制數學原則是吻合的：《易經》含有二進制數學的因素。

　　8.中國工藝美術西傳歐洲國家。

　　16～19世紀中葉，由澳門起航經果阿到裏斯本，再運往歐洲國家貿易的中國絲織品、瓷器、漆器等商品，既是精湛的高級消費品，又是優美絶倫的工藝品，深受歐洲人民的歡迎和稱贊。特别是各國君主均酷愛中國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命令其首相馬扎蘭創辦中國公司，派人經澳門入廣州訂造標有法國甲胄紋章的瓷器，運回巴黎凡爾賽宫設專室陳列展覽。德國一些洛柯柯（Rococo）式的宫殿也以收藏陳列華瓷炫耀一時。英國女王瑪麗二世（Mali II）更醉心於中國瓷器，在宫内專設玻璃橱窗陳列各色華瓷。有鑒於此，歐洲各國紛紛掀起仿造中國瓷器的熱潮，並有專家對瓷器進行研究，撰寫專著加以闡釋和宣揚，使中國的工藝美術得以在歐洲廣爲傳播和影響。1677年，法國人查爾定（Chardin）在希撒諾（Pierre Chicaneau）開設瓷廠，仿造中國青花軟質瓷。1717年，在江西傳教的耶穌會士殷弘緒（Pierre d’Entrecolles），將景德鎮的高嶺土標本寄回法國，1750年，杜爾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國勘察和開發瓷土；1768年，發現了類似景德鎮的高嶺土瓷土層，即設立塞末勒瓷廠製造出硬質瓷器。1750年，英國在斯特拉福設立瓷廠，仿製出首批中國軟瓷。1760年，又在博屋建立“新廣州瓷廠”，招收工匠300多人，利用廣州運去的制瓷設備，仿製出中國硬質瓷器。這些瓷廠均仿中國瓷器的模型和圖案工藝製造，而所造瓷器的質量已接近中國瓷器水平，以致一些歐洲陶瓷史專家把伍斯特瓷廠製造的瓷器誤爲中國製品。正如1763年的《牛津雜誌》載文夸耀説：“中國瓷器和羅斯托夫瓷器可以搭配使用，毫無差别。”這説明中國的制瓷方法和工藝美術已爲歐洲國家所掌握。

　　與此同時，歐洲國家也不斷仿制中國的漆器。1730年，法國人羅伯特·馬丁（Robert Martin）獨立仿制中國漆器，以藍、紅、緑和金色爲底色，以中國婦女、中式欄杆、房舍和牡丹花爲圖案，深受法國人酷愛。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爾夫人邸宅的漆制傢具全用此種有中國圖案工藝特徵的製品。耶穌會士湯執中（Pierre d’Incarville）十分注意研究中國漆器的工藝美術，於1760年撰寫和發表題爲《中國漆考》的論文，附有中國精美漆器圖片多幅。英國商人爲了滿足英國人酷愛中國漆器的需要，先是到廣州購買大塊漆器運往英國，然後改制各種規格的屏風出售。有時甚至將英國的木制傢具運來廣州，請廣州漆師上漆加工，然後運回英國出售。18世紀的英國上層婦女以學繪中國工藝美術爲時尚，繪漆竟成爲女子學校的一門美工課程。也有不少專家研究中國漆器工藝，著名家具設計師湯姆·齊本達爾（Tom Chippendale）和海普爾·華特（Heppel White）設計和製造的橱、臺、椅等傢具，全部仿制中國式樣，采用上等福建漆，繪刻龍、塔、佛像和花草圖案。英國18世紀的傢具被稱爲齊本達爾時代。直到今天，還可看到英國家具保存着中國風格的痕迹。英國建築師威廉·查爾斯（William Chambers）到中國考察後，於1757年寫成和出版了《中國建築·傢具·衣飾·器物圖集》（Designs of China Building，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一書，向歐洲國家系統地介紹中國的傢具、衣飾等工藝美術。

　　中國的壁紙（墻紙）亦於16世紀中葉由西班牙、荷蘭的商人從廣州購買後經澳門運往歐洲出售。這種每幅通高4米、闊1．3米的墻紙，上面繪有花鳥、山水和人物圖案，甚受英、法顧客歡迎。不久，歐洲國家也仿制中國墻紙，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墻紙，於1688年仿製成功。雖然如此，英法所制墻紙仍遜色於中國墻紙。所以，直至1766年，英國仍從廣州、厦門等地販運大批中國墻紙供其本國需要。今天倫敦古斯銀行客廳内還保留着當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覲見干隆皇帝後帶回去的花墻紙，上面繪有302個栩栩如生各不相同的人物，表現了中國極高的工藝美術水平。中國絲綢的工藝美術更爲歐洲人（特别是婦女）所艷羡，尤其是刺綉工藝，在風行時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氈而代之。在法國，直到18世紀，裏昂生産的絲綢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國工藝美術風格。可見中國工藝美術在法國影響之深矣。

　　9.中國繪畫和建築藝術西傳歐洲國家。

　　中國繪畫藝術也由耶穌會士帶回歐洲國家而産生深遠影響。明清時期，中國的山水、人物畫成爲歐洲著名畫家的摹本。例如法國最杰出的畫家華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作品，常常仿照中國畫的黯淡流雲和純樸山景搆成畫面中烟霧迷蒙的韵致，被人譽爲深得中國作畫方法之佳作。他所作《孤島帆影》一畫，更是一派中國畫風格。英國著名畫家柯仁（John Robert Cozen）的水彩畫，亦深受中國畫風之影響。他作畫的設色山水，與中國畫毫無二致，常常用棕灰作底色，再涂上紅、藍二色烘托。他作畫時還仿照中國畫家好用毛筆蘸色和墨，以墨草圖，使水彩畫在歐洲發展初期就顯出了特色。其學生特涅（Truner）等人的人物水彩畫，亦繼承他的筆法。另一名著名畫家康斯保羅（Consiberglo）的作品亦受中國畫之影響，其杰作《緑野長橋》，灑脱而出，一如中國江南風光。直到19世紀，法國的印象派畫家仍然受到中國畫風的感染，常用中國的潑墨法作畫。其中莫裏斯（Malisse）尤以模仿中國瓷器工藝美術畫見長，深受人們喜愛。意大利會士郎世寧（F·Josephus Castiglione）於1713年扺澳門，同年到北京，進入清朝宫廷畫院如意館，直到1766年在北京逝世。在北京51年期間，他在中國畫風影響下，將西洋油畫、水彩和中國畫工筆重彩的藝術相結合，産生了一個中西合璧的新畫派，久負盛名，對中西美術貢獻極大，被稱爲“郎世寧畫派”。

　　中國建築藝術和風格對歐洲國家的影響也是廣泛而深遠的。特别是中國的庭園藝術匠心獨運、迎合自然的風格，更使歐洲的園苑建築大爲遜色，因而歐洲國家紛紛仿照中國建築藝術和風格建築房屋或園苑，蔚然成風。德國華肯巴特河旁邊的費爾尼茨宫（Pillnitz），開了按照中國式屋頂建築的先河，以後德國波茨坦和荷蘭、法國、瑞士等國家也多競相修築中國式的鐘樓、假山、石橋和亭榭。英國建築師威廉·查布斯在他所著《東方園藝》（A Disertation of Oriental Gardening）一書中高度贊美“中國人設計園林的藝術確實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和東方燦爛的成就相提並論，只能像對太陽一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1750年，他爲丘城（Kew）設計一座中國式庭園——丘園。園内有湖，湖中有亭，湖旁有高達54．3米的14層角形塔，角端懸以口含銀鈴的龍。塔旁建有孔子樓，圖繪孔子事迹，一派中國建築風格。1763年，他把丘園的建築撰寫成專書《丘園設計圖》（Plaris，Elevation，Section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rey）出版。另一建築師哈夫佩尼（W. Halfpenny）也出版了《中國廟宇·穹門·庭園設施圖》（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nmphal Arches，Gatdenseats，Paling）一書，系統地介紹中國庭園建築藝術，使中國庭園建築在英國日益完善，被譽爲“中國式花園”。1773年，德國派出園林設計家西克爾（F.L.Sekell）親自到英國研究中國庭園建築後，於同年出版了温塞所著《中國庭園論》（Uber diee Chine-sischen Gartten），以示德國對英國所時興的中國式庭園建築應迎頭趕上之意。此後，卡塞爾（Kassel）伯爵在威廉索痕（Wilhelm Shohe）建築木蘭村（Moulang），村旁小溪起用中國名字吴江（Wu-kiang）。村中一切建築風格和藝術均模仿中國，儼然江南蘇州園林。中國庭園建築藝術對德國的影響躍然可見。

　　10．中國音樂西傳歐洲。

　　利瑪竇是系統地向歐洲國家介紹和傳播中國音樂的第一人，1584年9月13日，他在廣東肇慶傳教時，曾寄信給西班牙税務司羅曼，談到中國音樂説：

　　“人們（指廣東人）都很愛好喫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與季節的舉行，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做樂的處所……”〔43〕

　　利瑪竇所指的音樂書還附有音樂或作樂的插圖，如嘉、萬年間（1522-1620）王圻父子編著的《三才圖會》就是。1592年，利瑪竇在肇慶曾與明代著名戲曲家湯顯祖會晤，瞭解更多明代中國戲曲的知識，他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的戲曲音樂，説：

　　“我相信這個民族是太愛好戲曲表演了。至少他們在這方面肯定超過我們。這個國家有極大數目的年輕人從事這種活動。有些人組成旅行戲班，他們的旅程遍及全國各地；另有一些戲班則經常住在大城市，忙於公衆或私家的演出。……有時候戲班主買來小孩子，强迫他們幾乎從幼就參加合唱、舞蹈以及表演和學戲。……凡盛大宴會都要雇用這些戲班，聽到召唤，他們就準備好上演普通劇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會主人呈上一本戲目，他挑他喜歡的一出或幾出。客人一邊喫喝一邊看戲，并且十分愜意，以致宴會有時要長達十個小時，戲一出接一出也可連續演下去直到宴會結束。戲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是用日常聲調來念的”。〔44〕

　　利瑪竇接着介紹中國道教的音樂和樂器説：

　　“這個教派（指道教）的道士們住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廟裏，他們的部分職責就是當皇帝本人或代表皇上的大臣在這些廟裏舉行各種獻祭時必須在場。這當然有助於提高他們的聲望和權威。這種場合的樂隊也由道士們組成。凡是中國人所知道的各種樂器都包括在樂隊裏面，但是他們奏出來的音樂讓歐洲人聽起來肯定是走調的。這些樂師還常常被請去辦喪事，他們穿上華麗的道袍，吹笛和演奏别的樂器”。〔45〕

　　1599年3月3日，利瑪竇又介紹他在南京觀看祭祀孔子儀式的音樂，説：

　　“這裏讓我們插進幾句話談談中國的音樂，這是歐洲人很感興趣的一種藝術。……紀念孔子……這種特殊的典禮伴有音樂；他們提前一天邀請主管官出席樂隊的預演會，以决定這種音樂是否宜於這種場合。……樂隊預演會是由稱爲道士（Tausu）的儒生的祭司組織的，在一座爲了崇奉上天而建立的大廳，或者不如説皇家的廟宇裏面舉行。……組成樂隊的祭司們穿上華貴的法衣就仿佛他們要去參加祭祀儀式那樣。在向大臣致敬後，他們就開始演奏各式各樣的樂器：銅鈴、盆形的樂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獸皮像鼓一樣，類似琵琶的弦樂器，骨制的長笛和風琴，不是用風箱吹而是用嘴吹。他們還有一些别的樂器，形狀也像動物，他們用牙齒噙着蘆管，迫使管内的空氣排出來（譯者注：原意大利文所録的樂器及德禮賢的譯文如下：campane\[編鐘\]、campanelle\[鈴\]、baecili\[鈸、響板\]、alti\[韵鑼、鐺鑼\]、ahd di pietra\[編磬\]、pelle\[大鼓、祝、應鼓、搏柎\]、altri corde di leuto\[琴、瑟\]、altri difiauti\[龠管、箎塤笛\]、velllo\[排簫、鳳笙蕭、笙\]altri earno acmeanimali\[敔\]。）在預演會上，這些古怪的樂器一齊鳴奏，其結果可想而知，因爲聲音毫不和諧，而是亂作一團。中國人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的一位學者有一次説，他們祖先所知道的音樂藝術經過幾百年已經失傳了，只留下來了樂器”。〔46〕

　　由上可見，利瑪竇在向西歐國家介紹和傳播中國音樂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這是值得肯定的。

　　11.中國風俗的西傳。

　　中國飲茶的風俗也是從珠江流域經海路傳到歐美國家的。多明我會最早派往亞洲傳教的會士、葡萄牙人加斯帕·達，克路士（Gaspar da Cruz），於1556年到達廣州，並在中國沿海一帶遊覽數月，然後回國。他根據在廣東及沿海地區所見所聞撰著《中國志》（Trae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per esteso as cousas da China），於1570年他病逝後十六天在故鄉思渥拉出版發行，書中首次向歐洲介紹中國的飲茶風俗，説：

　　“如果有人或有幾個人造訪某個體面人家，那習慣的作法是向客人獻上一種他們稱爲茶（Cha）的熱水，裝在瓷杯裏，放在一個精緻的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帶紅色的，藥味很重，他們常飲用，是用一種略帶苦味的草調制而成。他們通常用它來招待所有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們也好多次請我喝它”。〔47〕

　　1606—160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澳門首次販運中國茶葉到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約於1610年販運到歐洲。於是荷蘭人於1637年開始飲茶。1636年中國茶傳至法國巴黎，1650年傳至英國。從此，英國、法國逐步興起飲茶風。1660年9月22日，英國人塞謬爾·佩庇斯（Samuel Pepys）記述：

　　“我當真要了一杯茶（一種中國飲料），那是我以前從未喝過的”。〔48〕

　　與此同時，中國人乘轎子及轎式馬車的風俗也傳到歐洲。法國路易十四（Louis XIV）做國王時（1643-1715），貴族官吏出行時，已有乘轎的習慣，轎頂圍被的質料和顔色，按官吏等級高低嚴格規定，轎身以漆油繪，一般流行芍藥和牡丹等中國的花卉色。但法國人抬轎不像中國那樣用肩抬，而是用手舉抬，法語稱爲“抬椅”（Chaise a porter）。

　　
明清時代以珠江流域爲樞紐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當時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兹就對這超越宗教層面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好的評價，説：

　　“我認爲（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壯舉。它將大大促進人類的普遍進步，以及科學與藝術在歐洲與中國的同時發展。這是光明的開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數千年的工作。將他們（中國）的知識帶到這兒，將我們的介紹給他們，兩方面的知識就會成倍地增長。這是人們能想象的最偉大的事情”。〔49〕

　　這與前述我國文化大師、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1993年所説的明清時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文化交流的論斷是一致的。

　　

　　注釋：

　　〔1〕 黄啓臣、鄭煒明：《澳門宗教》，第48頁，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

　　〔2〕1993年2月19日爲陳炎教授專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一書所寫的《序言》。

　　〔3〕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卷第692頁，嶽麓書社1989年版。

　　〔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二》。

　　〔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二》。

　　〔6〕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五。

　　〔7〕張萌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載《清華學報》第1卷第1期。

　　〔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二》。

　　〔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五，《奇器圖説提要》。

　　〔1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九·農家類》。

　　〔11〕Lettre de l575 dans Lettre，P．215、217。

　　〔12〕轉引方豪：《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第118-119頁。

　　〔13〕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藩篇》。

　　〔14〕範行準：《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中華醫學史叢書。

　　〔15〕轉引自馬伯英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第478頁，文彚出版社1993年版。

　　〔16〕Peng Yoke Ho，China and Europe：scientific and Technoligical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ies；ThomasH．C．Lee，China and Europe，The Chine University，1991．

　　〔17〕《風岡陳氏族譜》卷七，轉引《宣統東莞縣誌》卷十三，《物産上》。

　　〔18〕陳耀：《甘薯録》，轉引《金薯傳習録》。

　　〔19〕施保鴻：《閩雜記》卷下。

　　〔20〕《民國廣東通誌稿》，《物産·蔬菜類》。

　　〔21〕《臺灣農家要覽》，《園藝作物·蔬菜篇》，臺北，豐年雜誌社出版，1980。

　　〔22〕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韵學上的貢獻》，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3分册。

　　〔23〕徐宗澤：《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摘要》第321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24〕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張庚：《畫征録》卷中。

　　〔25〕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藩篇》。

　　〔26〕向達：《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載《北平圖書館館刊》第10卷第5號，1936年。

　　〔27〕王臨亨：《粤劍篇》卷三，《外夷志》。

　　〔28〕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二O。

　　〔29〕利奇温著、朱杰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71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30〕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册，第2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1〕《明經世文編》卷490，徐光啓：《擬上安邊御虜疏》。

　　〔32〕徐光啓：《農政全書》卷3，中華書局1956年版。

　　〔33〕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册，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4〕盂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上册，第102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35〕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思想對歐洲文化的影響》，第294頁，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36〕宛樵、吴宇輝：《亞當·斯密與<國富論>》，第16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37〕轉引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轉引範存忠：《中國文化在啓蒙時期的英國》，第124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9〕布羅代爾著、顧良譯：《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88頁，三聯書店1992年版。

　　〔40〕伏爾泰：《論各民族風俗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第2册，第398頁，巴黎加尼埃（Gamier），1963年版。

　　〔41〕潘吉星：《中國文化的西漸及其對達爾文的影響》，載《科學》1954年10月號。

　　〔42〕參閲萊布尼兹致Rudolph August公爵的信。

　　〔43〕《利瑪竇全集·書信集》。

　　〔44〕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45〕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11～11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46〕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360～36l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47〕C·R·博克塞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98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48〕範存忠：《中國文化在啓蒙時期的英國》第77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該書記爲1666年，似是筆誤或印刷之誤。

　　〔49〕轉引李文潮、H.波塞爾編:《萊布尼兹與中國》第75頁，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