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學康樂園裏有這樣一位學生心中的良師益友，一位多方面都頗有建樹的學者，一位務實開拓的旅遊研究專家，他就是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的彭華教授。曾幾次，我們走近彭華老師，希望解讀他在淡泊與追求中的和諧人生。

　　一、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

　　彭華老師1956年出生於安徽省碭山縣，這可是秦始皇首封的三十六郡之古碭郡，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之鄉，崇尚知識，重視教育蔚成風氣。彭老師1974年底完成高中學業，跟當時許多知識青年一樣“回鄉鬧革命”，當了一年民辦教師，一年生産隊長，一年大隊副書記兼生産隊長。1977年他參加了文革結束後的第一届高考，録取在安徽師範大學地理系，從此開始地理學習和研究生涯。1982年春畢業後，他没有選擇留校，而是到了安徽省宿州師專(現皖北學院)地理系任教。在宿州師專任教期間，他曾主講過8門不同的課程，幾乎主要的新課程都是由他開設。1989年底成爲前後五年中安徽省唯一的一個被破格提昇的副教授，一時成爲佳話。1992年，彭老師再次“上山下鄉”，被邀請到韶關任丹霞山風景區總工程師，兼任丹霞山開發區主任助理和旅遊開發公司經理。從資源調查、開發策劃、規劃設計、施工管理、宣傳營銷、品牌培育、經營管理、决策諮詢到旅遊發展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丹霞山的開發建設中。

　　1995年，彭華老師面臨着又一次的人生選擇，最終他放棄了北上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旅遊學院)發展的機會，選擇了繼續南下到中山大學任教。時至今日他在康樂園己任教十餘載，取得了更輝煌的成績：他曾主持或參與主持了40多項旅遊研究項目，發表了80餘篇論文，獨著、主編出版了12本專著和論文集，2002年晋昇爲教授。他敬業愛崗，教學態度認真負責，講課形式豐富生動，嘗試新的教學方法，教學效果受到學生的一致好評，2001年被學生評爲“我心中的良師”；他在2003年主持的丹霞山世界地質公園申報工作，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該項工作對丹霞山和丹霞地貌走向世界都具有積極意義；他主持的《丹霞山丹霞地貌風景資源可持續利用研究》系列成果獲得了2006年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奬。本着務實與創新結合的原則，他爲服務地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環境效益顯著，成爲一個務實型、開拓型、複合型的旅遊規劃專家。

　　二、從來不設明確目標，彭華老師的彈性定位論

　　彭華老師被學術界譽爲中國丹霞地貌研究領域的第四代帶頭人，1998年被推舉爲全國丹霞地貌旅遊開發研究會理事長，已成功組織召開了六届全國丹霞地貌旅遊開發學術討論會，主編了第四到第十届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在旅遊開發策劃與規劃方面，彭老師曾成功主持了河南省旅遊發展總體規劃，合作主持了廣東省旅遊發展戰略，獨立或合作主持了6個地市級旅遊規劃，是國内旅遊規劃界的“大家”；彭老師還是國内旅遊開發策劃、旅遊形象策劃研究的開拓者，在1992年就率先進行了安陽市城市形象策劃、丹霞山翔龍湖景區和陽元石景區開發策劃，被媒體稱爲“點子大王”，曾創下旅遊規劃奇迹。令投資30多萬元建成開放的丹霞山陽元石景區成爲近年僅門票收入就超過1300萬元的丹霞山標誌性景區。2002年韶關市仁化縣政府給予他價值三十四萬的豐田越野車及10畝土地的特别嘉奬。黄達人校長曾稱他是中大第一位“地主”老師。

　　對於這些成就，彭老師表示從來没有設計過，他形容自己從來没有一個很具體的目標設定，往往只是定位一些很彈性的、寬鬆的目標，雖然現在已過“知天命”之年，他説只是知道自己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但能做到什麽程度並不十分清楚。他説自己從小就很自信，覺得自己是個能做成事的人，而且興趣廣泛，想做很多事，但目標都不具體并且已經大都多次變换了。如他説在中學階段最明確的偶像是魯迅，但却稀裏糊涂地當起了小學教師、生産隊長和大隊書記，又稀裏糊涂地被録取到安徽師大地理系，就這樣稀裏糊涂地當起了地理學家。

　　他認爲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定得過於明確，當現實中達不到的時候，會格外痛苦。尤其年青人，有理想、有抱負是重要的，但往往缺乏自我定位的能力，遇到挫折往往會頽廢，所以更應該“彈性定位”。他説人要有一個自己樂意爲之的大方向，一個彈性的目標，憑自己的功力實實在在地努力了，每一分收穫都是成功，你會在這點點滴滴的成就中獲得滿足，這點點滴滴最後説不定就是一條小河，甚至是大江大河。因此，彈性的定位自我，並根據環境變化不斷的調適自己，才能實現“和諧發展”。這就是彭老師的彈性定位論。

　　雖然没有確定的目標，但是彭老師志存高遠且有着很强的人生準則，他説他的長處是“好學”與“唯美”，尤其是搞旅遊研究必須有廣博的知識面，要善於從多方面吸取有益的營養，然後整合自己所有的能力，實實在在把每一件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會從心底裏得到滿足。

　　三、地理界的才子，曾是“不安分”的學生

　　彭老師還擅長詩畫，被同行們稱爲國内地理界的才子。陳傳康先生就曾以“南彭北謝”(謝指北京大學謝凝高教授)讚揚彭老師的繪畫功夫。但是誰也不能相信，出版過《地理繪畫》專著、發表過多幅大型畫作的彭老師居然只在小學一、二年級學過畫蘿蔔茄子，以後完全是自學的。聽一位師姐説彭老師曾經爲他們上過《應用美術》課，我們就没有那麽幸運了，彭老師已經多年不開這門課了。不過我們還是曾在課堂上有幸目睹和聆聽彭老師以詩畫的形式闡述他的旅遊審美的觀點，指出當今的審美誤區。他在20年前出版的黄山第一幅立體導遊圖(彭老師稱其爲全息景觀圖)以地形圖定位，把黄山七十二峰科學地整合在一個統一的透視場中，使整個黄山盡收眼底。在黄山風景介紹中，一反所謂的黄山“四絶”的習慣審美引導，認爲這“四絶”不僅不絶，反而使“四絶障目，不見黄山”，因此他把“四絶”降格爲“輔景”。他所理解的黄山最高層次的審美是意境美，用他的詩來説就是：“萬壑生雲浮碧蓮，千峰出海破晴天。古來多少神仙夢，不到黄山亦枉然。”好一個神仙境界，一下子把大家就驚呆了!

　　彭老師説他畫畫只是一種業餘愛好，並作爲學術研究的工具，表達了許多語言不能表達的學術思想，但並不搞藝術創作；後來成爲進入規劃設計大門的敲門磚。20年前他的兩幅丹霞山全景圖使評委們一下子就認識了一個完整的丹霞山(曾發表於《地理學報》)，使之順利成爲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2年在丹霞山新山門設計方案審定會上，他信手勾出的草圖竟然推翻了三個“專家方案”，立刻被大家接受，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丹霞山第一道風景，山門綜合樓。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爲了建設好這個新山門，他才開始學習建築設計。這個“門外”的設計師就邊學邊干，居然設計建成了丹霞山陽元石景區和翔龍湖景區幾十處與自然融爲一體的設施和風景建築。

　　“不安分”的帽子可不是我們這些學生説的，是彭老師自己的自我評價。他在大學入學的時候已經22歲了，而在當時班上却是“小老弟”之一，雖然也算是率領過“千軍萬馬”的人，又是班幹部和僅有的幾位黨員，但“玩心”却依然很大。特别是野外實習的時候，他常常因爲喜歡琢磨事和畫畫而掉隊，他説自己並非有意跟老師添亂，而是情趣使然。但老師却不管那麽多，在黄山和廬山實習期間，按要求每個黨員、幹部要負責幾個同學的管理，老師不僅不讓他管别人，反而安排一個老大哥看着他。接着，彭老師得意的説，這位老大哥也被他“拉下水”，一有空兩個人總是偷着跑。就這樣，黄山實習回來，彭老師的十幾幅詩配畫佔據了系裏爲這次實習出的專欄的三分之一；廬山回來，系裏主持了彭老師等幾位學生的學術報告會，彭老師的《廬山搆造之一翼》糾正了多年來對廬山虎背嶺搆造的錯誤結論，被收入安徽師大學生學術論文集。

　　彭老師在常規的學習中也“不安分”，他説當一個人不認識一個專業的時候，是不可能産生興趣的。彭老師這個地理界的才子一開始也一樣。上課的時候，他總是在底下看自己喜歡的書，畫自己的畫。但是到了期末考試，迫於無奈，他只好拿起沉重的教材，才發現原來地理學竟然也是那麽有意思，於是陷入了瘋狂的鑽研之中。他會謙虚地向老師討教，但往往又會因堅持自己的觀點而和老師争論，甚至會寫信給教材的作者，和他們討論學術問題。但新學期新課程又開始了，他却還沉迷於原來課程問題的思考，直到考試前又一個新的興奮點出現。他説在大四之前的三年中，總是處於這種“惡性循環”中，學習狀態總比别人慢半拍。但是連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大三那年末評“三好學生”時，班主任説按照學校原定的學習成績標準，全系只有一個人達標，就是彭華，因此，學校不得不降低標準。這個在録取時班裏成績倒數第二名，就是因爲加試了美術而被“撿”回來的學生，居然成了第一名。因此，當時國家有一批推薦留學生的指標，彭老師成爲全系推薦參加學習班的兩人之一，但是後來這個留學計劃因故流産了。彭老師説這兩件事對他的影響很大，以往光顧着陶醉在自我的問題空間裏，没關心過全面的知識系統學習，直到大四時才由“被動”學習轉爲主動學習。結果，成爲班裏兩個學習成績、教學實習、畢業論文和個人表現全優的畢業生之一。

　　四、彭老師與他的恩師陳傳康先生

　　地理圈的許多人都知道彭老師是北大陳傳康先生的得意“門外大弟子”，也是參與陳先生所主持工作最多的一位弟子。彭老師第一次參加陳先生主持的工作是1987年的粤北旅遊資源開發研究，他的任務是旅遊地質資源的風景質量評價與開發研究。在粤北的旅遊資源中，没有比丹霞山的分量更重的了，加上金鷄嶺和南雄的蒼石寨，丹霞地貌成了旅遊地質資源的重點。也就是這次際遇，使他和丹霞山、丹霞地貌結下了不解之緣，並對他的人生道路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來在跟着陳先生邊干邊學的過程中，彭老師的工作能力在實踐中得到提高。他表示除了在陳先生那裏得到教益之外，他還深深感受到，他這些年的每一個進步、每一項成就、學術道路甚至整個人生道路的選擇和重大轉折，都直接或間接的得益於陳先生的影響、關懷和幫助。在對恩師陳傳康老師的一篇名爲《先生帶我走上丹霞路》的悼文中(該文的修改版《我有幸成爲陳傳康先生的“外傳弟子”》發表在《中國地理學90年發展回憶録》)，彭老師毫不掩飾地把恩師對他的培養以及他對恩師的感激和懷念之情表達出來，語言檏實無華，感情真摯細膩。有一臺灣學者寫信給彭老師，説是含着泪讀完全文，評價文章裏没有華麗的詞藻，但句句真情，那份深厚的師生情洋溢在字裏行間。

　　一般情况下，許多老師在論文還没有發表或者没有經過論证之前，不會在課堂上講述這些觀點或内容。然而彭老師認爲没有必要這麽拘謹，老師的一個不成熟的想法也許會在學生那裏發揚光大，就可能沿着這個思路去探索，説不定還會成就一代“大家”來。彭老師回憶道，陳先生就經常和年青人交流一些不成熟的觀點，也很善於捕捉有價值的思想火花，經過他的加工就可能成了一團熱火。

　　陳先生有着廣闊的知識面、開放型的思維方式和高度關聯的思想方法，發表了許多論文和專著，提出很多新穎的觀點，很多預測的東西，起步性的東西，留給後人諸多的思索。彭老師在這方面很像陳先生，講課的時候學思飛揚，有很多新東西傳達給學生。彭老師説，創新的思想不一定是成熟的理論，完成實证不一定是一個人的事，提出來可能會啓發一群人，這是爲人師的本份。

　　五、彭老師與他的學生

　　彭老師是中山大學地理學院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不僅因爲他個人知識淵博，經驗豐富，而且講課生動有趣，還是一位真切關心學生成長的老師。記得去年我們班有幾個學生申請本科生學術研究項目請他指導，他都親自――給予批閲修改，他的郵件常是在凌晨一兩點發給我們的，一個同學的本科生科研項目申請書是彭老師修改後在凌晨4點鐘發米的。他可以在課堂上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思想精髓傳授給學生，甚至把一些多年積累的具體調研計劃、調研提綱、問卷、規劃文件、甚至注意事項等這些被認爲是保密的資料都拷貝給學生。

　　彭老師的一位研究生告訴我們，他的旅遊規劃思想創新性很强，以大旅遊思想爲核心，成一完整體系；在工作中，他落實到細部，所做規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有效地解决現實問題；思想的宏觀性與規劃方案的操作性並不矛盾，這正體現了他既是嚴謹的學者又是杰出規劃師的風範。

　　彭老師對研究生在生活上比較放鬆，但在科研和實際工作中就嚴格要求，分毫不差。據他的研究生説，在開展河南省的旅遊發展總體規劃的時候，辦公室裏曾貼有一張關於修改基礎資料和規劃文本的要求，大概有十來條，要求逐字逐句修改，不允許存在錯别字和語句不通的地方；相同意思的要用兩個不同詞語表達；當感到疲倦的時候，應該立刻放下手中的文本，休息片刻後再繼續等等，在嚴格要求中又體現了老師對學生的人本關懷。研究生從開始啓動論文到答辯，一般要在彭老師手裏過五遍，開題、研究大綱和研究計劃、初稿、定稿、預答辯等五個環節，每個環節都要親自批閲和修改，今年幾個研究生的調研計劃和問卷就被彭老師修改了兩三遍，這樣一來，可能就不止五遍了。師兄師姐們説，常常他們的報告都被彭老師用修訂格式修改得“一片紅”。

　　但同時彭老師又認爲，現在的大學老師不但要傳道授業，還承擔許多科研項目，自身工作量非常大，這些决定了大學教學不可能采取過去師傅帶徒弟的形式，手把手地教學生。現在的大學教師主要起一種導向作用，更重要的是靠學生的主動學習。

　　六、采訪彭華老師中有關10個問題的整理

　　1. 問：您在安徽長大，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中長大，那能否説您受儒家思想影響深刻?

　　安徽北部的黄淮平原屬於中原地區，中原文化的内核就是儒家思想。但是，在受教育階段我們並不知道什麽是儒家思想。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學階段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才知道什麽是“愚弄百姓”的“孔孟之道”，但這並不是説我們不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實際上在中國，想不受儒家思想影響是不可能的，就像水、土和環境裏，處處都有空氣一樣，我們成長的環境裏，無處不有儒家思想。回想起來，從小在家裏大人對做人、做事、讀書、報國的要求，學校裏的德育和智育，甚至毛澤東思想裏，也到處都有儒家思想，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肯定是深刻的，但又是朦朧的，不系統的。或者説深刻到骨子裏，但並非都是貼着儒家的標籤；溶化在血液裏，但並不完全受制於它，因爲我們畢竟曾經批判過它。

　　2．問：您説在讀書時期曾經寫信向教材作者討教，具體是關於什麽問題?

　　我讀書的時候是比較自我的，往往不一定合教學計劃的節拍。因爲不了解一門新課程時也就没有興趣，而是在看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該考試了怎麽辦呢?就認真看一遍，哎!看出問題了，興趣就來了，所以到了一門課程結束，對它的興趣反而才形成。下面新課程開始了，却還在原來的問題走不出來。幾年裏就這樣“惡性循環”。

　　比如我在大一復習《地球概論》課程時，書上對於“引潮力”的解釋使用了“差别引力説”，我覺得這種解釋没有考慮矛盾的兩方面，認爲應該是吸引力—離心力的對立統一。因此，在大家都忙着復習迎考的時候我却和老師較勁，找有關書籍閲讀，後來才知道確實有引力—離心力的解釋。但教材爲什麽不介紹這一解釋呢?於是開始了和作者，即華東師大的金祖孟教授長達16封的書信討論。後來我到華東師大進修，再去拜訪金先生的時候，却和他成了“忘年交”，直到他去世前，我們還保持着書信聯繫。

　　還有，當時我曾看到李春芬教授一篇談地理教育的文章，因爲感到當時的地理學大都是分部門、分區域開設課程，學了幾年還不知道什麽是地理學，於是寫信建議老一代地理學家能關注“綜合地理學”的教育。李先生回信支持這個觀點，爲此又和李先生通了3封信。後來也是在華東師大進修的時候，李先生送給我一個在毛主席紀念堂買的文件包，並題詞鼓勵。

　　此外，和老師討論問題，甚至“抬杠”是比較經常的事，比如一個關於“氣壓日較差”兩次波動的成因問題，和老師抬杠的結果是老師提議，系主任主持舉行了安徽師大第一次學生學術報告會；於廬山虎背嶺搆造因爲不同意李四光先生的説法而和老師抬杠，結果也是系裏召開了學生學術報告會並出版了學生學術論文集。

　　在這些事情中我所看到的老師，没有把我的“抬杠”、“争論”看作不恭，而是非常低姿態地、友好地討論問題，非常誠懇地接受意見，非常積極地給予抬舉。我在他們身上得到的教益是别人無法體會的，他們也成爲我後來對待學生的楷模。

　　3．問：我們曾拜讀您紀念陳傳康先生的文章，能説説陳傳康老師和您之間發生的而且您又印象深刻的事情嗎?除了陳老師，在前半生中，還有那些人對您影響比較大?

　　關於我和陳傳康先生之間的主要故事基本上都寫在《中國地理學90年發展回憶録》裏那篇紀念文章裏了，也没有什麽轟轟烈烈的大事情，但是許多小事都使我印象深刻，受用終生。例如，我原來對於大地搆造學有濃厚的興趣而且還小有成果，並不研究旅遊。走上旅遊研究的道路首先應該歸因於陳先生。1985年他曾要求我根據自己的長項研究特殊地質地貌現象，1986年他推薦我參加了郭來喜和楊冠雄先生的大西南旅遊資源開發利用研究項目，1987年後多次參加陳先生的旅遊研究項目。如果説比較有意義的轉折，是1988年丹霞山申報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成功後，爲了表達對我們的“重大貢獻”的感謝，仁化縣政府和丹霞山管理局邀請我和陳傳康教授兩家到丹霞山過年。在這裏的十多天時間裏，我們交流了許多，其中一次晚飯後散步中的交流就對我以後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那天他幫我分析以後的學術道路，概括起來就是：你要想在大地搆造方面繼續發展，在你現在的工作單位是非常困難的，必須考地質科學院的博士或調入地質院校，這樣會比較快地提高專業水平和被地質學界認可；地理素描只是一個工具，對你搞地理、地質和旅遊研究都有幫助，但不能作爲主業；你的興趣廣泛，專業面比較寬，文字和圖形表達能力强，從事旅遊開發研究可能是綜合發揮你的長項的最佳選擇。我認爲他講得很有道理，但並不是十分情願，總覺得放棄我很得意的方向比較可惜。

　　後來我開始參加旅遊學術會議和多次參加陳先生主持的旅遊研究項目，興趣也逐步培育起來。這導致了我後來獨立承擔旅遊研究項目，曾經“第二次上山下鄉”到丹霞山主持旅遊開發以及後來到中山大學在旅遊地理和旅遊規劃方面的發展。    

　　此外，對我的發展影響比較大的還是學術界的前輩，比如一度在地質搆造方面的發展得益於“縱容”我不羈的思維的本科論文(關於地殻演化機制的探討)導師，安徽師大地理系主任閔昱銘教授；地理素描方面的興趣受到安徽師大盧村禾教授漂亮的課堂黑板畫感染，他成了我的第二篇本科論文(地理素描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的導師。這兩篇畢業論文成爲我的第一篇正式發表的論文和第一本專著。最初的成果對人生道路的選擇意義是重大的，給了我在學術道路上走下去的動力和信心。還有，1986年跟隨郭來喜和楊冠雄教授參加大西南旅遊研究是我第一次參加的旅遊研究項目，1989年跟隨楊冠雄教授參加海南省澄邁縣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研究是我第一次的區域研究實踐，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我以後的應用研究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4．問：您能否談談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的特點(學習，生活，工作，思想)，他們是否就如前輩所説是浮躁、急功近利等的代名詞?或者具體到國内新一代的地理學的學生，在學習方法或者思維上是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我們應該注意什麽，或者有哪些地方我們是需要向老前輩們學習的?

　　我没有進行過大學生心理和行爲研究，對你們的看法可能是比較片面的，  因而不能直接評價。我的孩子和你們是同齡人，雖有不少交流，也不能説很瞭解她。我的感覺是，雖然哪個時代的年青人都有浮躁的一面，但没有躁動也就没有了激情和創造；現代的年青人相對更加講實惠，喜歡走捷徑，應該説這並不是壞事，是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必然。

　　講實惠可以理解爲就業導向和實用導向，走捷徑可以理解爲少走彎路，都不錯。但如果過分了，就可能適得其反。比如狹隘的實用主義，就可能是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代名詞，就可能失去浪漫主義，可能影響知識結構和科學創造力。

　　如果一味的走捷徑，就變相爲“投機”，就可能忽視堅實基礎的打造，走向急功近利。比如，我經常鼓勵研究生寫文章，但最好是結合讀文獻學習寫綜述，在讀文獻和寫評論中發現問題，思考問題，也爲畢業論文打基礎；如果有思想、有觀點，在讀期間也不妨立説。現在一些學生爲了拿學位、找工作和早日成名，東拼西凑地發表一些無厘頭的文章，甚至於不惜鈔襲，這是不可取的。我一直强調“務實”，但不主張實用主義。務實就是實事求是，脚踏實地，打好基礎，厚積薄發。對我們理科的學生來説，中大的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一樣可鑒的。

　　5．問：我們過去只知道您是國内知名的旅遊規劃研究專家，最近才知道您被學術界譽爲第四代丹霞地貌研究領域的帶頭人。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當全國丹霞地貌旅遊開發研究會理事長的?

　　1998年7月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縣，第五届全國丹霞地貌旅遊開發學術討論會期間，當選爲理事會理事長。

　　應該説，我這個丹霞地貌研究的領頭人是被趕上架的“鴨子”。最初是被陳傳康先生“趕”進來的，後來黄進先生因爲年齡和身體的原因退下來，我只好被“趕”上去了。爲什麽説是被“趕”的呢?因爲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主要精力都放在應用研究上了，擔心自己没有精力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同時兼顧，所以無意於做“帶頭人”。被趕上來之後，基礎研究和一些瑣碎事情就不得不做，這種爲丹霞地貌研究“事業”和爲大家服務的差事已經幹了9年。

　　6．問：您在丹霞山丹霞地貌的研究獲得了巨大成功，曾獲得被媒體稱爲是地理界和旅遊界“首開先河的重奬”，最近又得到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奬，您怎麽看待您在丹霞山和丹霞地貌方面的成績?

　　很多情况下人往往不能很確定的安排自我，尤其在年青的時候。我也没想到，就是陳傳康先生那麽一“趕”，却無意插柳柳成蔭，丹霞山和丹霞地貌研究在一個側面成就了我。

　　我在丹霞山的成功首先是旅遊開發應用研究和直接參與實踐的成功，地方政府的奬是應用貢獻奬，教育部奬也是以資源可持續利用研究成果爲主體的應用研究成果奬。

　　這並不是説基礎研究没用，實際上回過頭來看，首先，扎實的基礎研究功底使我在丹霞山的地位還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戰，在申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地質公園和世界地質公園的過程中都得到充分體現；其次，我所推動的丹霞地貌研究國際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丹霞山，成爲我一直致力於丹霞山品牌培育工作的一部分；再者，丹霞地貌基礎研究成果的科教旅遊轉化成爲丹霞山旅遊開發的重要内容；還有，對丹霞山資源屬性的熟悉，是旅遊規劃、景觀設計和産品開發决策的重要依據。現在看起來，我和丹霞山的長期合作是雙贏的。但還有許多不足，比如丹霞地貌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丹霞地貌走向世界還有一段艱苦的歷程，丹霞山的品牌遠遠没有達到我期望的目標，丹霞山的旅遊開發、經營管理、旅遊地品位提昇和形象培育還任重道遠等。

　　7．問：對於我校地理學的老前輩、現在六十多歲的老教授、五十多歲的您這一代老師、四十多歲和三十出頭的年青老師等五代教師，您怎麽評價?

　　相對來説，我們這一代人是最弱勢的，先天不足，後天又營養不良，在整個梯隊中，屬於青黄不接時期的“替代品”。這一代人都已經“知天命”，都知道自己幾斤幾兩，在較低的起點上走到今天的高度不容易；在我們的同齡人中也是幸運的。因此，我們大多都比較知足，但又不能因知足而不前，因爲我們知道我們是最容易落伍的。

　　我不敢枉自評價别人，但總體上來説，我們的老一代教授比我們厚重，功底厚、造詣深，曾經都是在各自領域裏叱咤風雲的人物，推動過中大地理學的輝煌，他們的貢獻和地位已經被歷史確認。而年青的教師，更是一代比一代具有先天和後天的優勢，而且越來越多海外背景的博士，他們越來越和國際節奏合拍，具有先進的思想方法，掌握現代科技手段，高起點使得他們很快站在了學科前沿。我相信不久他們將成爲中大地理學新的驕傲。

　　8．問：關於家庭生活方面，請問家庭生活在彭老師心裏的地位?工作那麽忙，會否忽視了對子女的教育?子女受您的影響大嗎?

　　應該説，我是“家庭中心論”者。當大學教師有個好處，就是上完課不要坐班。我又喜歡在家裏辦公的無拘無束的氛圍，因此，是地地道道的“家里人”。除了出差之外，我都是和家人一起度過的。有時候中午夫人下班再做飯來不及，我在家時會做午飯，晚飯一般是夫人做的，其他家務没有硬任務。飯前飯後是家里人的主要交流時間；一般和家人一起看電視新聞，有好的電視劇也會一起看。有車以後，會常常一家人開車出去休閒和找飯吃。家庭生活平平淡淡而又其樂融融，這也搆成了我寬鬆的工作環境。

　　我對孩子的教育實際上還原了家庭對我的教育。我小時候受到的家庭教育很簡單，父母除了疼愛和對做人、做事的要求之外没有更多的教育内容；相對來説外婆比較有時間，又是城里人，知情達理，而且還能够講出不少故事和大道理，我是在她的“嘮叨”下長大的。但是，對我的學業和發展，他們真的無能爲力，我父親對我的要求非常原則：“只要不給我丢人，你自己混去”!這種家庭環境里長大的我一直處於比較自由的狀態，這對我後來個人風格的形成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對孩子的教育，可以用“無爲而治”來總結。我記得只有在幼兒園入小學前，爲了考入最好的學校，我强制她閉門學習書畫一個月；轉學來中大附小時强制她一個學期補上這裏已經上過的三本英語教材。除此之外，没有給她施加過學習壓力，包括中考和高考。如果説影響，我覺得孩子長期所受的家庭環境影響最重要。令人得意的是，女兒秉承了我們的品質，有很强的社會道德觀和家庭觀；有與我一樣的個性和行事風格，  自立、自主、果斷、不矯情。但學業上却是邊玩邊干，過得去就行，我有時會説她“不求上進”。但她會給我駁回來：這也是你的風格啊，我要干自己喜歡的事；我可不是搞學術的料，請别指望女孩子也像你那樣辛苦。這讓我無話可説。

　　9．問：您怎麽看待“孝”字在現代的意義?您又是如何盡孝道的?

　　我没有專門思考過這個問題，但我們都知道孝是中國人的美德，有“百善孝爲先”之説。我認爲現代社會仍然需要重“孝道”教育，也是“以德治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但我主張對孝道的理解要强調的是孝敬、孝心和盡孝，廣義上來講應該是敬老、愛老、助老、養老，也包含對老一輩未竟事業的傳承，比如老一輩的長者、自己的老師、鄰居家的老人等都是盡孝的對象。而不主張盲目的孝“順”，不主張唯父母之命事從，也不主張“父母在，不遠游”。

　　説實話，我是一個很重孝道的人。我是老小，哥哥比我大17歲(中間還有哥哥姐姐，但都殀折了)，我出生時哥哥就去了南京讀書，然後在鄭州工作，幾年才能見他回來一次過年。家裏父母和外婆帶着我一個小不點，他們都很疼我但不溺愛，不嬌慣，家裏地裏凡能幹的活我都幫着干。

　　例如，我們那裏吃井水，井離家很遠，井很深而且没有轆轤，過去都是父母去打水(我們那裏稱用水桶將水從井裏提出來，再挑回家叫打水)。我家一般每天要用兩挑(4桶)水，我印象中這是一個最常規的重活。我是一個早長個頭和蠻力的人，我記得從十來歲開始我就在村裏找小一點的水桶幫家裏打水了。高中畢業後，我當了民辦教師，經常不能正點回家，我就找朋友幫我在家裏打了當時全大隊第一口壓水井，解决了家裏和周邊鄰居在内的喫水和用水問題。

　　節假日和農忙季節，家裏地裏的各種重活我都盡量不讓母親干。母親很瘦弱，但我没見她閑着過，如果母親勉强去幹了重活，我知道了肯定會吵她。如果家裏有好吃的，他們一定是都留給我，但我並不“領情”，會和他們較勁，你們不吃，我也不吃!

　　但是，我家的老人都是没福氣的人，就在我考大學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三個老人先後病故。盡管我曾經帶他們東奔西走地求醫，也陪着他們走完了最後幾天，但因爲考學和在外讀書，總感覺盡孝不足，也没有能力延續他們的生命，這使我至今一直耿耿於懷。

　　10．問：李玲老師去年曾對我們説她五十了，知天命了，孩子上了大學，教學任務定了下來，大概後半輩子怎麽走都知曉了，您年紀跟她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知天命”的感覺，還是認爲自己的發展空間還很大，甚至覺得自己的事業才開始呢?

　　知天命就是明瞭自我，明瞭社會，明瞭自我與社會的關系。用句禪語表達就是已經“大徹大悟”了。人一生需要悟，悟，才能合理、客觀地安排未來，才能去除浮華和許多不切實際的、虚幻的“理想”。人知天命有早有晚，並非一定過五十，但一般説來這個年齡應該悟了。

　　知天命不是消極頽廢的開始，而是更加客觀地認識世界，理性地領悟和矯正人生，“悟”也是創新的前提，與繼續發展並不矛盾。最近兩年我開過幾次講座，其中一個是講“境界”，一個是講“和諧”。都談到一個問題，就是“淡泊”(淡泊)。世人多將淡泊解爲“無爲”，解爲“出世”和消極。而辯證的淡泊思想却是“無爲而無不爲”，“出世而又入世”即“跳出三界外，仍在五行中”。也就是淡泊才能明理，明理才能順應自然、適應社會，才能找到和諧之路，才能順勢而治，無爲而治。無爲不是不作爲，而是不“强爲”，不逆規律、逆潮流而動，而是先修身養德，在適應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基礎上順勢而爲，實際上學術研究更是如此。

　　我是個一直跟着感覺走、經歷比較豐富的、踏踏實實的過來者，又是個典型的樂天派。現在很清楚自己今後能做什麽，還有許多“宏偉”的計劃，但我的人生計劃很有彈性。盡管如此，還是需要很大付出才能達到這些有彈性的目標。

　　用諸葛孔明的話説，是“淡泊”以“明志”，“寧静”以“致遠”。

　　（采訪人：郭春蘭  蘭品  王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