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東十三行是中華對外貿易史上的一個關鍵點，這裏曾經是商行帝國，富甲天下。然而十三行行商的後人們却“巧合”一致地選擇了棄商的道路，這是一種歷史創傷記憶的潜默指引，也是嶺南民性和中國傳統賤商重文意識作用下的結果。

　　【關鍵詞】歷史境遇　創傷記憶　嶺南民性　傳統意識

　　央視在《帝國大商行》這套紀録片的開場白中，曾經以中國歷史上的三大商團作過一個讓人深思的比較：晋商以經營票號博得歷史的青睞，千載皆以“智”“勇”之詞刻寫其商業文化；徽商操辦鹽業，掌握這一個被所有人認爲是“肥缺”的行業，賺取金錢之外，也揚了天下之名；而廣州十三行行商，在歷史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着，在中華歷史的轉折期堅持着作爲一個中國人在商界的“執着”與良知，但却“被歷史嚴重忽視乃至扭曲”〔1〕P3，在歲月的沉澱中無聲地揹負着鄙視與醜化。究竟何至於此？同爲商團，十三行商人被記録的不是他們對外經貿的智慧，不是在國難中表現出的民族大義，不是與洋人及清廷往來中展現的大氣，而是用功利、姦詐、老到等許多充滿感情色彩的詞語填充的歲月遺痕。究竟時間，在這片南方的土地上積澱了什麽？而當我們把關注的目光重新投向十三行商業群體時，一個奇怪的現象開始困擾着人們，十三行的後人大都選擇了棄商之途，或從文，或從政，已不與經商發生任何聯繫了。一個極盛的商業帝國，其後人却不約而同地毅然走出商圈，這是極不尋常的“巧合”，這其中，當有着某種文化的潜因，值得我們深思與探討。

　　                       歷史境遇

　　十三行商人是一個遭遇時間尷尬的商業群體。在中華史册上，似乎從未有一個商群會像他們那樣要去應付如此多的世界性變化。當然，這些可能是機會的涌動，但也可能是灾難的伏筆。“一口通商”、對洋商貿、鴉片傾銷……這一切一切前人不曾想象的商業問題，却一次性地被廣州這個小小的十三行遇上了。

　　與其説這是宿命在中華商貿史上開的一個小小的玩笑，還不如説這是歷史邏輯在默默地演化着一場既定的革命。

　　要研究十三行後人棄商的因由，首先必須瞭解十三行行商“前人”們在當時的處境，即其所處的“歷史現場”。屈大均在其《廣州竹枝詞》中曾經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之句，這是關於十三行的最早文獻記録。十三行，作爲清廷對外商貿“惟一得到官方承認的外貿代理商”，按理而言，他們應該是捕捉到一個千載機遇，可以受清廷保護又壟斷對外商貿，兩邊獲利成爲天之驕子。但現實是否如此？答案是否定的。譚元亨先生在其《帝國大商行》中曾這樣概括十三行商人的生存狀况：“而十三行行商，所謂身兼二任，一被稱之爲‘官商’，須官府批準，才擔當得了，自然少不了官的背景； 一被稱爲‘洋商’，因爲須同洋人打交道，而且全權經營洋貨的貿易，而且還得爲外商作擔保。這兩重身份，似乎二頭兼利，却又二頭受擠”。

　　這確實説到了十三行商人的尷尬局面。“兼二頭之利”，成就了他們的商業帝國夢，在中國對外貿易史册上成爲開篇功臣；而“受二頭之擠”，却似乎才是他們當時境况的重點，也是這場商行悲歌的導因。

　　以下，筆者欲從兩方面回歸當時十三行商人的“歷史現場”，分析其所得之“利”，與所受之“擠”。

　　首先，是他們與清廷之間的微妙關係

　　1757年，干隆頒下“一口通商”的上諭，結束了從1684年開始的四大海關對洋通商局面，把對外貿易集中於廣東。這個政策的變動讓中國的對外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這道上諭是這樣：“口岸定於廣東，洋船不得再赴浙省”“如此辦理，則來浙番船永遠禁絶，不特浙省海防得以肅清，且與粤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

　　這裏，清政府説的很明白，“一口通商”的原因有二：一爲海防，二爲廣東及周邊地區之經濟。廣東沿海多有礁灘，水道崎嶇，不比浙江可以長驅直入，一口通商之舉當然可以减少帝主對外商覬覦中國商貿乃至版圖所帶來的煩憂，但另一方面，朝廷對十三行如此特别照顧，更重要的原因是廣東的收入與天子之間有着不可言説的關係。

　　一直以來，廣州被歷史譽爲“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個評價並不是憑空的砌詞，而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廣州的確是清朝皇帝們的一個私人“小金庫”。由於廣州臨近海岸，外貿通暢繁盛，而且這裏的商人有着比較正式的行規紀律，組織性强，對洋貿易成爲天下之先，於是，朝廷中天子后妃、皇宫大臣們對舶來品的需求任務便完全落到了廣東督撫、粤海關官員等人身上。對於這些官員而言，任務的完成又轉嫁到對十三行洋商們的高壓政策上。所以，當時的十三行商人不僅要應對着對洋貿易，而且要承接着對朝廷貢品的采購任務，稀釋着西洋進入中土後在朝廷權貴中帶來的洋貨熱潮。據史料記載，干隆曾下諭粤海關有採買貢品“皆可不必惜費”之言。1751年，粤海關監督唐英花費3700兩爲萬壽節采辦的一批洋貨，不但不得皇上贊許，更被批示“采辦貢物，理宜揀選頭等品物貢進。嗣後務必採買京内少有西洋稀奇物件。”這份聖諭言語之間甚有不滿之意，可見當時朝廷對廣東進貢的要求之嚴，及粤官員所承受的壓力之重。而這種壓力，也“理所當然”地轉到十三行商人們的肩上了。所以“在干隆年間，十三行每年進口洋貨上千件，其中有一半左右由廣東官員作爲貢品送入皇宫的”。

　　當然，除了以貢品形式對朝廷作的物資性滿足外，十三行的商貿也與皇帝在金錢上有所掛鈎。粤海關每年都要向内務府造辦處上繳巨額金銀，而這筆錢連内務府主管財政的廣儲司也是不能插手的，必須由皇帝直接監控。由此可見，粤海關的收入已經成爲皇帝的私人儲備，而皇帝對這裏商貿的關注也必然備增。作爲粤海關重要收入來源的十三行商人其實在這段歷史中已經不僅僅作爲一個單純商人的角色立於經貿舞臺上，他們更是關係着朝廷、關係着對洋關係的重要“臨界點”。在清朝這個特殊的年代中，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可以説是佔據着當時政治生活的一個很大的部分，而十三行商人是洋人進入中土所面對的第一個群體，也是接觸最爲頻繁的一個團體，所以那時的十三行商人代表的，已經不只是中外經貿往來的中介，而是清政府給予世界的第一個面貌。

　　所以，站在這個“臨界點”上的十三行商人，他們所承受的壓力是空前的，特殊的，他們那種被迫周旋於官商之間、中外之間的尷尬場面，實際上也是中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嶄新局面的衍生物。當時的清政府爲了得到豐厚的財收以及和洋人打好關係，對十三行商人們采取“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方式，其要求是近乎苛刻的。行商們不但要經營好自己的生意，而且要調解好外商與官商之間的關係，當二者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二者都必須兼顧。同時，爲了應付官府的敲詐勒索，行商們有時候不得不向政府或洋商們借貸，又設立行傭基金，這個基金實質上就是用於應對官府欺壓的。而且，當時清廷規定，行商是不能自由辭退的。可以説，他們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也遭遇搶奪了，即使深受壓迫難以承受，也只能代代延續地啞忍下去。當然，這裏所説的自由並不是指行走活動的自主權，而是人對自己生存所依賴的職業行當的最基本選擇權利。政府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保证粤對外貿易的暢通，但更重要的是便於他們習慣性地敲詐。而最令人寒心的是，十三行從1745年開始就實行了保商連坐制度。“連坐”，這個充滿了血腥氣味的歷史名詞竟然在一個商行裏出現，作爲這裏的最基本管理制度之一。也就是説，他們必須實行行與行的互保，萬一其他商行出現欠債、欠税、破産或發生政治糾紛，其他商行就必須共同承擔。在這種制度之下，當時行商們都噤若寒蟬，特别是一些大商行，經常出現了事故他們都要作爲領頭出面彌補解决。例如在道光四年，當時名震四海的天寶行就爲麥同泰行（ponequas hong）的破産案所拖累，損失慘重，“幾乎把經官拖倒”。這樣一來，在十三行商人們也就不是一個個獨立個體，不僅要爲自己的經濟行爲負責，還必須受他人的活動牽連，他們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無怪乎潘啓之孫潘正亨曾不無自嘲意味地講出“寧爲一只狗，不爲洋商首”之言。在外人看來，這句話是不可思議的，富甲天下的十三行行商之首怎麽會不及一只最低下的畜生？但時人只見表面的風光，對這些行商們的辛酸又能知道多少呢？這句看似玩笑之語，事實上却包含着這個商行帝國的百年滄桑與無奈，這大概也是十三行商人們在經歷風雨劫難後一句最貼心嘲諷吧！所以，後來十三行商人們都不許子孫繼續經商，其實也就是因爲那一片濃厚的歷史陰霾在時間裂縫中仍然繼續籠罩着這些曾經富甲天下的家族。

　　第二，是與洋商之間關係。

　　在干隆一道“一口通商”聖諭以後，十三行成爲了中華對外通商的獨口貿易點。對於長期處在閉關鎖國高壓政策下的清朝經濟體系而言，這個對外商業點的開設無疑是一次“戰戰兢兢的冒險”，而同時，由於十三行這個特殊的經濟地位，使其成爲“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就了這個一時暴利的商行集團，其富有程度可能是我們所難以想象的。當時在粤商中曾流行“洋貨東西至，帆乘萬裏風”“百貨通洋舶，諸夷接海天”的諺語，老廣東亦有詩曰“廣州城廓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碧眼番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壕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詩人的用詞“鱗次”“堆滿市”“香珠銀錢”“火布羽絨”等無不是極盡奢華之語，所反映的，正是在中外商貿文明的交匯中這個彈丸之地所表現出來的非凡容納性，及由此帶來的“富甲天下”之景。張問安也有詩言“粤東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論鬥量。樓闌粉白旗竿長，樓窗懸鏡望重洋。”像這樣的描繪記載數之不盡，那種商業都會的繁盛景象在詩詞傳誦之間仿如重現目前。在1822年的大火中，有人形容“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裏，水熄結成條，牢不可破”，但其實這時候的十三行已經是走向衰落的了，可以聯想到，在其極盛之時，富庶程度又當是何如！

　　但是，正如所有的事物都有兩面性，十三行的“獨市”其實也讓這裏的行商們在收益豐裕之外又飽受着來自洋人的壓力。對於清代商人而言，對洋貿易是一個全新的嘗試，也是一個危險的旅程。他們所要面對的問題都是没有歷史前人可以借鑒的，所要面對的客人都是與自己的國家民族迥异的，是來自大洋彼岸的“异邦”。而由於中西文化的高度差异性，讓他們的商貿交往會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同時，清廷的閉關政策也讓國家長期積弱，政府官員對洋人深爲忌憚，很多時候裁决都會向他們傾斜。另一方面，也由於清朝一向把對洋經貿看作是一種政治活動，不是單純的經濟往來，而是“招徠遠人，宣揚聖德”之舉。“清帝在中外糾紛中，往往喜歡扮演一種‘朕統萬方，天下一統’的裁判角色，爲體現出懷柔政策，甚至多偏向於外方”，這實際上讓十三行洋商們在對洋經貿中與洋人並不是處於一個持平的基準綫上，地位的斜向使貿易往來有着更大的危險性，事實上，這也確實在後來讓十三行商人們屢屢吃“啞巴虧”。就像:

　　1780年，泰和洋行顔時瑛、裕源洋行張天球等4家欠外債高達380萬元。他們原本借的實數僅爲107萬元，經過利滚利的折騰，竟然翻出3倍多。……此次，干隆帝唯恐拖欠銀兩被外人耻笑，有損天朝尊嚴，指示刑部審辦治罪，罰令顔、張二人變賣家産，充軍伊犁，全部債款照原本加一倍償還，債務由其他行商分10年還請，外商由此得到了一筆意外的收穫。

　　而在後期，洋人爲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采取了大量走私鴉片的舉措。在鴉片的輸入過程中，十三行人始終堅守着自己的行商信念，“爲富”從未“不仁”，即使能得到高額利潤也一直拒絶鴉片販賣，美國人馬士在其所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便記載道“没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麽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美商亨特在《廣州番鬼録》中也説“没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干這種買賣”。這一“義舉”在當時確是一種“异舉”，况且其時的十三行行商們大多負債纍累，這種堅持無疑是以家族生意的興亡爲賭注押的一場良心的賭局。也由於這個决定，他們愈加受到洋人們的各種威迫利誘，處境更爲不堪。不可否認，這也是後來十三行商業帝國隕滅的一個重要伏因。

　　                    家族記憶

　　在論及十三行後人爲何“巧合”地一致棄商從文時，民間一直傳言有“十三行遺囑”留於現世，這份代代相傳的遺囑就是警醒着後人不再從商的關鍵之物，也是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行爲的最終牽引物。

　　那麽，傳説中充滿神秘色彩的“十三行遺囑”究竟是一紙嚴正書函如古埃及法老咒語式地警示着後人，還是只是一種心理上的提示？是老人們血痕猶鮮的遺語，還是先人們在經歷創傷記憶後指出的另一條生命的出路呢？筆者是贊同於後者的。

　　記憶，是意識的沉澱。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在他偉大的原型理論中曾經給我們深入而獨特地分析了相關意識的形成問題，提出了頗具中心意義的“情結”概念。而關於“情結”的心理剖解，又是以其“集體無意識”理論爲基點的。在榮格的理論體系中，“集體無意識”是一種由先輩乃至人類原始時期遺留下來的記憶影像，是根植在人作爲一個物種起源之初的意識，是人先天就具有的一種認知和判斷。它是人類經驗在不斷往返重復中建構在非個人意識領域的集體沉澱物。正如他自己所言的：“集體無意識的内容從來就没有出現在意識之中，因此也就從未爲個人所獲得過，它們的存在完全得自於遺傳”，也就是説，這應該是祖先記憶的一種遺留與延滯。而“由於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組成了一種超個性的心理基礎，并且普遍地存在與我們每一個人身上”。而由此衍生的對“情結”（complex）概念的叙述，榮格並不像弗洛伊德那樣局限在性本能的解釋園囿之中，他的“情結”是一種從祖輩遺留下來的對待事物的態度，是由創傷記憶或美好記憶在心靈中映射出的抗拒或依戀意識。“從臨床的意義上來分析，情結多屬於心靈分裂的産物：創傷性的經驗，情感困擾或道德衝突等等。”這種意識在延續與發展中不一定與具體的事物影像相關聯，有時只表現爲一種心理狀態，一種無意識的習慣性認知。

　　筆者認爲，十三行後人們棄商從文的“不約而同”，絶對不是某個巧合，而是一種家族創傷記憶的衍留，是由先輩創傷記憶帶來的“情結”觸動。雖然這不同於榮格那個全人類意義上的具有某種神秘超驗性質的“集體無意識”，但以“集體無意識”及“情結”理論的哲學邏輯分析，却又能使這個問題得到一次特殊的詮釋。

　　如前面所分析的，十三行商人們周旋在清廷與洋人之間，直接受到封建帝制與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既無政治地位，又無經濟優勢，資金極難籌措。商人危機感既有源自政治壓力，也有來自經濟壓力。”這群外表風光的紅頂商人們，實際上承受着無盡的内憂外患。清廷對他們的施壓日益苛刻，既要他們保持天朝風範，“招徠遠人”，不可以“錙銖必較”，同時又對他們極盡食利之能事，以“廣東之富聞名於天下”爲由，無限量地索取金錢物資。甚至後來的鴉片戰争賠款，道光帝决定在廣東采取“勒紳富捐輸”措施，致使十三行行商們損失慘重：

　　“1843年春天，欽差大臣、廣東官府傳集怡和行行商伍紹榮等，要求追索300萬元，限全體行商6個月内全數交清。這次賠款，怡和行被勒繳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

　　據記載，在鴉片戰争賠款中，廣東承擔量竟然達70%之多，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像這樣的事例，在十三行經貿歷史上可以説是屢見不鮮，朝廷委派的所有“不可能的任務”他們都必須無條件地完成，同時在與洋人打交道中，“若有閃失，就理所當然地成爲替罪羊”。一不小心，可能失去的，就不僅僅是金錢、生意，還有自己乃至家人的項上人頭。在如此重壓與不公平的營商壞境下，無怪乎到了19世紀，廣東人都不願意再去碰這門差事，甚至認爲，只有亡命之徒才肯做洋商了。這種説法並非夸張之辭。史料記載，繁盛富庶之時的十三行，曾有“潘盧伍葉，譚左徐楊。虎豹龍鳳，江淮河漢。”的歌謡傳唱於廣州城，“虎豹龍鳳，江淮河漢”，是何其大氣之言？百獸之王與神獸之主都成爲了十三行這些代表商人的比喻，風光景象可想而知。及後來這首贊溢歌謡却變成了“潘盧伍葉鄒，譚左徐楊邱。虎豹龍鳳狗，江淮河漢溝。”，這是怎樣一種尷尬與不堪？

　　十三行商人們經歷從“富甲天下”到“寧爲一只狗，不爲洋商首”的心理落差，似乎是宿命在向這個歷史群體開了一個冷酷的玩笑。如此血淋淋的祖輩記憶，在百年以後的子孫世代中，不一定會記清楚他們所踏走的每一步血印，每一件事情，但作爲一種創傷記憶後的陰影“情結”，作爲一種不自覺的否定性意識，却頗有意味地投射在後輩的心靈中，讓他們共同選擇了棄商從文，不再涉足商道。傳説中的“十三行遺囑”，其實只是一個象徵體，一個心靈警示碑，上面銘刻的不是遺訓式的教導警告，而是對創傷的認知和體悟，是不願歷史重蹈覆轍的祖輩心語。“記憶，特别是創傷記憶，它歷來就是自我重復的固置形式，只要你没有能力穿透它，它就會在未來的想象中而且是最美好、最富有吸引力的想象中悄悄地復活自身。”這句話正道出了創傷記憶在十三行後人身上默默地反復作用的形式。的確，記憶是一樣不可觸摸的東西，但又是在固置後不斷往回重復的東西。創傷的痛苦往往是在平静美好的生活中潜意識般地告訴你不可以再去做某種事，不可以在掉進創傷發生之時的泥淖中。

　　家族性的創傷記憶正如集體無意識理論中的“原型”在人誕生之初就投射在人意識之中一般，十三行行商們的創傷記憶也在每個家族的延續中作爲一種集體無意識傳達到每一個子孫們的認知中。雖然十三行後人們從來没有經歷那一段風雨飄摇的日子，從没有過在歷史夾縫中强求生存的艱苦體驗，他們有很多甚至不知道自己原來就是那曾經“富甲天下”的十三行行商的後人，但他們却又不約而同地在潜意識中恪守着棄商從文的選擇。譚元亨教授曾經在《帝國大商行》一書中深情地記録了自己與父親的一些往事。其中提到作爲十三行後人的父親，却從未在他面前講起有關十三行的任何事情——包括風光的隆興行、毅蘭堂瓷器生意和作爲洋商備受壓迫的苦難記憶。“父親一輩子沉默寡言，什麽事也不説，當然，關於祖上是十三行的行商一事，更是只字未提。”無獨有偶，作爲十三行首富潘家後裔的潘剛兒教授也和譚元亨教授一樣，在年過半百、半生貢獻科研事業後的某個偶然機會下，才得知原來自己是十三行後人。我想，這種“集體失憶”其實正是十三行先人們創傷記憶的一種延續方式。祖輩們對十三行事情的“只字不提”，正是不想後代們再踏上這個表面風光的苦難歷程，不想他們再走商業之途。這不也是一種認知的滲透嗎？


　　注釋：

　　〔1〕李國榮主編，覃波 李炳編著．廣州十三行——帝國商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2〕劉正剛.話説粤商［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7.

　　〔3〕譚元亨.帝國大商行——一位十三行後裔的口述史［M］

　　〔4〕李國榮，林偉森主編.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5〕（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G］.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6〕申荷永.榮格與心理分析學［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瑞士）榮格著，馮川 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M］.北京：三聯書店，1987.

　　〔8〕潘剛兒 黄啓臣 陳國棟.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9〕張守常.中國近世謡諺［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0〕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宋韵琪,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