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城鄉一體化的目標與任務是比較明確的，其進程也在逐步地加快。但在解决城鄉一體化的同時，不應忘了“城中村”的改造問題。從一定角度上講，城鄉的一體化，先要把“城中村”城市化，改造成與城市一體的水平與程度，才能更好地帶動廣大農村邁向現代化。因此，“城中村”改造問題的提出，既是城鄉一體化本身的强烈要求，又具有帶動城鄉一體化的重大作用。然而，這個問題過去甚少被注意，不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對策上的諸多難點，從現在起都很有必要進行認真的深入的探討。本文僅就“城中村”改造的七個較緊迫的方面談點粗略的看法。

　　一、關於“城中村”内涵的界定

　　要科學地有效地改造“城中村”，必須對“城中村”這一概念的内涵進行比較科學的界定。我們認爲，所謂“城中村”，就是指歷史與現實形成的、緊緊地嵌接在城市社區内或處於該城市社區邊沿地帶的某些農村社區。這個界定表明：（一）有些“城中村”是歷史形成的，長期以來就處於城市社區之内；有的則因城市社區的新近擴展而多在該城市社區的邊沿地帶。（二）不是緊緊地嵌接在城市社區内或該城市社區邊沿地帶的農村社區，不應劃爲該城市社區範圍的“城中村”。（三）“城中村”的最形象説法就是“城市中的農村”，也即前面界定中所講的城市社區中的那些農村社區，它雖然與城市社區或廣大農村社區有同一之處，但差别與特點是相當明顯的。由於“城中村”這一概念還剛剛出世，人們在尚未作出認真考察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把它的内涵隨意化，不是過窄就是過寬的規範，會帶來一系列不言而喻的弊端。這是我們界定“城中村”内涵時所要避免的。當然，前述的界定是否比較科學，還有待進一步認識。

　　二、關於“城中村”産生的原因

　　這裏必然涉及人類社會先有“村”然後才有“城”的進化歷程。也就是説，“城中村”是“村中城”發展變化的尾聲或殘餘。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5頁。）這裏所指的一個“分工”、兩個“分離”和一個“對立”，活畫了“村中城”在農業社會産生的根源與底色。農業社會需要經濟、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中心，因而出現了鄉村中的城市。世界上第二座城市的出現，距今約有5000年之久，我國最早的城市則誕生在夏朝，廣州城的歷史也長達2000多年。城市一旦出現，它周邊的鄉村也就被其發展所蠶食或并吞，但一些消化不了的該城市中的鄉村便自然地形成了今人所説的“城中村”。這種歷史上形成的“城中村”經過工業社會或後工業社會的戰鬥洗禮，正在逐步地被改造，有的已融進城市化與現代化的行列之中。而尚在進行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由於城市社區擴展的迫切需要，周邊的農村社區還會相應地被並入該城市社區的版圖，因此，城市社區在改造“城中村”中，不僅要還清歷史的“舊帳”，更要還清現實的“新帳”。

　　三、關於“城中村”自身的特點

　　要比較科學有效地改造“城中村”，不僅要對“城中村”的内涵作出必要的界定，並大致認識“城中村”産生的原因，還要把握“城中村”自身的主要特點。相對於城市社區和廣大農村社區而言：（一）“城中村”得天獨厚地身處城市之中或與該城市緊密相連的邊沿地帶，因此與城市的各種聯繫相當密切，更易直接地受該城市的帶動和影響，這是一般的廣大農村社區難於具備的特點。（二）“城中村”與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關聯，極大地促進其産業結構的非農業化，經濟效益的多元化，農業基本消失，二、三産業及其土地收益成爲主要的經濟來源，比一般農村社區富裕。（三）“城中村”居於歷史與現實的諸多原因，在土地、户籍、人口、行政管理等等方面，却與城市形成二元體制，難於真正納入城市社區的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和統一管理之中，“河水難患井水”，“貌合而神離”，與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不協調，不和諧，但比廣大農村社區的城市化、現代化要有利一些。（四）“城中村”在總體上看，對傳統的農民意識、農民觀念和農民特徵等還有較多的保留，特别是在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這些主要的方面，要有個全面的、深刻的轉换歷程。事實上，“城中村”及廣大農村社區的那些非農業人口，正在經歷着這一轉换環節。

　　四、關於“城中村”改造的依據

　　從前述“城中村”自身的最後兩個特點可以看到，改造它的主要依據在於：（一）從理論依據上説，要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奮斗目標，在城市社區中，必須把它的農村社區的城市化搞上去，同時帶動“城中村”一起邁向現代化，才不會拖住後腿。“城中村”的城市化與現代化，和城市社區由不同步到比較同步的開展，是城鄉一體化要走的第一階段。以此做示範，以此爲基礎，逐步創造條件，實現没有“城中村”的城市社區與廣大農村社區的現代化的城鄉一體化，也許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鄉一體化的一種模式。多少年來，人們都在講城鄉一體化，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理論觀點和可行性對策，但没有給予“城中村”改造問題以充分的認識。現在把這個問題放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鄉一體化的視角來考察，並以此爲理論的依據，我們認爲是有益的。（二）從實踐依據上説，對“城中村”動大手術的直接起因，有人形容它是“巨人肚子裏消化不了的一塊异物”，會産生排异反應或成爲“毒瘤”。比如室内現代化，室外却髒亂差；出租屋中黄賭毒的屢治難止；亂搭亂建以及“握手樓”、“接吻樓”造成整體環境的嚴重破壞；供水、供電、排污、交通、郵電等等方面雜亂無章的現象，都是令人頭痛的“城中村”的弊端，不僅是城市社區已意識到要自覺地改造它，就連身處其境的“城中村”人也祈求逐步變革它。有這兩個積極性和主動性，“城中村”改造的問題勢在必行。

　　五、關子“城中村”整治的要求

　　“城中村”與城市社區的整體經濟、社會、空間的發展不協調、和諧，極大地影響城市社區的總體規劃、市政設施、城市用地、城市景觀以及環保治安等，因此要下决心整治。其要求是：它的發展必須以服從城市社區整體的協調與和諧爲基本原則；以土地、規劃、建設、人口、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合理調整爲基本取向；以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社區村民向社區市民和農村社區管理向城市社區管理的幾個轉變爲基本出路。據此，有關方面已提出“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完善設施，功能多元，環境净美，城鄉一體，依法管理”的具體要求，並與廣東發展“小城鎮”建設規劃相協調。當然，整治“城中村”，絶對不是把“城中村”中符合城市社區現代化發展的那些東西也整治掉，或者把“城中村”的整治當作純粹的行政指令來辦，裏面涉及許多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均有待逐步産生、完善與切實施行；也涉及輿論宣傳與理論對策的研究等。特别是在涉及到“城中村”集體或個人合理的、切身的利益時，務須處理好其中的矛盾，這裏面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充分重視起來。同時，整治“城中村”的工作雖然是勢在必行，但各個城市社區中的“城中村”以及村與村之間的具體情况並非完全一樣，因此要實事求是、因地置宜地開展，“一刀切”，是切不出效果的，甚至會適得其反。

　　六、關於“城中村”變革的模式

　　從廣東“城中村”變革的現有實踐看，可以歸納爲兩大模式：（一）較早見諸報端的是“珠海模式”。該市擬用二三年時間，用市場手段消滅“城市中的村莊”，讓村民贏得滿意的居住和生活環境，讓開發商贏得合理的利潤回報，讓社會贏得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風貌。據瞭解，25個“城中村”將被合成四五個各具特色的現代化社區，設計方案招標，政府和開發商負責幼兒園、學校、超市等服務設施的配套，原有的土地將被招標開發。同時，珠海市政府已出臺一系列補償及鼓勵政策（詳見《羊城晚報》，2000年6月12日。）（二）稍後出臺的是“廣州模式”。該模式有三種不同層次：第一種層次是“异地重建生態新村”，即選擇合適的地方“另起爐竈”建成新村，而且强調“生態”二字，例如沙東新村，可能會成爲廣州市内第一個農民生態村。第二種層次是“規劃先行以建帶治”，即自然村較多、較分散的“城中村”，首先是規劃道路網絡，把它的中心村與各自然村溝連起來，並在中心村先行公建配套設施建設，再逐步向各自然村擴展，前進村就是一例。第三種層次是“舊村整治重現美景”，即把原來在自然環境、人文景觀等方面較具特色的舊城村，加以合理揚棄與改造調適，使之舊貌换新顔，更展其現代與傳統兼容並收的風貌，獵德村正是這樣的典型（詳見《南方日報》，2000年8月1日。）。從上可知，“珠海模式”是以整座城市社區的統一整治爲主，“廣州模式”則以區鎮的統一整治爲主。

　　七、關於“城中村”消失的標誌

　　“城中村”的現象因歷史與現實而形成，也因城市化與現代化浪潮的衝擊而逐步消失。它的城市化與現代化既展現在表層，更展現在其深層。表層的城市化與現代化，如上述諸種模式的改造與整治，需要花許多物力、財力和智力，需要花較長時期的工作與奮鬥。如果説“城中村”表層的改造與整治能較早地收到成效的話，其深層改造與整治的成效則相對難得。所謂深層改造與整治，觸及的是“城中村”里人的現代文明綜合素質的水平及其程度。因此，在“城中村”改造與整治過程中，既要重視物的城市化與現代化，更要重視人的城市化與現代化，那種只重物不重人的片面認識與做法，是不對的。只有擺對“城中村”改造與整治中表層的與深層的之間的辯證關係，物與人之間的辯證關係，力求協調與同一，以達到較高的境界，並融入城市社區的現代化綜合水平與程度，分不出城市社區中，哪是原來的“城中村”，這便是“城中村”逐步消失的重要標誌。

　　總而言之，我們對“城中村”改造問題的理論探討與對策研究還剛剛起步，需要學習國外的有益經驗與做法，更需要在現在進行的這種改造的實踐中不斷總結與提昇。本文所論的七個方面，希望能起點抛磚引玉的作用。

　　（這是作者在廣東社會學學會等聯辦的“廣東改造城中村專題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於《南方日報》2000年10月22日，多家報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