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英國柯拜父子在廣州黄埔創建的柯拜船塢是中國近代最早外資企業之一。她誕生於中國被打開國門的年代，她孕育了中國最早的産業工人；她是鴉片戰争的一個真實縮影，她見证了中西制度文化的交匯與碰撞。保護其工業歷史遺産，可爲中國現代與未來的發展引發出許多深層次的思考。

　　【關鍵詞】廣州黄埔　柯拜船塢　鴉片戰争　制度文化

　　坐落在廣州黄埔區長洲島上的“柯拜船塢”人稱中國第一家外資企業，第一代産業工人誕生地。僅僅作爲中國第一個石質船塢，已經歷了140多年的風雨侵蝕。柯拜船塢誕生於大清帝國的國門被打開的那段如晦的歲月，她多舛的命運也見证了五千年的封建帝制文化與商業資本體制文化之間曲折復雜的交會與碰撞，同時本身也成了這段歷史的一個内涵豐富、外延廣闊的符號注脚。如今，這裏仍然是一個造船企業——黄埔船廠的所在地，作爲一個具有國家級文物價值的工業遺産，正受到史學界、規劃界、旅遊界以及軍事界、政治界的人們廣泛的關注。

　　  一、廣州要塞外港碼頭船舶補給之地

　　英國人沃斯汀·柯特斯在他的《黄埔-船上岸》一書中曾詳細記載了柯拜船塢的沿革歷史。自從中英雙方建立起正式的貿易關係後，以1699年到來的東印度公司商船“麥克斯菲爾德”號爲開端，中方便開始在澳門正南端的氹仔島上丈量船隻，收取噸税。氹仔島的西邊有一個水深而岸窄的錨地（圖1），其岸上設有中方的税局，并且和澳門的内港一樣擁有各類傾船、掃船及修船的設施。 這便是最初的船舶修造業。

　　干隆九年，（1744年）澳門同知印光任在首次頒佈管理澳門番舶及番夷章程中講到：“夷人採買鐵木石各料，在澳修船，令該夷目將船身丈尺數目、船匠姓名開列，呈報海防衙門，即唤該船匠估計實需鐵斤數目，取其甘結，然後給與牌票印照，並報粤海關衙門給發照票，在省買運回澳”。 居住在澳門的福建人是南中國最好的修船造船能手。他們很善於修理歐洲船隻，這就使得歐洲船隻由中國人來照看管理成了一個傳統，而相比之下當時亞洲其它地區還是由歐洲船匠來負責的。

　　隨着廣州“獨口貿易”地位的確立以及粤海關報關引水、檢丈、納税等法規的逐步健全，外國商船來廣州貿易需停泊在黄埔港，再履辦出入口有關手續。於是，黄埔開始變得异常熱鬧起來。對於外國人（“番鬼”）來説，黄埔“滿地是南京茶和茶箱，又充斥着肉桂、大黄和樟腦”。這裏“最美的地方，到處是花園”。 “可憐的“番鬼”，全都捨不得離開！”美國人伍德在他的詩《你熟悉這片土地嗎？》中曾繪聲繪色地描 寫了黄埔鴉片戰争前對外貿易的盛况。西方的“長袍”、“棉花”、“麻醉品”是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的交换貨物。 “黄埔”是由一連串的島嶼組成，外國人租得的地方被稱爲“丹麥人島”、“法國人島”等，均坐落在通向廣州的主要水道上。

　　在當時，停泊在黄埔港彎的外國商船經常有100多艘，綿延達3裏（圖2）。 1757年以後，廣東的對外貿易除澳門有少部分外，絶大部分都集中在黄埔進行。鴉片戰争以前，廣州黄埔港對西方的貿易，在某種程度上講，可以説是代表了中國對西方的貿易。

　　大量的船舶來到黄埔也使得船舶修理的中心由澳門移到了這裏。這裏有淡水補給，又有船舶修造業，加上清政府只允許外國商船在此停泊，如是黄埔熱鬧一時。

　　由於中國當局堅持不讓修理船舶的船塢建在大陸而只準建在島上。因此黄埔的這些船塢——主要是一些古老的泥塢，都建在靠近江邊的島岸上。這些泥塢可以承受一只十八世紀的巨艦。東印度公司的船可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而停泊在黄埔的這些大船比世界其它任何港口都多。然這些泥塢的設施非常落後。不像英國的船塢主要是由絞盤將船舶拖入船塢，黄埔的這些泥塢却不管船有多大，一律靠人力拉。但這依然是東亞地區最好的船塢，因此那些受到了那些涉足遠東貿易的諸國海軍及商人的頻頻光顧。

　　當時這些泥塢都被聲稱歸其所在地所屬村莊的長者們共同所有。船塢的勞工，無論是否有技術都得由該村村民或其它有血緣關係或友好關係的人擔任。實際上每個在船塢中干活的人互相間都是親戚。村莊中有勞動力的婦女們則負責尋找一種專供烤刮船底用的特殊草料。這種草料往往和别的雜草混長在一起，比較難找。因此每個婦女都對她們割獲草料的地點守口如瓶。和黄埔泥塢一樣，草料收集也是一個有龐大組織的工作，它涵蓋了至少四個轄區，許多船隻穿梭其間爲各個船塢運送草料。因此船塢業可説是一種特殊壟斷性的以親緣與家庭爲基礎的集體行業。

　　許多外國人都喜歡用中國的船匠。最早的皮毛商人之一的約翰·彌瑞斯曾於1787年將一些中國船匠帶到了温哥華，在那裏用當地的木料建造了一艘縱帆式帆船。另外，鴉片戰争時廣東水師爲了防禦英人而購買的一艘夷船“切薩皮克號”上就招募有黄埔的水手。由此可見黄埔人對夷船的熟悉。

　　黄埔的這種狀况一直保持了一百多年。直到1840年中英鴉片戰争的爆發。

　　二、紫洞艇上的洋塢主與制度衝突的犧牲品

　　在鴉片戰争這場拉開天朝崩潰的序幕中，中華帝國的軍隊一敗再敗。被迫求和，簽訂了打開國門的《南京條約》。

　　鴉片戰争的失敗無疑對廣州的震動最大，因爲比起中國其它地區來，廣州和外國人的接觸無疑是最多的。

　　在五個條約口岸中，唯獨廣州是不願爲外國人敞開入城大門的。對此廣東巡撫的解釋是民衆對夷人的敵意很深，一旦夷人入城，他很難保证他們的安全。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從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到1857年12月英法聯軍攻佔廣州，在這歷時15年中，廣州紳民反對外人進入廣州城的鬥争從來就没有停止過。1843年，1845年，1848年，英方三次提出進城，但都受到了扺制，始終被拒之門外。特别是在1849年的反入城鬥争中“有10萬鄉勇準備獻出生命以阻止夷人入城”。當中英方代表在江中的夷船上談判時，“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酋大懼”。而在廣州城内，“當勇之夜出也，四城燈燭照耀，殆同白日槍硚聲聞十裏，首尾凡十旬……火點如亂星，諸夷結舌不能語”， “乃以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

　　而且外國人依然和以往一樣被限制在珠江沿岸的舊商館裏。盡管在廣州的外國人數目多了三倍以上，却被限制在一塊大約只有二十一英畝的區域内。然而相對而言，黄埔地區的中國人仇洋的情緒稍微輕些。這是由於外國人在黄埔的存在事關當地許多人的生計。一旦外國人不來了，他們便失去了賴以爲生的工作。特别是對於這些主要客户是洋船的黄埔船塢。

　　盡管民衆與洋人的矛盾尖鋭，但是廣州與外國間的貿易依然在發展着。由於廣州比起其它口岸來早已建立了相當好的貿易基礎，具備一定的機構和較爲齊備的設施，還訓練了一批依附洋人的代理人。因此，通商一恢復，洋人便紛紛回到廣州，外僑人數也迅速增多。到1855年時，已經有324名洋人在這裏居住。正如馬士所言：“在廣州中國人和外國人經商的情緒都一樣很强烈的；雖然上海把以往屬於廣州的貿易拉走很多，但留下來的還是很多……新的口岸只是創造了新的市場，並没有造成廣州貿易的衰退。”因此，在鴉片戰争後的一段時期，“廣州依然是各通商口岸中執牛耳者。”沃斯汀·柯特斯認爲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人——他們避開了香港，依然選擇舊的“澳門－黄埔－廣州”的路徑。因此黄埔的生意依然照舊。

　　在《南京條約》之前，盡管外船大班和外國官員跋扈驕横，但事情的决定權却還在中國人手中。外國人始終只能是“到訪者”，不可能成爲這塊土地上的業主。然而隨着戰敗帶來的衝擊，以及中國人自信的逐漸喪失，這一原則在悄然中被打破了。

　　第一次發生這種變故是在1845年。該年停泊在黄埔的外國商船達到了302艘。9月時，“瑪麗·伍德夫人”號輪船扺達香港，並開扺黄埔港下碇。1844年和1845年間，英國取得皇家特許狀在東方經營航運的大英輪船公司，將航綫由錫蘭延長到香港。航行這條航綫的第一艘輪船便是“瑪麗·伍德夫人”號。這艘船是世界上最早的鐵殻輪船之一，也是到達中國的第一艘鐵殻商船。她的到來標誌着英國南安普敦和香港之間每月往來一次的航綫的開始。大英輪船公司爲“瑪麗·伍德夫人”號的中國處女航感到非常滿意。在這之後，航綫便逐步較大規模地深入到了廣州。1846年便有兩艘輪船開始從事香港經黄埔至廣州的運輸業務。1848年，大英輪船公司又專派一艘小輪船“廣州”號航行於香港、澳門、廣州間。同年10月，外商在中國創辦的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香港小輪船公司正式成立。從此外輪頻繁進出黄埔港。對此，《東西商報》有載曰：“列邦互市，輪船梭織，無論商船兵船，偶有損傷，勢必駛到就近船塢重修。”因此爲了給進出港口的輪船進行維修，同時爲擴大貿易運輸也需要添造船舶。因此，一項能爲以輪船爲代表的新式航運業提供服務的新式的修造船業便成爲了迫切的需要。

　　大英輪船公司希望能保证他們從倫敦到遠東的十四天郵遞業務順利實施。然而在航路途徑的蘇伊士運河地區没有相關的船塢保障設施，因此他們寄望於提高黄埔已有船塢的修造水準以適應這種要求。黄埔原有泥塢的工人也有一些修理明輪蒸汽船的經驗，這些經驗多數來自於修理外國海軍艦船。但這點知識遠達不到大英輪船公司的標準。爲此大英輪船公司的代表們向泥塢的塢主們提出要求希望由他們派出的洋人來擔任船塢的監修工作，否則就不再惠顧船塢的生意。

　　在《南京條約》簽署之前，這種要求是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中國官方肯定會對此進行干涉並對任何派來的洋監修進行驅逐。然而如今情况發生了變化。盡管這樣做會被明令禁止，但官員覺得只要這樣做不引起太大的麻煩，便可以睁一只眼閉一只眼。至於塢主，則出於不想丢掉生計，因此勉强地同意了。三百年來，到達中國沿岸的歐洲船隻一直都是由中國人負責提供保障服務，從這時起，這種保障便處於了歐洲人的監管之下了。

　　大英輪船公司派到中國來的監修是一個蘇格蘭阿伯丁的高級船匠約翰·柯拜。他五十多歲，有着多年的船塢工作經驗並受過專業的學徒訓練。他性情平和，富有指導工作的才能，並因此被人稱道。他於1846年的上半年携妻子來到了黄埔。

　　柯拜並不懂中文，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在船塢的工作。因爲那些塢主、工頭、一些船匠以及很多周圍的人都和洋人打過長期的交道，因此都會説皮欽英語。

　　柯拜是個很稱職的監修人。他把船塢的水準提昇到了大英輪船公司的標準。他因此得到了工人們的尊敬和愛戴，甚至被視作傳奇人物。他所監修的船塢位於黄埔島南端的一個叫做“提琴手角”的狹窄水道。而他則居住在一艘泊在正對船塢的江面的紫洞艇（一種船屋）上（圖3）。之所以這樣做是塢主出於自保，害怕一旦柯拜的出現遭到朝廷官員的反對自己擔待不起——更何况柯拜還携有妻子在身邊——更會是罪加一等。讓柯拜住在船上就可以對官方辯解説柯拜並不是非法居留者而只是臨時的到訪者，這樣也給了黄埔的官僚們一個睁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藉口。

　　針對外國商人，清政府曾制定了許多防範性的“章程”和“條例”。據統計，從18世紀三四十年代至鴉片戰争的100年時間裏，共頒佈20多個重要“章程”和“條例”。如1759年的《防夷五事》，1809年的《民夷交易章程》，1834年的《防夷新規八條》等等。然事實上這些“章程”和“條例”並没有真正地完全貫徹執行，許多條文變爲有名無實，形如一紙空文。正如當時到過廣州的一位外國商人所描述的一樣：“禁令只是記録在案，事情仍然照常進行”。美國人亨特在他的《舊中國雜記》中也形容外國人對於規章往往“滿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和對我們作出的命令完全相反”。

　　柯拜在黄埔的工作没開展多久，他的兒子——約翰·卡杜·柯拜便也來到了黄埔。小柯拜也是個船匠，他很有創業精神，同時也是個現代化生産的提倡者。小柯拜認爲父親工作太受限制：盡管現在老柯拜是船塢的監修人，但是管理權却依然握在那些在小柯拜看來食古不化、只會成爲現代化生産的阻礙的村莊長者手裏。因此在小柯拜認爲應該嘗試着去租賃一些船塢然後將其完全置於自己的管理之下。

　　對於柯拜父子後來租賃船塢及至自己建塢的建設資金，有國内材料認爲他們很可能是一方面用輪船公司應支付的修理費來支付船塢的租金和工人工資，另一方面老柯拜通過他所擔任的大英輪船公司和中國船塢所有者經紀人的獨特地位，一邊向公司提高修船費用，一邊又壓低船塢傭金和工人工資的手法來得到的——就像當年一批闖入中國土地上的“冒險家”巧取豪奪而成爲暴發户的洋人一樣。但在沃斯汀·柯特斯書中的記録却不同：

　　首先是在到達黄埔幾周後，小柯拜和一個美國人詹姆斯·羅歐結爲拍檔。他們一起合伙“租賃”了一個地處黄埔島尾端、離老柯拜工作的泥塢不遠的船塢。他們合作了九個月。之後羅歐出走，並帶走了資金。小柯拜失去資金後撑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宣佈破産。羅歐後來自己租賃了一處船塢，成爲第一個做出嘗試的美國人。

　　羅歐租賃的船塢歸塢主阿蒙所有。阿蒙在黄埔是個很有份量的士紳。他是塢主中最富有的一位，擁有多個船塢。羅歐認爲自己作阿蒙的承租人實際上也只不過是爲其打工的雇員而已。於是一年後，羅歐把事業轉移到了長洲島，在那裏他建立了丹麥人島船塢公司。

　　小柯拜盡管破産，但却得到塢主阿蒙的欣賞。他幫小柯拜償清了債務，並要小柯拜來管理他手下最主要的一個船塢——木質的黄埔干塢，也就是日後的“柯拜船塢”。 

　　該船塢的所在地位於長洲島上黄埔水道與新洲水道的會合處。島上的長洲村建於宋代，有800多年的歷史。長洲以曾姓爲多，其次爲鄧、周、林、倪等世襲姓氏。其中曾、鄧、林姓氏建有宗祠。按沃斯汀·柯特斯書中對阿蒙的描述來看，他很可能屬於島上的這幾個大姓之一。

　　六個月後，阿蒙去世。根據他死前留下的字據。他的土地分給了他的子孫。而黄埔干塢則被贈予了小柯拜。阿蒙將船塢遺贈給小柯拜並不違犯中國的法令。因爲中國法律的制定根本没有考慮到這種情况。這實際上等於是小柯拜鑽了中國法律的空子。

　　小柯拜對船塢進行了改造，將其建成第一個石質干船塢。這個船塢被命名爲“柯拜船塢”。該塢用的石料爲花崗岩。塢口設有浮閥門。全長300呎，塢口寬75呎，能進入喫水17呎的船舶。在船塢後面的小斜坡上，還設有一滑道，供造新船下水時放繩索滑入塢内。造價估計約7萬元。

　　皇家海軍、大英輪船公司以及其它一些當時第一流國際船舶業的船隻都成爲柯拜船塢的常客。當時英國輪船到遠東的航程日期已大大縮短，船舶進塢修理週期也愈來愈短。修理量的迅速增加也擴大了船塢的利潤。

　　除了船舶修理外，小柯拜還開辦了造船業務。第一艘下水的是1856年春季的“百合花”號，總長54米，寬67米，排水量約1000噸。 這艘船也是當時在中國建造的最大的外國輪船，中國直到三十多年後才有可與之相比的船隻出現。此後他還建造了一艘小型蒸汽船“奇迹”號，用來開設一周三次往返香港和澳門的航綫。由於有了蒸汽船，因此運費比起其它競争者來要低得多。在其後兩個月的時間裏，小柯拜又建造了兩艘蒸汽船。

　　有些資料認爲柯拜船塢是外國人在中國開設的第一家外資企業及第一個近代資本主義工廠，早上海江南機器局20年，是爲中國近代造船工業的開端。但是，早在1843年2月7日英國人林蒙船長便在香港東角地方開設有林蒙船塢。香港殖民政府直到1843年6月26日中英《南京條約》正式换文後才宣佈成立。在此之前香港在法律上仍是中國的領土。因此嚴格算來林蒙船塢才應當是中國的第一家外企。但無論如何中國近代船舶修造業都起源於黄埔長洲、深井一帶的黄埔泥塢，開設於外國人開設的花崗岩船塢。這裏也産生了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以及第一個工會。

　　從中國業主手中“租賃”船塢營業，然後自己則作爲“臨時過客”住在江中的船上——柯拜父子開創的這種“模式”很快得到了大批的追隨者。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湯馬斯·肯特建立的旗記船廠，英國人建立的於仁船塢公司。到1852年，黄埔形成了柯拜、旗記、於仁三家大型船廠。以至後來形成了這三家船廠共同壟斷黄埔的船舶修造業。那些住在江上的洋塢主們甚至還組成了社區。到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争爆發時，所有的黄埔船塢都被置於了洋人的經營之下。

　　有這麽多的外國人在政府的眼皮地下大搞船舶修造業，而清朝官員却並没有對此多加干涉，其原因還是在於船舶修造業其本身的性質。就市場導向而論，外資的船舶修造業屬於“自給工業”，即在中國的洋人爲其本身需要而創辦的工業。1841－1894年間洋人在中國所辦的自給工業共有49家，其中船舶修造業就占了25家之多。對於這類工業並没有受到中國政府太多的拒斥。直到其後洋人逐漸發展與中國外銷品有關的工業，才開始受到中國方面的扺制。此外中國抗拒的外資工業，主要還是使用機器大規模進行的工業，早期對小廠的限制並不多，故在1895年以前，洋人能於各地建立工廠百餘。由此可見外國人在中國興廠創業早在《馬關條約》之前便已經小規模地出現了。這種在外企中産生的外國雇主與中國工人之間的雇傭關係搆成了近代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全新中外關係。洋人以往連轎子都不準乘坐，如今成爲了中國土地上的老闆，這不能不説是對夷夏大防的一個突破。

　　     三、造船事業的興盛與第二次鴉片戰争的怯難

　　就在柯拜等外國商人在黄埔的事業蒸蒸日上之時。洋人與廣東民衆的矛盾却愈演愈烈。鴉片戰争爆發後，廣東各地的紳民紛紛組織團練和鄉勇，以圖抗拒。各種反對洋人的揭帖被到處張貼：

　　“英夷生長在化外之地，邪惡之鄉，獸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詐如狐……”

　　“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給出力......若不殺盡汝等猪狗，便非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我們一言既出，萬折不回，一定要殺，一定要砍，一定要燒死汝等。汝若請人勸我，我亦不依；務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厲害也。”

　　廣東民衆與洋人頻繁地發生衝突。在廣東，洋人無論走到哪裏都有可能被民衆的刀叉、石塊和謾駡所包圍，可謂寸步難行。

　　在1841年的三元裏，西方文獻形容有113個村莊的所有16到55歲的男性都加入了驅趕洋人的戰鬥。

　　1842年12月7日，外國水手與中國民衆發生衝突，導致“觀衆不平，漸聚漸衆，重入館内……館内什物，搗毁一空，夜復舉火焚之，官方派兵彈壓；惟民衆巨萬，大呼殺賊，水車赴救者，皆被阻止之……”以致於夷館區的義和館、集義館和保和館皆被燒燬；

　　1844年6月廣州發生針對美國人的騷動；

　　1845年3月英國人在廣州墻上被毆打；

　　1846年6月2日，英國海軍吉發德中校和其他幾個英國海軍軍官在黄埔的岸上散步和打鳥，被一群人用石塊投擲；

　　1846年7月8日，廣州城又發生大批民衆攻擊夷館的騷亂，起因只不過是因爲一位英國商人康吞與一名中國的水果販子發生争執，而事件却導致了三個中國人遭槍擊身亡，另有六人受傷。在美國人的《澳門月報》關於這次暴亂的報告這樣記録了廣州民衆對洋人的痛恨：“石頭磚塊，象雨點般……大批流氓拆毁圍欄和大門，狂叫大喊，類似一群惡魔......暴徒所到之處，所有外國人都不分青紅皂白地受到襲擊，暴徒把石頭猛烈地擲向外國人和美國商館的窗户......飛石四處横飛，暴徒呼喊狂歡之聲比前高漲……”

　　1847年12月5日，六個英國青年在黄竹岐被殺害；

　　1849年反入城鬥争的“勝利”，使粤民反對洋人的運動達到了高潮。

　　1856年10月8日，廣州發生了“亞羅”號事件。這在中英關係史上並不算是很大的衝突，可英國公使包令、英駐廣州領事夏巴禮却乘機生事，一味擴大事態。10月22日，英國駐東印度區艦隊司令，海軍上將西馬縻各厘率英艦砲擊珠江上清軍砲臺，拉開了第二次鴉片戰争的序幕。

　　黄埔的居民並不都像阿蒙以及柯拜忠實的僕人們般對洋人充滿好感。在兩次鴉片戰争期間，與廣州的反入城鬥争相呼應，黄埔掀起了反租地鬥争。從1843年開始，英公使多次要求租黄埔長洲，用以設立圩市，建造衙署，但都遭到了當地居民的强烈的反對。鄉紳民庶揭帖嚴辭抗議，讓廣府官員深感壓力，不敢答應英方的要求。

　　而後，隨着中英之間再度的開戰，黄埔的民衆也投入到了鬥争中。史書對此多有記載：

　　“英人於黄埔地方竪一枝大旗，黄埔之人於夜間將旗繩割斷，以致顛僕。”

　　“黄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間，有一隊鄉勇逾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一村，不見一人……不料鄉勇伏於隱僻處，内藏砲臺，忽放砲彈，英兵傷者六名，船主亦受傷……”

　　“‘英船在内海，必需雇引水領路……鄉民假裝濟夷伴艇，作爲内應，配合各隊水勇火船，出其不意，縱火焚燒夷船。’英船被火攻以後，不敢停泊一處，“每日東漂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弋不停，深怕我兵復用火船往燒’。”

　　戰火的蔓延也讓柯拜遭了難。1856年12月20日下午5點，一只中國人的舢板靠上了他的船。上面的一個水手聲稱他這裏有一封必須要親手呈交給“柯拜大人”的信。老柯拜當時正在艇的上層與妻子散步，聽到下邊他已出嫁的女兒在喊他，便走到船下層没有欄杆的入口處來接信。然而，當他一伸出手去，躲藏在舢板中的六個大漢忽然一躍而起，拽着他就往船下拉。他的妻子和女兒一看不好立刻跑過來死抱住他的腿試圖將他拉回來。經過一番拼死的挣扎，老柯拜還是没能挣脱，被拽上了舢板。小船載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向廣州駛去。柯拜的女兒跳上了一艘平底船，在兩個中國僕人的幫助下拼命地追趕。然而直追到夜幕降臨都没能追上。無奈只能放棄回到艇上。從此再没有人見過老柯拜，或聽到過有關他的任何消息。

　　老柯拜的遇襲據信與廣東當局懸賞捕殺英人有關。在10月27日西馬縻各厘下令砲擊了廣東巡撫的衙門後，葉名琛便於第二日發出聲明，號召軍民人等“同心協力，滅此跳梁英奴，不論在岸上或其舟中，遇則殺之，每殺死他們一命，可照先例得賞三十元，携人頭到本衙門，一經驗明，當即給賞”。而到了11月25日官方的賞格更是被增加到“凡生擒英夷一名，給賞一百兩，‘斬下夷人頭顱一具並將人頭送呈當局者’，給賞一百元，生擒“漢奸”一名給賞五十兩。”早在第一次鴉片戰争時林則徐便提出過類似的賞格。《中國叢報》便曾記録下迷途的英人遭人斬首領賞的情形。

　　賞格的出現激起了廣東各地襲擊洋人的行動：

　　12月5日，一個水兵被殺，他的頭被南賓鄉的非戰鬥居民拿走。

　　14日發生了中國人毁壞外國商館的事件。“粤民守城者見英人猖獗，咸思泄憤，於是積薪灌油，毁英人洋行六”；

　　22日，蒸汽郵遞船“希斯託號”遭到廣東鄉勇的襲擊，僥幸逃脱。但這艘船最終還是在12月30日正午遭到了劫奪。“船上所有外國人都被殺……十一個人的頭被切下，并且把船擱淺焚燬。無頭屍體後來在輪船的殘骸中找到”。

　　後來，由於一時得不到兵力補充，1月初西馬縻各厘下令英軍艦隊暫時撤退。正在黄埔船塢進行修理的軍艦紛紛撤出。軍艦還没有完全撤出,那些居住在江中船上的洋人便遭到了殺戮和割首。就連丹麥島上的美國人墓地也被刨開，裏面屍體的頭部被紛紛取下，然後被拿到廣州换取賞錢。哥倫比亞人唐可·阿爾梅洛在他的見聞録《穿過鴉片硝烟》一書中這樣寫道中國人的反擊：“（中國人）像捕獵犬似的撲向歐洲人的庫房和其他財産，瞬間搶掠一空，並將據點徹底摧毁。僅是庫伯先生和托馬斯·亨特先生新近建造的碼頭以及那些大名鼎鼎的海軍建築物，就值30萬比索，亦難逃厄運……所有留在上述建築物裏的歐洲人，悉數被慘無人道地殺害。”

　　黄埔洋人的船塢也遭到了鄉勇龢民衆的破壞和焚燒。柯拜船塢遭到了嚴重破壞。破壞者們撬起船塢的船壁和臺階上的岩石，推落塢底。同時大量毁壞船塢的各個設施。幾個小時後，中國唯一的花崗石干塢就此不能再使用了。破壞者的行列中有許多是那些曾經幫助建造船塢的工人。

　　在近代的兩次鴉片戰争中各階級的廣東民衆都表現出了極大的仇外情緒，一再發起攘外運動。這種仇外是多種原因造成的。

　　從文化淵源的角度來考察，“夷夏之别”這種傳統觀念無疑是這種觀念産生的根源。長期以來的閉塞自大在國人心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觀。鴉片戰争的失敗，以及洋人帶來的先進事物無疑狠狠地敲打了這個迷夢。這就嚴重衝擊了當時中國人的内在準則。在他們看來，這是不可接受的事實。於是他們只能想盡辦法讓自己回到迷夢中。就猶如那時的文人劉東序在反英的詩中寫到的“此日揮戈潮並射，河清還我舊昇平” 那樣，他所要的只是重新回到過去的舊的華夷秩序中。然而這却注定是不可能的。因而民衆由此造成的心理碾壓便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對外心態。使人們只能將這種碾壓的痛苦轉移到對洋人的讎恨中。

　　現實生活中洋人的暴行又進一步刺激了這種讎恨。英軍姦淫擄掠，洋商賣鴉片、販“猪仔”、恃强作惡。最令民衆憤怒的是洋人挖掘先人墳墓的行爲。這成爲了三元裏事件的直接導火索之一。 洋人在戰後也處處以“高等民族”自居，傲慢、無視中國傳統。《夷氛聞記》便曾形象地描繪了洋人跋扈的神情：“夷衆益無約束。往往挾鳥槍，或袖小槍……遠及四鄉游泊……恒登岸彈取鳥雀。村民婦孺聚觀，言語不通，疑爲嘲弄，動至角口，夷必以槍凝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不知其幾矣”。另外，洋商的到來，無疑也是對中國的一種經濟侵略，帶有殖民主義的性質。特别是各類條約的簽訂，損害了很多本地商民的利益。

　　此外，比起其他口岸的周邊地區來，廣東民衆仇外情緒的格外激烈還跟廣東地區的民風有關。據《中西紀事》載曰：“粤東義勇，獷悍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鬥搶劫之案，層見叠出”。彪悍的民風可能受到了尖鋭的階級矛盾，以及人口壓力的影響。當時廣東省是全國土地最緊張的省份之一。在這種情况下，仇外無疑成了一個很好的宣泄途徑。許多亡命之徒，時稱兵，時爲盗。夷人來犯便聚“以有名之師，報不共之仇”，以“清澆猛暴之氣”。待到“撫事既定，義勇無所得餉，則去而爲盗。”甚至在廣州駐守的兵勇還發生過大肆的内訌。正可謂“内訌外患之交乘，而粤事日棘矣”。

　　另一方面，廣東民衆中却依然有大批被清方文獻斥之爲“漢奸”的人。他們在戰争中或多或少地給英國人提供了幫助：

　　早在林則徐下令禁煙，將英人趕到船上。然而不少“奸民”却爲之提供蔬薪糧水等接濟，只圖獲利。戰争中也是如此，許多“漢奸”爲英軍引水，偷買口糧，供給淡水，煽惑民心，刺探軍情，出賣情報，充當苦力，從事運輸。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英軍進襲廣州時就曾將一些廣東人組織成苦力運輸隊，冒着彈雨爲英軍背送彈藥。 這些人無疑爲英軍取得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當局對這些人恨之入骨，加上無法戰勝英軍，於是便對這些人進行了大肆的捕殺。有廷寄著令奕山：“廣東沿海各處，漢奸充斥”，一經抓獲，“即行正法，以示創懲”。在鴉片戰争中，大批幫助過或者僅僅與英國人有過來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人遭到撲殺，僅在三元裏一地便有1200名死者。由此便不難理解，爲何柯拜船塢的船工會加入到破壞自己船塢的行列中來。他們這樣做顯然是要在憤怒的人群面前表明自己的清白，以保住性命。

　　兩次鴉片戰争時期的廣東社會内亂與外患交織相伴，一直處在劇烈的矛盾的撞擊之中。因此也造成了廣東民衆截然相反的對外態度和錯綜復雜的中外關係。柯拜父子在廣東的經歷就是這種復雜關係的真實反映。此時的中國民衆還不擁有近代民族意識，他們在對待外人的叩關而進行的反抗一開始就走上了極端主義的道路，一方面是盲目的排外，一方面却是爲私利而棄大局於不顧。而更多的人則是如《舊中國雜記》中所描寫的那樣，只會擠在房頂和大街上麻木地觀看開進廣州城的英軍隊列。

　　       四、柯拜船塢的最後歸宿

　　小柯拜在黄埔的大火中逃過了一劫。他來到了香港。不久，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戰敗。咸豐十年，小柯拜從清政府手中獲得“賠償款”銀12萬兩。

　　他將這筆巨款拿來重建柯拜船塢公司。經過擴建和添置設備，兩年後，重建的柯拜石塢竣工。該石塢長550呎、寬70呎、深17呎，設有兩道浮門，可供兩艘船同時入塢使用。在當時被稱爲“中國最大的船塢”。此外，柯拜還建有一座木塢和兩座泥塢。後來，柯拜還和旗記老闆湯馬斯肯特合資建了另一座花崗岩石塢——録順船塢。

　　1863年，香港黄埔船塢公司成立。這公司挾其雄厚的資本和政治勢力，十餘年間陸續吞併了香港、九龍和黄埔的各船廠而形成了長期獨佔的局面。不久小柯拜賣掉了船塢，離開黄埔返回了蘇格蘭。

　　如今在柯拜船塢東側的山邊，還竪着一塊刻有“V·R·”及“1867”字樣的石碑。黄埔造船廠工程師劉鑒淙認爲“V·R·”爲拉丁文“Victoria Regina”,即“維多利亞女皇”的縮寫。1867年正是英商在黄埔經營船舶修造業最旺盛的時期，島上所有的修造船業已爲他們壟斷。

　　柯拜船塢後來遭到了廢棄，文革期間“深挖洞”挖出來的餘泥填掉了四分之一。如今遺址坐落在廣州黄埔造船廠的辦公樓旁。

　　柯拜船塢見证了中國歷史上最爲復雜的一段發展歷程。他是兩種不同的制度文化激烈碰撞和交融後的産物。柯拜船塢的興廢正是這種激烈碰撞的體現。他是外國勢力闖入中國的標誌，同時也是先進生産力到來的象徵。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後，走向近代化已是不可阻撓的趨勢，與其用傳統的手段抗拒，不如敞開來接受這種載體所帶來的新的思想和行爲方式。這才是其積極意義所在。

　　注釋：

　　〔1〕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2〕馬建和《近代黄埔的外資船舶修造業》,《嶺南文史》,1988年01期 

　　〔3〕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4〕參看：程浩 編著《廣州港史》第一章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吴家詩 主編 《黄埔港史》第四章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5〕『美』威廉·C·亨特 著 馮鐵樹 譯《廣州“番鬼”録－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1825－1844》第82－84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6〕注：即長洲島，西人稱爲丹麥人島，丹麥水手曾在島上活動，故命名。18世紀中葉後被做爲英船設立堆棧及水手上岸游散之地。－據《廣州“番鬼”録》第10頁 注2

　　〔7〕汪敬虞 《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第38頁

　　〔8〕 程浩 編著《廣州港史》（近代部分）第79頁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9〕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6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10〕 同上 P8

　　〔11〕 『美』威廉·C·亨特 著 馮鐵樹 譯《廣州“番鬼”録－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1825－1844》第109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參看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廣州反入城鬥争三題》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13〕 『美』魏斐德 著，王小荷 譯 《大門口的陌生人》第104頁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14〕 『清』夏燮 《中西紀事》第168頁 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

　　〔15〕 『清』楊廷枏 《夷氛聞記》第165頁 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6〕 『清』夏燮 《中西紀事》第168頁 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

　　〔17〕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402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18〕 朱曉秋《對廣州反租地、反進城鬥争的幾點認識》

　　〔19〕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399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20〕 同上 第397頁

　　〔21〕 中國政協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廣州的洋行與租界》第17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0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23〕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 編 《廣東省誌·船舶工業志》第53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24〕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120頁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5〕 程浩 編著《廣州港史》（近代部分）第82頁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26〕 轉自 孫毓堂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840-1895第一輯》上册 第4頁 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27〕 吴家詩 主編 《黄埔港史》第186頁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28〕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1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29〕 Austin Coates的原文如此。外國人以往一直被嚴禁携帶女性來華。1845年《五口貿易章程》换約後簽，外國人被允許携帶家眷來華。 據王鐵崖 編 《中外舊約章匯編》 第57－65頁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9月

　　〔30〕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2－13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31〕 吴家詩 主編 《黄埔港史》第113頁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32〕 同上 第115頁

　　〔33〕 『美』威廉·C·亨特 著 沈正邦 譯 章文欽 校 《舊中國雜記》第3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34〕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4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35〕 丘傳英 主編《廣州近代經濟史》第86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36〕 廣州市黄浦區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 編《廣州市黄埔區志》第134頁碼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37〕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4－16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38〕 馬建和 《近代黄埔的外資船舶修造業》，《嶺南文史》，1988年 01期 

　　〔39〕 辛元歐《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第21-2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0〕 同上 第22頁

　　〔41〕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20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42〕 長洲鎮地方誌辦公室編 《廣州市黄埔區長洲鎮志》第6頁 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

　　〔43〕辛元歐《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第22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4〕 王鐵崖 編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3頁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9月

　　〔45〕 據《中國叢報》第10卷第350－351頁載，香港早在1841年6月便開始公開賣地。

　　〔46〕 《到黄埔去》第84頁 第99頁 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04年

　　〔47〕 李允俊主編 《晚清經濟史事編年》第60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8〕 馬建和《近代黄埔的外資船舶修造業》,《嶺南文史》,1988年01期

　　〔49〕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5－1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50〕 張玉法《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第60頁 臺北：桂冠圖書股分有限公司，1992年

　　〔51〕 同上 第79頁

　　〔52〕 同上 第35－36頁

　　〔53〕 參看『美』魏斐德 著，王小荷 譯 《大門口的陌生人》第一、二篇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54〕 FO228/61，英國人番夷的“公告”，快件8，附件1，1846年1月21日 轉引同上書

　　〔55〕 紳士布告，1841年6月5日：《鴉片戰争史論文專集》，第290頁 轉引同上書

　　〔56〕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350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57〕 姚薇元 《鴉片戰争史實考: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考訂》第181－182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58〕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403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59〕 同上 第407頁

　　〔60〕 同上 第408頁

　　〔61〕同上 第410頁

　　〔62〕 同上 第416頁

　　〔63〕 《澳門月報》一八四六年七月 十五卷七期第六篇 選自 廣東省文史研究室譯《鴉片戰争史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64〕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427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65〕 『清』夏燮 《中西紀事》第177，179頁 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

　　〔66〕 長洲鎮地方誌辦公室編 《廣州市黄埔區長洲鎮志》第205頁 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

　　〔67〕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24－25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68〕 另有資料認爲老柯拜被擄是因爲他是挑起戰争的夏巴禮的親戚。見 龍莆堯《紫洞艇上的洋塢主》，《南風窗》，1992年05期

　　〔69〕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466－467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70〕 同上 第472頁

　　〔71〕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392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72〕 『清』王之春 著 趙春晨 點校 《清朝柔遠記》 第262頁 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73〕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473－474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74〕 （哥倫比亞）唐可·阿爾梅洛 著 鄭柯軍 譯 《穿過鴉片的硝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75〕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26－2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76〕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第113頁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77〕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争史料》第310頁 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78〕 《中國叢報》有關於英國人開棺研究中國人墓葬的記載，參看：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396－397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79〕 『清』楊廷枏 第147頁 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80〕 王化三《鴉片戰争時期外國資本主義對廣東地區的經濟侵略》，《嶺南文史》 1986年 02期

　　〔81〕 『清』夏燮 第173頁 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

　　〔82〕 參看『美』魏斐德 著，王小荷 譯 《大門口的陌生人》附録一《人口壓力》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3〕 『清』夏燮 《中西紀事》第173頁 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

　　〔84〕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421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85〕 同注33

　　〔86〕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卷十 第278頁 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3月

　　〔87〕 同上 卷二十九 第1038頁

　　〔88〕 廣東一個叫做布定邦的買辦因爲英人提供淡水遭到了當局逮捕，見《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 『美』郝延平 著 李榮昌等 譯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9月

　　〔89〕 見《吴其睿奏訪聞英人遣漢奸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片》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卷二十五 第907頁 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3月

　　〔90〕 同 注37

　　〔91〕 『美』馬士 著，張匯文 等 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捲 第545頁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92〕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卷二十九 第1038頁 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3月

　　〔93〕 參看『美』魏斐德 著，王小荷 譯 《大門口的陌生人》第一篇第四節《我們中間的漢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94〕 『美』魏斐德 著，王小荷 譯 《大門口的陌生人》第51頁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95〕 『美』威廉·C·亨特 著 沈正邦 譯 章文欽 校 《舊中國雜記》第212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96〕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 《廣州市志．卷五》(下)第144頁 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年

　　〔97〕 馬建和 《近代黄埔的外資船舶修造業》，《嶺南文史》，1988年 01期

　　〔98〕 孫毓棠 《抗戈集》第8頁 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楊幸何，中山大學歷史係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