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不僅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上强調“人的全面發展”，而且從人們建設新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的全局方位上强調“人的全面發展”。這就在新的歷史時期，科學地堅持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其中對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三者之間互動關係的闡析，突現瞭如下規律性的新認知：  

　　一、把三者看成是個統一的整體

　　馬克思認爲，人的全面發展是指“每個人的全面”發展（《馬克盡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頁。），即每個人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的綜合性發展。因爲人既具有社會屬性，又具有自然屬性，人的全面發展便與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還同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息息相關。

　　（一）從人的社會屬性來看

　　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所存在所追求的“社會形式”（《馬克盡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頁。）。人的全面發展首先表現在社會的經濟形式之上。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任何個人的全面發展，都同每個人共同搆成的“社會生産能力”密不可分，進而與這種“社會生産能力成爲他們的社會財富”密不可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一切私有制的社會形式，一不可能充分發揮該社會的生産能力，二不可能使該社會的財富成爲全體勞動人民所有，其人的全面發展必然受到該社會的經濟制約而不可能普遍地實現。但在我們社會主義新社會，則是可以逐步做到的。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盡快地使全國人民都過上殷實的小康生活，並不斷向更高水平前進，在堅持貫徹黨的富民政策、發展社會經濟的基礎上，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的收人，不斷改善人們的吃、穿、住、行、用的條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進醫療衛生條件，提高生活質量，並通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就爲人的全面發展奠定着社會的經濟物質基礎。

　　人的全面發展不僅表現在社會的經濟形式之上，還表現在社會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之上。一定社會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是其上層建築的東西，都由該社會的經濟形式所决定，並對這種經濟形式産生相應的作用。在私有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社會經濟形式的障礙引起相應的社會政治、社會文化形式在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上的諸多弊端，均能在社會主義新社會中得到逐步的克服。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反復强調：一在政治上，充分發揮人民群衆的主觀能動性和偉大的創造精神，保證人民群衆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實現自己的願望龢利益，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二在文化上，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實現人們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發展，加强有説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發展教育科技事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使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權利，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實，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這些，都給人的全面發展創造着社會的政治、文化條件。

　　（二）從人的自然屬性來看

　　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是人的全面發展所存在所追求的理想狀態。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頁。）恩格斯更進一步地强調：“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頁。）所以，“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頁。）

　　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認知，經歷過非常曲折的歷史過程。在人類的初期，由於生産力的極其低下，科學技術尚處於萌芽狀態，人們深受自然力的壓迫，不知如何對付和控制自然力，只好處於依賴自然的階段；隨着社會的文明進步，人們不再簡單地屈從於自然力，並希望把自然當作奴僕、把人當作自然的主人而往往碰得頭破血流，而且兩敗俱傷，這是人與自然矛盾和對抗的階段；人們總結了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改變着對自然界殘酷掠奪的行爲，因而建立起人與生物圈、人與自然界共同進化的新觀念，力求人的全面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便是現代覺醒的新階段。

　　江澤民同志在“七 一”講話中强調指出，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活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改善生活環境和美化生活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設施，努力開創生産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要走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協調和諧的“文明發展道路”，就必須把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看成是個統一的整體。

　　也就是説，在講人的全面發展時，既要講人與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又要講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二者缺一不可。由於多年形成的片面性、習慣性思維，講人的全面發展往往只强調人與社會的關係，而把人與自然的關係打人冷宫，不能正確地把握人、社會、自然三者原有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因而成了跛脚的唯物論，不僅易於遭受自然的嘲笑與報復，更不能把人的全面發展的關係擺對，結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事與願違。我們應當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在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上，把丢棄的東西尋找回來，還其原有的完整的面目。 

　　二、把三者看成是個互爲的共存

　　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或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其統一性與整體性並非是各自絶對的獨立，而是互爲共存，並在這種互爲共存中形成各自相應的主客體關係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若干主要特徵。

　　（一）從主客體方面來看

　　如果以人爲主體，社會與自然便是人的客體。由此形成人與社會的第一對主客體關係、人與自然的第二對主客體關係和人與社會自然交叉而成的第三對主客體關係。但人在認識社會、改造社會與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的過程中，其主體的能動性—定要符合三種客體的規律性，人的全面發展與人所面對的三種客體狀態的變化發展才能形成真正的互爲共存。人在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某個時期、某個階段或某個具體問題上的嚴重失誤，例如我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很突出“人的因素第一”的，甚至於把“人定勝天”的思想加以無限的夸大，結果不僅破壞了社會的安定與發展，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在人的全面發展方面所造成的惡果更是衆所周知。因此，在以人爲主體時，要尊重社會客體和自然客體的發展規律，要把握好人這一主體與社會客體、自然客體和社會自然客體一一對應的互爲共存關係，將人的全面發展的運作置於人與社會和自然這個統一的整體的互爲共存之中。

　　當然，人的全面發展在以人爲主體時，它是主體範圍的事，是主體自身的自强、自善和自優，人們會給予更多的關注。而社會與自然一旦作爲人的主體、人變爲它們的客體時，社會主體或自然主體則往往看不到人的客體與之互爲共存的關係。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曾經出現過只講國家利益而不講與國家利益相兼顧的個人利益，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也决不會以個體爲依託而處於飄眇的虚空之中。近20多年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主流是很好的，但其負面的東西如“見物不見人”的現象，只重社會的經濟而不講社會的人文的現象，導致一些人的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爲富不仁等行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和全面發展。可見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爲主體時，對人這一客體及其全面發展的問題，同樣要給予高度的重視，而且它與社會主體和自然主體的互爲共存關係更爲密切，更有條件來發揮統一整體的互爲共存效應。

　　我們之所以要從主客體方面來看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的互爲共存關係，目的在於：如果把人及其全面發展看作是主體時，要防止把人看成是超越於社會客體或自然客體的産物；若把社會或自然看成是主體時，要防止把人及其全面發展這一客體看成是從屬於主體的産物；不管人及其全面發展是主體範圍内還是客體範圍内的對象，它與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均遵循着互爲共存的規律行進，都應成爲人們始終牢記和面對的重大課題。 

　　（二）從互爲共存特徵看

　　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的互爲共存，除了從主客體的角度看，還要從基本特徵方面來認知其共性與個性。先從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互爲共存的共性看，一是互爲前提、互爲基礎和互爲功用。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推進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和推進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是“互爲前提和基礎”與互爲功用的。也就是説，人要全面發展，就必須以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爲前提；社會要全面發展，必須以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然生態的協調和諧爲基礎；自然生態環境要協調和諧，没有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些功用，是不可能達到的。二是互爲變化、互爲發展、互爲完善。人與社會和自然中的萬事萬物，皆變皆動，不斷地從無知到知之，從知少到知多，從粗略到精細，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完善到比較完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要認識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互爲前提、互爲基礎和互爲功用，更需通過其互爲變化、互爲發展和互爲完善，方能進一步地把握它們在互爲共存中的共性表現。當然，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互爲共存的共性是多方面的，這裏從略。再從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互爲共存的個性看，個性即差别。人是萬物之靈、社會之細胞；社會是人所搆成的關係形式，存在於自然之中；自然是人和社會的最終依託，但要靠人和社會的認識與維護。我們認爲，以上是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最爲根本的差别，差别即個性。粗略地瞭解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的共性與個性，有助於我們重點認知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協調和諧的互爲共存的鮮明特徵：

　　一是歷史的過程性。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人與社會和自然的統一性、整體性和互爲共存是“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既是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互爲前提、互爲基礎、互爲功用、互爲變化、互爲發展和互爲完善的共性，也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基礎、功用、變化、發展和完善的個性。因爲任何個性永遠包含着共性的成份。人類從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再到文明時代的歷史演進，其既往與未來都是永無止境的過程，人的全面發展狀况就是這個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的映像，尤其是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歷史過程的寫照。今天我們有可能來開展人的全面發展的工作，應是歷史過程的水到渠成。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既有的歷史積累，因爲人的全面發展是“永無止境的”。

　　二是過程的内化性。馬克思主義認爲，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内因是變化的根據。在人的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社會的全面發展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固然是其必要的前提與基礎，但要爲人們所吸納、所内化，人的全面發展才有可能變成現實的要求。在今天，許多人的衣、住、行、用都大有變化與改善，便自覺地攻取一級比一級高的學歷和學衔，同時注意德、智、體、美、勞等方面的綜合素質，以接近或達到全面發展的境界，努力使自己成爲社會發展的有用之材。這説明，人的自覺性很重要。這種自覺性就是對前述過程性的内化。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人越全面發展，社會的物質文化財富就會創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質文化條件越充分，又越能推進人的全面發展。”

　　三是内化的差异性。人在内化社會、自然及自身的歷史與現實時，各種差异性不勝枚舉，因此要有做人的基本準則，要有人的全面發展的基本標尺。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差异性。僅從我們社會主義新社會總的方面來説，社會的全面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是日漸接近的。但由於自然、社會和人爲的歷史與現實原因所造成的許多差异，如地區環境的優劣，物質生活的貧富，文化水平的高低等等，不是一時可以改變的。承認“發展不平衡”現象，才能促成新的相對的平衡。又如社會的發展需要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的分工，這種行業分工的差异却是合理的。何况，人的全面發展並非出於同一起跑綫，也不可能從同一個模子裏鑄出來，差异性是始終存在的。人的全面發展不僅不能否定其差异性，而且要在求同中存异，在存异中求同。唯其如此，方顯出人的全面發展的無限豐富與多姿多彩。   

　　四是差异的轉换性。人世間和自然界的許多差异，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换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農民，不少人已經成爲洗脚上田的響當當的民營企業家，但其中由於不善經營管理等把生意搞砸又回到農民位置上的並不鮮見。那些貧窮與富裕的互變、落後與先進的互變、錯誤與正確的互變、壞與好的互變等等，事例隨時、隨地、隨處都有。這正是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差异性轉换的普遍現象。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多從社會、自然及人自身的宏觀、中觀與微觀入手，綜合分析各種差异性轉换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以變應變。在這裏，還必須把握好差异性轉换的質、量、度和適宜的時機與火候，同時要警覺差异性轉换中出現的反復現象、虚假現象或不切實際的幻想。

　　五是轉换的正向性。在我們社會主義新社會，强調人的全面發展，就是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盡量减少人的負向轉换現象，努力做好人的正向轉换工作。例如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幹部生活作風的突出問題，正如黨的十五届六中全會的《决定》所指出的，是“關係黨的形象、關係人心背向、關係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也是當前和今後共産黨人全面發展的關鍵問題，必須通過“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正向轉换工作，才能使黨的作風有新的明顯進步，使黨群關係和干群關係有新的明顯改善，使廣大群衆看到實效，增强信心。與此同時，還要做好廣大人民群衆中各階層的人的全面發展的工作，既不因其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或消極等待，或抓而不緊；也不因其是現實的、緊迫的工作或操之過急，或强人所難。對此，細水長流、積沙成塔，潤物無聲則是上策。

　　（這是作者在2002年所寫的論文，發表於《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文中指出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社會與自然的關係。這是由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使焉。强調人的社會關係而忽視自然關係的流行觀點，是跛脚的唯物論，不能全面把握人與社會和自然三者這個統一整體的底藴。同時，人與社會和自然又是互爲共存的，其共性是互爲前提、互爲基礎、互爲功用、互爲變化、互爲發展和互爲完善。表現出過程的歷史性、歷史的内化性、内化的差异性、差异的轉换性和轉换的正向性等鮮明特徵。認識三者統一和互爲共存的規律，有助於對人的全面發展問題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