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行文化爲中華文明提供了全球性的視野，行商所具有國際視野的氣魄，正是粤商精神的核心和文化精髓。極具歷史魅力的18世紀粤商首領潘振承（又名潘啓、潘文岩），從草根商人擠身世界級富人行列，是清代的最杰出中國商人之一。

　　【關鍵詞】十三行　全球化　行商

　　知變、敢變、善變的趕潮人

　　粤商商幫和徽商、晋商共同稱爲中國清代中葉三大最著名商幫。粤商的類型分爲海商、牙商、長途販運商、僑商四種。其中廣州十三行行商是粤商最活躍的群體，最能代表這一時期的粤商。他與徽商、晋商最大的不同是以海爲根基，商業總是與海聯繫。中國貿易真正走向世界，是從廣州十三行開始的，十三行起着中國封閉的社會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中介作用。18世紀是十三行粤商經營商業的黄金年代，粤商通過“一口通商”壟斷全國外貿。這時，中國全國市場已經形成，西方國家先後發生工業革命帶來各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變革，資本主義制度佔據統治地位，新的航綫開闢，新的世界市場正在迅速發展。這樣的時代背景和廣州獨特的地理優勢，使粤商迅速崛起，成爲中國清代中葉中最有國際意識，商業資本高度集中，最具有資本市場觀念，取得囑目成就的商幫。十三行文化爲中華文明提供了全球性的視野，行商所具有國際視野的氣魄，正是粤商精神的核心和文化精髓。極具歷史魅力的18世紀粤商首領潘振承（又名潘啓、潘文岩），從草根商人擠身世界級富人行列，是清代的最杰出中國商人之一。潘振承及他的從事外貿業子孫潘有度、潘正煒，外商都尊稱他們爲“潘啓官”， 他們都是成功的商人，相繼經營的同文行及同孚行，是十三行歷史上唯一經營長達百年、貫穿“一口通商”整個時期的商號。

　　潘振承有一番令人唏嘘不已的創業傳奇。他出生於福建漳州角美（清代屬同安）白礁潘厝的貧困農民家庭。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解除福建人民到南洋貿易的禁令。次年，十四歲的潘振承，爲求生計，背着離鄉别井的悽苦，當上船工，闖盪江海，游走浪尖，曾隨船到吕宋經商三次，從此踏上從商之路，以後在廣州陳姓洋行當幫工，因爲敬業和盡責，對雇主忠誠，而被委以重任。約在1742年，雇主離去，他依靠微薄的積蓄接辦商行。多年後，爲懷念家鄉的文圃山，商號更名爲同文行，由於經商得法，商務日漸擴展，取得商界的翹楚地位，被推舉爲廣州十三行行商首領，進而成爲對中西貿易影響舉足輕重的國際大商人。潘振承創業道路是十分坎坷，布滿荆棘，他飽嘗了開拓者的艱辛。有學者認爲他出海到吕宋獲得職業生涯“第一桶金”，如果所指的是金錢積攢，這就顯得有點偏頗。事實上，直到40年代中期，他的資金依然非常短缺。據他的次子有爲的詩記載，當時他們兄弟倆仍是同蓋一條破被子。正確的説，他獲得“第一桶金”，乃是他飄洋三次到吕宋，豐富了他的閲歷，見識廣博了，歷經與西班牙人貿易的經驗磨礪，沉澱積聚起從事外貿的基礎素質，强化成他求生的智慧與膽識，迅速的提昇能力，增强勇氣和自信，形成百折不撓、自强不息的創業觀。他創業之時，適逢干隆盛世，社會穩定，全國性的市場形成，經濟發展，而西方資本東進，尋求新的市場。清政府希望通過海洋貿易增添國家税餉。潘振承對這種商業發展的外部大環境變動有透徹的瞭解，以機敏睿智的眼光審時度勢，把握機遇，又自身所具有敢闖敢拚，敢於開拓，刻苦勤勞和務實精神，從不氣餒。因此，隨後他能脱穎而出，成就大業。

　　十三行粤商不同於同一時期的晋商、徽商的個性特徵，他們順應了浩盪發展的時代潮流，强烈向海外進取，積極去開拓世界市場。世界市場是動態的，跌宕起伏，變幻莫測，遠超出國内市場變化，商機轉眼即逝。商人墨守成規，不思進取不可能成爲贏家。只有以世界眼光深入瞭解這種變化，勇於趕潮，善於把握大潮，纔可以與社會同步前進。否則，容易被汹涌而來的商海波濤所淹没。潘振承有遠大的抱負，勇立潮頭，引領潮頭。膽識過人，人稱之爲“過江龍”。他是一個有典型的嶺南商業風格與氣派，刻劃時代特徵的新一代商人，敢於爲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去冒一定的風險，是一個知變、敢變、善變、善决斷，同時他不是冒進者。潘振承清醒地明白社會經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意識到西方的崛起和天朝貿易體制的落後，他把同文行商業經營模式朝向適應市場經濟的轉變，潘振承客觀分析了中國傳統的家族經營商業與西方各國東印度公司股份制經營的差距，組織以己爲核心同行的合作團隊，以擴大出口和銷售能力，又冒着被認爲與外商“勾結”的危險，敢爲人先，冲破禁閉牢籠，毅然參與跨國經營。美國教授穆素潔（Sushetma Mazumdar）指出潘振承曾投資到瑞典東印度公司。潘振承還參與國際三角貿易，美國學者巴素（Dilip Basu）提到，十八世紀中葉，瑞典企業大亨極爲珍視對中國貿易，將瑞典的金屬、柏油、木材運到西班牙卡迪斯（Cadiz，西班牙西南部之一海港）銷售，以换取廣州購物所必須支付的西班牙銀元。潘振承曾投入資本參與一位瑞典大亨撒革廉（Nikias Sahlgren）在卡迪斯貿易。正是這種思想開放，開展國際合作，跨國投資，使他能在世界商業舞臺中大展身手。以變求存，只要附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他就大膽去干，他取得的成功是闖出來的。 

　　誠爲先、信爲本的經營理念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誠信作爲一種特殊資本的形式，在無形中帶來市場品牌效應，决定了商行的名聲、發展和市場空間的大小，是商行立足之本。《粤海關志》記載，行商“承攬夷貨，動輒數十萬兩，承保税餉，自數萬兩至十餘萬兩不等，責成綦重，非實在殷實誠信之一，不克勝任。”潘振承篤守“重言諾、重契約”作爲基本的營銷理念，以此打造强勢品牌。176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寫道：“他和我們在整個貿易過程中，潘啓官從未有過摻雜欺騙行爲，他的作爲都是誠實的。”又對潘振承和他們打交道的其他中國商人比較後認爲，“啓官是一位最可信賴的商人。”在廣州十三行商號中，同文行商業信用最孚，商户形象極佳，招徠賓客盈門。潘振承爲了維護行號的信用，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倫敦退回的質量低下或是運輸過程致損的廢茶都如數賠償。干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賠在1781年已運到倫敦返回廢茶達1402箱，價值超過10000元。其中還有未經確定是否是從同文行銷出的茶葉。貨物的退賠使他在經濟上蒙受損失，但這種對商品實行終身服務的誠意既保住了商户的信譽，又增添一筆巨大無形的誠信資産，贏得客户的情感。自始，也帶動其他行商退賠廢茶成爲慣例。

　　賒銷是一種信用交易，以幫助買家經濟周轉，克服暫時困難，也是對客户償兑能力的一種信任。同文行在盡可能在現款交易或物物互换的基礎上，在低風險狀態下，給客户適量的賒銷。史載，干隆四十八年（1783），英國東印度公司經常向他提出賒銷一批生絲，潘振承經過深思後，答應提供200包，以顯示他的誠信與寬容。以此增加顧客的信賴感，促成貿易雙方長期合作。東印度公司也經常把貿易季度完結時用剩的銀元留在廣州交給潘家保管。

　　營造國際商業網絡

　　茶葉是一種健康的高尚飲品，價格相對其他飲料低廉，歐洲人在十八世紀興起飲茶的風氣，當時，中國是世界唯一的産茶國家，18世紀中葉，西歐每年進口的茶葉總量由最初的1萬多擔增至10萬多擔，到這個世紀末，又增至30萬擔，至鴉片戰争前已達45萬擔。絲綢是傳統中國出口商品，中國生産的絲綢質量高，顔色鮮艷，深受西方消費者的青睞喜愛，各國客商競相向中國購買茶葉與絲綢。茶、絲是政府特批行商壟斷經營的出口商品，容易獲利，。

　　同文（孚）行貿易面向世界客户，爲了减少國際貿易存在的風險，極重視客户資信評估工作。在對客户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對其履行各種經濟承諾及其可信度進行綜合分析和評價，他梳理客户的特徵，經過透徹的剖析，細心甄别客户，確認對方信義可靠程度後，剔除不可靠、不穩定者，才與客户建立長期貿易伙伴的關係。同文（孚）行選擇經濟能力强，信義相對可靠，在中國有長期貿易經驗，對絲綢和茶葉需求量大，又航運比較發達的英國和瑞典東印度公司等作爲主要貿易伙伴，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煩。同時，同文（孚）行也和各國聲謄較好的商家貿易，其貿易伙伴遍及歐美，但是，幾乎不含散商。根據歷史的記載，大多數十三行行商只有二三十年的短壽命。他們破産主要原因大多是由於投入資本無多，而外貿所需要周轉資金較大，經營不慎易落入資金周轉不靈的困境。通常，行商僅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買賣茶葉，風險極少，一般有利可圖。行商如果周轉不靈，一種可能是花費太大（講究奢華、官員的勒索和硬性攤派、貢銀、捐輸、捐納報效等折騰等），入不敷出；也可能該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事茶葉—毛料（毛料是英國商人唯一可作爲可交换的貨物，在中國是滯銷的。）以外的交易，或者與公司以外的一些商人做虧本生意，不得不借債度日，加上海關不允許商人自由退出外貿行業，只得拆東墻補西墻，結果債務累積，無法償還，終栽於放高利貸者（主要是聚居孟買的巴斯商人，僑居孟買的英籍商人，印度商人等港脚商人）和美國的賴賬者。而潘氏商行由於資金充裕，可以嚴格選擇貿易對手，他們既不尋求利潤風險大的交易，也不允許外國商人欠債，歷來在行商中欠外債最少，這也只是貿易的往來短期債務，“商欠”的漩渦與他無緣。這種札實經營的穩健作風，正是生意走向成功的堅盾。

　　商品競争的優勢是商户做大、做强的基礎。能否爲國際市場提供優質的商品，是行商生存之本。品牌就是品質，就是效益，就是競争力、生命力。名牌即著名的品牌，同文（孚）行的市場行爲以樹立品牌在客户心目中的長久地位爲核心，創立名牌是同文（孚）行提昇核心競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文（孚）行定位以貨物優質取勝營銷策略，一面供應較高質量的茶葉，一面嚴格控制茶葉品質。在國際市場中，同文（孚）行所銷的茶葉在市場被公認爲名牌和具有最佳的品質，深入人心，成爲市場搶手貨，在同樣的條件下比别的商户賣得好，賣得貴，具有高的附加值，從而穩操勝券。潘振承品牌戰略代代相傳，成爲商業競争取勝的法寶。1797—1798年貿易季度，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對潘有度所銷茶葉有如下的評論：“由於潘啓官的茶葉平均品質高於其他商人，我們必須指出在與他的契約中經常規定，如果驗貨時他的功夫茶被認定較優，他應得到相符的價錢。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本季的整體比較上，它們（潘有度的功夫茶）值得我們所給予的特别看待。”潘正煒所經營同孚行茶葉在市場上獲得良好的口碑，享謄國内外。法國拉羅謝爾城奥比尼—貝爾濃博物館，至今藏有一幅以通草紙繪製的中國茶葉箱爲主題外銷水彩畫，作畫時間約在19世紀20—30年，茶葉箱上標有“同孚名茶”四個顯眼的大字，突出了商品外部形象，這種廣告宣傳給人一種明快感覺。

　　同文行的經營重視效率與效益，尋求逐步完善形成茶葉生産、加工、收購、運輸、包裝、銷售、售後服務一個完整的生産貿易鏈條，以追逐高額利潤，適應市場發展的需求，同文行將資本從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産領域，在武夷山建立了茶葉種植與加工基地，擁有大量的茶園，以保证外運武夷茶品質穩定及貨源穩定，降低成本。這與以前中國傳統商業的經營模式有很大的變化，可以視爲是資本主義萌芽表現。武夷茶是一種適應西方人口味的紅茶，18世紀已取代生絲成爲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每年爲中國帶來1000多萬銀元的貿易值的收益，占英國從中國輸入貨物一半以上。這使地方經濟與全球市場發生聯繫，支持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潘振承的壟斷地位也不時讓外商感到憂慮。1785年，英國商人訂購一批優質的武夷茶，他們勸誘行商免收已成慣例的購買茶葉預付款，行商中只有潘振承拒絶，使英商只得順從。他也從其他茶葉産地直接進貨，减少物流環節，保質保量。潘振承還投資建立海上交通運輸網絡，創立自己的航運船隊。載運貨物行走東亞地域。美國學者範岱克（Paul A.Van Dyke）研究指出，1768年，潘振承擁有以廣州爲基地，用於近海運輸貨物三艘帆船，它們駛向目的地是東南亞地區港口Cancau和帕西克。瑞士籍的航海家Charles de Constant稱他爲“前水路運輸家”。不幸的是，清政府爲所允許開海貿易附加了種種條件，清政府爲防止貨物逃避關税，對茶葉禁止海運，對船舶規模，携帶武器，隨船帶的口糧數量都有嚴格限制。潘振承不能遠航歐洲進行貿易，妨礙他的海洋事業的發展。

　　利己也利他人，是商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文行營銷理念與謀略是突出顧客至上的營銷觀念，與外國貿易客户建立互利互動誠信合作關係，最大限度去滿足客户的需要，解决其困難。176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倫敦運來的毛織品，按照近年來訂立的標準價格售出，但來貨數量過多，有些行商拒絶按過去的慣例承銷貨物的四分之一，而潘振承大度答應由他的商業合作的集團承銷半數。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讚嘆寫道：“承銷如此大量的貨物，是尊敬的雇主對我們的極大關照。”潘振承雪中送炭，表現出真誠合作的意願，這種優質服務轉化爲感動的力量，留住客户的心，穩定與客户關係，由於當時廣州的貿易以物物交换的方法進行的，多進口毛織品，就可多出口貨物，他從而穩占茶、絲外貿出口份額之首。一段時間更壟斷廣州生絲的貿易。在商貿過程中，潘振承服務周到。有一貿易季度，客户需求優質茶葉量大，供求不足，貨源短缺。他受客户的委托，派兒子潘有度到茶葉産地泉州，進行市場調研，第一手掌握貨源供應情况，使客户心中有數。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説，“由於潘啓官曾爲他們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不願意他不快。”因此，作爲回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與潘振承做生意常給予優惠。例如，干隆四十六年九月（1781年10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首商船到達廣州，英商“將船上棉花售給潘啓，他相對於其他人來説佔有優勢”。

　　商品價格的制定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獲利的重要手段。潘振承按市場規律定價，即按市場存貨量、商品品質、並以接受對方商品多少（貿易雙方實際上是以物物交换方式下，進口商品相當一部分在中國少有銷路），平衡進出口商品價格（物物交换方式交易，這是節省銀元的唯一辦法）等方面制訂合理的價格。1775－177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有如下記録：“這時我們見到一種新現象，我們已經發現高級商人，他們善於經營，堅持要獲得好的價錢，但當價錢達到極限時，他們立即讓步，尊重他們對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們。”見好就收，進退自如顯示出潘振承等人是精明的談判高手。可以窺見，雙方不斷衝突，但在整個過程裏又是相敬的朋友。

　　走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前列的商人

　　以十三行商館爲中心的廣州貿易口岸，起着中西經濟文化聯繫交往和合作的樞紐中心作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在十三行時代達到空前的規模與水平。

　　不同的商業境遇造就了不同的商業文化個性，不同的商業文化個性成就了不同的商家歷史。十三行時代是東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相互激盪的交流與聯接時代。在鴉片戰争以前，清王朝的統治者盲目自大，無視西方國家先後發生工業革命帶來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變革，及生産力迅速發展。干隆皇帝認爲中國與其他各國仍是藩屬關係，不肯給外國商人平等待遇。潘振承是在封建皇朝貿易體制縫隙中生存，在嶺南海洋商業文化和西方經營思想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商人，他目光寬廣，較少受到傳統的商業文化束縛，商業意識特强，深深領會“和衷爲貴”的道理。爲此，潘振承花費很大的努力去調和中西文明的衝突，他超越民族與地域，兼容並蓄，而不是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相對立、在這兩者之間作出非此則彼的選擇。他敢於開風氣之先，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以海納百川的氣概，豁然大度的寬容，以禮相待外商，與外商建立密切的朋友關係，爲外商在中國營造相對安全且穩定的商業環境。二百多年後的今天，瑞典哥德堡歷史博物館展示有潘振承大幅水彩畫像，潘振承成了帶給兩國人民世代長久友誼的使者。當年。潘振承曾將自已的畫像送給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尼科拉斯·薩文格瑞。2006年7月，瑞典仿古船哥德堡號滿載着傳統友誼沿着“絲綢之路”古航道遠航訪穗，其宣傳畫欄展有潘振承的畫像，旁白寫道“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大班經常求助於通議大夫潘啓官，他同茶葉商關係密切”。瑞典人没有忘記潘啓官。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也曾在1771年記載認爲，“他在最重要的事務上都與大班有密切的聯繫的”。潘振承去世時又有“多年來曾給大班以極多的幫助與麻煩”的評語。顯示他既執行政府對外商管理的指令，又以彈性中庸之道手法處理問題。1772年，一艘從巴達維亞（即現在印尼雅加達）出發的荷蘭商船“Rynsburgh”號在南中國海擱淺，在潘振承的幫助下，荷蘭人成功組織了一支救援隊伍去掄救出部分貨物。這次運作需得到中國官方的批準以及通事提供必要的幫助。他這種辦實事爲外國商人排憂解難，如此之類例子是很多的。潘有度也繼承了他善待外國人的作風。1815年，受邀到潘有度南墅家訪問的波士頓（Boston）商人Bayant·Parrott日記對潘有度有這樣描述：“雖然舉止十分威嚴，但與聰明的外國人在一起時則和藹可親。他愛探詢有關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事情。與他的大多數同胞不同，他坦誠而自在地談論宗教等問題。”

　　潘振承、潘有度等立身於東西方交流與融合的最前沿，可從多方面事例瞥見他們在吸納西方文化、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所付出重大的努力和所獲得的成果， 物質文化交流：潘振承等所經營出口的茶、絲等是中國物質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亮點。以茶、絲爲主要的商品流通帶動下，中國先進物質、精神文明傳播到海外。另一方面，西方餐飲文化，食具、洋酒、洋鐘、精緻的玻璃器皿等海外文明通過行商帶入中國。促進了中西彼此經濟發展及文化繁榮，尤其對中國東南沿海經濟增長帶來動力，也帶給人們多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可能影響習俗變化，乃致影響人們思維方式和情操，在更深層次影響人的精神生活，加促我國近代化進程。

　　人才引進：“一口通商”時期，廣州十三行是西人的進出中國唯一通道，起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作用，十三行兼負承作皇宫搜羅西方專才的哨站，由潘振承、潘有度作獵頭，有記録的送京效力的西方才人不少於五批，其中有精於天文、機械、醫學、繪畫、音樂人才。

　　藝術方面：十八世紀60—70年代，潘振承等十三行行商奉旨將由京都宫庭畫家西人郎世寧等四人繪製的“干隆西域武功畫”（干隆平定西域得勝圖）的組畫先後共16幅運到法國，訂制精美雕刻銅版作底板，以制成名貴的銅版畫。此事主要承辦爲同文行者，由法國名匠擔任製作，經過8年交涉與努力，終於將制成銅版畫及印紙送到北京，“高宗見之，甚爲嘉許。”這是中西藝術交流史的一件大事。

　　衛生事業：1808年，英公司大班剌佛自小吕宋載十小兒傳牛痘種至廣州，潘有度與盧觀恒、伍敦元等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聘邱熹、譚國兩人免費爲市民接種，先後有一百萬人受益於接種，開了中國群衆性接種牛痘防天花之先。

　　建築藝術：潘振承在1780年捐建的“漱珠橋”、“環珠橋”，外國人繪成板畫後，曾刊登於俄羅絲彼得堡在1813年出版的雜誌。潘正煒所建“聽帆樓”繪成畫現爲美國國會山圖書館所收藏。這些嶺南古典建築藝術精品深得西方人所喜愛，爲世界建築藝術史的研究增添了一筆財富。廣州現尚存的潘正煒在十九世紀20年代所建的“潘氏大院”，其東邊厢房采用了中式屋架，安裝了“改進版”的西方天花吊頂，與尖頂的嶺南建築内部瓦面“叠級而上”，别具一格。建築結構體驗了道光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

　　歷史文化遺存：潘有度於嘉慶時代後期（約1813年）所作的《西洋雜咏》二十首詩，寫澳門和廣州見到的西洋風物，成爲今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及行商西洋觀的重要文本。

　　鋭意進取，勤奮好學的商人

　　知識歷來是致富者必備的要素，没有知識就不能清楚地判斷形勢，不能正確評估自己的經濟實力，無法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商業活動中，準確、快速地捕捉商機。外貿商業活動需要行商比内地商人提出更高的文化要求，需有較强處理外事能力。成功的海商要具備中外語言、史地、天文、物産、航運、交通、造船、商務、財政金融、信息、風情民俗、交際活動等所需涉外知識。

　　潘振承自少綴學，成爲航海者，但不能阻攔他對文化的追求，近代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學者樑啓超在《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中曾説：“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但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産爲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之。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曰以勇猛，曰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鋭。”潘振承自以海貿謀生起，圖進取，勤學，致夷語深通，通曉西、葡、英語言。當時，中國人能以語言與外國人溝通十分稀缺的，通外語爲他比别的行商提供更寬廣的商業活動空間，帶來更多的生意和有效地自我保護。

　　廣州南華西街辦事處在廣州潘家祠道前泐石碑刻中指出：“（潘振承）入粤後主理行商，開辦同文行，以誠實、勤學發家”。潘月槎《潘啓傳略》寫道：“當時海泊初通，洋商以公通英語，兼真誠，極爲欽重，是以同文洋行商務冠於一時。”           

　　潘振承頻繁與外商交流，信息觸角尤爲靈光，他有敏鋭的洞察力和開放的意識。他敢爲人先，善納西方出現的新鮮事物，引入新的成功思維。例如，當18世紀60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董事部匯票在廣州使用時，他目睹這種金融匯劃以票據來辦理信貸的手段的優點，可簡化結算方法，節省運作流程，高效率，使資金順暢流轉、安全兑現。干隆三十七年（1772），他將之引用到同文行的國際貿易金融運作上，成爲中國人使用匯票的第一人。這種符合經濟規律的模仿也是對創新的活用，潘振承的敢爲人先的超前意識，增加了他的商業潜力。他的繼承者潘有度，積極搜集剛出現世界航海海圖，有些海圖還是西方探險家剛完成，還未有在歐洲出版的。他努力擴展自己的見聞，不倦求新，表現了融入世界潮流的抱負和意願。

　　外貿致富的潘振承，尊孔重儒，崇文興學，結合商貿需要，自覺走上商儒結合道路，對提高自己和後代的文化素質産生深遠的影響。18—19世紀時期，潘氏家族文才輩出，人人有集，保持欣欣向榮的人文風尚，其中通過清代科舉考試授翰林者4人，舉人6人，收入近編《廣東歷史人物辭典》多達20人，他們分别爲詩人、書法家、文學家、評論家、畫家、鑒藏家、教育家。其中潘有爲是廣東鑒藏界的魁首；潘正煒論畫著作享有傳世盛名；潘飛聲是廣東近代文學史中維新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對承傳和傳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發展嶺南文化作出貢獻。

　　高尚的人生價值觀與責任感

　　潘振承在爲人之道上表現出忠厚正直的品格，這是他的素質的表現。義利兼容，以義先利，是潘振承經營商業理念之一。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道德規範，這是潘振承精神價值觀和商業道德觀的核心。傷害廣大人民利益的商業買賣不沾邊，是他處世立業之道的哲學基礎。外國人編寫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記載，1781年英人把一批鴉片賣給中國商人新官，“他極望行商老前輩潘啓官也參加一份，但潘不願意，因爲鴉片老早就是禁止買賣的物品，如果參加，就會給他的讎人可乘之機。”潘振承以商業道德判斷標準處事，他在義利面前作出正確的識别，潔身自好，拒絶歪門邪道取得的“灰色財富”，保持良好的人格形象。他清楚知道這種不正當渠道，對民族和對己都不利，既不安全，獲利也難存效久遠， 潘振承具對待同行，平等寬誠待人，從不夸耀展示自己的身份與財力。他以一種坦盪、光明的心態面對商業競争，既不欺行霸市，也不以勢壓人，從不暗角揣度去算計别人。他表現自信與自重，既不盲目崇外，也不媚外，靠公平競争左右市場。由於他處事公正，努力争取和維護行業的整體利益，以同舟共濟的精神帶來廣泛的人緣。他具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際關係，中庸處世態度，得到衆所認同，成爲中外商人和政府公認擁有公信力的行商領袖，官方文件稱他爲“首名商人”，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尊稱他爲“公行的大人物，行商的巨頭”。

　　潘振承成爲商界精英後，不忘社會責任感，以相當大的一筆財富回報於社會，他捐資維護國家的完整統一，清剿海盗，改善社會治安、佐修河工及賑灾。修橋、鋪路、史迹保護、助學、濟貧、助人爲樂等積德行善事情，對國家、地方、宗族的道義承擔，責無旁貸，無一不竭力輸將。據《番禺縣史》載：“潘啓置潘家祠田數十頃，以祀奉祖宗，賑孤寡。漱珠、環珠、躍龍之橋皆其守築。” 他捐資當時的廣州三大學府之一的越華書院和閩南華圃書院。樑恭辰《國學導航·（卷五）北東園筆録》稱潘振承捐資“重修華圃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他義舉多稱是。”華圃書院是當時閩南第一學府。原華圃書院設有三聖堂和紫陽祠、栖賢樓。紫陽即朱熹，宋代時曾在華圃書院講學。潘有度、潘正煒、潘仕成也資助閩商成立當時的廣州福建商會——“湄州會館”。

　　全國著名的廣州南華西街社區功德榜上記有潘振承創街的史迹。該社區有名爲“龍溪”、“栖栅”的街巷的名字，源於振承家鄉故里。南華西街社區有近二十多個歷史留存的街道，名稱帶有“龍”字，有人考究其名與龍的傳人相關，一種説法是認爲與家鄉水“龍江”有關。

　　他的兒孫也承襲了重德傳統。潘有度在他去世十二年時，即道光十二年（1832年），奉旨頒給“樂善好施”的扁額。潘振承孫潘正煒也是愛國商人的代表，在鴉片戰争抗禦外來侵略中挺身而出，爲挽救民族存亡，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836年，潘正煒與其他行商一起，出資加强廣東珠江口虎門砲臺的建設。在鴉片戰争時期，1839年，他又通過在新加坡購買英國利物浦工廠生産的新型大砲以加强珠江口的海防，支持林則徐，關天培領導的抗英侵略，成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先行者。1841年，又率先捐資26萬元，爲廣州行商捐助抗英軍餉總額200萬元的八分之一。1842年，潘正煒獨資購買了吕宋(菲律賓)夾板戰船一艘，捐作創建中國海軍之用。1847年，正煒領導廣州河南地區及城郊48鄉紳士、百姓，扺抗英軍欲租借洲頭咀土地，並贏得勝利，這次“反租地運動”，是第一次鴉片戰争後中國人民第一次有組織的群衆對殖民主義者的自發抗争，獲得林則徐讚揚及清廷“毁家紓難”的美譽。1849年，他又帶頭籌款支持廣州人民扺抗英國殖民主義者入廣州城的鬥争。斯人已逝，風骨猶存。《廣州市志·人物編》按歷史年代排列，收入潘正煒傳略列爲廣州經濟人物第一人。

　　才幹特出，靈活變通，手腕玲瓏，長袖善舞

　　没有皇上欽許和政府官員開緑燈，要獲得做外貿生意的特權是不可能的，行商深諳此理。表面上，潘振承善心計，識輕重，竭力滿足皇上“天子南庫”的索求，操辦貢品滿足干隆帝“天下共主”的虚榮，歸根到底，他的目的是牟取維護行業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争取有利的營商生存環境。鴉片戰争前的清政府的對外貿易限制政策嚴重阻礙中外貿易發展。《東印度公司編年史》記載，干隆四十六年（1781）年，粤海關監督頒佈關於限制每艘外國商船運出生絲不得超過100擔的禁令。這制約了市場擴大，使國税收入下降。但干隆四十七年（1782）潘振承向粤海關繳納了4000兩銀子，他就被允許再增加供應400擔給外商外運。干隆四十八年（1783），行商爲滿足粤海關對生絲出口每擔抽銀5兩的索求，將賣給各國東印度公司的生絲提價5兩銀，這5兩“是當作禮銀送給海關監督的，以便他准許運出超過上諭規定（100擔）數量”。政策規定是有幅度的，如果事情不是硬性規定不許變化的，只要有利於外貿發展和搞活經濟，就可靈活變通，潘振承既有把握政策的理智，又有運用政策的機智，充分利用海關能容忍的程度的空隙，用活政策，以規避政策缺陷對商貿做成不良影響。

　　潘振承最難逥避的是朝廷及官府的騷擾和壓榨。在抑商傳統和没有保護私有財産法制保障下，商人的富有必然惹起朝廷和官府更大的貪婪，行商時而受到以各種名目下敲詐勒索，屢屢賠墊，苦不堪言。潘振承最難於忍受的是“公行”制度和“保商”制度。1760年，潘振承曾爲謀取壟斷西洋貿易，聯合其他行商倡議恢復“公行”，以此争取加强行商的整體力量和相互合作，以圖獲較大利潤。然而，“公行”獲准成立後，意想不到“公行”變成爲清政府限制中國民間商業資本積累，强化控制商賈的商業資本、制約和束縛中外商人的工具。公行”成立不到十年，潘振承不遺餘力要求撤消“公行”。1770年，潘振承爲争取良好的營商環境，擴展行商生存空間，無奈交納10萬兩銀子討好粤海關，使“公行”制度暫時擱置。後來，精於心計的潘振承將這筆花費轉嫁由另一方的受惠者英國東印度公司償付。這樣權錢交易無疑損害了社會風氣。從更深層次來説，送禮辦事惡習的根源在於清政府制度的腐敗。西方哲人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説：“專制國家裏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就是君主也不例外。”

　　政府在債欠償還問題上對内、對外實施雙重標準。若是外商欠行商的債，朝廷不予追究；若是行商欠外商的債，首先被抄家，若資不扺債，就要株連全體行商共同連坐償債。他爲維護行商和自己利益，絶不觀望，積極想法另辟蹊徑以應對之。他牽頭創設一種稱爲“行用”的行商互助保險基金。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有以下的記録：“行商爲了保護自己，於1775年建立一種秘密基金，公所的每個成員要把他的貿易利潤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時用來應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始公開，並正式規定向外國進口貨征收百分之三的規禮，這是一筆附加税，名義上是要保证行商償還外商的欠款。”

　　潘振承、潘有度分别擔任廣十三行行商首領達28年和11年，著名文人張維屏（1780—1859）曾寫道：“潘有度，字容谷，番禺人，官鹽運使司銜。容谷之父曰潘啓官。夷人到粤必先見潘啓官。啓官卒，容谷承父業。夷仍以啓官稱之。蓋自干隆四十年至嘉慶二十年，夷事皆潘商父子經理。”潘振承擁有三品通議大夫的虚衔，政治地位却低微，他有職無權，艱難忍受政府官員的各種屈辱、索取。作爲行商之首，揹負責任重大，對於東方與西方不同政治觀念及商業文化的衝突，外商管理問題，行業競争協調、行商與散商的競争處理，各類人際的關係理順，應付貪官的敲詐勒索等等各樣復雜的事情，無一不經手。粤商與晋商和徽商比較，粤商需要面對政府和洋人雙向處事，困難顯然大得多，尤其是當行商首領更甚。他的長孫正亨曾以尖酸口氣調侃説：“寧爲一只狗，不爲行商首。”潘振承要解决或調和各種各類的矛盾極多，而他總能巧妙化解，這得益於他對洋務熟練和靈活變通的手腕。當他在1788年辭世時，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對他的評語是：“他的死亡，是否對歐洲貿易不便，這是難以判斷的。他確實是一位有才幹的人，非常善於處事，但當他自己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動摇而陷於困難時，他終究有能力將其消除。同時他是善於玩弄權術的。他的兒子一定能够保持其商行的信用與經營，所以没有理由設想他的去世是有遺憾的。”

　　1818年，潘振承靈柩歸葬家鄉覆鼎山（今燦坤工業園）内。

　　參考資料

　　1.枟萃等：干隆《番禺縣誌》

　　2.“Chinese Repository”五卷十二期第四編，1837年4月，收入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鴉片戰争史料選譯》，中華書局出版，1983年版。

　　3.《河陽世系番禺龍溪潘氏族譜》，民國九年（1920）印。

　　4.潘月槎著：《潘啓傳略》

　　5.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

　　6.馬士（H.B.Morse）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

　　7.陳以沛：《羊城外貿首富潘氏世家》，載《羊城今古》1991年10月。

　　8.樑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9.朱小丹主編：《中國 廣州 中瑞海上貿易的門户》，廣州出版社，2001年10月。

　　10.［美］穆素潔（Susheta  Mazumdar）著、葉籬譯：《全球擴張時代中國海上貿易的新網絡（1750—1850）》，《廣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11.［美］範岱克（Paul A.Van Dyke）著：《從荷蘭和瑞典檔案看18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廣州帆船貿易》，《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12.陳國棟著：《東亞海域一千年—歷史上的海洋中國與與對外貿易》，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12月。

　　13. Paul A.Van Dyke.‘The Canton J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lversity Press,2005.

　　14.潘剛兒、黄啓臣、陳國棟編著：《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

　　15.李國榮主編，覃波、李炳編著：《帝國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

　　（潘剛兒，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十三行行商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