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傻子”學地理

　　1956年高中畢業前夕，要填報昇大學的專業和志願，我思來想去，不知該填報什麽才好，遂走進班主任薛祚煃老師的房間向他請教，他開口就説：“你喜歡地理，就報考地理吧！”那時的學生没有不聽老師的話的，我就這樣毫不猶豫地填報了包括中山大學在内的幾間大學的自然地理專業。該專業屬理科（一類），考試科目除所有理科專業必考的數學、物理和化學外，還須額外加試一門地理。

　　考試地點在專員公署所在地常德市（管轄湘西北十多個縣），考場設在常德師範學校内。印象中考室十分寬大，其他科目考試時，都是人很多，屋子坐得滿滿的。惟獨考地理時空盪蕩，偌大一間考棚，只有我和龔倫杰兩個考生，而監考的先生却有四五人之多。有趣的是，我倆考試完畢剛上繳試卷，監考的老師紛紛圍上來和我們搭話，有的甚至好心地問道：“你倆怎麽這麽傻，既然能考數、理、化，爲何要去學地理呢？”爲何要學地理，我倆真像傻子一樣，在那裏無言以答。

　　不久收到“通知書”，得知我被録取在廣州中山大學地理係自然地理專業（許多年後，班主任黄美福老師告訴我，是他親到湖南長沙招生把我們弄來的），不勝欣喜。有鄰居却質疑：“少不入廣，老不入川，那是一個多瘟疫的地方，你怎麽考到那裏去了呢？”

　　2　嚴格完整的專業訓練

　　我就讀的中山大學地理係是1929年創辦的，當時它是國内第一間放在理科而且是按德國模式開辦的地理係，前兩届係主任都是德國教授，並一向以自然地理學爲特色，被譽爲“中國地理科學中自然地理學的起源地”（曾昭璇，1994）。1952年正式開辦自然地理專業。今天回想起來，4年來我們所受的自然地理學（專業）訓練，是嚴格而完整的。如一年級時開設的主要課程，除政治（馬列主義基礎，張迪懋和雷强老師）、外語（俄語，黄迪仁老師）和數學（高等數學基礎，李惠蘭老師）外，基礎課即有自然地理學概論（繆鴻基老師）、普通地質學（黄玉昆老師）與地史學（方瑞濂和鄧國錦老師）、測量學（陳華材老師）、植物學基礎（吴印憚和張超常等老師）；二年級開設的主要課程除政治（哲學，劉嶸老師）、外語（俄語，黄迪仁老師）外，專業基礎課即有地圖學（繆鴻基老師）、地貌學（葉匯和王鴻壽老師）、氣象學與氣候學（黄潤本、陳世訓和黄美福等老師）、水文學（沈燦燊老師）、土壤學與土壤地理（唐永鑾和黎積祥老師）、植物地理（覃朝鋒老師）；三年級主要開設區域地理課程，如中國自然地理（徐俊鳴老師）、中國經濟地理（樑溥老師）、世界區域自然地理（葉匯老師）等；四年級時曾補上基礎課化學（由化學係老師擔任），並開設水熱平衡概論（黄潤本老師）和航空像片地理判讀（繆鴻基老師）等講座課。應當認爲，上述課程内容設計的（自然地理）學科意識是較强烈的，課程的順序安排也是較科學、合理和嚴謹的，雖然它們也反映了前蘇聯地理學消極的影響（如取消人文地理學，自然與經濟地理學分家）。對大學一年級學生開設一門自然地理學概論，似乎很有必要，它不僅傳授了自然地理的基本知識，而且從一開始灌輸了自然地理的綜合理念，很有意義。加之我們的授課老師繆鴻基先生深入淺出、條理清晰的講解，很適合於我們這些從零開始的學子的需要，效果甚好。一年級時所學的其他基礎課如高等數學、物理、植物學基礎、普通地質學與地史學、測量學與地圖學及四年級補上的化學，都是爲了學好自然地理學打基礎的，它們似乎一門都不能少，否則難以搆築自然地理學的高樓大厦。二年級上的專業基礎課，大多是部門自然地理學的内容，這是對自然地理各要素的具體分析，即對自然地理各分支學科深入的瞭解。三年級時的學習又回到綜合的軌道上來了，徐、葉、樑三位教授所講的幾門區域地理課，以其豐富的内容或生動、嚴謹的講述，使我們加深了對地理學綜合性和區域性兩大特點的認識。學了這幾門課，似乎才算對中國和全球有了一些真正的瞭解。這期間，中山大學邀請前蘇聯著名自然地理和景觀學家A·Γ·依薩欽科教授來中國講學，其聽講對象爲全國進修教師，我們普通大學生無緣領受和問津，然出於好奇，我們有的同學也借來厚厚的《景觀學》講義啃一啃，什麽景觀州、景觀縣、景觀區……諸多概念，既新鮮又頗富營養，它使我們進一步感受到自然地理學的綜合美。還有學部委員（現稱院士）、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長黄秉維先生等許多著名學者和地理學家來校演講或作學術報告，大師們的智慧和風采感染學子，更增我們對專業的熱愛及信心。

　　事實證明，通過上述課程模式培養的學生，自然地理學的專業基礎不錯或較扎實。正如葉匯教授在我班入校就讀40週年時編輯的《自然地理學研究與應用》一書的序言中所講：他們（指我班學子）的成材，説明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對他們的培養是成功的。我以爲，其所以成功，嚴格而完整的專業基礎訓練，頭等重要。

　　當然，世道在變，地理教育的方式與模式也在不斷變化着。此後中大的自然地理教育有許多變异，如綜合性的自然地理學概論早就不上了；曾將地質學基礎（含地史學）教學普遍削减至半年甚至更少或完全被取消；各部門自然地理學的教學内容曾被强扭在一起變成所謂“一條龍”式的一門課程；爲了加强生態學的課程，連地貌學也被砍掉過；至於各種區域地理課，更是統統被趕下了臺。與此同時却增加了不少趕時髦或“應用性”很强的課程。我不便評論現在的各種改革是否一切皆好，但基礎課與專業基礎課在削弱是不争的事實；我亦不敢説過去的各種課程内容與安排一定都很好，但以往重視基本功的訓練，確乎還值得今日借鑒。

　　3　豐富多彩的野外實習與科學考察活動

　　曾昭璇先生曾説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是“長期的野外工作精神”，即重視實地野外工作。確實如此。我們在讀的4年中，參加了許多有意義的野外實習和科學考察活動，從中受到很大的鍛煉，獲益良多，終生受益。如一年級上自然地理學概論和普通地質學兩門課時，幾乎每星期都要外出野外實習一（天）次。我們的第一次野外實習，是在繆鴻基、黄玉昆等老師的帶領下，到白雲山南坡看斷層陡崖及到東麓梅花村察看山麓洪積—冲積扇地形，接着往東到黄麖塘觀察沙河的河流堆積階地。中午在沙河鎮的沙河飯店用餐，100人左右的師生大隊伍，開10大桌，聲勢浩大，享用該飯店著名的廣州美食“沙河粉”，至今印象深刻。以後的主要課間野外實習還有：到河南七星崗察看海蝕地貌、到黄花崗後邊的鐵路旁觀察崩崗（水土流失）地形、到車陂河吸水場看河流堆積階地及其埋藏的腐木、經過華南工學院時感受“中大臺地”地形的迷惘（實習參考資料中，印發有吴尚時教授1937年寫的《中大石牌臺地地形研究》一文，該文稱中大臺地無制高點不易認路，仿若入了諸葛亮的八陳圖，有迷途之苦）、到廣州東北郊水聲下考察河流侵蝕地形即觀察裂點（瀑布）以下的深切河谷之“侵蝕回春”現象與裂點（瀑布）以上的寬谷及古剥蝕—侵蝕面特點、到廣州西北郊的横沙看石門峽谷及到石井地質實習觀察“小坪煤係”的頁岩層及其褶皺搆造……等等。該學年結束前的長達一月之久的暑期野外地質與測量總實習的地點在南海縣西樵山，時住雲泉仙館内（老師宿“白雲精舍”，學生睡香客大房雙層木架床，内含臭蟲），學校派名厨師謝志球（稱“謝伯”）專司我們的飲食，牛肉炒切粉與時菜毛瓜（節瓜）湯，至今令人垂涎。測量實習先在山下平地“拉基綫”，然後用小平板測出山坡地形圖；地質實習在飯蓋崗“拉剖面”，“沿山坡而上”，觀測點1、2、3、……。登西樵山最高峰——大科峰，向北眺望，見左有西江南下，右有北江東去，忽生鄉愁，於是仿傚辛棄疾登北固山《南鄉子》詞胡謅之：

　　

　　　　何處望澧州？

　　        滿眼風光西樵樓。

　　        遊子思鄉多少事，

　　        悠悠，

　　        何以西江轉南流？

　　        ……

　　二年級時的地貌、水文與植物地理總實習，安排在1958年冬於高要（肇慶）七星岩與鼎湖山進行。可惜其時我已與彭補拙、涂成焱兩君被派往北京參加國家大地圖集編輯、學習去了，無緣感受。

　　在校期間，還有4次重大的大規模野外科學考察活動，使我得到了更大的鍛煉。

　　第一次重大的實踐活動，是1958年下學期我班學習參加的廣東省土壤鑒定工作。大家被分散到全省各地，從粤東到粤西，自粤北到海南，一人一個縣，進行土壤類型普查並做土壤區劃研究。這是第一次被逼較獨立地開展野外調查研究工作。我被分配到雲浮縣。我與省土地利用局技術員李祥深在一起，我們兩人跑了大半個雲浮縣的山地（曾登該縣最高峰：海拔1050m的大雲霧山）和洞谷。我們挖土壤剖面，採土壤標本。還到德慶縣調查，穿越象牙山時，在陰濕的叢林裏遭山螞蝗襲擊，雙脚之指間被此吸血小蟲咬得鮮血淋漓。這就是鍛煉：没有老師在跟前，要獨立觀察、分析、記録各種現象，要獨立寫總結報告，還要獨立製作土壤類型圖與土壤區劃圖等。總之要獨立做一切事情。

　　第二件重要的實踐活動，是1958年11月至1959年5月1日在繆鴻基先生帶領下到北京（地圖出版社）參加國家大地圖集編輯與學習。時北京内、外城墻猶在，護城河亦未填没。國家大地圖集編輯工作在當時是地理、測繪學界的一件大事，由前蘇聯著名地圖學家卡雷也夫斯基卡婭做顧問進行指導，全國高校僅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三間大學派師生參加，可見當時中山大學地理係在全國的份量與地位。這方面詳情，成焱兄有專文憶及，這裏不再贅述。

　　第三、四件重要的科學考察活動，是1959年下學期進行的華南綜合科學考察（打着中國科學院的旗號，我和一部分同學參加廣東江門專區的考察，另一部分同學如龔倫杰、王文介、周源和等參加廣東韶關專區的考察）和1960年上學期進行的以黄玉昆老師爲隊長的廣東省海岸帶地貌與第四紀地質調查（我和謝永泰、許宗藩、應秩甫等同學參加了在粤西海岸帶的試點調查研究工作）。這兩次調查，對我們的業務能力和野外工作精神，有更全面的鍛煉，而且對個人今後專業發展方向亦有較大的影響。

　　正如後來“小官”樑必騏同窗總結的：通過這些重要的科學實驗與考察活動，使我們“從中受到難得的實踐鍛煉，並培養了不怕苦不畏難的野外工作精神，進一步提高了分析解决實際問題和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重視野外工作的優良傳統，在我們這一代學子的身上，表現是很突出的。

　　4　群星閃耀

　　據稱，上世紀50年代，中山大學地理係教授、副教授之多，居全國同類校、係之冠。教授我們各門基礎課和專業課的老師，大都是學識淵博、技藝超群的高水平教師，他們講課的内容豐富、生動並各具個人特色及魅力。

　　首先應該重點講講自然地理學概論的授課老師繆鴻基先生。他未出場前，已有衆多助教如温長恩、黄興、李孔鴻等老師在黑板兩側的墻上掛滿各種教學圖並在講臺兩邊分列就坐面對着我們，這架勢是我們在中學時看不到的。只聽一聲鈴響，這位40歲左右的先生西裝革履，手提棕色大皮包，跨入課室，大家自動起立向先生行注目禮，先生亦平行伸出雙臂，兩手向下閃動了幾下，示意請大家坐下。那時的繆先生紅光滿面，戴一副白色鏡框的近視眼鏡，黑色頭髮梳得整齊且油光可鑒，盡顯大學者、大教授的威嚴及風采。但他説話的語調極爲和藹；板書十分端正美觀；講課内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1）、（2）、（3）、（4）、……，條理非常清晰和分明。他上課時兩次説過一句給我印象很深的話，是强調地理學家由於具有綜合觀點的優勢，科學考察時大多是當隊長。繆先生是國内知名的地理、地圖學家，曾留學美國。後來他還爲我們上地圖學和航空像片地理判讀兩門課，當時還没有遥感，但他準確捕捉到遥感的前兆——航片判讀，講授這樣的課程，是開國内之先河。他謙虚謹慎，好學多問，平時隨身携帶一個小筆記本，開會、討論或聽報告，總是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記着什麽。八十高齡後，他體力較弱，深居少出，偶見他手柱拐杖在校園散步，而他老遠看到了我就會主動招手示意，但却從不言語，這大約是爲節省精力之故。

　　黄玉昆先生亦是我們的主要啓蒙老師之一，我們入大學的第一堂課就是他上的。黄先生説的是廣式普通話，“普通……地質學”、“康德……拉普拉斯”獨特的聲音及韵味，至今言猶在耳。那時他剛從北京地質學院進修回來（師從前蘇聯地質學家巴甫林諾夫），年輕有型，具陽剛美。他上課時的習慣性動作，是頭髮總是愛從前額下滑遮障眼睛，要不時用手將之往上撥。他生性樂觀，説話有趣、有幽默感。如一年級在横沙、石井地質實習時，觀察“小坪煤係”地層，該地層中富含植物化石，我們大家都很感興趣地挖找，他即説：“你們認真地找吧，誰找到了一塊化石，奬一顆糖！”説罷就和方瑞濂、李丙怡等先生一齊到茶樓嘆茶去了。我等真個認真地敲化石，收穫頗豐，跟着就去茶樓吃午飯。黄先生是著名的新搆造和第四紀地質學家，他爲在中山大學復辦地質專業和地質係立下了汗馬功勞，曾任地質係係主任。他既是我師，亦爲我友。他待人謙和、寬厚，從不與人計較一事之短長，更不會與人記恨結怨，即便你與他針鋒相對、呈對立狀態或争論問題弄得他面紅耳赤，過後竟象無事一般。他不幸於上月（5月）逝世，送别之日，我正出差南京，時與彭補拙兄談及先生事，不勝感慨、惋惜。

　　其他各位老師也都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如擔任氣象學與氣候學教學的兩位教師黄潤本先生和陳世訓先生，學問都很深，然講課風格回异。黄先生上課語氣平直，思路嚴謹、嚴密，他編寫的《氣象學與氣候學》講義，後經修訂（與黄美福先生合作）出版，被教育部指定爲全國大學地理學係的教科書，長期在國内使用，影響很大。陳世訓先生講課則像演説家一樣，有激情，説話有板有眼，語調抑揚頓挫，還有各式各樣的手勢動作，很具鼓動性，能抓住同學們的注意力。當時他正在編著《中國的氣候》一書（我曾在閲覽室見他修改書稿），該書出版後很受讀者的歡迎。水文學與水文地理的任課老師是沈燦燊先生，他平易近人，笑容燦爛。在衆多授課老師中，只有沈先生常在晚上深入到學生宿舍爲同學們答疑解難，這在當時很突出。沈先生是國内著名的水文與水文地理學家,我個人後來的工作與水發生很大的關係,就曾受到過他的影響。地貌學與世界區域自然地理兩門課，都是葉匯先生爲我們上的。葉教授爲留德博士和本係首届畢業生，屬老前輩，他講的課以内容豐富爲特點，特别是世界區域自然地理所講的内容，涉及世界各大洲不同的地質搆造、地形、氣候、水文、土壤與生物諸多自然要素及環境特徵，聽後使我大開眼界。1959年他應邀北上參加長江三峽及四川雅礱江流域的地貌考察，爲三峽工程前期的科學論证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上海參加全國河口海岸學術會議，有一位專家當我面對我們的葉匯教授稱贊不已，原來當年他作爲北京大學學生曾隨葉先生考察過長江三峽和雅礱江，深受其教益。土壤學與土壤地理的主要任課老師是唐永鑾先生，其次是黎積祥先生。該課涉及化學的内容較多，與其他課相比别具一格。自黄秉維院士提出化學地理學爲自然地理學的三大發展方向之一後，中山大學更加重視了以土壤學和土壤地理爲基礎的化學地理學的發展（我們四年級時曾補上化學基礎課）。唐永鑾先生爲我國化學地理學和環境地理學主要開拓者。而黎積祥先生對中山大學土壤學與土壤地理學及其實驗室的發展建設，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領導我班同學參加廣東省土壤鑒定，有關考察成果後由他執筆寫成廣東土壤與土壤區劃的論文在地理學報上發表，所得稿費還分發給我班每個同學（一人一元），我曾用這一元錢買了一本前蘇聯卡列斯尼剋的《自然地理簡明教程》（中譯本）的書做紀念。徐俊鳴先生和樑溥先生分别爲我們講的中國自然地理和中國經濟地理兩門課，都以高度的綜合性和區域性爲特點。兩先生的綜合分析與概括的能力都很强，本來易生枯燥感的這兩門課，却被他倆講得饒有趣味和動聽。徐先生是能用極精煉的文字語言來表達極豐富科學内容的高手，如他用“短而壯”形容珠江及其逕流特徵，並用“四時皆爲夏，一雨便成秋”與“偶有奇寒”來概括廣東的氣候特點，令我們印象深刻，永生難忘。樑溥先生爲著名經濟地理學家，他還是我國農業區劃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一貫倡導經濟地理研究要與自然地理研究相結合，而且還要以後者爲基礎，這與當今有的經濟或人文地理學者“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陳傳康語）的“特色”根本有别。

　　其他基礎課的授課老師也有不少特點或趣事值得提一提。如陳華材先生講的測量學，就以認真、負責、細緻爲特點。1960年初，我爲國家自然大地圖集編制湛江湖光岩火山（口）地貌圖，該山海拔很低，寥寥幾根等高綫難顯山體之形勢，陳先生助以暈渲（法）表示，頓使該圖生色。又如植物學基礎課由生物係著名植物學家吴印憚教授擔任，這種情况（名教授給外係大學本科一年級的大學生上課）在今天已極爲罕見。物理課老師的粤音濃重，我把他講的“孤立系統”竟然記録成了“孤拉海統”。再又如張迪懋老師考我們的馬列主義基礎用的是口試法。我們排着隊，一個挨一個地被叫名進屋抽籤選題目，跟着略做準備（寫提綱），便當面口答。這别開生面的考試辦法，開始時還真使我頗感緊張。俄語老師黄迪仁女士的講課或答疑很細心和有耐心，天冷時，她上身喜着一件紅色開胸的毛衫在外面，與下身藍色長褲相互襯托，顯得既美觀又莊重、得體。

　　還有兩位重要的先生，我無法忘記他們：一位是班主任黄美福（現名黄偉峰）先生；另一位是李見賢（現名黄進）先生。黄先生把我們引入門，對我班同學關懷備至；李先生則指引我的方向，我後來的學習和工作都受到他重要的影響。

　　總之，中山大學星光燦爛。我們受教於如此多而優秀的教授先生們，無比幸運、無比幸福、無比自豪！有如此多而優秀的教授先生教我們，即使是像我這樣的頑石笨木，也不能不爲之有所動而有一點開竅。

　　5　“一〇六”素描

　　我們地理係自然地理專業56級（60届）的同學共47人，其中男生37人，女生10人，有港澳生9人。一年級時男生分5個房間住中區第2學生宿舍（現人口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等單位駐地）。女生住東區“廣寒宫”，但小組學習、討論時，她們被分散到幾個男生房間參加活動。我住106號房間，同室有許雲、關鑠波、葉亞洲、蔡述明、彭補拙和龔倫杰等同學，共7人，參加本室小組學習討論活動的女生有柯佩輝、郭文瑩、林碧和張永芳等四位。

　　這都是一群極平凡、極檏實的男女生們。但他（她）們的個性及特點很不相同。許雲和關鑠波同學都是調干生，年紀稍長一點，他倆閲歷豐富，見多識廣，對許多問題和事物的理解能力都比我們强。如許雲同學，他來自廣西，是黨員，政治思想較成熟，又能説會唱，甚是活躍，自然就成了我室乃至全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唱的女歌唱家黄虹的雲南民歌十分悦耳動聽，看得出，他爲擁有一位幾乎與他同姓同名只多一個“杏”字的年輕妻子而感到幸福，我尤驚奇他能俏皮地當着身懷六甲的女數學老師的面，替她測算未來出生者是男抑或女。關鑠波同學來自廣州某工業部門，他較爲高瘦，學習成績好，説話口齒清晰，講標準廣州話，普通話也很純正，而且兩眼可傳神、會傳情，每逢外出，都要先梳理打扮一番，衣着較爲講究，給人以美好感，他很樂意並善於與女同學交流學習心得。葉亞洲同學較爲謹慎、厚道，他來自澳門，平時説話或開會發言聲音小、速度慢，連頭都不敢抬，公衆場合大多是躲着的多，從不喧嘩，更不會刻意表現自己、突出自己。他胡鬚濃密，處理辦法是每日清早用刀刮，晚上熄燈上床後躲在蚊帳内悄悄地用鋏子拔，每年暑假地都要回澳門看母親，每次返校必帶來一罐杏仁餅讓大家分享。蔡述明同學來自廣東歷史文化名城潮州（潮安），大約是受該地歷史文化之熏陶，他説潮話、唱潮曲，文筆好，還堅持每天寫日記，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温文爾雅，頗具儒者風采。而我等（彭、龔、李）三個湖南人，着布鞋，土裏土氣點。但龔倫杰同學很活躍，他曾於校話劇社演出的話劇《清風亭》中飾演角色，還與我一起參加校美術社活動，學習繪畫，平時他對人或物喜評論，對國家事、天下事有獨到見解，一年級時視力開始變差，往中山五路眼鏡店配了一副棕黑色鏡框的近視眼鏡戴上，大家都叫他“柯斯佳”（前蘇聯電影中人物）。彭補拙同學個頭不高，却很健壯，他快人快語，説話有份量、有力量，加之湘音稍重，能吃很辣很辣的紅辣椒，106室瀟湘三學子中可能數他最具標準湖南人的特色。至於四位女同學，也很不一樣。柯佩輝同學精幹、簡練，走路輕快，她也是潮州人，待人接物有禮、有情、有俠義心腸。郭文瑩同學出生在香港，她嬌小，膽子也小，一頭短發，像個小男孩，常和我班另一位女同學錢潔儀走在一起，出入成對，像是一對親姐“弟”。林碧同學，廣州人，個子小，眼睛大，甚機靈，她説話乾脆，爲人爽快，只要兩眼一轉動，總有精彩的話脱口而出，可能與此特點不無關係，很得關鑠波的青睞，終在他的緊追之下，倆人後成眷屬。還有一位女生是張永芳同學，她乃湖北沙市人氏，樣子清秀，身材高挑，胸部豐滿，能歌善舞，通詩會文，真個多才多藝還有姿，活躍在學校多種舞臺上，尤以與中文系韓世華合演的花鼓戲《劉海砍樵》在全校引起轟動，因之招來外係多人的追逐，却無成功者。如此佳人，難道只是“墻内開花墻外紅”，本室本班竟無一人動心？否！應有多人在窺之、想追之，只是時候未到，尚未有明顯行動吧。機會終於來了。大約是在第二學年度的第二學期，我室有一同學被推薦到校廣播站任編輯，時張已是廣播站的播音員，從此每星期總有一二日在中午廣播結束時，會聽到這樣的廣播結束語：“今天廣播到此結束。值日編輯×××（我室該同學），播音員張永芳”。好一個“值日編輯與播音員”！真乃天賜良機製造了一種結合。果然，後經京穗緊密鴻雁傳情，名花終有主，我106小組又多了一對成功的“梁山伯與祝英臺”！

　　然而，就是這些極平凡、極檏實的男女生們，與我班其他同學一樣，後來在我國的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及各種學術舞臺上做出了很不平凡和很重要的事情。這些都是後話。

　　6　尾　聲

　　同學們一個個都畢業分配走了，有的去了南京、上海，有的去了青島、武漢，有的去了湖南、廣西，也有的落實在廣州的華南綜考隊或留在本校。只有我一人似乎被遺忘了，無人通知我將何往，在此獨守空樓。《青春之歌》與《紅日》兩本大部頭的小説各吃了一遍，時間過去了一個多月，還是没有消息。直至8月底，新學年即將開始，宿舍準備清掃迎新，我才開始有些緊張起來。於是，决定硬着頭皮找領導去。我來到地理樓（今電子係大樓）三樓係主任辦公室前，見鐘衍威副係主任正在室内，便走進去問道：“鐘主任，我到底分配到何處呢？”他抬頭望瞭望我，半晌没有出聲。忽見他猛地吸了幾口煙，跟着用力地把菸頭扎在桌上的烟灰缸中，斬釘截鐵地對我説：“就這樣定了，你現在就去學校人事科報到！”至此，我的南國求學生涯，才算劃上了句號。吾不知敝人之工作分配爲何拖了這麽久，現在也無必要再去探個究竟什麽的，但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我個人人生道路的這道重要關口，是這位鐘衍威副係主任拍的板、把的關！痛惜鐘先生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致死，而我在心裏却永遠記得他、懷念他。

　　

　　（原載：樑必騏主編，重睹芳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