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並没有因此完全解决，在人類未來的道路上，還存在着一系列嚴重的問題。一個最大的疑點就是，兩百多萬年前的能人已經掌握了打制石器的技術，在發展智能的道路上走過了很長一段路程。他們通過發展智力，掌握了工具技術，已經基本解除了生存危機，成爲那個時候當之無愧的“獸中之王”。可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依然遭到了滅絶的命運。這是不是在告誡登上了智力頂峰的我們，也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呢？

　　其實，數十萬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陸上的人屬動物，包括南方古猿的所有種屬，並没有完全解除生存危機，只不過這種危機並不來自於自然環境，而是來自於人種之間的激烈鬥争。所以，籠統地説兩百萬年前的能人已經解除生存壓力是不恰當的。直到大約三萬五千年前，現代人走出非洲，成功取代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向歐亞大陸腹地蔓延之後，單一人種統治全世界的局面才正式形成。在人類從南方古猿進化到直立人，再從直立人進化到現代智人的過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種滅絶的現象。在叙利亞境内就發現了同一個山洞中，直立人和現代智人同期居住的遺迹。如果通過基因檢測確認人類祖先存在食用同類肌體的記録可信的話，尼安德特人在歐洲大陸上迅速消失的事件，很有可能是被現代人祖先大量捕食造成的。正因現代智人擁有非凡的競争力，纔可能把自己的近親捕食得一干二净。

　　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人的自我意識迅速覺醒，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迅速萌動。人們不斷提高鬥争策略，改善社會組織，改善生存方式，努力應用自然物爲自己服務的思考越來越激進。也許思考可以促進大腦發生某種有意義的變化，但是，這已經不那麽重要了。重要的是人類的思想成果可以促進社會文化加速積累，文化成果爲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了超級服務。事實上，在有文字記載的六千多年時間内，人類社會的進步是翻天覆地的，而人的大腦並没有迅速長大，兩者之間的發展程度極不成比例。可以斷言：人類社會的進步方式已經歷史地轉移到文化創造方面來了。

　　文化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强大武器，她的出現使人類超越了自然選擇的限制。由於不再付出大規模人種滅絶的代價，人類在體格性狀和器官功能方面已經不可能强化和特化。因此，人類祖先在選擇發展智力的同時，必然放棄在機體方面跨越式進化。同時，由於失去了生存壓力和自然的選擇機制，人類已經無法重新回到一般生物進化的老路上來，所以，人類已經不可能通過自然進化的途徑，讓後代比我們自己更健壯，甚至更聰明。人們對未來人類性狀的先進性猜測只不過是一些幼稚的幻想。

　　在一般生物進化過程中總伴隨着原來物種的滅絶，都必須以較大種群的消滅爲代價。既然自然選擇對人類的進化已經失去了促進作用，人類不能再通過增加種群數量，以增加發生基因突變的機會，以出現更加有利的變异，通過優良性狀的“上等人種”取代“劣等人種”的方式實現人類跨躍式發展。同時，社會運行的一般規則，也不允許我們將一部分人無端趕出現代生活圈子，讓他們奇迹般地演變成比現代人更適合於在惡劣環境中生存的“邊緣人種”，等到他們足够强大之後，回過頭争奪現代人地球之王的寶座。於是，我們不得不遺憾地發現，人類在生物形態學方面的進化不僅已經停止，而且，不會再次啓動。現代人解除生存危機的努力正醖釀着一場新的危機：

　　由於缺乏淘汰機制，即使人類基因突變的頻率和其他物種一致，通過變异産生的有利性狀，在人類後代中推廣的速度也會比其他動物低得多；而通過變异産生的劣質性狀，却同樣可以在人類群體中廣爲傳播；加上現代各國政府普遍推行保護弱勢人群的措施，都將導致人類相對於其他生命形態的整體素質逐漸下降的結果。當然，人類可以仰賴不斷發展的現代化技術維持生活。可是，讓身體條件越來越差的後代掌握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跟一個瀕臨死亡的人擁有萬貫家産一樣的没有意義，這將成爲人類生存發展的最大威脅。

　　似乎也可以這樣提出質疑：因爲發展智能而放棄發展肢體器官會不會是一種短期有效行爲？會不會因此導致人口素質的相對退化，而最終將人類引入歧途？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就表示過同樣的擔心，他説：“在野蠻社會中，身體軟弱或智力低下的人，是很快就受到淘汰的。而存活下來的人一般在健康上都表現得精力充沛。而我們文明人所行的正好相反，總是千方百計地阻礙淘汰的進行。”他還以種牛痘爲例，做出瞭如下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接種牛痘之法把數以千計的體質本來虚弱，原先是可以由天花收拾掉的人保存了下來。這樣，文明社會裏的一些脆弱的成員，照樣繁殖他們的種類。”

　　如果依照達爾文的思路推理，讓因體質虚弱或者智力低下，本來應該被競争淘汰的劣質人種保留下來，並給予他們同等的遺傳機會，必然導致謬種流傳，阻礙人類整體素質的提昇。在其他動物的進化速度保持不變的情况下，這將造成人類相對素質下降的嚴重後果。人類會不會在往後日益激烈的生存競争中被淘汰？如果真的如此，在人類社會中普遍推行扶植弱勢人群的事業，諸如救死扶傷，幫助殘疾人，改善勞動條件，甚至研製有效藥物，提高醫療技術等等，都可以看成與提昇人類整體素質的自然進程背道而馳的措施，都應該進入必須反對之列。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指出，生活資源按照算術級數增長，而人口數量則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當生活資源的增長不足以維持人口增長需求的時候，必然激化社會矛盾。到了這個時候，就需要通過自然灾害、瘟疫、戰争等非正常手段，將人口數量調節到一個較低的水平。然而，這樣的穩定維持一段時間之後，已經建立的平衡會被再次打破，新的不平衡仍然需要負面因素發揮調節作用。於是，人類社會就會在週期性動盪之中向前推進。

　　社會學家斯賓塞則進一步指出，在社會競争和人類所經歷的灾難中，首先被剥奪生存權的總是那些生存能力較差的個體，這是避免人群中謬種流傳最爲有效途徑。因此，激烈的社會競争和灾難性調節是提高人口整體素質的最佳手段，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保证。人類社會應該和生物界一樣遵守“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運行規則。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爲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證明，也爲壓迫奴役弱小民族的殖民主義提供了辯護，爲發動侵略戰争製造了理論根據。

　　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説的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對抗、通過瘟疫和戰争來抑制人口的增長速度，提高人口的素質的辦法果真有效嗎？不，這些滅絶人寰的野蠻行經是全世界人民不能接受的，而且是不能凑效的。擁有意識和親情的現代人，普遍拒絶在自己的後代中劃分等級，更不允許爲了確保人種素質的提高而戕害自己的子女。即使是在自己後代中選育性狀相對優秀的個體，或給予智力相對發達的後代以優先繁衍機會的措施，都會遭到扺制和反對。人道主義的社會理念，不允許我們采用扼殺“劣等”性狀的携帶者的方法來“優化”人種。世界各族人民也不會心甘情願淪爲奴隸，屈從於所謂“優秀民族”的統治。一切以競争和淘汰的方式來提高人種質量的構想，都是違反人性原則的，都是反人類的。於是，固執而具有隆重親情的人類，在生物形態學上的進化的確已經走到了盡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似乎不得不承擔人種退化的殘酷現實。

　　既然在三萬五千年前，人類的進化已經終止，那麽我們不僅不可能奢望通過遺傳變异，以及自然選擇方式使我們的後代變得越來越强壯，同樣不可能希望他們變得越來越聰明。那麽，會不會存在一種仍然處於低級發展階段的動物，它們將來會在自己的進化過程在中創造出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從而超過人類的智力發展水平，挑戰人類地球霸主地位，最終取人類而代之呢？我們還注意到，現代人類大體上是按民族相對集中居住的。那麽，會不會存在我們目前還没有發現的“少數民族”，由於這個民族人口數量很小，一旦通過偶然變异出現有利於生存的性狀，很容易在族群中蔓延普及，從而形成整個民族的遺傳優勢，當他們發展成百萬雄師的時候，和全世界的現代人一决雌雄呢？

　　問題有這樣嚴重嗎？

　　我們偶爾也會聽到過關於“野人”的傳説。但是，一旦秘密揭曉，不是把猿類或者黑熊當成了人，就是人類的個别變態或“反祖”現象。這些偶然出現的表現型，不具有遺傳能力，不可能發展成新的人種。目前現代人的生活空間已經足够廣大，以至於在整個地球上幾乎找不到人迹未至的地方。作爲一個有性繁殖的生物種群，如果没有達到一定的數量，便無法延續發展。至於説，在我們的後代中發生極其有利的基因突變倒是可能的。但是，由基因突變造成的優勢遠不敵文化創造所形成的優勢，影響極其有限。

　　既然人類已經通過發展文化，爲自己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民族的先進與落後已經不再取决於體魄的强弱，壽命的長短，爪牙是否尖利。也許智能的高低可以産生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還是他們所創造的文化以及技術發展水平。我們的祖先曾經應用火和弓箭戰勝了兇猛的野獸。我們的先輩發明瞭槍砲和機器，創造了前所未有奇迹。我們今天有了信息技術和現代化武器。任何基於身體搆造上的優勢，都無法與人類文化匹敵。以進化方式造就生存優勢，最後取代現人的説法，是一種天真的幻想。現代人對於地球的統治地位是不容挑戰的，是不可替代的。

　　其實，社會的實際情况並没有像斯賓塞所説的那麽簡單，也没有他論述的那麽危險。如果我們單憑邏輯的分析：既然社會上的小偷、賴皮、江洋大盗和黑社會老大，比大多數老實人更具生存能力，人類社會經歷了若干世紀的發展，早就應該是遍地的强盗邏輯，清一色壞蛋横行了。可是，世界上依然還是好人多，壞人少，正義的力量不斷增長，正義的呼聲不斷增强。如果我們的確不能逥避人種之間的鬥争，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確存在着以强凌弱的現實，社會集團之間也存在着大魚吃小魚的現象，按照斯賓塞的理論，這個世界要不了多少年，就將變成由一個，至多也只是兩三個“優秀人種”的一統天下。然而，人類社會的實際發展過程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論並不吻合。

　　由於人類遠遠超越了生存底綫，在自然灾害面前，人們所表現出來的生存能力，基本上是由他們所佔有的生活資源和擁有的生存條件决定，與身體條件幾乎没有關係。乾旱使缺乏提灌設備的農民陷入困境；地震中受傷害最嚴重的是住在危房中的人們；海嘯吞噬海邊的遊客；雪灾考驗你的防寒設施。這些自然灾害都不可爲人類後代優選良種。灾難造成的死亡，也無法引導人類朝着發展智力的方向前進。由於社會分工已經很普遍，决定個體優劣的統一標準早已不存在，只要不輕言放棄，殘疾人也有機會發揮重要作用。美國著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患有小兒麻痹症，就是這個殘疾人以堅强的意志鼓舞了美國人。他所推行的“新政”不僅遏止了美國經濟的急劇下滑，同時也拯救國際金融於崩潰的邊緣，爲在二戰中贏得反法西斯鬥争的徹底勝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著名物理學家霍金高位截癱，成天坐在輪椅上，連説話都有困難。可是，他的理論貢獻却可以和愛因斯坦相比。如果只考慮個體的承受能力的話，在灾難中首先被淘汰的就是這類“弱者”。既然如此，灾害調節對於人種優化還有什麽意義？

　　其實，社會的實際情况並没有像斯賓塞所説的那麽簡單。如果我們單憑邏輯的分析：既然社會上的小偷、賴皮、江洋大盗和黑社會老大，比大多數老實人更具生存能力，人類社會經歷了若干世紀的發展，早就應該是遍地的强盗邏輯，清一色壞蛋横行了。可是，世界上依然還是好人多，壞人少，正義的力量不斷增長，正義的呼聲不斷增强。如果我們的確不能逥避人種之間的鬥争，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確存在着以强凌弱，社會集團之間也存在着大魚吃小魚的現象，按照斯賓塞的理論，這個世界要不了多少年，就將變成由一個，至多也只是兩三個“優秀人種”的一統天下。然而，人類社會的實際發展過程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論並不吻合。

　　由於人類遠遠超越了生存底綫，在自然灾害面前，人們所表現出的生存能力，是由他們所佔有的生活資源决定的，與身體條件幾乎没有關係。乾旱使缺乏提灌設備的農民陷入困境；地震中受傷害最嚴重的是住在危房中的人們；海嘯吞噬海邊的遊客；雪灾考驗你的防寒設施。這些自然灾害都不可爲人類後代優選良種，灾難造成的死亡也無法引導人類朝智力的方向前進。由於社會分工已經很普遍，决定個體優劣的統一標準早已不存在，只要不輕言放棄，殘疾人也有機會發揮重要作用。美國著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患有小兒麻痹症，就是這個殘疾人以堅强的意志鼓舞了美國人。他所推行的“新政”不僅遏止了美國經濟的急劇下滑，同時也拯救了國際金融於崩潰的邊緣，爲在二戰中贏得反法西斯鬥争的徹底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著名物理學家霍金高位截癱，成天坐在輪椅上，説話都有困難。他的理論貢獻却可以和愛因斯坦相比。如果只考慮個體的承受能力，在灾難中首先被淘汰的就是這類“弱者”。既然如此，灾害調節對於人種優化還有什麽意義？

　　因此，達爾文所擔心的保護弱勢人群的事業，並没有明顯妨礙人類整體素質的提昇。而真正妨礙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恰恰是人與人之間不講道德，不講規矩的無序競争。是對欠發達地區的軍事佔領，對殖民地人民的殘酷掠奪；是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是以階級鬥争爲綱，在人間播撒讎恨；是鼓吹武裝鬥争，建立獨裁和專政；是鼓動以暴力解决社會争端；是綁架掠索，自殺性襲擊等恐怖主義行經。總之，一切鼓吹人間鬥争，扼殺弱勢群體以保證人類整體素質提昇的途徑，都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都會妨礙人性的發展，阻礙社會的進步。

　　事實上，至少從一萬年前的原始社會開始，我們的祖先已經是在保全現代人整體性的前提下，維持着人類主宰地球的局面。這是一種劃時代的創舉，是人類告别野蠻，是對自然進程的成功反叛，是走進文明時代的根據。祖先的選擇從根本上規定了我們今天必須沿着文明的道路前進。

　　人性的發展必須包括逐步提高人類的整體素質。爲了達到這一點，支持和鼓勵挑戰生命極限，推廣全民健身運動都是必要的。不過，也應該認識到，文化的高速發展已經阻斷了人類進化的道路，不涉及到改變遺傳基因的一切努力，都不會對後代的性狀産生實質性的影響。所以，和五百萬年前人猿分手的時候的情况一樣，我們今天以文化創造求發展的道路，仍然是一個充滿風險和極具冒險性的道路。爲了保持在生命世界中的領先地位，我們必須在努力發展理性認識能力的同時，關注文化發展的負面效應，主動爲自身的發展選擇正確的方向。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解决自身不足的根本措施是實行優生優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可以利用基因技術，對後代的性狀實施有效控制，保證人類的遺傳性狀向着更優秀的方向邁進。這是發展創造性認識能力的成果，也是人類不斷超越自我，保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