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内外認識金應熙教授的學者公認：他是一位博學多才、通達睿智、嚴謹治學、爲人恭謙的專家。我在這裏加上兩句話：他又是一位誨人不倦、奬掖後學的好老師，大家都稱他爲“金師”。下面我僅就個人親身的感受談一談，以見一斑。

　　一、勸導學生學習歷史專業

　　我是1957年高考被中山大學以第五志願録取入歷史係讀書的。因爲歷史專業不是我的前四個志願，所以9月1日開學的第一天晚上，我就找到班主任鄒雲濤老師(金應熙教授夫人)家裏去請求轉係。鄒老師客氣地叫我在客廳沙發坐下，然後問我有什麽事。

　　“鄒老師，我想申請轉係”，我説。

　　“你爲什麽要轉係，想轉讀什麽專業?”鄒老師問。

　　“想轉到外語系讀法語或英語，因爲我的第一志願是法語，第二志願是英語。”

　　鄒老師嚴肅地説：

　　“按學校規定，不能轉係轉專業。如果真的想轉，也要在歷史係讀完一年級，明年才能向學校提出申請。但一般説來也不容易獲得批準。”

　　鄒老師又説：

　　“其實讀歷史專業也是不錯的，也是有前途的。説着指了一指坐在廳另一端正翻看報紙的金應熙老師，他就是學歷史專業的，現在也當了副教授兼係副主任”。

　　於是金老師放下報紙，轉面向我，和氣地詢問我的姓名，是什麽地方人。然後給我講述他自己在香港大學文史係讀歷史專業，畢業後在嶺南大學教歷史，解放後曾調到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工作，1952年又調來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歷史的經歷。然後深有體會地説：

　　“我感到學歷史、教歷史、研究歷史也是很好的，也是有前途的。事實上不管學什麽專業，只要你認真鑽進去，努力學習，就會有興趣，也有前途。關鍵是自己學好學深。”

　　經過兩位老師的諄諄教導，我終於慢慢地安心在歷史係讀書了，而且一直讀了11年。1968年秋，我服從國家分配到山西太原鋼鐵公司工作，戀戀不舍地告别了指導老師樑方仲教授和係主任金應熙教授，離開了我住滿十一年的康樂園中山大學。

　　二、幫助學生從事歷史專業

　　1965年8月，我從花縣搞“四清”回來，因爲要趕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樑方仲教授帶領我和葉顯恩(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鮑彦邦(今暨南大學歷史係教授)到北京收集資料。當時適金應熙老師已先於1963年被借調到北京“中俄關係史研究組”工作，參與當時“中蘇論戰”中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資料收集研究工作，於是我得以經常到他的住處西頤賓館(今友誼賓館)向他請教。記得有一次他對我和鄺柏林(當時是分配到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的歷史係研究生，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説：

　　“樑方仲教授年紀這麽大，身體又不大好，還親自帶你們來北京收集資料寫論文，實在是少有的難得機會，你應該努力看書收足資料，寫好論文，畢業後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專業工作。”

　　1976年打倒“四人幫”，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金應熙教授離開了中山大學歷史係，到暨南大學歷史係當主任和兼任中共廣東省委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歷史組組長職務。1980年春，他以省委理論工作領導小組的名義與李鴻生(今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員)出差到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協商籌辦紀念太平天國130週年學術討論會事宜。當我去賓館拜訪他時，他面對面對我説：

　　“你還是想辦法調回母校曆史係，搞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爲好，現在係裏只有兩人搞明清社會經濟史，力量不足。”

　　在他的提示和勸導下，於是我向廣西區黨委黨校領導提出歸隊搞專業研究工作的要求。可惜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調動工作談何容易。黨校領導以工作需要爲理由，堅决不同意我的請求。當金老師得悉此情况後，他事先與中山大學領導通氣，於1980年秋，利用再次赴廣西具體落實召開紀念太平天國130週年學術討論會工作的機會，以要我回母校整理樑方仲教授遺著出版爲理由，向與他認識的廣西區黨委宣傳部長賀亦然説項，希望他支持我的歸隊請求；最後還利用一個下午時間專程到廣西區黨委黨校找主持工作的黨組書記兼常務副校長(校長是區黨委一副書記兼任)陶雲萍細談，希望黨校支持和批準我的歸隊要求。最後雖然未獲得同意，但却達成了借調回中大工作一年的口頭協議。晚上，金老師高興地親臨我家示知我，説黨校已同意你借調回中大一年，你就先回去吧。他還饒有風趣地説：老虎借猪，以後就好辦了。後來經過一番努力争取，我終於1981年1月得準調回母校曆史係，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陽春三月，我舉家五口重新回到熟悉的康樂園，回到母校母系的懷抱，回到金老師、鄒老師的身邊。遺憾的是，我再見不到我的指導老師樑方仲教授了。他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迫害於1970年離開人世了，享年僅62歲。

　　三、指導學生進行歷史研究

　　1982年夏某天，金應熙教授叫我到他住在東山的家，還請我在他家裏共進午餐。飯前他對我説：    

　　“我不久前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座談會，會上北京方面要我們廣東負責寫兩本書：《香港歷史》和《澳門歷史》。我計劃：我帶一個剛來省社科院港澳史研究室工作的青年劉澤生(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寫《香港歷史》；你和研究室的鄧開頌(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去寫《澳門歷史》。”

　　我聽後感到爲難，頓時脱口説：

　　“金老師，我不懂澳門歷史。你知道，我是樑方仲教授的研究生，對明清時期的經濟狀况稍爲瞭解，但對澳門歷史却是一團漆黑，實在難以勝任。”

　　金老師接着説：

　　“正因爲你是樑方仲教授的研究生，我才找你。不錯，你是學習明清社會經濟史的，但這與研究和撰寫《澳門歷史》是一致的，也是你研究的範圍，  因爲澳門雖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其崛起和發展主要是明代中葉以後。而其之所以崛起和發展，最主要的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從而開闢了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廣州—澳門—日本長崎：廣州—澳門—墨西哥阿卡普爾卡和秘魯利馬的三條環球貿易航綫，使澳門成爲當時全球國際貿易的中轉港，澳門才發展起來。今天澳門雖小，但仍是經濟發展的國際有名的城市。而其經濟支柱就是國際貿易。就是説，澳門是靠明中葉後做國際貿易才發展起來的，貿易是什麽，不就是經濟的一部分嗎?這與你研究明清社會經濟是一碼事，不矛盾吧。”

　　金老師的一席專業性極强而又深入淺出的話，使我頓開茅塞，頭腦産生不好拒絶金老師要我去研究和撰寫《澳門歷史》的感覺。於是我勉强地説：

　　“金老師，你説得對，我試試看吧。”

　　金老師聽見我没有很大的信心，接着説：

　　“你不太瞭解澳門歷史，不要緊，你可以就近請教係裏戴裔煊教授。他寫過有關澳門的論文，1957年發表過《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盗問題》；1958年又寫過《關於葡萄牙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1963年又發表了《1557至1580年間的澳門》一文；現在他正在撰寫《明史·佛朗機傳箋证》一書，都是很有深度、很高水平的論著，你可以參考，並請他指導。”

　　就在金老師和戴老師的啓發指導下，我從1982年下半年開始和大學時代的同學鄧開頌一起收集有關澳門歷史、特别是收集有關澳門對外貿易史的中外文資料，歷時8年，到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南京、厦門、香港、澳門等城市的圖書館和檔案館翻閲、鈔寫和複印了大批澳門歷史的資料，然後進行梳理、分類，先是編輯成《澳門港史資料匯編》 (50萬字)，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 (40萬字)，由澳門基金會於1994年出版；《澳門對外貿易資料匯編》(120萬字)，由澳門《華僑報》連載5年。在收集資料的基礎上，我們又多次到澳門實地考察和訪問。坐了十年冷板凳，我對澳門歷史稍爲熟悉後，開始撰寫《明清時期澳門對外貿易的興衰》、《明清時期中國政府對澳門的方針和政策》、《澳門是16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明清時期中國政府對澳門海關的管理》等30多篇論文，在《中國史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等雜誌發表。在此基礎上，我和鄭煒明先生撰寫的《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宗教》兩書，由澳門基金會於1994年出版。接着，我撰寫的《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由澳門歷史學會於1995年出版。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前夕，我撰寫的《澳門通史(遠古-1998)》，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作爲慶祝澳門回歸的獻禮。    

　　光蔭荏苒。1982年金應熙教授要我們編寫的《澳門歷史》，在他和戴裔煊老師的親切指導下，經過17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完成交卷了。但萬分遺憾的是，金、戴兩位老師均不能看見和批改學生完成的作業。戴老師已於1988年仙遊了，享年80歲；金老師亦於1991年6月25日在香港新華分社編寫《香港概論》工作中溘然撒手人寰(當時我在香港大學開學術討論會，前一天還見金老師，第二天一早馬鼎盛先生來示知：金老師於昨天晚上突然逝世了。頓時，我簡直不敢相信，不能接受)，享年僅72歲。事實已成爲歷史，在今天紀念金應熙教授逝世15週年座談會上，我只有作此短文，以表達學生對金應熙老師以及戴裔煊老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懷念!

　　（原載《潛心求真知，瀝血育英才——金應熙教授紀念文集》，香港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