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實施粤海關一口通商，詹天佑的曾祖父詹萬榜於干隆二十五年離開老家徽州婺源舉家南遷廣州，經營茶葉生意。祖父詹世鸞繼承父業，成爲成功茶商，並在廣州西關十二甫購置西關大屋定居及入籍。詹天佑在光緒十年（1884）年底從福建福州船政局水師學堂被調回廣州等待安排新工作期間編寫的家譜，以及祖籍徽州在光緒八、九年間編修的《婺源縣誌》，都有有關記載。

　　《婺源縣誌》對詹天佑曾祖父詹萬榜的記述是：“詹萬榜，字文賢，國學生。廬源人。兄弟入榜居三。孝父極，意承志，事繼母如所生。父殁家道中落，積逋甚多，分箸時父遺居室讓之弟兄。典鄰屋半間以居，貸資經商，獨償衆逋數千。祖祠灾毁，率弟捐造。村落水冲，偕衆修理。族某被洪水屍流無踪，給資訪獲，備棺殮葬。卒之日，蕭然無半畝之植、數椽之庇也。鄉之人無不垂涕。”對詹天佑祖父詹世鸞的記述是：“詹世鸞，字鳴和，廬源人。資禀雄偉，見義勇爲，佐父理舊業，償夙逋千餘金。壬午，賈於粤東。關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歸，多告貸。鸞慷慨資助不下萬金。他如立文社，置祀田，建學宫，修會館，多揮金不惜。殁之日，囊無餘蓄，士林重之。”詹天佑曾祖父、祖父生活在清干隆、嘉慶年間，由記述可知，他們是先在家鄉徽州經商，後到廣東經商，經營主業應是茶葉，因婺源歷來出産名茶。

　　詹天佑編修的家譜則對此作了更詳盡的記述。在詹萬榜的條目中記有：“公始來廣東貿易。”在摘録伯父詹鈺申請入籍當時管轄祖父詹世鸞自置房屋於廣州西關十二甫的南海縣的文書的記述爲：“竊童祖詹榜，原籍安徽婺源縣人，自干隆二十五年來廣東省垣營生，因挈眷來粤，爲童父鳴珂娶治屬朱姓之女爲室，生童等兄弟。嘉慶五年置大北門拱宸坊居住。是年祖父母身故葬北門外紗帽崗。童母於嘉慶六年（1801）身故，葬北門外飛鵝嶺。迨嘉慶二十一年，遷居西門外十二甫，自置房屋。計自故祖居家粤城，今餘六十餘載。廬墓産業，在在可據。丙子年（1816）修造南海學宫，父捐銀一百元，衆紳士經收單據。”由此記述可知，詹萬榜來粤經商始於1760年，是粤海關一口通商的第三年。這與上段所述《婺源縣誌》記述的詹天佑家族南遷經商時間——壬午（1822）有出入。筆者認爲，詹天佑家譜記載的是家族最早來粤經商時間，此時户籍尚在徽州婺源，並經常有往返粤徽兩地。而《婺源縣誌》記述的是詹家正式把户籍遷往廣州的時間——詹天佑在家譜中還鈔録了南海縣衙對詹家嘉慶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廿八日申請入籍狀紙的批復：“南海縣吉批：查覈年份及各契與例相符，準爾入籍。仍候移明原籍知照，契發還結收，同收單存。”十一月廿八日的狀紙獲得批復，應該也到翌年——道光元年元月，再“移明原籍知照”，數省之遥，靠馬匹、驛站傳遞，應也需要一年功夫，這樣也就到了道光二年——也即壬午年，詹家也才正式把户籍遷到廣東。兩者記述没矛盾。

　　詹家是一個商户個體典型的遷移，而透過詹天佑編修的家譜，我們看到的是在“一口通商”政策下的群體的遷移。

　　詹天佑在自己撰寫的家譜足足用了3頁的頁眉，密密麻麻地記述了爺爺詹世鸞與鄉親們在廣州創立起的同鄉互助組織的詳情。早在道光四年（1824），詹世鸞就和在廣州成功經商的俞冠芳、俞德隆、俞玉馨、俞興泰、洪長馨、餘林馨、俞冠英、滕碧乳、俞瑞興、朱凝芳、俞廣記、汪高源、齊大成、俞壽熙、董春園、汪忠增等16位鄉親一起，創立了名爲“歸原堂”的同鄉互助義會：“道光四年起創（光緒八年入婺源志，是年會内捐銀二百兩賑家鄉水灾）。孝祖世鸞公捐銀同衆鄉親設立一義會，名‘歸原堂’。在廣東設立義莊、義山，如有同鄉之柩入莊停棺、義山埋葬，不用錢銀。如同鄉窮苦之人身故，議送柩金銀十元。迨至咸豐年間，衆會友公議，再加添送柩金四元，共送實銀九兩八錢正。如若不願在廣東葬者，議以十年一運，到家鄉交回親屬自葬，運柩盤費會内捐銀。另咸豐年間設立送度歲銀與同鄉之窮苦人，每大丁送銀一大元，小丁銀半元，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支送。會内各友之後人管理别人，毋得干涉銀數。”也就是説，在道光四年，在廣州至少有17位徽州婺源商人在廣州成功站穩脚跟，並有能力幫助同鄉。而歸原堂這樣的同鄉會組織，就是他們在廣州這個第二故鄉對抗商業風險的自助、互助機構。他們雖然還没到十三行行商那個商人級别，但他們却是爲這些行商提供茶葉。而這些商人的共同特點之一是：致富之後，不忘家鄉，不忘做善事。

　　這些南遷貿易的商人群體，在光緒版《婺源縣誌》中也有記載。如：“葉上林，字啓文，朗湖人。貢生。賦性恂謹。中年貿易嶺南，家漸裕，自持儉約，遇善舉則慷慨不少吝。杰坑、朗湖、新嶺以及西雲庵、永豐橋，皆獨立修造。他如捐建祠宇、恤灾户、施棺木、造義渡，紛紛義舉，至今稱之。”“祝添濤，字汝安，湖村人。國學生。敦本好義。兄文爵素貿粤東，虧蝕難歸。添濤竭力措辦俾解舊逋。親族貧難婚娶者，量爲資助。祖祠傾圮，協衆修理，不惜重費。居近河濱，輸租置渡。病篤，檢閲借券，力難償者還之。”

　　干隆的一口通商令，使很多徽商轉至廣州經商。而一口通商，又恰好與歐美工業革命之興起時間巧合。隨後的幾十年，新興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大力拓展海外市場，千方百計尋找發展資金。這就使廣州港的海上貿易達到空前繁榮的狀况，廣州一方面是國内優秀人才與優質産品的聚集地，一方面也是外國各類人才、科技、特産的到達港，成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碰撞的中心，促進了廣東科技、工業、藝術、醫學等方面的快速發展，這對於廣東絶對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從今天的角度分析，及從一口通商的八十多年間歷史實踐檢驗分析，對整個中國的發展，却不能説是一件好事。

　　在當時海盗横行的年代，海上商船需要戰船護航，干隆王從集中加强管理的角度，把四個海關關了三個，獨留有珠江口虎門天險的粤海關一關海上通商，初衷也許是爲了减少外國海盗、戰船對中國京都一帶和江浙國家糧倉腹地的干擾影響。但是，這樣做産生了以下的不良作用：

　　一、 增加了中外雙方的海上貿易成本。中國需要把貨物從國内各地，通過陸路、水路運到廣州，然後才在廣州出口。同樣，外國進口貨物，也須通過廣州水陸路交通轉運至全國各地。撤銷了的三個海關的周邊地區，他們的貨物進出口成本肯定要比撤銷前高。

　　二、 被撤銷的三個海關的周邊地區，由於由直接貿易變成了非直接貿易，他們的産品需求信息也要通過廣州才能轉達，成本高了，交易量也必然少了。可能在歷史統計的絶對數字上，一口通商粤海關年度貿易量有可能高於以往四海關的年度貿易總量，但不要忘記一口通商正是與歐美工業革命時間上是重叠的，歐美的需求增大了，如果仍是四口通商，貿易量應會更大。

　　三、加大地域防範距離的阻隔，只是使中國對外國經濟、文化發展的瞭解渠道减少了，並没能阻隔住鴉片流毒，隨後大量鴉片沿着漫長的中國海岸綫走私進入。在實行一口通商的干隆二十二年時，中國的國力應該還是在世界經濟强國的前列。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時，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争被打敗簽訂《南京條約》，被迫開放五口通商時，中國已經成爲了一個不堪一擊的弱國。因此，這是廣州走向“輝煌”的八十多年，却也是清廷走向没落的八十多年。究其原因，新興的資本主義列强用砲艦打開中國貿易門户、用鴉片走私毒害中國人民與掠走中國白銀，這是重要原因。但是，由强到弱，應該還有自身原因。這就是清廷的盲目自大，不了解世界發展前進趨勢，閉關鎖國，不進則退，自食惡果。

　　在兩次鴉片戰争失敗後，中國有識之士呼吁學習外國先進科技，“以夷制夷”。1872年，清政府終於組織了首批幼童赴美留學，詹天佑有倖名列其中，畢業回國後爲祖國鐵路事業作出了輝煌貢獻。

　　這就是清代廣州一口通商引發的詹天佑幾代人的真實故事。

　　注釋：

　　〔1〕 光緒八、九年重修《婺源縣誌》卷二十九，《孝友四》，第十一頁。

　　〔2〕 清代廣州之名稱。

　　〔3〕 光緒八、九年重修《婺源縣誌》卷三十五，《義行八》，第十一頁。

　　〔4〕 詹天佑：《徽婺廬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譜》第23頁。

　　〔5〕 因當時詹天佑祖父在廣州西關十二甫置有家居房産，而當時管轄西關的是廣州府南海縣，故申請入籍南海縣。

　　〔6〕 即詹萬榜。

　　〔7〕 今屬江西。

　　〔8〕 此非詹天佑親祖母，詹天佑祖母是廣州西關景雲裏杜朝翰的四女兒杜細姑，1823年去世，葬於廣州黄埔長州島。

　　〔9〕 詹天佑：《徽婺廬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譜》第60頁。

　　〔10〕 詹天佑：《徽婺廬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譜》第62頁。

　　〔11〕 指婺源。

　　〔12〕 此葉上林是否廣州十三行商葉上林，尚待考證。

　　〔13〕 光緒八、九年重修《婺源縣誌》卷三十五，《義行八》，第十七頁。

　　〔14〕 光緒八、九年重修《婺源縣誌》卷三十三，《義行五》，第十四頁。

　　（胡文中，荔灣區地方誌辦退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