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府人歷來重商，這是人所共知的，凡是廣府人所在的地方，商業一定搞得風生水起，所以，南洋幾百年間，則有“廣人旺市”的謡諺，概括了廣府人的歷史作用，人文品格以及價值取向。在近現代，商業文明，始終是歷史進步的一大推動力，市場，帶來了自由、平等的觀念，廣東成爲了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正是這種商業文明的浸潤，尤其是海洋文化的推動。一直雄踞於國際大都市的行列之中，明清兩朝的十三行，建國以來的廣交會，均是中國對外貿易歷史輝煌見证。

　　【關鍵詞】廣府文化　重商　十三行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廣府文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同仁們，先後沿西江、北江流域進行了實地考察。紙上得來終覺淺，一旦深入到“歷史現場”當中，果然就如古人説的，“行萬裏路，讀萬卷書”，得益匪淺。行萬裏路，正是閲讀一路上的歷史遺迹，山山水水，自不比“萬卷書”弱，因此，便有了更多的歷史發現，漢代廣信，被論证爲嶺南文化古都，現已得到學術界普遍的認同，而西江流域，則是嶺南最大一個民係——廣府民係發生的摇籃，廣府文化，也就是在西江流域上漢化定型的。於是，我們終於尋回了“廣”的本來意藴及歷史根源，這也是前人所未發現的。

　　同樣，良溪作爲珠璣巷移民在珠江三角洲最終落籍地的發現，我們也是從珠江流域的實地考察中獲得的，唐宋年間，粤北集聚了大批中原移民，終因胡妃事件，由羅貴率36姓97家自南雄珠璣巷南下，沿北江來到了西、北二江匯合交互的珠江三角洲，落籍岡州塱底。珠璣巷傳説人所共知，但羅貴最後到達的地方，也都是紙上説説而已，幾乎没有學者去尋找、考證。也是最早找到了良溪，終於確認其後珠璣巷的意義，正是在這裏，廣府移民走向了世界，良溪，成爲了廣府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節點。

　　從廣信（肇慶封開）到良溪（江門），西江流域作爲中國一個最大移民族群的摇籃、祖地，迄今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因此，隨着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的出現，重繪廣府文化的歷史地圖的歷史時機，已經日趨成熟。

　　一

　　就廣信而言，我們已經作了較詳盡的論证，這包括一本專著《封開，廣信嶺南文化古都論》，已多個側面論证了廣信早在漢代，作爲交趾刺史部治所的所在地，對嶺南文化、廣府民係的形成所起到的“漢化定型”重大作用。

　　首先，我們當從一個族群形成的區域與相對持續的時間——即時空條件上加以論证。

　　我們可以從地理上看出廣信位置之重要——自靈渠沿灕江而下，正是在廣信這個地方，進入珠江的主幹之一——西江，也就進入了廣府腹地，這正是秦五十萬大軍後勤糧草得以順利入粤之處。漢武帝設“刺史部”於此，自是一番苦心。再取番禺作南方的政治中心，顯然危機四伏，而位於廣信這裏，則與中央政權相應接近，並易於聯繫得多。作爲中央政權統轄嶺南的首府，廣信持續了有300多年，一直延續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因龍編侯、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孫權采納了吕岱的意見，分交州之南海，蒼悟、鬱林、合浦四郡置廣州，治番禺——即歷337年後；但不久，吕岱誅殺了拒不成命的士徽兄弟，又撤廣州，復爲交州。直到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才又復分交州置廣州，這更有375年，近四個世紀了。

　　因此，嶺南的重心，或者説，真正成爲中央政權在嶺南的重心，最初應是這300多年的廣信。

　　同時，我們更要看到，當時聚居的移民密度與深度。令人驚奇的是，漢代在廣信周遭設立的縣治，其密度竟可以與今天相比，我們從古地圖則可以看出，諸如猛陵——今藤縣，臨賀——今賀州，富川，謝沐，馮乘……等等，可今天中國人口上10億，漢代僅3000多萬，一旦設縣治，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亦説明其己達到的開發程度。

　　在湖南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文物中，有“廣信令印”一枚。此外，在一幅地圖上，又有“封中”二字標於“封水”（也就是今天的賀江）流域。由此可知，廣信的影響程度，這自然是與經濟、文化的發達分不開的。而史料記載，廣信所在的蒼梧郡，人口也遠遠高於南海郡近一倍。王莽篡改時，動亂中，魯國汶陽士氏，也避地上廣信，後來成了此地的望族。

　　僅以上兩條也還不够，那麽，文化的定型則更有力。

　　大量的史實證明，當日的廣信，是中原文化大規模的南下，也是外來文化進入中國的一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交匯點。在漫長達375年間，這裏始終是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碰撞的熱點。這對於廣府文化的定型，有着相當大的份量。我們不難看到，正是這個時期内，廣信出現了開嶺南經學之先的“三陳“——陳欽、陳元、陳堅卿父、子、孫三人，陳欽甚至自命其著作爲《陳氏春秋》，可見當日並不以中原文化爲尊的傲氣。而後的士燮，一度遊學京師，漢獻帝時任交趾太守。《三國志.吴志》中説他”體器寬厚，謙虚下士“，於是，往南方避難的士人，紛紛投奔他而去——由此可以證實，當日廣信作爲南方的文化學術中心，當非虚言。著名學者羅香林曾撰文指出：

　　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多數在人才聚集的區域。秦和西漢國都均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匯於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江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

　　由此，他得出結論，當日的廣信乃“中原的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交流的重心”。

　　顯然，僅就學術文化而言，早在漢代，廣府文化在“漢化定型”之際，亦開始形成自身的特質。

　　這特質，在其後2000年間，則更鮮明地呈示出來，從而有了廣府民係相對穩定的文化心理與價值觀。也就是説，在中原文化的底色上，有了自身獨有的個性——這才是一個民係成熟的標誌。

　　這一標誌，則是其商業文明及海洋文化色彩。

　　我曾多次引用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區别中原傳統文化與廣州習俗的名言：中原是“憂道不憂貧”，而南方則“憂貧不憂道 ”，可謂涇渭分明。

　　廣域這一條，我們將在下邊更深入論述。

　　我想，有了以上幾點，對廣府民係及其文化形成，已經有了相當清晰梳理。

　　依照這一軌迹，當重繪廣府文化之歷史地圖。

　　二

　　既往關於廣府民係形成，似乎已有定論，即於南宋末，因珠璣巷移民大舉南下珠江三角洲之際。然而，在本文的前一部分，已對此予以了質疑。如果追問下去，有兩條是很明白的，一是在珠璣巷移民南下前，生活於廣州及西江流域的，並在漢唐創造的輝煌的歷史文化的會是誰？他們不是廣府人，能是俚人，瑶人麽？二是，廣東來的最遲的，一直被認爲是客家人，客家形成於宋代，正因爲遲來，海邊的平原（如珠三角、潮汕平原）便已爲早到的廣府、潮汕人與閩人有血緣關係，而“八姓入閩”是在晋代，所以，説廣府人早於潮人於漢代入粤，當爲不刊之論。

　　但是，對珠璣巷移民，尤其是他們大規模南下到達良溪（古新會塱底 ），對整個廣府文化的歷史格局的形成，確實更須重視的。因爲這裏，作爲五邑人的主體，便是珠璣巷移民，是在到達良溪後，一枝散五葉，分佈到了整個珠江三角洲，從而才有了今日號稱中國最大僑鄉的五邑，因此，良溪的意義，再怎麽高估也不爲過。我早就講過：

　　約八百年前，以羅貴爲首的珠璣移民，歷盡千辛萬苦，從粤北來到珠江三角洲，落籍新會塱底，也就是今日的蓬江區良溪，是廣東移民史乃至中國移民史上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它不僅改寫了廣東的歷史文化版圖，甚至改寫了世界華人華僑的歷史版圖，正是羅貴們的後裔，從珠江三角洲，走向了南洋，走向了全世界，尤其是今天，這批移民的後裔們，對祖居地的反哺，在經濟、文化上的杰出貢獻，有目共睹。

　　而羅貴本人，在整個廣府民係中，擁有無可替代的崇高威望，被稱之爲“貴祖”，他在珠江三角洲的大規模開發，墾殖拓荒，興修水利，更是功不可没。作爲一次成建制的大規模遷徙，其作爲領袖人物及所發動的這一偉大曆史事件，將永遠彪炳於史册。

　　於是，無論是羅貴墓，還是羅氏大宗祠，也就成了廣府民係具有象徵意義歷史殿堂，隨着這一文化資源的進一步發掘，日後，前往當地拜祭的廣府人會更多，尤其是吸引來更多的從珠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華人華僑。這是廣府民係的聚焦點，更是江門一塊最爲亮麗的文化品牌，如何進行保護性的開發，無疑是至關緊要的大事。而這，務必充分認識歷史文化品牌的重大意義，名正則言順，開發起來，也方可以到位，做大做强。

　　多年前，筆者在《廣府尋根——中國最大一個移民族群探奥》一書中便已指出：

　　珠璣巷人南遷後主要居住地是珠江三角洲，由於他們南下正是中國積弱，外族入主中原的歷史轉折點，因此，也就激起了他們更强烈的漢民族的自尊，於是，對珠璣巷這一祖居地，更視爲一個歷史聖地，甚至帶上了準宗教色彩，這也無疑影響了周遭的廣府人，尤其是先後來到廣東融入廣府民係的中原人，彼此都有了認同感，而且相當强烈，以至並非經珠璣巷而來的，他們也自覺不自覺一樣認下了這個“開基”地，以證明自己漢民族的血統。其實，在這之前，“粤人”每每與“漢人”有所區别，直至近代，仍有學者在著作中把二者分開。這也説明瞭一個融合過程。此外，有人認爲，珠璣巷是“廣州士族俱發源於此”的地方，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素質，尤其是宋代，其後儒社會有着很深影響，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都有相當造詣，來到珠三角後，也就對當地産生輻射，如南宋以後，廣州周遭的九所書院，均爲珠璣巷人所興……

　　其實，這裏講的便是到達塱底，即良溪的開拓者、墾殖者們。

　　三

　　請大家注意，珠璣巷本身，還包含有另一重意義。這便是，自古以來，凡是商業繁華、流通發達的地方，都有珠璣巷的名稱，在南京有，在蒼梧有，在湖南有，在江西亦有……可以説，這是一個共名，一個符號，代表了中國歷史上的商業通衢。

　　而這，也同樣塑造了廣府人的歷史品格。

　　廣府人歷來重商，這是人所共知的，凡是廣府人所在的地方，商業一定搞得風生水起，所以，南洋幾百年間，則有“廣人旺市”的謡諺，概括了廣府人的歷史作用，人文品格以及價值取向。在近現代，商業文明，始終是歷史進步的一大推動力，市場，帶來了自由、平等的觀念，廣東成爲了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正是這種商業文明的浸潤，尤其是海洋文化的推動。而良溪所在的江門自古以來作爲僑鄉，海外江門籍的華人華僑，其主要成份也是從事工商業，“旺市”的，這亦有衆多的例证。

　　我這裏强調一條是，在明清二朝“一口通商”之際，富可敵國的“十三行”中，就有不少三邑（南番順）五邑（江門原五屬）的行商，我想，當今治史、修志部門，也正在努力發掘這些史料。

　　道光年間，流行有這麽一個民諺：

　　潘盧伍葉，譚左徐楊，

　　虎豹龍鳳，江淮河漢。

　　這裏，把當年“十三行”的八大家，比喻爲“虎豹龍鳳”，人中豪杰；而他們經商的範圍，則是“江淮河漢”——當然，這也可視其視野寵闊，胸襟遠大，是民間的贊美之詞。對於早早“棄士從商”的廣府人來説，這是符合他們的價值觀的。

　　這八大家中第一位潘家是早年遷至番禺的福建人。第二位盧觀恒，則是出自江門，新會潮連鄉（現江門蓬江區）。第三位伍家是南海人。葉即葉上林，當另文考證。

　　十三行的行商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據説潘有度的家産超過１億法郎，伍秉鑒則擁有２６００萬兩白銀的總資産。盧觀恒有多少資産，他從不肯向外界透露，但單是他分給四個兒子的家産就每人１００萬銀元。據估算，最盛時其總資産應在２０００萬兩白銀左右，是全國最大的富翁之一，而當時世界上除王室外，百萬富翁也没幾個，因而也是國際級的大富豪。

　　我們譚家排行第五，來自順德，我專門寫過《十三行的順德商人》等文章加以介紹。譚家與潘家是世交，過去有來往，同住在龍溪新街，如今，我與潘家後人潘剛兒同在華工任教。華工出版社亦出過《同文（孚）行》一書，介紹潘家。著者爲黄啓臣，是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副會長。他還寫過另一位十三行行商樑經國及其後人的書《樑經國天寶行史迹》，樑家被賜“左垣公”，民間誤以爲其姓左，故有“譚左”並稱。

　　至於“徐楊”，應都是中山人。徐是指著名買辦徐潤的伯父徐廷亭等人，徐潤正是托庇他們才在十三行之後到上海經營房地産、招商局的。

　　四

　　由於十三行最後的歷史悲劇，十三行的後人，無論潘、伍，抑或譚、左，都不爲“繼承祖業”去經商，而是改行去搞學問，做科學研究。如樑經國的後裔樑嘉彬就成爲了研究十三行的大學者，著有《廣東十三行考》，潘家的後人則有著名的大詩人潘飛聲，十三行的後人中，更有不少科學家、教授、文學家、學者。有人認爲有個“十三行遺囑”，其實是歷史創傷所至。當然，從事科學研究與做學問，也都一樣對歷史的進步發揮作用，這一“歷史轉型”，也同樣反映在江門這裏。

　　江門不僅是中國第一僑鄉，也是廣東第一院士之鄉，出自江門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有30多位，居廣東之首，是任何一個地級市所不能相比的。僅樑啓超的後人中，就出了好幾位院士。

　　我想，廣府人不僅重商，而且重實業，重科學，這是無可顛撲的歷史事實。僅列舉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國飛行之父馮如、嶺南畫派一系列著名畫家……就足以證明。

　　可以論证的還很多，例如，陳白沙、朱九江、康有爲、樑啓超這樣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文化大師，之所以大都出在當年羅貴率衆到達的良溪近側，這也與其間營造的歷史環境是分不開的。他們自珠璣巷而來，挾有宋代商品發達的市民社會之長風，到達良溪後，又迅速與世界的海洋文化接軌，從而不僅在珠門三角洲培育出一個中國最大的僑鄉，而且爲近代推出了一大批洪鐘大吕式的的大實業家、大文化人、大學者來，爲廣府文化近現代的突飛猛進壯行色。

　　而肇慶，素有廣肇合稱，明清二朝，更有相當長的時間作爲兩廣總督府的所在地，當年，最早進入中國傳播西方先進文化的利瑪竇，首先是到了澳門，經珠海，上肇慶，在那裏留下不少西方文化的先進器物。

　　至於廣州更是3000年不衰的古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一直雄踞於國際大都市的行列之中，明清兩朝的十三行，建國以來的廣交會，均是中國對外貿易歷史輝煌見证。

　　因此，重繪廣府文化的歷史地圖，在今天尤顯重要與迫切了。

　　五

　　與客家文化不同，廣府文化無論其地域名稱或生存特色，都是地地道道的地域文化，雖説早期有移民的印記，却已在地化了。

　　地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道特殊風景綫，丹納曾經説：“一個民族永遠留着它鄉土的痕迹。”這位哲學大師的話是對整個人類藝術歷程的一種概括。而在中國，這種鄉土特徵又帶有民族以外的象徵意義。中國地形遼闊，各個地方的山水氣質又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個性，這種地域特徵不是在民族界綫這個意義層面的，而是在於由“地”到“人”再到“文化個性”這個以地域爲綫索的文化考究點上。

　　廣府文化發展千年，由南蠻之地，到對外經貿之都，再到革命起源地，又發展爲到現代化經濟中心，不斷改變着的現實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在歲月摩挲中醖釀出獨特的性格風貌。林語堂先生在論及廣東人時，曾經作過一番很有滋味的評價：“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别具一種風格，那裏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爲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爲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罣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這裏的“冒險而進取”，直至今天，仍然是廣府民性的一個核心内容。在這片臨海的土地上，人民不像中華絶大部分地域那樣，有着濃重的大陸民性，而是罕見地表現出明顯的海洋性質。水賜予嶺南特殊的經貿往來優勢，也塑造出這裏人民包容、冒險、進取、務實、變通等等的特質。

　　廣府民性，可以説正是一種“水”的性格。“廣府民性的海洋或‘水性’，本就如水一樣”，“對廣府民性的研究，當從這‘上善若水’入手”。

　　老子雲：“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争，故无尤”。

　　孔子曰：水有五德。因爲它常流不息，能普及一切生物，好像有德。

　　水，作爲中國的一種傳統文化象徵，尤能折影在形上思維領域人們最爲理想的價值期盼。上善若水，其浩淼深廣之態，足能藏圬納垢而於色無形；其涓涓細流之姿，亦可潤澤萬物而不動於聲。長居善處，却又無争於蒼穹人世。中國人對水的向往崇敬，從來不是規條戒律式的墨守，而是一種在靈動形象中發展而來的哲理領悟，因而也是隨着生命足迹逐漸流塑出的溪形汀貌。水之爲“上善”，正在於它的完美理想境界，集衆善德於一身。酈道元在《水經注》裏曾有“水徳含和，變通在我”之語，能居於任何形態而不斷修葺自我，這種“變”，是水之大德，這也是廣府民性裏的一大特徵。

　　廣府文化的中心，亦在“變”之中，早期在廣信並因此得名，後又一度到了肇慶（明清間），但商業中心則絶大多數時間在廣州。如僅以珠江其主幹西江文化而言，則由廣信，至肇慶，又佛山、江門。近代及現代，仍在變位，這與文化與商業格局，都是分不開的。

　　這裏，我强調了早年的廣信及後來的良溪，作爲廣府文化重要的節點，當是對已有的廣府文化地圖的一次“顛覆”，而非簡單的補充。因此，才有“重繪” 的思路提出。當然，這也是一次“變”，一次重大的求變。對於一個崇尚水的民係而言，這却是題中之義。

　　只有在變,在重繪中,廣府文化方會愈加凸顯出强大的生命力!

　　注釋：

　　〔1〕 羅香林.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2〕（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

　　〔3〕林語堂.吾國與吾民［M］.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4〕譚元亨.廣府尋根：中國最大的一個移民族群探奥［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老子.老子：奚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酈道元.水經注（上）［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秦柯：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