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永

　　廣東新農村建設已取得可喜成績，但影響和制約廣東新農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仍然存在。本文擬以廣東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爲視角進行初步探討和研究，以期爲如何有效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中滋生蔓延的消極社會心理、夯實廣東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心理基礎提供一些理論借鑒和實踐啓示。

　　一、當前廣東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掃描

　　社會心理，是一種不系統的、不定型的、自發的社會意識，表現爲感情、風俗、習慣、成見、自發的傾向和信念等，是一種直接與日常社會生活相聯繫的低水平的社會意識。［李淮春、王霽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頁。]自發性、社會性、時代性、互動性、衝擊性及潜在性是其基本特徵。按照社會心理在實現人們心理和諧與社會穩定中的不同作用，我們通常可以將其劃分爲起正面作用的積極社會心理與起負面作用的消極社會心理。

　　廣東新農村建設啓動以來，由於整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出現可喜而積極的變化，農村居民的社會心理總體上得以保持積極穩定向上的態勢。但是，目前廣東還有3400多個貧困村、300萬左右的農村貧困人口，近300萬失地農民，100多萬本省進城農民工，這些農民弱勢群體的數字規模還比較龐大，［戚耀琪等：《廣東農村低保標準上調，力争貧困人口每年少20萬》，《羊城晚報》，2007年11月3日。]他們面對當前廣東存在的一系列社會公平問題和農村消極腐敗現象而在精神世界中滋生蔓延的消極社會心理，已經成爲影響和制約廣東新農村建設、構建和諧廣東的一種潜在風險因素。

　　（一）對黨和政府的懷疑和不滿心理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之一，是鄧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場合、特别是晚年反復强調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始終遵循的一條根本原則。與此同時，共同富裕還是全社會形成積極社會心理的共同政治基礎。廣東啓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農村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農村扶貧開發力度不斷加大，面向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農村居民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質量層次有了明顯提昇，廣東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走向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逐步加快，這爲廣東各級黨和政府進行有效社會治理贏得了十分寶貴的民心資源，夯實了進一步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心理基礎。但是，由於各種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廣東城鄉之間差距仍然十分明顯，珠江三角洲地區與粤北、粤東和粤西地區區域之間發展還很不平衡，農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據有關調查統計分析，2008年廣東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差距爲3.08∶1，反映農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爲0.3200。［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廣東農民收入增速再創新高 生活質量繼續改善》， http://www.tjcn.org/jingjifenxi/20090311/9749.html。]面對共同富裕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廣大農民弱勢群體往往會認爲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絶大部分成果被社會强勢群體佔有和支配，黨和政府作爲社會公權部門没有確保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公平共享，因而不斷滋生出對黨和政府的懷疑和不滿心理。

　　（二）政治冷漠心理和社會離心心理

　　農民弱勢群體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之一，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管理民主”的目標，建設民主和諧的廣東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農民弱勢群體保持參與農村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龢民主决策的高度政治熱情。亞裏士多德曾説過，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農民弱勢群體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處於弱勢地位，但他們本質上並不缺乏政治參與的動機與熱情，也不乏政治參與的能力。但是，一方面，由於農民弱勢群體經濟上的貧困性，使他們更多地傾向於關注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同時，由於農民弱勢群體佔有的社會政治資源匱乏，他們通常疏離於農村社會政治權力中心，淪爲政治權利上的“沉默階層”。此外，近年來以村官腐敗爲主要表現的農村消極腐敗現象頻發，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弱勢群體對政治的信任。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農民弱勢群體感到依靠自身、甚至黨和政府的力量很難改變其弱勢地位，普遍對未來的信心不足，容易産生思想觀念的异化和信仰的迷茫，在主觀和客觀上壓抑和阻遏了他們政治參與的興趣與熱情，導致農民弱勢群體政治冷漠和社會離心心理日漸堆積。而農民弱勢群體的這種政治冷漠心理和社會離心心理無疑是今年以來廣東頻頻曝出村官腐敗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雷輝：《廣東村官腐敗案頻發 村民監督乏力致監管真空》，《南方日報》，2009年4月10日。]

　　（三）宗族勢力依賴和非法群體性事件參與心理傾向

　　在新農村建設持續推進的過程中，廣東農村政治文明建設當前面臨着一系列急需破解的困局，其主要表現，一是農村宗族勢力在粤東粤西兩翼和粤北農村地區重新抬頭；二是農村非法群體性事件呈現出多發態勢。農村宗族勢力重新抬頭與非法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是對新農村建設“管理民主”價值目標取向的反撥與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廣東新農村建設的又快又好發展。尋找當前廣東農村宗族勢力抬頭和非法群體性事件增多背後的根源，淺層表象化的原因主要是農村各個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争奪，農村的邊緣化，國家在農村行政力量的弱化以及部分基層幹部在征地補償等方面侵害農民弱勢群體利益，有關保障公民反映要求的渠道不暢，依法維權成本高等。［王偉光：《21世紀初粤東農村宗族勢力抬頭問題分析》，《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而深層隱形化的原因則是因爲農民群體，特别是廣大農民弱勢群體面對社會公平錯位、合法利益表達機制缺乏、群體利益衝突加劇等一系列社會現實問題，當自身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和實現時轉而求助於宗族勢力的保護和非法群體性事件來予以表達。近年來的許多事實也表明，這種對宗族勢力的依賴和對非法群體性事件的參與心理傾向，已經成爲當前廣東農民弱勢群體中存在的一種較爲普遍的消極社會心理現象，需要引起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深入研究。

　　二、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引導與調適的價值意藴

　　廣東新農村建設的總體目標是要通過大力促進廣東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心理等的整體和諧，加快和諧廣東建設步伐，在全國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上述社會發展目標，社會心理和諧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因素。以構建和諧廣東爲價值引領和歸依，對廣東當前農民弱勢群體中突出存在的消極社會心理進行正確引導與調適，不僅可以有效規避其可能給廣東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帶來的現實損害，而且可以借由推動包括農民弱勢群體在内的廣大農村居民的心理和諧達致整個社會的和諧。

　　（一）可以爲廣東農村新一輪改革發展争取充分而寶貴的社會心理資源

　　黨的十七届三中全會關於推進我國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爲推動廣東農村新一輪改革發展提供了科學的行動指南。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正式出臺與即將貫徹實施，再一次將廣東推上了新一輪改革發展的風口浪尖。廣東在多年的新農村建設中，雖然取得了可喜成績，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呈現良好態勢，支撑和促進廣東農村新一輪改革發展的社會心理基礎也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但是，由於社會心理既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也具有動態性，因此，農民弱勢群體作爲當前廣東存在的一個數字規模較爲龐大的社會群體，雖然其當前的社會心理的主流是認同和支持廣東新一輪改革發展的，但如果其弱勢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農民弱勢群體基於弱勢地位産生的各種消極社會心理得不到及時引導與調適，那麽這種積極政治心理極有可能走向反面，演變成對廣東新一輪改革發展的懷疑與否定，進而危及廣東改革發展大局。反之，在推動廣東新一輪改革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始終高度關注和維護好包括農民弱勢群體在内的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想農民弱勢群體之所想，急農民弱勢群體之所急，致力引導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向積極面轉化，就能够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社會和諧氛圍，可以爲廣東的新一輪改革發展争取到充分而寶貴的社會心理資源。

　　（二）有助於優化社會整體心理環境，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和諧

　　社會心理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産生和發展，它雖然具體表現爲每個社會成員的感知、態度、情感、情緒、願望等主觀色彩的東西，但社會成員的心理傾向决定着他們的行爲傾向，密切關係着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發展。同時，社會心理環境作爲一種社會氛圍和從事社會治理的基本條件，是人心民意的重要體現，也會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及社會和諧發展。社會心理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作用毋容置疑。與社會强勢群體相比，農民弱勢群體是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利益相對受損的社會群體，利益的受損不僅觸發他們對被認爲是剥奪他們的强勢群體産生讎恨心理，而且使他們産生對黨和政府的懷疑和不滿心理、政治冷漠和社會離心心理以及對宗族勢力依賴和非法群體性事件參與心理傾向等各種消極社會心理。由於社會心理又具有互動性和衝擊性特徵，農民弱勢群體的這些消極社會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時引導與調適，極其容易彌散和感染到其家庭成員及其他社會群體，引發大面積的消極社會行爲，放大成爲新時期激烈的人民内部矛盾，嚴重損害廣東新一輪改革發展的社會心理環境，破壞廣東新農村建設的社會心理根基，危害廣東農村社會穩定大局。以構建和諧廣東爲價值引領和歸依，對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進行引導與調適，不僅有助於優化社會整體政治心理環境，而且有助於舒緩農民弱勢群體中存在的上述各種消極社會心理，平抑社會矛盾，搆築廣東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的“防波堤”。

　　（三）是消解當前廣東農村宗族勢力影響，遏制非法群體性事件頻發的迫切需要

　　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特别是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對宗族勢力的依賴心理和參與非法群體性事件心理傾向，還是消解當前廣東農村宗族勢力影響，遏制非法群體性事件頻發的迫切需要。宗族勢力的存在與發展，在廣東農村有着相當長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後，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廣東的宗族勢力在一段時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社會日益多元龢利益結構調整和分化，廣東農村宗族勢力重新抬頭和迅速發展，特别是在廣東東西兩翼和粤北的農村地區，宗族勢力已然成爲一種不可忽視的能够影響和左右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對農村進行有效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廣東農村非法群體性事件在近年來也出現頻發勢頭，並呈現出利益目標的一致性和嚴密的組織性、類型的突出性和集中性、事件的違法性、社會的危害性等新特點。［李國波：《試析當前廣東農村非法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原因與解决》，《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當然，我們應該看到，廣東當前農村宗族勢力重新抬頭和非法群體性事件頻發，其背後的主推力量之一就是在廣東新農村建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弱勢群體，他們基於難以通過合法渠道改變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弱勢地位而滋生蔓延的對宗族勢力的依賴和非法群體性事件參與心理傾向，加劇了廣東當前農村宗族勢力抬頭和非法群體性事件頻發。進一步推進廣東新農村建設、構建和諧廣東，對農民弱勢群體中滋生蔓延的這一消極社會心理進行正確引導與調適，已經變得刻不容緩。

　　三、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的理路選擇及對策思考

　　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就是要針對當前廣東農民弱勢群體中存在的消極心理現象及其産生的根源，以化解社會矛盾、進一步推進廣東新農村建設、構建和諧廣東爲價值引領和歸依，建立一整套消極社會心理的逆向轉化機制，化消極爲積極，使農民弱勢群體的心理處於一種健康有序狀態，確保廣東農村社會穩定與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一）注重解决農民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問題，建立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的利益公平制度保障機制

　　農民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問題内在地包含兩個基本意義向度，從負向度看，主要指現階段農民弱勢群體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社會利益等利益公平受損或缺失的狀態；從正向度看，則是我國當前的社會治理主體如何才能有效地維護和發展好農民弱勢群體的各種正當利益，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平。當前，廣東農民弱勢群體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處於嚴重受損和缺失狀態，政治、文化及其他利益也處於嚴重受損和缺失狀態。爲此，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首先必須注重解决農民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問題，建立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的利益公平制度保障機制。

　　建立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的利益公平制度保障機制，黨和政府作爲社會治理法定主體責無旁貸。在經濟制度安排上，廣東要在鞏固現有弱勢群體經濟利益保障體制的基礎上，盡快實現農民弱勢群體經濟利益結果保障和過程保障的統一，重點擴大面向農民弱勢群體的各項經濟利益保障的覆蓋範圍；在政治制度安排上，要重點探索改革現有的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制度，重點清除農村基層民主選舉的“賄選”毒瘤，在制度上推動合法農村社團組織的培育和健康發展，搆築消解農村宗族勢力負面影響的組織堡壘；在文化制度安排上，要重點創新和發展農民弱勢群體文化關懷體制，建立面向農民弱勢群體的文化扶貧制度，保障農民弱勢群體公平地佔有和享用公共文化資源和文化産品，以文化爲紐帶凝聚社會共識，化消極社會心理爲積極社會心理。

　　（二）促進農民弱勢群體正面趣緣關係培育和發展，建立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逆向導引機制

　　趣緣關係是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生成的一種重要人際關係，與血緣關係、地緣關係、業緣關係等共同搆成豐富多彩的人際關係網絡。趣緣關係因爲社會交往主體間共同的興趣愛好而産生，又隨着社會交往主體間共同興趣愛好的發展而發展。趣緣關係具有政治社會化、情感、教育和組織等功能，對於形成和調節社會心理有特殊的重要作用。負面趣緣關係形成和强化消極社會心理，正面趣緣關係可以阻遏消極社會心理發展，導引其向積極社會心理轉化。

　　當前，引導與調適廣東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還必須高度重視農民弱勢群體正面趣緣關係的培育和發展，建立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逆向導引機制。爲此，首先要大力扶助以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爲宗旨的社會第三部門的建立和發展，透過具有非政府、非營利性、自主管理、公益性、貼近群衆等獨特優勢的社會第三部門，幫助農民弱勢群體克服各種消極社會心理，消解來自農村封建迷信組織、宗族勢力團體對農民弱勢群體日益加深的影響。其次，切實重視和改善村委會、村黨支部等傳統部門和組織在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促進農民弱勢群體正面趣緣關係發展方面的獨特作用和功能。第三，未雨綢繆，超前探索農民弱勢群體網絡正面趣緣關係發展的新路徑。當前，農民弱勢群體雖然還没有或很少能够佔有網絡社會資源，但網絡資源向農村、向農民弱勢群體的滲透和延伸是不可阻擋的未來發展趨勢。爲此，必須準確及時把握這一廣東農村發展的脈搏，積極研究在不久的未來如何引領網絡輿情，促進農民弱勢群體網絡正面趣緣關係發展，把引導與調適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的場域擴展至網絡領域。

　　（三）探索和建立專業性農民弱勢群體心理諮詢與矯治機構，構建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社會干預機制

　　引導與調適廣東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既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心理問題。在廣東農村地區率先建立一批專業性的農民弱勢群體心理諮詢與矯治機構，構建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社會干預機制，可以説是新形勢下建立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逆向轉化機制的全新探索和嘗試，是一種體制機制創新。進一步推進廣東新農村建設，十分有必要在這一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嘗試和探討。

　　當然，在廣東農村地區建立專業性農民弱勢群體心理諮詢與矯治機構，對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進行引導與調適還是新鮮事物，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艱苦探索和總結。爲此，首先要争取廣東高校相關研究機構與農村基層組織聯動，推動和加强心理學科在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諮詢與矯治方面的應用性研究，盡快培養一批既能準確分析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特點及演化規律，又能熟練掌握心理諮詢與矯治規律和方法的複合型專業人才。其次，在有條件的農村地區嘗試建立一批專業性弱勢群體心理諮詢機構，通過積極的社會干預對一些具有明顯消極社會心理特徵的農民弱勢群體成員進行心理諮詢與矯治實驗，以便獲取進一步推廣的有益經驗和教訓。

　　（四）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介入性支持，建立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疏導機制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認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人的心理産生的重要源泉和重要的外因。［張雲：《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通過其强大的疏導功能對人們的心理健康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當前廣東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的産生，主要是因社會轉型、社會政策等社會性因素而起，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弱化、疏導不暢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引導與調適廣東農民弱勢群體的消極社會心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介入性支持，從而構建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疏導機制不可或缺。

　　具體而言，首先要謀求在廣東農村地區建立靈敏的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動態監測機制，經常性組織開展普遍或區域性的農民弱勢群體社會心理調查、觀察體驗和思想預測，全面、及時、有效地獲取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信息，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介入的有效性。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着力改變廣東當前農民弱勢群體幾乎只能够依靠非制度性政治參與渠道宣泄其消極社會心理的現狀，積極探索和拓展有助於農民弱勢群體表達其利益關切的平面、立體媒體形式和組織機構，盡快形成合理通暢的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宣泄機制。第三，建立有效的農民弱勢群體消極社會心理正面引導機制，致力於引導農民弱勢群體辯證地認識廣東當前改革發展中利益調整的困境和前途，正確理解黨和政府在改革發展中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的執政理念和思路，通過自我説服教育激發農民弱勢群體參與農村民主管理的興趣與熱情，自覺排解對黨和政府的懷疑和不滿心理，克服政治冷漠症、宗族勢力依賴和非法群體性事件參與心理傾向等，增强對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取向的心理認同。

　　

　　　　　　　　　　　　　　　　　　　（作者係廣東藥學院人文社科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