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同志曾提出創立一門宏觀的、綜合的、高層次的、全面考察意識社會形態發展演進的“意識社會學”，它也“可以稱之爲精神文明學”（範英主編：《精神文明學論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頁。）。據此，我作了嘗試性研究，並將“意識社會學”當作“精神文明學”來探討，以便於同我國正在開展的精神文明建設的群衆性實踐活動發生普遍的共鳴與反應。而黨的十四大文件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設，首先要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在理論建設中，精神文明自身實踐所抽象出來的理論，以及以這種理論建構而成的精神文明的學科體系，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迫切面臨的問題。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的拙作《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初步從不同角度和層次上觸及了上述問題。

　　一

　　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當然是爲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如果没有或缺乏精神的文明，這個社會不是野蠻的、愚昧的社會，就是畸型的、落後的社會，不可能有完整意義上的民主、富强與文明可言。這就要求人們必須具有自知、自覺和自强意識，認清當今世界不同社會制度間全面的、艱巨的較量與競賽，同時付諸切實的行動，才不至於落後保守，夜郎自大，顧此失彼，亂了方寸。特别是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中講到，廣東要力争20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上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它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見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並以此促進其它文明的進步，這便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關聯。我們只有從這樣一幅綜合的圖景中，來認識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的内在規律，同時把這幅綜合的圖景放進世界的大範圍内加以考察，才會有冷静而明智的思維、客觀而實在的對策，以减少或避免不應有的失誤。

　　所謂社會發展，一指社會人的不斷進化趨勢；二指社會物的不斷豐富趨勢；三指社會人的進化與社會物的豐富的互相促進趨勢；四指社會的整體與局部之間優化制約、前進運動的趨勢。從社會發展的内涵可以看到，社會的發展既是人的發展，又是物的發展，也是人與物的交互發展，更是人與物所處的局部社會與整體社會的優化發展。看不見人的發展，把社會的發展僅僅當作物的發展；或者看不到物的發展，將社會的發展只當作人的發展；或者把人與物的交互發展狀態加以絶對的分割，把人與物所處的局部社會與整體社會看成是互不相關的東西，都是欠妥的。幾十年來，我們有過“見人不見物”、“見物不見人”的片面性傾向，也有過“關起門來搞建設”的錯誤認識與行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對社會發展應作怎樣的界説，不能不説是個很重要的問題。記取這些歷史的教訓，今天我們研究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的發展前進，就應把精神文明放進社會發展的四個層次之中，這既是精神文明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發展固有的重要内容。

　　二

　　《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一書，着重於精神文明建設實踐的理論概括，所講的無不與社會發展發生着緊密的聯繫。

　　大膽地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有利於我們的東西，包括它在精神文明範圍内各種先進的東西，是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和手段。現在我們提出追趕亞州“四小龍”的課題，就是其中一個方面。亞洲“四小龍”中的港（澳）臺，同我們内地還有“一國兩制”的特殊關係，而且近在身邊。所以，本書把研究“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作爲緊迫的任務擺在前頭。

　　筆者認爲，在“一國兩制”下建設各自的精神文明，必須弄清楚它的主要内容、相互關係和根本原則。從求同的角度看，主要是求愛國主義之同；求商品經濟交流發展之同：求社會生産力進步之同。而存异則主要是存不同社會制度之异；存不同思想信仰之异和存不同發展道路之异。不求同，無一國；不存异，無兩制。因此，求同與存异原則是前提原則、科學原則和長期原則。同時，由這一根本原則决定的合作與競争的關係、和諧與衝突的關係，又分别是“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途徑與方式。再就是“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共同的突破口，不在於思想理論方面，而在於文化（主要是指教育、科技、衛生和、體育和文學藝術等）這一廣闊的天地之中。

　　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社會先進的東西，没有試驗是把握不準的。廣東之所以稱爲全面改革開放的綜合試驗區，其中就包括了向資本主義社會學習先進東西的試驗在内。首先是創辦經濟特區的試驗，廣東的實踐證明是成功的。這就有個如何總結、概括經濟特區經驗與理論的任務。筆者始終站在熱情地對待這一新生事物的立場上，給予充分的支持，同時提出—些發展前進的對策，也引起了經濟特區有關方面的重視。

　　最近10多年間筆者觀察的對象，除了“一國兩制”和經濟特區之外，較多的還在於農村與企業。其中，廣東邊遠貧困山區的南雄縣，富裕地區“珠三角”的南海市，以及廣州近郊的白雲山制藥總廠，筆者均與它們建立了長期的聯繫，並通過具體的社會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例如，筆者於1986年提出文明户、文明村、文明鎮建設的建議；1992年初提出當今農村面臨的兩對重要矛盾——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矛盾，是現階段主要矛盾的具體表現的觀點，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重要問題。

　　三

　　《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一書，側重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其中不少内容是初步形成精神文明學這一新興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説，黨的十二大文件精神的指引，是筆者開始投入精神文明研究領域的主要動因。繼《精神文明學論綱》之後，筆者主編的國内精神文明研究領域首家大型叢書——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是以《社會公德概論》和《社會公德漫話》兩書爲先聲的，其後又出版了《職業道德新探》。推出這些書的原因有三：一是配合廣東省委在全省範圍内開展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的教育；二是作爲精神文明學的研究，應當從最基本的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方面入手；三是以往人們對社會公德的探討尚未形成系統，在職業道德的研究方面，適應新時期要求的内容也有待加强。在有關社會公德的兩本書中，筆者試圖建構社會公德的初步體系，同時關照提高與普及這兩者的關係。而在職業道德的研究中，則强調了從跨世紀的角度來闡析。同時，對職業道德與倫理學、人生科學和精神文明學的關係做了首次探索，提出從倫理學、人生科學和精神文明學三個角度來研究職業道德時，應把握它們的區别與聯繫。認識和把握這些聯繫與區别，有利於瞭解其交叉作用的情况，摒除門户之見，促進各自的完善。過去許多學科之間隔行如隔山，河水不犯井水，以至造成人爲的缺陷。這種現象與學科研究現代化的要求是難以適應的，與綜合探討社會主義的許多現實問題也是不相適應的。

　　這些年來，筆者對精神生産的重大問題曾作過研究。爲了强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意識，筆者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原理和精神生産的現實要求，特别對社會主義精神産品與物質産品的聯繫與區别做了7個方面的對比分析，以説明精神生産者的勞動爲什麽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精神生産者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應怎樣發揮獨特的作用等。筆者認爲，社會主義的精神産品的轉讓，可以分爲無償轉讓和有償轉讓兩大類型和無償性轉讓、低償性轉讓、等償性轉讓和高償性轉讓四種形式，它們都以自己的轉讓形式，共處於社會主義社會之中。這四種形式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範圍，并且發生交錯的復雜關係。但從總體上看：

　　帶有共産主義萌芽因素或成熟的共産主義思想要求的無償性轉讓形式，在社會主義精神産品的轉讓中，只能提倡雙方的自覺自願，而不能强行實施並占居主要地位；低償性轉讓形式在社會主義初期一個較長時期内，曾經成爲主要的轉讓形式。隨着社會主義歷史條件和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改善，這種轉讓形式已開始由主導地位退居次要地位，但還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作用，需要加以引導，促進其向等償性轉讓形式的全面轉化；高償性轉讓形式是對低償性轉讓形式的補充和對等償性轉讓形式的附加，旨在重奬那些有重要貢獻的智力勞動者，不可能成爲精神産品轉讓中的普遍形式或主要形式，但它在社會主義精神産品的轉讓中，處於特殊的地位和具有特殊的作用，並將同等償性轉讓一起，爲精神生産者所歡迎所擁護；社會主義精神産品的等償性轉讓形式，是社會主義精神産品轉讓的主要形式並占居主導地位，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按勞分配等原則在精神産品轉讓中的具體體現，否定這一體現，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不可能在精神生産者中間真正落實，長期輕視科學文化、輕視知識分子的極左流毒就會有其存在的市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事業就會停頓不前。總之，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在精神産品方面，比較理想的是以等償性爲主的轉讓形式，兼以高償性轉讓形式爲輔，並提倡無償性轉讓形式，使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可以堅持精神生産領域中的社會主義原則，又可以引導精神生産者和消費者向着未來共産主義的精神産品和無償性轉讓形式前進。這些基本觀點，用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眼光來看也是完全合適的。

　　四

　　在《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一書中，講精神文明研究的篇幅較多，也是本書的重點部分，包括精神文明學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義、本體層次及其主要特徵等。    

　　根據錢學森同志的思路，筆者以1988年4月與兩友人合著的《精神文明與社會主義》一書爲基礎，提出“精神文明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主體精神的形成、發展及其同客體存在交互作用的科學”這個界説。由這個界説决定，精神文明學主要的内容之一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起源與演進規律；之二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内部結構和外部聯繫的規律；之三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産品的生産、交换、分配和消費的規律；之四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自身建設的規律等。

　　在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内部結構時，筆者試用系統論的方法，把現在比較流行的“二塊論”即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發展成爲“三塊論”即文化、思想和審美。其中的文化主要包括教育、科技、衛生、體育和文藝；思想主要有理想、道德、情操、紀律和“三觀”；審美則内涵審美對象、審美意識、審美欣賞、審美教育和審美踐行等方面。就三者的關係而論，文化是基石，思想是核心，審美則是兩者的綜合。只有這三方面的統一，才能使精神文明的内部結構趨於真善美的交融，符合人類歷史的史實，成爲人們追求的合理境界。筆者認爲，處於自然之中的人類社會的文明，起碼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和生態文明等主要的成分。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多次指出過的，並非筆者個人的杜撰，也决非脱離現實的故弄玄虚。其中，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賴以産生、發展的物質基礎；政治文明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等發生聯繫的中介及主導；法制文明是精神文明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证；人種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主體存在；生態文明則是上述社會文明的客觀依託。只有把精神文明置於人類社會文明的諸系統中來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建設精神文明，引動社會的全面發展。

　　精神文明學要研究的主要内容，莫過於精神産品的生産、交换、分配與消費了。也就是説，不談或少談這個問題，其精神文明學的體系内容便未免失於膚淺單薄，它的實踐功用也會顯得暗淡無光。特别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研究精神産品的生産、交换、分配和消費的一系列規律，在一定程度上講，甚至比研究物質産品一系列規律還更艱巨、更緊迫、更重要。因爲一切物質産品的出現，都離不開精神産品的藍圖，只研究物質産品的生産、交换、分配和消費，可以説還只是半截子功夫，不是最根本的東西。因此，要真正搞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真正建設好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不可不注意精神産品四大環節的研究。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筆者在精神文明學的研究内容方面，把它擺在了相當突出的地位上。

　　與此同時，精神文明學還要研究各個社會、各個主要地域行業精神文明建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等。具體到城市、特區、企業、事業、街道、農村、少數民族、“一國兩制”和家庭、個人等社區或行業、群體或個體的精神文明建設自身，都有共性與個性的問題，需要給予不同角度的探討。這既是精神文明學諸多原理和概念被提煉出來的實踐之地，也是精神文明學賴以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基礎陣地。任何學説，離開了實踐之地和基礎陣地，它就會失去生命與活力，甚至於是“無病呻吟”的贅物。這是人們所不取的；作爲新興學科的精神文明學，更應避免這種情况，才會對社會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一書中，筆者就精神文明學的研究方法作了簡要的論述。筆者認爲，堅持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堅持各學科知識的綜合分析，是研究精神文明學的重要方法。在强調前兩個堅持的基礎上，筆者指出精神文明學這一新興學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爲主綫、各學科知識的有機綜合與結集；歷史唯物主義和其它學科不能代替它，它也代替不了别的；它就是它自己；這是由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和内容所决定的。對這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有利於正確地認識和吸收人類長期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有利於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交往和精神創造；有利於人自身精神素質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豐富。一句話，精神文明學是實踐的呼唤、時代的要求，是人們由必然王國跨向自由王國不可或缺的新興學科。

　　這門新興學科本身是有不同層次的。筆者對此作了區分。認爲人類一般的精神文明學、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是當今我國研究精神文明學學説的現實類别。前述三個層次的精神文明學既相聯繫又相區别，把握好這一分寸，有利於各層次的專門化研究和本學科的基本建設。

　　總之，這本書是筆者10年來耕耘在精神文明這塊新地上的實際紀録，它展示了從具體的實踐認識中受到啓迪，進而嘗試創立精神文明學也即意識社會學的大體歷程。可以肯定地説，這些探索還存在不少缺陷，需要加以完善，這只有留待今後的努力了。

　　（這是作者在1993年3月於深圳市召開的“93年度全國社會學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也是作者爲本次大會而撰寫的《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一書的部分前言，該書由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主要簡述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新興學科——精神文明學也即意識社會學的初始思路與概貌，獲得當次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一等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