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在“5·3l”重要講話中，代表黨中央首次正式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這不僅使“政治文明”從今以後將被黨和國家廣泛使用並逐步深入人心，而且將形成更爲自覺的政治方式、政治生活、政治實踐和政治目標的追求，與此同時，它在人類現代文明整體觀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必將隨之突現出來，從而推進人類現代文明整體的全面可持續地發展。

　　這裏所講的人類現代文明整體觀，是指用人類現代文明整體的觀點來考察其整體的各個搆成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之間的互動關係的。那麽，人類現代文明整體的搆成要素究竟有哪些？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和國内外專家學者的現有研究結果，可以歸納爲：一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二要素説”；二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三要素説”；三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四要素説”；四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六要素説”，等等。

　　這種情况表明：盡管對人類現代文明整體的搆成要素存在着四種主要不同的看法——這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學術問題，但後面三種看法却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對人類現代文明整體搆成要素的認識，非常明顯地，已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兩極狀態中，分離出了“政治文明”這一不可或缺的搆成要素。江澤民同志“5·3l”重要講話首次代表黨中央對“政治文明”這一概念的正式使用，標示着“政治文明”開始以其相對獨立的形態，相對獨立的内涵，相對獨立的特徵，相對獨立的規律，相對獨立的地位，相對獨立的作用，相對獨立的方式，相對獨立的實踐而展現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文明整體觀之中。

　　這種情况表明：政治文明决不是處於人類現代文明整體觀之外的“過客”或“陪家”，它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雖有内在的聯繫，但不能由後面兩者取而代之。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文明，不僅要繼承從1979年國慶節以來所强調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個文明一起抓、一起建設和同步前進的豐碩成果，以祈取得新的勝利，同時還要落實江澤民同志所强調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也就是説，從近20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的關於“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思維模式，到今後起碼是“三個文明一起抓”的更進一步地認識人類現代文明整體觀的現實要求之間，毫無疑問地有個面臨着如何調整與適應，如何銜接與過渡，如何堅持與發展的新問題．我們認爲，對於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自身的内涵、核心、層次、特徵、規律以及與其他文明的互動關係和建設方略等等方面的研究，其戰略意義並不亞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但相對地説，我國對於“政治文明”方方面面的研究許多環節還很薄弱。鄧小平同志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自覺地“趕快補課”。

　　這種情况表明：高度重視人類現代文明整體觀中的政治文明，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根本保证，是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的創新舉措。我們廣東和全國學術界一部分專家學者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這一創新舉措是作過不同程度的努力的。這種努力終於在江澤民同志“5·31”重要講話中得到肯定。但是，感覺到了的東西並不容易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好地感覺它。因此，要形成比較科學的、系統的、可操作的“政治文明學”，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學”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學”，以推進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其他文明的全面可持續地發展，則是學術界爲之長期艱苦奮鬥的義務之一。希望有志者事竟成。

　　這種情况表明：高度重視人類現代文明整體觀中的政治文明，不僅要有“政治文明學”，還要有“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學”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學”的逐步成熟的理論及其層次的構建。更直接、更現實的，一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二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鞏固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三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四是不斷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優勢”；五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六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等等。當然，建設我國的“政治文明”還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探討。但上述六大方面是根本的，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之計。

　　總之，高度重視人類現代文明整體現中的政治文明，要在“三個代表”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僅要從理論上還要從實踐上更要從其二者的相互促進中，以及同其他文明的協調共存中來建設它——這就是科學、民主與文明的出路，中華民族真正振興和騰飛的出路。

　　（這是作者在2002年7月12日參加中國社會主義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社會主義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廣東社會學學會和廣東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聯合召開的“政治文明建設座談會”專題探討而寫的發言，發表於《精神文明學通訊》2002年總第121—122期，多家報刊轉載。文中講了“政治文明”出臺前後廣東研究的一些情况，同時提出建立“政治文明學”三個層次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