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謝神户市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和中村哲夫教授的熱情邀請，按你們的要求，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清朝廣東商人與華僑》，講四個問題。

　　一、廣東商人的崛起和發展

　　我近年來注意收集資料研究明清廣東商人，初步得出一個結論：廣東商人成爲中國的一大商幫而引人矚目，是在明清時期。特别是清朝政府於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實行開海貿易和1757年（干隆二十二年）撤銷江、浙、閩三海關，作出“嗣後口岸定於廣東”，夷船番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1〕决策之後，使廣東的海外貿易始終處於開放的得天獨厚的優越地位。於是廣東商人得以蓬勃發展，並延續到近代而歷久不衰。其人數之衆、經營項目之多、活動範圍之廣、商業資本之雄厚均爲世人所矚目，有人用“足迹遍天下”，“廣東之富‘在商不在農’”來形容廣東商人的經商活動和廣東經濟的發展，是符合實際的。而其中不乏出海經商的人在外國定居而成爲華僑。

　　明清時期崛起和蓬勃發展的廣東商人，按其在流通領域中的作用可以分成商品經營商和貨幣經營商兩大類。而商品經營商又可以分爲長短途販運商、牙商和鋪商，其長短途販運商又可分爲海商和内地商；貨幣經營商可以分爲高利貸商、典當商、錢莊票號商等。而廣東商人最引人注目、影響最大的是海商和牙商。同時，這兩種商人與華僑關係最密切，因此，我着重介紹這兩種商人。

　　1.海商。

　　廣東是中國的海洋省份，北負五嶺，東南西三面臨海，海岸綫長達4300公里，占全國海岸綫的23%，居全國首位。而廣州又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2000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且歷久不衰，爲廣東海商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廣東海商大多數是潮州和廣州府地區（珠江三角洲各縣）沿海岸地區的商人。如潮州府的澄海、海陽、潮陽、揭陽、饒平等縣；廣州府的香山（今中山市、珠海市）、番禺、臺山、新會、南海等縣。清朝地方誌記載潮州地區：

　　“瀕海居民所持以資生而爲常業者，非商販外洋，即魚鹽本港也。〔2〕”

　　“海、潮、揭、澄四邑商賈輻輳，海船雲集。”〔3〕

　　每年春夏之交，南風盛吹，海商揚帆北上；秋冬之際，南往“占城、暹羅一帶可行；噶巴吧、吕宋、琉球、東洋日本”〔4〕等外國貿易。

　　廣東珠江三角洲各縣的商人也熱衷於出海經商貿易，史稱：

　　“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裏 。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5〕

　　18世紀以降，廣東商人從廣州等港口出海，已經開通了到世界各大洲的大三角貿易航綫，到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經商貿易，主要航綫有：

　　①廣州——澳門——日本長崎；

　　②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

　　③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秘魯；

　　④廣州——澳門——温哥華；

　　⑤廣州——澳門——大洋洲；

　　⑥廣州——澳門——俄羅斯等。

　　廣東商人從廣州起航出發，經澳門出海，經這些航綫到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貿易經商，人數不少。廣東御史李清芳談到廣東情况説：

　　“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數百艘，每船中，爲商人、爲頭舵、爲水手者，幾及百人，統計數十萬矣。”〔6〕

　　干隆四十年（1775），新會縣商人盧繼恪率領數十艘商船到南洋各國經商貿易。19世紀末，據謝希傳著《墨西哥述略》一書記載，沿着太平洋航綫到秘魯、墨西哥等國家貿易的廣東商人達到35000-40000人之多。同時，臺山縣商人甘澤農也到南美洲去經商，在那裏經過幾年的貿易活動，積累了一筆財富往來日本、暹羅、安南，並轉到美洲和歐洲各大商埠開展貿易，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才回到香港，集資創辦南洋菸草公司，其分公司則星羅棋佈於南洋諸島各個國家和地區。

　　18世紀以來，廣東商人到日本長崎、神户等港口進行貿易也不乏其人。據統計，1688——1703年，旅居長崎的華僑1萬人，占長崎人口6.4萬人約十分之一，其中不少是廣東人〔7〕。1862年（同治元年）左右，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順德、新會、中山，開平、恩平和肇慶等縣到長崎貿易的商人，爲了聯絡感情和互相幫助經商貿易，借鑒廣東商人曾於1677年（康熙十六年）在長崎建立會所性質的聖福寺（俗稱廣州寺，現該寺仍保留，在長崎市美術館旁邊）的經驗，於1871年（同治十年）在現在的長崎廣馬場四海樓附近建立榮遠堂嶺南會所，後於1884年（光緒十年）改名爲廣東會所。會所所屬廣東商號有晋恒號、均利號、萬昌和、致祥號、裕蓋號、永生隆、三和號、德源號等8家。同時，華僑捐資在原來聖福寺内建立關帝廟，讓大家逢年過節前去頂禮膜拜，以祈禱神仙保佑出海貿易人船平安無恙。但日本的廣東商人比起東南亞和美洲國家的廣東商人就少多了。就我所知，現在日本的華僑以福建、江蘇、浙江以及東北人較多。所以日本的唐人街的名字也有所反映，在神户的唐人街稱南京街，横濱的稱之爲中華街，長崎的唐人街也稱之爲中華街。

　　2.牙商（行商）。

　　牙商早在唐宋時代就出現，所謂“買賣要牙”就是這個意思。當時稱“牙儈”、“駔儈”。到明代稱牙郎、牙人、客紀、牙商。朱元璋當了皇帝就頒令禁止官牙和私牙。到了清代一般稱牙商、經紀，後來發展成爲行商。

　　所謂牙商、經紀，就是買賣之間的中介人。在18世紀，廣東的牙商，就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洋行商人，當時稱爲十三行商人。行商除了很少數是福建人外，絶大多數是廣州府各縣人。如十三行商的廣利行商盧觀恒是新會縣人；西成行商黎光遠、福隆行商關成發是順德縣人；同順行商吴天垣是香山縣人；天寶行商樑經國是番禺縣人；麗泉行商潘長耀是南海縣人。有些行商雖然是祖籍福建，但已定居廣東很長時間，如同文行商潘啓、義豐行商蔡昭復等。

　　這些行商是經過清政府批準的殷實之家出任的，屬富商,與官府有密切關係,所以稱某官(如潘官)。他們專門在廣州從事中外商人貿易的居間者，在商品所有權的轉移過程中起代理商的作用，是一種半官半商性質的商人群體。當時的資料記載得很清楚，説：

　　“外洋各國夷船到粤,販運出口貨物,均以絲貨爲重。每年販買湖絲並綢緞等貨……其貨均係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粤，賣與各行商，轉售外夷，載運回國。”〔8〕

　　十三行商的經營活動主要在廣州設立的洋行内進行，但其在國内外的居間轉手貿易中，已成爲國内外市場的橋樑，體現了其在國際市場的功能，並從中贏利。例如，道光年間（1821-1850），怡和行商伍秉鑑，先是從國内長途販運商手中購買一大批生絲，托付給外國商人運到印度加爾各答去銷售，然後外商又從那裏購買大批英國貨物回廣州出售。伍秉鑑從中賺到一大筆傭金，變成爲爆發户，積累了巨額的商業資本。據1834年統計，伍秉鑑的資本總額達到2600萬銀兩以上；同文（孚）行商潘紹光的家産總額也達到1億法郎以上，列入當時的世界富豪之一，連法國人也爲之羡艷。這些行商賺了大錢，也到海外去經商，擴大其商業資本。如行商伍秉鑑，到19世紀中葉以後，依靠其與美國商人顧盛的私人關係，就到美國紐約去開股票公司，做金融生意。伍家的後代，仍有一些人在紐約經商。當然，當時伍家的資本與美國富商倫比，就不能向其背項了。

　　十三行商因其是半官性質，與清政府榮枯相依。因此，到了鴉片戰争前夕，隨着清政府的衰敗而紛紛倒閉。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實施後，廢止了十三行，其中有一部份人變爲受雇於外國公司的買辦，如同順行的吴天垣，就最先充當英國公司的買辦。

　　廣東海商到海外貿易而建立起商業網絡之後，一些人就在經商的國家定居擴大營業。這些海商慢慢就成爲商業移民。這些移民後來就被稱爲華僑，有些華僑在外國居住時間長了，就索性入了外國籍，我們稱這種人爲華人。所以説，海商與華僑華人是有其源遠流長的關係的。而現在廣東的華僑華人占中國華僑華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又是與明清時期特别是18世紀以後廣東海商出外經商貿易有密切關係的。

　　二、廣東華僑的産生和發展

　　就我現在看到的資料，廣東商人到海外經商而在外國定居不歸而成爲華僑者，最早是稱爲亦盗亦商的潮州府惠來縣人林道干。嘉靖四十年（1561）左右，他原在澄海縣至福建詔安縣一帶海域走私經商。然後轉至臺灣、占城、渤泥（今加裏曼丹）貿易。萬曆六年（1578），他聚衆2000多走私商人到北大年（今泰國南部）貿易，並在那裏定居，建立自己的港口，名曰道干港。這批潮洲海商就成爲潮州人移居泰國最早的華僑群體。與此同時，饒平人林鳳也率領船62艘，水手2000多人、婦女1500人去到吕宋（菲律賓）的馬尼拉灣貿易，後受到西班牙人阻攔，轉移到北面的馮加施蘭（pangasinan），並在此地定居而成爲菲律賓華僑。南海縣商人樑道明，也因爲到三佛齊貿易而居定不歸，成爲較早的華僑。

　　但是，廣東商人出海經商不歸併形成移民高潮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而且從南洋各國擴展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各個國家。據不完全統計，19世紀初期，廣東人在東南亞的華僑人數已達到734700人，現將1824年廣東在東南亞地區的華僑數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與此同時，廣東的商人也紛紛到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經商，並有大批廣東商人前往各國定居而成爲華僑。例如光緒二十年（1894），番禺、新會、臺山等縣的商人共340人到墨西哥的港口阿卡普爾科從事貿易，並在那裏定居開發這個港口，使這個原來只250户人家的小港口驟增12000人，居民大多是廣東人，當地居民稱爲“小廣州”。

　　18世紀末，隨着干隆四十九年（1784）美國的“中國皇后”號商船首航廣州貿易成功後，廣東商人也紛紛前往美國貿易和定居。例如，廣州商人阿蒂特（英文名Atit），他到美國波士頓經商後在那裏定居不歸，成爲華僑。到19世紀，隨廣州—美國貿易而移居美國的廣東人已達到30萬，幾乎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其中又以臺山縣等四邑人爲多。據統計，1855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的華僑有4萬人，其中四邑人（新會、臺山、恩平、開平）占41.6%，香山縣人占36.2%，客家人占4.6%，其他縣人占17.6%。現在四邑及江門市國内共有300萬人，而在外華僑華人也是300萬，其中臺山市有100多萬，比臺山市國内人口還多。這些華僑建有六大會館，即：三邑（南海、番禺、順德）會館，陽和會館（香山、東莞、增城、博羅）、岡州會館（鶴山、四會）、寧陽會館（臺山），合和會館（開平、恩平、新會），人和會館（新安、歸善、嘉應州）〔9〕。香山縣人孫眉（孫中山的哥哥）也是19世紀70—80年代到美國夏威夷經商定居下來而成爲華人的。1878年（光緒四年），年僅十二歲的孫中山，隨他母親從澳門出海去探望其兄孫眉，並在夏威夷居住讀書。到夏威夷的華僑華人，基本上是香山縣（今中山市、珠海市）人，講的是中山話（廣州話語系）。現在居住在美國的300多萬華僑華人，基本上是廣東人，是18世紀以來廣東商人到美國經商及以後的移民所形成的。他們在那裏仍然保持中國和廣東的傳統文化。例如紐約市曼哈頓的唐人街（China town）居住30多萬華僑華人，其建築物一如廣州，商店擺設同廣州毫無二致，餐廳飯店一樣以飲茶爲盛，而且均講廣州話，（當然，他們也會講英語）；在舊金山等城市的華僑華人也多是廣東人。紐約的華僑華人還在進入唐人街口處，立了孔子象和鄭和象。

　　廣東商人到了美國後，於19世紀中後期又回到新會、臺山、恩平、開平等地，動員大批四邑人去加拿大而定居下來成爲加拿大的華僑。據不完全統計，19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廣東人在加拿大定居的華僑已達到187000人了，其中90%是四邑人。現在加拿大的華僑華人約121萬人，60-70%是廣東人（包括香港及澳門人），而廣東人中80%是四邑人。加拿大的唐人街也是居住廣東人爲主，如多倫多的唐人街（社區），居住40多萬人華僑華人，主要是廣東人，到了那裏，猶如到了廣州。他們講話多是講廣州話，文化風俗傳統一如廣州，飲茶風氣甚濃，甚至影響了加拿大，因爲多倫多市有400萬人，10個人就有一個廣東人。有些加拿大人到唐人街購物，久而久之也學講幾句廣州話。

　　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共有3000多萬華僑華人，其中廣東人占2000多萬，占華僑華人總數的70%左右。主要分佈在東南亞各國和美洲各國，其中潮州人和客家人主要分佈在東南亞各國，珠江三角洲人主要在美洲各國。泰國的人口80%是潮州人，去泰國講潮州話就可以交流。新加坡主要是客家人，講客家話可以溝通。李光耀的老家就是廣東客家地區。

　　三、廣東海商和華僑多的原因

　　總體而論，是中國自明朝中葉以後逐步形成的海洋經濟（特别是廣東的海洋經濟）發展是基本動因，簡單分析如下。

　　1．廣東具有發展海洋經濟的地理條件。

　　廣東是中國南部的一個海洋省份，東西南三面臨海，海岸綫長達4300公里，占全國海岸綫總長的23.8%，居全國首位。境内又是内河水網交錯，以西、北、東三江爲主流的珠江水系貫通全省，並與全國的河流交通相溝通，交通十分方便。從而使省會廣州自漢朝開始成爲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2000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海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且經久不衰。這就爲廣東發展海洋經濟提供了客觀條件。這一點，當時清朝的雍正皇帝也認識到，他在1729年（雍正七年）的一道諭旨中就指出：

　　“粤東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國商民，携錢買貨往來貿易者至多也。”〔10〕

　　2．人多田少，使一部人向海外發展。

　　據吾師樑方仲教授著：《中國歷代田地、户口、田賦統計》一書統計，至清朝，廣東省的人口已達到2155萬（現在是7000多萬），而耕地僅有3430萬畝，平均每人只有耕地1.6畝左右。其中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和韓江三角洲各縣人均耕地只有1畝左右（現在僅有0.3畝）。在這種情况下，人多田少，地不足養，成爲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潮州地區的社會問題。於是人們只好另謀生計，一部份人在有限的耕地種植經濟效果好的經濟作物或者施行新的耕作方式，提高單位面積産量；一部份人轉向從事手工業生産，專門進行商品生産；更有一部份人棄農經商，包括到内地和海外經商而成爲商人，到海外貿易者就成爲我們上面所講的海商。

　　3．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爲海商從事海外貿易和華僑在外國定居經商貿易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

　　明中葉以降，特别是到了清前期，廣東各地已普遍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發展多種經營，如種桑養蠶養魚，種植甘蔗、水果、蔬菜和花卉等，并且形成了專業化的商品性生産。當時在珠江三角洲已流行一種“桑基魚塘”一地多用的生産模式，農民中也出現了不少養魚、種桑、種花、養蠶的專業户。這些專業户不再是種糧食來維持生活了，而是“衣香食果”、“衣食於茶”，“以花作衣”了。這樣一來，糧食也卷入了市場。

　　此時，廣東也發展成全國手工業先進地區之一，其門類之多、花色品種之齊全、技術工藝之精巧聞名全國，空前未有。如廣州、佛山、順德、南海、潮州的絲織業；東莞、增城、陽春、番禺的制糖業；佛山、韶州、惠州、潮州的鐵冶業；梅縣、饒平、東莞的陶瓷業；廣州、高州、陽江、海口、新會、東莞、潮陽的造船業；廣州、英德的制茶業等，都成爲專門的手工業商品生産部門，爲追求價值而進行生産。

　　這些農業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産，就爲商人進行内外商品貿易提供充足的貨源，使廣東商人得以活躍經商於全國和海外。

　　4．清政府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爲廣東海商出海經商提供了方便。

　　大家知道，清朝政府曾實行海禁政策。但到了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正式廢除海禁並於次年設立江、浙、閩、粤四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務。而到了1756年（干隆二十一年）發生洪任輝（James Flint）事件後，又於1757年宣佈撤銷江、浙、閩三海關，作出“嗣後口岸定於廣東”，夷船番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的决策。於是廣州成爲一口通商對外貿易，一直延續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共156年之久。這樣，使廣東在150多年始終處於合法出海貿易的優越地位。這對於廣東海商就近出海經商，以及經商後在外國定居不歸成爲華僑，無疑是一個有利的政治因素。

　　5．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東來廣東，對廣東海商和移民海外而成爲華僑是一個誘惑因素。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海路來中國者較早是葡萄牙人。1517年，葡萄牙人來到廣東臺山縣的上川島，並遣使入廣州。1553年，他們進入和租居澳門四百多年。1570年西班牙人來廣東貿易，1604年荷蘭人兩次來澳門，1622年西班牙人再來廣東貿易，1637年英國人來到廣東，1699年法國人來廣州，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成功。這些西方國家跨過印度洋、太平洋首先來到廣東，在他們來説是爲了進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需要，但對於廣東海商的出海經商以至向外國移民，却是一種經濟利益的誘惑和刺激。

　　從上面五個方原因來看，18世紀以來，廣東商人（特别是海商和牙商）和華僑的産生發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廣東地區的主觀和客觀條件决定的。總體來説，是廣東海洋經濟發展的結果。因此廣東海商和華僑對世界的海洋經濟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廣東商人和華僑華人的歷史作用

　　廣東商人和華僑華人自18世紀以來，在推動世界海洋經濟的發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幫助中國改革和革命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1．推動了東南亞和美洲國家經濟的開發和繁榮。

　　廣東商人和僑華華人作爲文化傳播的載體，首先是將中國先進的商品、農耕和手工業技術傳播到東南亞各國，促進這些國家經濟的開發和發展。18世紀，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比中國落後，正在處於開發階段。而且這些國家大多數是海洋島國，與廣東海洋地區有相類似的地方。所以很容易接受廣東商人和華僑華人傳播的先進經驗，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得到開發和發展。這一點，連當時在東南亞地區的西方殖民國家的官員也是承認的。如19世紀80年代，婆羅洲英屬殖民地的官員都肯定華僑在東南亞國家經濟開發中的作用，一位官員叫約翰·費爾曼（John Foreman）高度評價説：

　　“中國人的確是首先把貿易、工業和有成果的勞動等觀念傳給當地土著人的。他們教導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從甘蔗榨取糖汁和鍛煉熟鐵的勞動。他們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大鐵鍋熬糖的制糖法介紹到這個殖民地。”〔11〕

　　英屬殖民地沙勞越王查理·烏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説得更徹底，他説：

　　“若無中國移民，我們將一事無成”。〔12〕

　　就算是美洲國家經濟的發展，廣東商人和華僑華人也起着重要作用的。例如1870年，秘魯大種植園使用大量廣東華僑種植甘蔗，到1875年産量比1870年增長了35倍。同時由廣東華僑大力改進制糖技術，使用真空平鍋熬糖法制糖,大大提高了糖産量，由1870年的51噸增至1880年的8000噸,使秘魯的甘蔗和制糖業獲得了新生。

　　對於美國西部的開發，廣東華僑華人也是立下汗馬之功。大家知道，19世紀初，美國西部地區還是一片人迹罕見的荒僻之野。加利福尼亞洲薩克拉門托河與聖華金河流域亦是一片遼闊的澇窪地，長着高達2米的蔗草蘆葦，稱爲蔗草地（Tule Land）。蔗草葉腐爛與河流的積土形成肥沃的土層，具有農業生産的潜力。但因地熱低窪，河水經常泛濫，無法進行耕作。華僑華人以珠江三角洲修堤防洪，開渠排澇等興修水利的豐富經驗去經營墾殖這塊土地，很快取得了成效。1840年左右，農場主魯本·克切瓦爾（Reuben Kercheval）雇用了大批華人開發薩克拉門托河三角洲的澇窪地，環繞數個小島築堤圍，格蘭德島的堤圍長29英里，謝爾曼島的堤圍長49英里。不久三角洲所有55個長滿蔗草的小島被稱爲“中國堤堰”圈起來，把島上的土地開墾成爲可耕良田。據1877年統計，華人共開墾澇窪地500多英畝，種植小麥、水果和蔬菜。正是由於數十萬華工“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爲加利福尼亞州的農業開發和發展打下良好的堅實基礎，創造出大量的財富。這一點當時海潮土地墾殖公司董事長兼經理喬治·羅伯茨（George Roberts）承認説：

　　“我認爲，居住在本州的華人所生産的財富總值等於我們的礦山，包括内華達州和達科他州的礦山的總值。他們每年所生産的財富總值很可能達到六千萬、八千萬乃至九千萬美元之多。”〔13〕

　　與此同時，華人對開發加州的黄金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8世紀，珠江三角洲人獲悉加州淘金熱的信息之後，有2.5萬人隨廣州商船從香港横渡太平洋，前往聖佛蘭西斯科（華僑稱三潘市，亦稱舊金山）去淘金，爲加州的金礦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1852年生産黄金産值達到3.22億美元。於是，使得1848年還不到1000人口的聖佛蘭西斯科小鎮人口激增到1849年的5000人，1850年增至25000人，1857年增至38萬人。可見，加州的礦業開發和富庶與廣東華僑華人所付出的巨大勞動是分不開的。華人對美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還特别表現在參加興建美國第一條横貫大陸的太平洋鐵路上。這條鐵路是1845年動議，1861年美國政府决定修建的。鐵路由東向西貫穿美國大陸。分東西兩端同時動工興建。東段由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承包，由奥馬哈（Omaha）向西到奥格登（Ogden）修築，稱爲聯合太平洋綫；西段由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負責，由薩克拉門托往東到奥格登，稱中央太平洋綫。華人是修築中央太平洋鐵路的主要勞動者，前後參加築路者達40000~50000人之多。而且負擔着臂開霍恩角峭壁和打通絶頂大隧道等最繁重最關鍵的五分之四的工程。有上萬名華人遭到犧牲，而得以提前七年完成。可見，中央太平洋鐵路是華工的血汗修築而成的。正如美國人E·B·麥羅克法官在慶祝通車典禮集會上所説：

　　“我希望提醒諸位，我們所修建的這條鐵路之所以能早日完工，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被稱華人的貧窮而受人蔑視的勞動工人階級——歸功於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忠誠和勤奮精神”。〔14〕

　　由上可見，華工在開發和繁榮美國西部經濟中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誠如鄭觀應所記：“美國舊金山，向屬荒野，招中國人開墾遂成富庶之邦”〔15〕。美國學者萊丹也評述説：“加利福尼亞的迅速發展，没有中國勞工是不可能的”〔16〕。1877年2月27日《美國第44届國會參衆兩院調查華工入境問題聯合特别委員會報告書》也承認：

　　“美國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資源，由於華工廉價勞動力而獲得更爲迅速的發展。就其物質繁榮而言，毫無疑問，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資本家因爲有了華工而獲得其利。這裏是確確實實的。……中國人入境的後果是大大增進了太平洋（指美國西部）的物質繁榮。”〔17〕

　　直到今天，美國仍然是承認和紀念19世紀初華僑華人對美國西部經濟開發的作用和貢獻的。1964年，中央太平洋鐵路所穿過的内華達州，在紀念建州100週年大會上，宣佈10月24日爲向華人先驅致敬日，並竪立一塊永久的石碑，以志紀念。碑文用英、中兩種文字刻上：

　　“華人先驅，功彰迹偉，

　　開礦築路，青史名垂。”

　　這説明華僑華人與美國人民共同開發、繁榮美國經濟所建立的深厚友誼是長存的。

　　加拿大的東西太平洋鐵路長達4000多公里，也是由修築美國太平洋鐵路的廣東華僑和加拿大廣東華僑華人15000多人共同修築的。現在多倫多市中心唐人街附近也樹立一個紀念象，來紀念華僑華人參加修建鐵路的功績。今年10月27日，蒙特利爾市政府重新修建唐人街，落成時布克市長在講話中又讚揚廣東華僑華人以生命的代價修築太平洋鐵路的功績。

　　2．促進廣東經濟的發展。

　　上面説了廣東商人和華僑把中國先進的物質文明傳播到外國，而因爲海洋經濟的互動性，又是他們把海外的物質文明回饋廣東，引進許多農作物新品種，以至19——20世紀爲廣東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使廣東的經濟向近現代化邁進一大步。

　　首先，是通過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大帆船的貿易，廣東商人把許多歐、美洲産的農作物如菸草、玉米、紅薯、番茄、南瓜、人心果、荷蘭豆、椰菜、生菜、木瓜、馬鈴薯、芥蘭、西洋菜等品種帶到東南亞各個國家和及廣東種植，更進一步促進廣東商業性農業的發展。特别要指出的是玉米、紅薯的引進，因爲兩者均屬高産耐寒的糧食作物，對於解决廣東人多田少缺糧的社會問題以及中國糧食生産起了巨大的作用。玉米從中美洲引入廣東後，到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已有20個省種植成功，到18世紀末，已在全國普通種植了。紅薯也一樣，初由東莞縣人陳益到安南經商，帶回東莞家鄉試種成功，然後傳至福建、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種植成功，以後全國普通種植。對於解决中國人多地少、糧食不足也起了巨大作用。

　　其次，廣東商人和華僑華人在外國經商貿易發了財，不忘家鄉，紛紛把一部份資金回饋廣東家鄉，興辦近現代化的工廠企業和交通運輸業等，使廣東的近現代企業、交通先走一步。下面舉幾個例子説明。

　　第一、廣東第一個近代工業企業（也是中國第一個）繼昌隆繅絲廠，就是由南海縣簡村鄉華僑陳啓源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回來投資創建的。他於1854年去安南經商，十多年成爲當地巨商。回來後投資7000多兩白銀建廠，仿西方人繅絲方法，發展近代繅絲工業，獲得成功，到1881年（光緒七年）工人將近1萬人之多。

　　第二、飛機製造業是恩平縣華僑馮如投資製造的。他於1895年去美國經商定居，先在美國組建廣東製造機器公司，自任總工程師，開始設計製造飛機，幾經失敗，於1910年試製成世界上性能較好的飛機，並於同年10月參加舊金山國際飛行協會舉辦的飛行競賽，獲冠軍。1911年，他帶自製的飛機回廣東，在廣州創辦廣東飛行機器公司，11月參加廣東革命軍，被任命爲陸軍飛機長。後雖於1912年8月在廣州作飛機飛行表演失事遇難，但他却在廣東以至中國航空飛行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第三、投資辦鐵路交通。廣東華僑華人回廣東修建中國最早的民營鐵路，一條是臺山縣華僑陳宜禧修建的新寧鐵路。陳宜禧，臺山縣人，1860年（咸豐十年）去美國西雅圖，參加了1865年美國修築太平洋鐵路。太平洋鐵路築成後，他轉從事商業賺了錢，於1904年回臺山，集資2758412元，成立“新寧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於1906年4月開始修築新寧鐵路（由臺山縣的斗山圩起至新會縣江門），全長133公里，於1917年完成通車。另一條鐵路是梅縣華僑張煜南修築的潮汕鐵路。張煜南，是印尼華僑，與友人集資200多萬元，偕同其弟張鴻南一起共同組成潮汕鐵路公司，於1904年回國修築潮汕鐵路。請日本工程師愛久澤直任總工程師設計築路方案，於1904年8月動工，至1906年竣工完成通車，自潮州至汕頭全程長42公里。

　　總之，華僑投資辦企業對廣東近代經濟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直至今天，廣東華僑華人回廣東地區投資興辦現代化企業比以前更多。可以説，廣東實現近現代化是離不開2000萬華僑的大力支持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外資企業，80-90%都是廣東華僑華人回來投資的〔18〕。

　　3．支持中國的改革和革命。

　　廣東的商人到外國經商定居成爲華僑華人，但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和家鄉。他們雖然身在异國，但時刻都盼望自己的祖國富强，所以他們始終是支持國内那些爲國家走上富强、民主而進行改革或革命的志士仁人的。例如，康有爲、樑啓超等人領導變法維新的戊戍變法運動，華僑是支持的。當變法運動於1889年9月失敗後，康有爲由北京轉香港到日本，得到日本華僑的幫助。後來，他又在日本華僑的幫助下去加拿大，得到加拿大華僑的支持。樑啓超赴英國去請求英國海軍大臣柏麗斯威子爵幫助變法圖强，未成功，又在英國華僑的幫助下，再到加拿大轉回香港。1900-1903年，他又在華僑幫助下，從香港去新加坡、印度、緬甸等國家，企圖再謀求變法。康樑的變法失敗了，但他却是受到廣東在世界各國華僑的大力支持。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統治，更是同廣東華僑華人支持分不開的。首先是孫中山組織的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就是在華僑支持下於夏威夷成立的。孫中山在廣州進行革命過程中，因經費不足，於1911年1月到加拿大去向華僑華人籌款，華僑華人也慷慨解囊,捐款11.6萬加元支持孫中山革命。後來孫中山受到排擠逃難英國，也得到英國華僑華人的大力支持。所以，當辛亥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孫中山總結成功的經驗時，他滿懷激情説：

　　“華僑爲革命之母。”〔19〕

　　4．促進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

　　廣東商人到國外經商定居，首先是將國家優秀的傳統文化帶到各個國家交流和傳播。與此同時，他們又將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帶回廣東交流和傳播。兩種文化互相交融，取長補短，互相促進，共同提高，這方面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我們僅舉種人痘西傳和種牛痘防天花病東漸中國，就是最好的説明。種人痘防天花原來是中國發明的，於17世紀由中國商人經土耳其、俄羅斯西傳到西歐國家。到了1796年，由英國醫生琴娜（Edward Jenner）改良將牛痘之源注入人體，同樣起防天花的效用，得以傳播開來。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將牛痘苗運到澳門試種成功。當時在澳門經商的十三行商鄭崇謙，即請樑輝等4人學種牛痘，後來回到廣州，又在行商伍秉鑑、盧觀恒等人的支持下，設立牛痘局，向市民施種牛痘防天花，30年間，廣州市150萬人種牛痘防天花效果顯著。於是推向全國種牛痘防天花，1825年，番禺商人潘仕成在北京南海會館設痘局，由餘心谷主持向北京市民施種牛痘防天花成功。此後，種牛痘防天花傳播全國各地。

　　

　　注釋：

　　〔1〕《東華續録》卷46，（干隆朝）。

　　〔2〕《干隆澄海縣誌》卷19，《風俗》。

　　〔3〕《干隆澄海縣誌》卷2，《圩市》；《嘉慶潮陽縣誌》卷19，《風俗》；《干隆潮州府志》卷14，《圩市》。

　　〔4〕藍鼎元：《潮州海防圖説》；《皇朝經世文編》卷83。

　　〔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

　　〔6〕《軍機處録付奏摺》，李清芳奏，干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7〕原田正路：《世界史中的長崎》第55頁，東京1971年版。

　　〔8〕《軍機處録付奏摺》，干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9〕Thomas W·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p20，1969.

　　〔10〕張嗣衍：《干隆廣州府志》卷首。

　　〔11〕轉引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4輯，第50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12〕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第65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13〕轉引朱杰勤主編：《美國華僑史》第78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4〕F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35,P151.

　　〔15〕鄭觀應：《盛世危言》第33頁，《販奴》

　　〔16〕萊丹著、王造時譯：《美國外交政策史》第366頁。

　　〔17〕轉引彭家禮：《十九世紀開發西方殖民地的華工》，載《世界歷史》1980年第1期。

　　〔18〕《人民日報》1998年11月6日，《海外版》。

　　〔19〕尚明軒等編：《孫逸仙生平事業追憶録》第66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本文是作者於1998年在大阪大學任客座教授期間，應神户市華僑華人研究會之請所作學術報告的講稿，承蒙中村哲夫教授翻譯成日文發表於《孫文研究》第25期，1999年1月。在此再次向中村哲夫教授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