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到現住成都的好友陳廷祚教授的叮囑，希望我能為他即將出版的近似自傳式的著作《 陳情表》一書寫序。這使我感到榮幸，也不無猶豫。因為他是名符其實的醫學專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努力不懈地在醫學科研領域裡工作奮鬥，貢獻卓著，有目共睹。他的接觸面廣，必有一些熟知和敬佩他專業成就的人可以更貼近、更切題、更妥善地執筆寫序，勝過我的條件。然而他竟然看重和屬意我這位非醫學領域的門外漢動筆寫序，這就令我感到重責在身，又讓我顧慮重重難以下筆，唯恐有辱使命。

　　可是，我還是作出決定對此邀約不予推辭。我準備一面就陳教授這一重要學術成果，終被某權貴人士豪奪竊取的事實一抒所想，也要引申論述一下，陳教授個人的遭遇和悲劇是時代悲劇的反映和縮影，而此一時代悲劇在實質上是由於作案人明知弱勢者為內定右派，竟然不惜採取“乘人之危、暗箱操作、蒙上欺下、巧取豪奪”的手段，以求達到盜名欺世的目的。他自戴掛冠，成為頂替該項成果的得主而“名至實歸”，不被揭發，垂數十年之久，誠屬天下奇聞！由此不只明確了道德淪喪的觀念，而且加深了時代悲劇的蔓延。因而，在閱讀陳教授的這一著作時，我們除了在欣賞其內涵和文采、瞭解體會他的遭遇和心態之餘，不禁使人感到義憤填膺的同時，也應該追溯一下其禍根何在，並力陳其弊，為後人戒！

　　此一冤情直到九十年代之後，才陸續得到四川省衛生廳和中國科學院追查核實，予以證實。可是當年那個良心泯滅、竊據科研成果的作案人卻仍在中國媒體陋習的延伸和保護下“英名”無損，輝煌仍舊。針對陳教授不平的遭遇，我有如下感觸：

　　一．早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有許多學者學人放棄了遠走海外、發展事業的機會，留在國內不走。更有許多海外學人已在歐美學成就業，前途似錦，卻都在建國初期響應了祖國的號召，拋開海外大好前程的一切，兼程返國，參加建設。結果他們絕大多數都在後來各種由領導主宰，萬民跟進的群眾運動裡被扣上“學術權威”、“反動人士”、“右派份子”、“外國間諜”等種種罪名。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情況下，而備受苦難，甚至折磨致死，或自殺身亡（身後的罪名是“自絕於人民”）。即或是免於一死，或身敗家裂、或苦役勞動、或閒散浪費，或不知所終……。總之，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壯志空投，學識無用，英才浪費了。早年被選拔為公費留學丹麥的學者陳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我還認識一些和陳教授背景情況相似的人。他們都是解放前不走，或解放後歸來的報國有志的高級知識份子，後來面臨各種群眾運動的摧殘和打擊，便也是各蒙其難，各受其害，事與願違，莫此為甚！他們許多人劫後餘生，到了開放改革後，又重整旗鼓，投入國家建設，十分令人敬佩。他們常說自己是“無怨無悔”，但隱約中難免還有一份“有怨難悔”的淒涼。

　　二．在黑白不分的環境和悲慘世界的籠罩下，大量流行和助長了人性最醜惡的一面，那便是自私自利、無德無恥、貪婪霸佔等道德淪喪的行為。此時正是惡人當家得勢，君子受盡淩辱了。

　　陳教授的科研成果受到剽竊，而順利無阻，無由申辯，就正如他在陳情表中所說，這一案件是人類有史以來，僅有的兩例頂級學術腐敗之一。因而我們更要追究和責怪製造黑暗、促成悲慘的相關人物和相應體制，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才令社會冤情不斷，動亂不已。

　　三．有鑑於此，我認為，保護智慧財產權，維護人性尊嚴，是科技發展、社會繁榮、國家進步、人類文明的基本指標和促成因素。例如，美國建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制度已有約兩百年的歷史，美國立國的精神也強調人生而平等，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儘管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實施中仍存有瑕玷，但它基本上是保障了民權，鼓舞了全民創造力的發揮，讓知識的力量化為實用，既增添了財富，藏富於民，也普遍促進了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再回到陳教授科研成果被掠奪的情況來說，這種事件之所以可能發生就正是“一葉知秋”的顯示。中國在開放改革、進步發展的過程裡要嚴防權貴和任何人士以各種條件和手段去奪取別人心血結晶的成果和建樹，據為已有，有恃無恐。中國也得建立“投訴有門”的通暢管道，例如，讓最高學術機構可以舉行公平聽證或審理伸冤人的投訴，讓新聞媒體多發揮仗義執言、揭發黑暗面的警嚇作用。當前“信訪處”的安排幾乎是接近形同虛設，而效果低微的。

　　四．時至今日，中國以往不幸的歷史和過程對今人又有了什麼提示和激勵呢？儘管如今我們已經大量擺脫了“運動”的衝擊和專制的摧殘，可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今日社會仍充滿了形式主義的運用，“假、大、空”的操作和黑影仍然是陰魂不散，肇禍人間。學習、開會、簽名、宣言、掛牌等種種舉措都往往流為形式，是應付差事，無實際效應，其主事者和參與者都心知肚明，但又礙於情勢，是不能不做，或不敢不做。現試舉一例以明之。2009年1月上旬，我接到一位元大學教授的資訊，其中一段是：“最近一段時間比較忙，目前我們學院正在開展學習科學發展觀活動，有寫不完的材料。國內的很多作法，其實還是文革及文革前的慣例，仍然喜歡搞運動。現在這樣做，根本沒有多少效果，只不過是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而已。”

　　顯然，用文革方式搞運動、搞學習的慣招去建設新中國和開拓新局面是行不通的，是鑽死胡同。更何況，今日的國民已眼界大開，知識普遍提高，資訊靈通。以往封閉新聞，阻止傳播，一手遮天，手到功成的方便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因而中國要真正從事建設，要實現利民興國，必須和唯有邁向尊重知識、重用人才、發展科技和發揚民主的陽關大道。這別無選擇，時不我待。中國要在堅實有效的根基上發力，要在群策群力的發揮下成長。

　　陳教授的大作裡有五個編目。在第一編“陳情表”裡詳細說明了身蒙冤案前後的情景和原因。第二編“解塵說事”裡增加和擴大了範圍，講述了自己在運動頻繁之下的處境、折磨和感受。第三編“信函”裡展示了個人談真情、說真事的電信記錄。第四編“雜文”的內容是作者在細讀書報和網站資訊後，慎密思考，用心推敲，而啟迪產生的一些真知灼見。第五編“詩詞”則是淋漓盡致地發揮了詩詞的各項功能，以詩言史，以詩明志，以詩會友，以詩抒情。此一綜合運用真是妙在其中，意在其境，贏人讚賞。

　　總括來說，這是一本真人真事，實話實說，內容豐富，情感真摯的作品，倘不做“立言傳世”之求，實已顯“警世醒人”之功！

　　至此，我要講一下我和陳教授初識的情況是如何有戲劇性。1990年初我在參加一次衛生部新藥審評會時，初遇陳教授，他是藥審組的主持人。審批會後他突然問起我，“你是東北人，知道臧啟芳老先生嗎？”“他是我的先父”，我回答說。這一回答出乎陳教授的意料，他立即告訴我：“令尊大人1935年在江蘇鹽城擔任行政公署專員。那時我是中學生，聽過老先生激昂慷慨的抗日演說，印象很深刻。”就這樣我們立即拉近了距離，也建立了友誼，在其後近20年的時日裡持續交往，聯繫至今。

　　自1992年起，我全力投入中國控制煙害的義務工作。1996年我取得美國衛生部出版的“戒煙指導手冊”，特請陳教授將全冊內容譯為中文。翻譯期間我們也一直聯繫磋商。他非常認真、仔細和妥善地將全書譯妥。只可惜我後來尋找資金出版的努力勞而無功，我感到十分遺憾，好書沒能出版，既勞動了陳教授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卻沒能付以任何補償。這也說明了在中國推動控煙工作非常艱苦的一面。

　　我和愛妻苗麗華在北京友誼賓館長住了十多年，全靠她以外國專家身份任教，我們才獲得這一安置。住館期間，陳教授和他的小女兒建源都曾到賓館作客。最近十年裡我只是偶爾和陳教授通個電話，還要借重他的大女兒建華的協助才能互通資訊，因為陳教授已因年長失聰，要靠筆錄才能傳話給他了。多年來我一直在海外多家中文報紙寫雜文，論時事，談觀感。也曾寄一些發表的文章請陳教授過目指正，他都很認真的加以閱讀，並以口頭或書面的反應和我交流。我們持久不變的“君子之交”也為彼此間增添了一份關懷、溫暖和喜悅。

　　直到2007年6月中旬，我應邀去成都幾處宣講控煙、戒煙之道。我特別請地主安排車輛，送我去成都陳教授的寓所一行。在那裡他和他的長女建華及女婿同住，獲得了良好的照顧。我們相見甚歡，以寫代談，絲毫無礙於相互的溝通和彼此互報平安的真情實意。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爆發，成都也受到波及，我趕緊打電話向他問候，幸而是吉人天相，有驚無險。另一使我高興的事是，2007年在美國工作返抵國門的陳教授的小女兒建源，全力鼓勵她父親要學會電腦中文打字，以便自行書寫和與人溝通。這時九旬高齡的陳教授竟然是從頭學起，一絲不苟，毅然動手，連打帶敲，居然很快就全盤掌握了電腦打字、上網的技能，他也充分使用這一“新招”，不斷和我通信。只愧我比他年輕十多歲，卻鼓不起勇氣再去學電腦中文打字了。就此而言，在陳教授面前我真是心服口服，自愧不如了。

　　日前打電話到成都，又獲建源告我，陳教授請在台曾任行政院院長和國防部部長的鹽城老鄉郝柏村將軍為他的新書題寫“陳情表”書名三字，此請已如願而償。1999年6月3日我曾在臺北拜會了郝柏村先生，他當面告訴我，他在鹽城中學就讀時也聽過我先父到校宣講抗日和民族自救的演說，印象深刻。有誰會想到，七十多年前先父一次講演的兩位聽眾，在數十年後都成為我結識的人，其中的玄機和緣分是太神奇，太巧妙了。有了這一緣分，又有了多年來和陳教授的友誼和交往，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推脫他要我為書寫序的邀請。我便也甘冒寫序時，文有不周，言有偏失的可能閃失，而毅然一試，完成此序了。陳教授此著只談個人事蹟，不論家國情結，倒使我閱書得益，閱後有感，便就借題發揮，多言幾句了。

　　最後，讓我誠懇地向陳教授深深祝福，並要說：“我佩服你的精神和行動。吐出心中話，披露昔日情，中國需要有更多像你這樣的人，蜂擁而出，照樣去做。這樣，真理才愈辯愈明，人氣才愈漲愈旺，國家才更有前途，人民才更有幸福。”


　　臧英年
　　前全美華人協會文化委員會主席暨西雅圖分會會長
　　前西雅圖重慶友好城市協會創始人暨首任會長                  
　　2009年1月2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