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蕉嶺人

　　1941年於中山大學地理系畢業後，一直在中山大學地理系任教。副教授。

　　鐘衍威，廣東蕉嶺縣人，1919年生，1941年中山大學地理系畢業，留校任教，從助教、講師到副教授，並擔任地理系副主任。“十年動亂”期間受到嚴重衝擊，1968年11月被迫害致死，時年50歲。鐘氏終生致力於地理研究和教學。桃李滿園，成就卓著，尤以人文地理見長，在華南地理界享有較高聲譽，被列爲吴尚時高門弟子之一。

　　鐘衍威家學淵源非常深厚，鐘氏家族是廣東嘉應地區(今梅州市)“五代文武科甲”之家，人才輩出，望重一方。祖母黄當樛，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啓蒙思想家、改革家、外交家和愛國詩人黄遵憲長女，受其父影響很深，見識甚廣，處世大度，常給子孫講述國家興亡、社會治亂、人物業績等故事。鐘父介民，早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即赴北京任章士釗先生秘書，後又在美國拉薩爾函授大學法律系畢業，先後在北京、沈陽、廣州、新加坡等地大學任教授，有多種著作傳世，是一位知名政治法律學者。

　　鐘氏自小隨父母生活在五四運動發祥地北京。古都所反映的歷史風雲和古老文化，在他幼小心靈中留下深刻痕迹。國家的命運、家庭的熏陶，對他的思想産生很大的影響，特别使他對“經世致用”産生强烈的共鳴。而地理學時被視爲一門“經世致用”之學。鐘氏後來回憶往事説，這是因爲考慮到國家前途和實際應用，所以在上大學選擇學科時，報考了地理系。   

　　1937年，鐘衍威進入中山大學地理系讀書，翌年底開始，隨中大遷澄江、坪石等地，在艱苦環境中度過學生時代。此期間他作爲吴尚時的學生，經常隨吴外出調查考察，得益良多，不但養成勤於思索和嚴謹治學的工作作風，而且也陶鑄了刻苦耐勞、勤儉檏實的性格，與一般出身於仕宦之家的紈絝子弟迥然不同，這對他日後的工作和生活産生重要影響。

　　1941年鐘氏在中大地理系畢業，畢業論文題爲《武水之文化地理》，爲廣東第一篇關於粤北、湘南的區域文化地理。這也是他從事人文地理研究的開始。1942年參加吴尚時主持的廣東省政治經濟地圖和分縣地圖的編繪工作，是這套圖件説明書的作者之一。歷時15個月竣事的廣東歷史上規模巨大的這項製圖工程，使他得到許多實際工作能力的鍛煉，僅説明書一項就洋洋50萬字，鐘氏爲此澆灌了大量的心血。與此同時，他也收集、整理了不少關於廣東的社會經濟和歷史資料，並有機會從事地理考察，主要是在粤北地區。圖集編繪任務完成後，他在地理系當助教之同時，也繼續開展人文地理研究，1943年在《地理集刊》上發表《武水流域上游之聚落地理》，爲抗戰時期一篇重要的聚落地理論文。該文在當地自然環境和歷次移民所形成的地理的和歷史的基礎上，闡述湘南粤北地區的農村和城鎮兩類聚落的建築形式、空間組織文化内涵、功能與地區分佈，及其與人口分佈關系；介紹臨武、宜章、坪石等主要城鎮，包括它們的地理區位、性質、形態、布局、内部分區以及分佈高度等，皆符合聚落地理的基本理論、框架體系和基本内容等。尤其是論文所涉及地區都是鐘氏經常調查考察、非常熟悉之地，故所撰述内容具有真實感，確切地反映區域聚落地理特徵。例如他把當地家屋劃分爲湖南式、客家式和森林中木屋三種類型。它們的地區分佈、建築風格和文化内涵都不一致。沿河平原或冲積平原分佈者爲湖南式家屋，靠近城鎮，兩層磚瓦房居多，一般朝河流或道路走向擺佈；而客家屋則分佈在丘陵和山間谷地等處，爲一層泥成圍龍屋，具有各種附屬設施，與客家人宗族觀念和農業分佈有很大關系。無論何種形式家屋，都有作爲祠堂、廟宇、路亭、碉堡等公共建築使用的，且成爲各類家屋文化景觀的代表。家屋的匯集即成爲聚落。取决於聚落所在地區的位置和社會經濟狀况，它們分佈形態和規模等都不相同。他特别剖析了臨武、宜章、坪石等不同類型城鎮的性質、功能興衰和現狀。例如位於南嶺古道上的交通重鎮宜章和坪石，昔日繁忙商旅往來陳迹依舊到處可見，但近世粤漢鐵路通車，它們的地位一落千丈，有今不勝昔之感。鐘氏爲寫好這篇論文，不耻下問，多次請教於歷史學大師、中山大學羅香林教授，通信討論有關粤北移民問題。例如論文中提到湞武兩水間客家人主要是在明清時期從福建、江西和粤東遷來，即爲羅香林教授所提供的結論。自鐘氏論文刊行以後，再也没有人專門研究粤北聚落地理問題，鐘氐開創之功不可滅。

　　鐘氏小時在當地教會學校讀書，英文基礎甚好，進入中大，更注重英文訓練，使之成爲一種重要研究工具。1943年，他翻譯英國氣候學者W·G·肯佐(Kendrew)《氣候》(天氣及氣候原則之討論)一書，連載於中大《地理集刊》各期。内容含影響天氣基礎諸因子，從地理論氣候以及氣候分佈等。例如透明度、水氣等大氣性質對日照影響；城市、沙漠、極圈等不同區域墊面上日照强度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天氣現象差异；地表受熱、冷却與地表輻射對氣温的作用、氣温觀測、極端最低和最高氣温與日較差概念，以及等温綫製作等，皆屬氣候學基本理論、研究和觀測方法等等。該譯作對於近代西方氣象氣候學在我國傳播，壯大我國新興氣象氣候科學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譯文也頗準確通順，專用名詞術語皆按當時國立編譯館厘訂的氣象學名詞進行翻譯。這也是鐘氏在譯作上初露頭角的一篇作品。

　　鐘氏在中大地理系當助教，在粤北數年，亦如導師吴尚時一樣，長期在野外工作。那時當助教有如工人，出野外背岩礦，打標本，搬運設備、行李，粗重之活照樣干。居無定處，常投宿沿途伙館(挑夫旅店)，與挑夫同睡，甚至在荒村古廟中栖身過夜。食不定時，冷熱無常，最容易得病。鐘氏本有痛症，野外生活又使他患上胃病，經常發作，一人獨自默然，雙手緊抱住肚子，大汗淋漓，良久始止。時工作之湘南粤北山區，不産食鹽。戰時物資短缺，食鹽尤爲寶貴。當地人淡食，習以爲常。每餐多食小竹笋、辣椒和紅糙米飯或番薯絲飯，天天如此，加上無鹽，鐘氏一吃必全吐，苦不堪言。每發生這種情况，鐘氏只得盡量抽煙，藉以止痛。長期的野外工作和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鐘氏並没有退縮，仍一本中大地理系長於野外工作的優良傳統，參加吴氏組織的多次考察活動。粤北、湘南的山山水水，壯鄉瑶寨，都留下他深深的足迹。也主要是取材於這些野外考察，他的上述論著更有科學價值。

　　抗戰勝利，中大復員回廣州石牌，鐘氏主要工作轉到教學上。他承擔着繁重的講課和指導畢業論文等任務。據中大地理系現存新中國成立前這段時期畢業論文粗算，經鐘氏評閲的論文不在少數，但内容主要是區域人文地理，例如黄禹平《臺山縣海外移民之地理基礎》、麥浩餘《廣州市之水上交通》、陳君蔚(即後來鐘氏夫人)《廣州市之陸地交通》、樑日朝《廣州水上聚落之初步調查》、樑時豐《廣州市石牌村之聚落》、莫益强《陽江沿海之漁業地理》等。從評語的字裏行間，看出鐘氏是抱着很負責任的態度對論文作出優劣評價。例如他對莫益强的論文，既肯定其選題得當，取材於實地調查，漁港叙述得體等優點，又指出其圖文粗糙、觀察淺薄、區域特色模糊、分析綜合欠充實等缺點，最後向作者提出“望能再系統的調查工作，充實本篇内容，當爲本省漁業地理一專作也”。這些論文覆蓋面如此寬廣，也反映鐘氏對人文地理研究造詣日深。

　　新中國成立後，鐘氏漸漸適應新社會環境，跟上時代步伐，順利地完成了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滿腔熱情地投入新中國的地理教育事業。1956年他參加中國共産黨，成爲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一員，不久擔任地理系副主任，主持教學、科研和其他行政事務，爲地理系建設出力不少。例如建國初院系調整，安置從湖南、廣西院校並入中大地理系部分師生，1952年設置自然地理專業，1956年設置經濟地理專業，1959年地質系並入地理系，以及1961年設置氣象專業，招收各專業研究生等，鐘氏都直接參與其事，在地理系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爲社會實踐服務等方面發揮他的組織能力和出色才幹。中大地理系建國以來不斷發展壯大，保持在全國同行中領先地位，這固然是多種因素决定的，但鐘氏作爲一個主要領導者，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這種狀况持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鐘氏雖然身居地理系領導崗位，但並不脱離教學和研究。相反，恰恰由於他有這種身份，有更多的機會參加各項活動，充實和提高自己的科學水子。在教學上，他除了主持日常事務以外，還承擔《外國經濟地理》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課任務，每年都指導畢業論文，包括運輸地理、聚落地理、農業地理、區域地理等方面選題，皆以批改細緻、切中要害、給分得當見長。鐘氏指導過的學生，不少人後來成爲我國地理學某方面的專家學者，至今仍活躍在地理科學舞臺上，例如中國科學院北京地理研究所經濟地理學者樑仁彩、北京大學遥感技術應用研究所教授毛贊猷、廣東商學院教授張克東等。在社會實踐上，50一60年代，鐘氏與地理系曹廷藩教授、樑溥教授等，先後組織和參加華南、西南各省區熱帶亞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珠江流域調查、人民公社規劃和各級農業區劃，爲我國熱帶作物，特别是橡膠北移的宜林地選擇、水土資源開發利用和農業布局等提供可靠依據。1960年下半年，在經濟生活十分困難時期，鐘氏應雲南熱帶生物資源綜考隊邀請，帶領地理系師生50餘人，入雲南紅河和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作綜合考察。他們在山高林密、峽谷縱横的熱帶雨林地區，克服許多想象不到的困難，終於圓滿完成任務，受到對方贊許。所提交的考察報告，成爲當地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在科研上，鐘氏也不改初衷，堅持開展人文地理研究，也卓有成效。1958年在《地理學資料》上發表《廣州市經濟地理》論文，爲建國後關於廣州市經濟地理的第一篇作品。該文從廣州地理位置、地形、地勢、河流、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城市起源和城址變遷等歷史特徵出發，闡述廣州城市人口數量、搆成及其分佈；工業發展和部門結構變化及地域分佈；指出廣州造紙、制糖、化工、食品、紡織、機械等工業的意義、地位、發展和布局的條件，以及廣州商業、貿易和交通運輸業特點和布局；廣州城市用地，即工業、商業、住宅、文化等小區分佈與變遷；郊區擴充與城郊農業發展及其相互關系；還有衛星鎮建設與發展前景等，不僅提供了一幅50年代末廣州市經濟地圖，而且它實際上采用的寫作體系和搆架，已包括城市地理的主要部分，這對其時尚處在初創中的我國城市地理學也是一個貢獻。60年代初，農業土地利用和作物布局成爲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研究重要課題。鐘氏等在帶領學生到番禺進行經濟地理生産實習基礎上，撰寫《番禺縣蔗田與糖廠配置問題》，發表在1965年中大學報上(另有作者鄭天祥、張克東)。文章分析了番禺甘蔗生産及制糖工業發展條件，蔗田與糖廠配置現狀與問題，提出調整蔗田發展和增建糖廠及其合理布局等對策和措施，是一篇將農業和工業生産與布局緊密結合、通盤考慮、綜合研究的範文，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應用價值，得到經濟地理學界和當地有關部門的重視，至今仍可供研究珠江三角洲生産布局參考。

　　正當鐘氏與其他領導者帶領地理系闊步前進在新中國現代地理學的康莊大道時，一場空前浩劫，即“十年動亂”席捲而來。鐘氏與許多老一輩的科學工作者一樣，被扣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從政治上加以打倒，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在飽受凌辱以後，鐘氏於1968年11月在他多年工作、苦心經營、熟悉而又充滿感情的地理系大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吴尚時一門高弟中命運最爲悲慘的。這也是我國地理學一個重大損失。沉冤十載，直到1978年鐘氏才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肯定他在地理學上的業績和地位。這雖可告慰鐘氏於九泉，但損失却無可挽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司徒尚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