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香港回歸10年的經濟軌跡，不難發現它經歷了近似W形的沉浮降升。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如何解讀香港經濟沉浮降升的10年軌跡?如何據此辨認香港經濟的未來路向?

　　一、香港經濟下滑的癥結探究

　　九七回歸前夕的香港，正處於國際資金大會餐的巔峰盛宴之中。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性事件，成為在港的外資、華資、中資以及國際遊資等各種資金分別基於不同動機而合力炒作的巨大題材。就在這一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按當年價格計算，下同)增長11.9％，其年增長率為後來的10年都難以企及。

　　然而，就在這年10月，剛爆發不久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香港，在恆生指數大跌過半的情況下，新成立的特區政府為了捍衛香港聯繫匯車制度，挽救崩潰的股市，毅然動用上千億外匯儲備，在港元市場、股票市場與期指市場上，與國際投機者展開全面博殺，最終擊退投機者精心策動的集團式攻擊。

　　可是，由於股市大幅下挫，賬面巨額收益迅即蒸發，樓市價格也隨之大跌，1998年10月的房地產價格跌至上年高峰期價格的一半，估計1997—2001年的4年間，因房地產價格暴跌，全港私人樓宇蒸發將近兩萬億港元的財富，相當於香港失去一年半的本地生產總值!②

　　隨著各路資本或抽逃或敗亡，香港經濟大受打擊。1998年，香港GDP從上年11.9％的增幅降到當年的-3.4％，合計跌幅達15.3％。次年，香港GDP的年變動率又降到-2％。這表明，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確實使香港經濟遭受重創。

　　2000—2001年，香港經濟稍有恢復性的正增長。可是，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由此引發美國經濟的長期積弊，進而導致世界經濟不景氣，致使香港經濟在2002年再度下滑，GDP年變動率降至-3.4％。2003年春夏，香港又遭受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襲擊，一時百業凋敝，經濟進一步跌至谷底，當年GDP年變動率再次降至-1.6％。至此，香港回歸後的6年間，經濟竟有4年出現負增長!當時，擔任香港特別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承認：“香港經濟正處於戰後罕有的困難時期。”③

　　人們在檢討香港回歸後經濟出現多年負增長原因的時候，往往歸咎於亞洲金融風暴、美國“九一一”事件以及SARS等外部負面因素對香港的衝擊。如果僅僅這樣解讀香港經濟的敗績，就會將導火索誤認為炸藥包，漠視與放縱了在外部因素激化下從根本上危害香港經濟的內在癥结。事實上，正是由於這些癥结在九七前後的存在與延續，才使得香港容易在外部衝擊下發生內部的連鎖反應，擴大衝擊面引發的致命傷，以至於香港未能像同遭此類衝擊的韓國、新加坡等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體那樣，只經歷“V”形的一次降升反轉，就擺脫外部衝擊的負面影響，在亞洲地區率先實現經濟的復甦與正常增長。

　　香港經濟的內在癥结，首先是九七前長期形成高薪酬、高物價、高通貨膨脹的經濟運行模式。這一模式很容易被外部負面因素所引爆，從而導致經濟的衰退。1976—1988年間，香港經濟的高增長一直與高通脹相伴而行。1989—1997年間，香港經濟的通脹率普遍大於增長率，經濟增長終於被通貨膨脹所拖累。究其原因，首先是此時的服務業已經取代製造業而佔據產業结構的主體地位，該產業的特殊性導致工資成本迅速上升，相應帶動社會消費價格提高。其次是大量涌入的外來資金加劇了本地的消費需求，加上港英當局在九七回歸前有意採取大灑金錢的薪酬政策，兩者都進一步吹脹了高薪酬、高物價、高通貨膨脹的經濟泡沫，最終使香港經濟賴以持續騰飛的要素稟賦優勢蕩然無存。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戳破香港高通脹的經濟泡沫之後，高薪酬及其導致的高成本仍然成為妨礙香港經濟復興的難治之症。

　　香港經濟的另一內在癥结，在於回歸後未能有效引導本地最具優勢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升級轉型，反而在是否重振製造業的主業方向選擇上虛耗資源，削弱了依靠自身力量、重振本地經濟的能力，從而使得開始於21世紀初的戰後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進退失據，成效不佳。20世紀80年代香港製造業內遷以後，服務業就在香港經濟结構中佔有大半以上的比重。九七香港回歸時，服務業已佔香港GDP的85.9％。香港經濟大幅下滑後，有些人認為，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製造業外遷，導致產業结構“空洞化”與過分依賴服務業發展的產業結構失衡。因此，他們力主香港實行“新工業化”，以求取得第二、第三產業的平衡。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採納這一主張，相繼宣佈發展高科技產業規劃，計劃將香港建設成為電子信息產業的“數碼港”和中醫藥產業的“中藥港”等。可是，香港本地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比較優勢畢竟不多，相關項目難以在短期內取得顯著成效。以至於緊跟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將生產性服務業向知識經濟服務業升級轉型的重大佈局，不得不留待曾蔭權領導的下任特區政府來解決。

　　香港經濟的又一內在癥结，在於回歸後未能及時確立背靠祖國內地、尤其是背靠珠江三角洲及華南腹地以重振本地經濟活力的發展策略，以至於延誤了在一國框架下進行香港與內地經濟協作與融合的時機。隨著香港製造業在80年代大舉內遷，珠三角率先成為中國的“世界工廠”，香港與珠三角形成“前店後廠”式的垂直合作的經濟關係。然而，90年代末以來，深圳、廣州以及長三角的上海等區域經濟的核心城市都迅速縮小先前與香港的經濟落差，並且分別建立起各自鏈接國際市場的直接通道，香港作為珠三角通往國際市場的主店地位隨之逐漸動搖。深港關係、穗港關係乃至粤港關係都正擺脫“前店後廠”的模式，朝著平等合作的方向發展，在某些行業甚至還出現相互競爭的趨勢。然而，在此新形勢下，回歸後的香港依然沿襲以往重視海外市場、輕視內地市場的營商偏好，沿襲以往居高臨下地“北望神州”、重視京津滬、忽視珠三角的等级觀念，不僅沒有及時搭乘內地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列車，而且也沒有及時協調好與經濟聯繫最為密切的珠三角核心城市的合作、競爭關係，最終只能獨自忍受經濟衰退的煎熬。

　　二、香港經濟復興的内外因素

　　2003年，既是香港回歸後經濟跌至谷底的一年，又是中央政府採取多項重要措施、幫助特區政府扶持香港經濟走向復甦的關鍵一年。

　　這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俗稱CEPE)在香港正式簽訂。該協議的總體目標是：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根據協議，內地自2004年1月l日起，對原產香港進口金額較大的273個稅目的產品實行零關稅，同時進一步向香港開放多種服務行業。協議對於香港的意義，被人們稱為繼九七政治回歸之後的經濟回歸。

　　這年7月28日起，中央政府還陸續開放內地部分省、市居民到港澳地區個人旅遊的“自由行”。踴躍參加“自由行”的內地居民，很快使一度蕭條的香港市面洋溢商機，投資者的信心得以恢復，經濟隨之活躍起來。

　　2004—2006年間，香港GDP逐年實現4.1％、5.3％、6.7％的增長。其中，2005—2006年的GDP分別達到13843.23億和14774.05億港元，相繼突破1997年創下的13634.09億港元的記錄；2006年的人均GDP達到21.55萬港元，突破1997年創下的21.01萬港元的記錄。2006年香港GDP的實質增長率雖然僅為6.8％，低於2004年的8.6％和2005年的7.5％，顯示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但是它仍然遠高於九七回歸後10年的平均趨勢增長率4.2％。而且，2004—2006年連續三年的平均趨勢增長率達到7.6％，這種連續三年的高增長在1997年和2000年這兩個有重大泡沫的年份都沒有延續出現過。如此快速的持續增長，只有上溯到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1987—1989年間才可以比擬。可見，2004—2006年的經濟復甦勢頭的強勁與持續，在當代香港經濟史上並不常見。

　　尤為難得的是，這3年的強勁增長是在較低通脹率的基礎上實現的。2006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2％，雖然高於上年的1％，但仍然维持在較為溫和的水平。這表明，經過回歸10年經濟的跌宕起伏，香港確實走出經濟沉迷的低谷，重新進入連年持續高增長的光輝年景。

　　探究香港經濟復興的缘由，可以恰如其分地將CEPE簽訂、“自由行”開放等中央挺港政策，確認為激發香港經濟復甦的有利契機。除此之外，還應該清醒看到：香港經濟復甦還得助於國際經濟環境好轉與本地比較優勢演進等基本因素。只有全面瞭解這些因素，才能準確把握未來香港經濟的發展路向。

　　香港是面向國際市場的開放型經濟體，國際市場的風雲變幻直接影響香港經濟的盛衰。2004年，世界經濟在經歷3年調整之後，最終擺脫持續低迷，進入溫和增長期。國際經濟環境的好轉，加上中國大陸經由香港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增加，有力地促進了香港進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當年進出口貿易業佔GDP的比重達到21.3％，次年增加到22.5％。其中，整體貨物出口在2003—2006年間連續4年實現雙位數的高速增長，成為拉動整體經濟復甦的強勁內在動力之一。

　　在香港經濟的發展歷程中，曾經幾度出現衰退、復甦與飛躍的降升軌跡。雖然導致降升的外部因素因時而異，重振香港經濟的內部因素仍然最終來自本地自由經濟體制長期鑄就的比較優勢。就回歸後香港經濟蹶而復振的內因而言，儘管推動香港經濟全面起飛的土地、勞力等本地要素稟賦優勢，已經作為經濟繁榮的代價與亞洲金融風暴的犧牲品而一去不復返；儘管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组織，內地全方位開放，沿海各港口城市直接發展遠洋貿易，香港在中外經貿關係中獨有的中介地位、獨特優勢與巨大利益正在遭遇分流、挑戰和競爭；可是，香港仍然擁有長期名列世界榜首的自由經濟體制以及與之配套的法治制度優勢，擁有直接與經濟全球化相衔接的貿易、金融、信息等生產性服務業優勢，擁有不可替代的亞太地區轉口貿易樞紐港的地理區位優勢，2004年起還獲得由於與祖國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而不斷補充的異地要素稟賦新優勢。正是憑藉這些內在優勢，依托外部有利契機，積極推進產業升級與轉型，香港經濟就才能夠煥發生機。

　　在經濟下滑與復甦的過程中，香港開始了艱難的經濟轉型，這是繼20世紀50年代開始工業化、80年代開始製造業內遷之後進行的第三次經濟轉型，雖然這次轉型還在進行過程中，但它已經顯示出積極推動經濟復興的內在活力與特色。

　　首先，它完全確立了服務業在香港經濟結構中的绝對主體地位，並且以製造業在GDP比重中持續下降的實證，平息了主張香港實行“新工業化”以達到第二、第三產業平衡的意見。1997—2005年間，服務業佔香港GDP的比重逐年擴大，從85.9％增加到90.7％；製造業的比重則從5.5％逐年降至2.99。這表明，製造業外遷並未造成本地產業“空洞化”，服務業的“一枝獨秀”依然可以促使香港經濟復甦和持續發展。

　　其次，它促進了服務業的產業升級與優化，加強了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優勢主體地位。1997—2005年間，批發零售、飲食酒店、地產及樓宇業權等傳統消費服務業佔香港GDP的比重，均有明顯的逐年下降。其中，地產業在1997年的GDP比重高達9.6％，2005年下降到4.5％，反映出香港回歸前房地產炒作的狂潮經已消退。與此同時，進出口貿易、運輸倉儲、金融保險、通訊、商用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則在整個服務行業以及GDP中佔有過半以上的比重，並有不同程度的逐年增長。其中，進出口貿易在1997年的GDP比重為17％，2005年增加到22.5％；金融保險業在1997年佔GDP的10.3％，2005年增加到12.7％。④

　　再次，它充分發揮高度發達的自由經濟體制與生產性服務業在編織全球商業網絡中的巨大績效，使香港發展成為以貿易、金融和商用服務為特色的總部經濟的亞太地區首選城市之一。2006年，外資母公司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共有1228家，還設有地區辦事處和本地辦事處共5126家；與2001年相比較，總部增加284家，辦事處增加1603家。2006年，在港設立總部和辦事處最多的國家及地區，依序是美國、日本、英國和中國內地等。這些駐港總部、辦事處的設立和發展，增強了香港依託祖國內地、面向國際市場的經濟競爭力。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它通過在通訊、金融、進出口貿易等服務行業中應用高新科技與創新元素，開始向高增值的知識服務業轉型，從而有效地提高員工的勞動生產力。2000—2006年間，香港按照每名就業員工的本地生產總值計算的勞動生產力年均增長約3.7％，明顯高於同時期的韓國(3％)、新加坡(2.4％)、台灣(2.2％)以及美國(1.6％)、日本(1.6％)的勞動生產力，也高於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年均升幅2.8％。⑤香港勞動生產力的顯著提高，構成經濟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同時也有助於抑制生產成本與社會通脹率的上升。

　　在上述內在轉型功能的作用下，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發生了令人欣喜的變化。2006年，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內部需求的主導，改變了上年主要由外部需求主導的局面，從而使內部需求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更穩定的因素。2006年，香港本地內部需求支出總額達到13028.69億港元，比2005年實質增長5.7％，等於該年實質增長2.1％的兩倍多。其中，2006年的私人消費開支總額為8608。52億港元，實質增長5.1％，遠高於2005年3.3％的增幅；本地固定資產形成總額為3207.01億港元，實質增長7.9％。遠高於上年的4.6％，顯示內部增長動力來自投資與消費並重。⑥在2006年6.8％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中，內部需求大約貢獻2／3的增長動力。內部需求上升，反映了本地消費和投資的信心。香港內部需求的增長引擎開始強勁運轉，今後仍有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餘力，內、外需求並進的增長模式，能夠幫助香港經濟更好地抵禦外圍波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三、香港經濟降升引發的深層次思考

　　檢視香港回歸10年的經濟軌跡，人們可以看出：反映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香港GDP與人均GDP，在經歷近似w形態的兩度降升之後，才終於分別在2005年和2006年，相繼超過10年前的1997年高峰值。此外，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進行的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當年全港家庭住戶平均每戶3人，每戶每月的平均收入(中位數)為17250港元，與10年前的每戶平均3.3人的每月平均收入相比較，竟然還微跌1％。單就這些數據的比較而言，將這一時期的香港經濟比喻為十年一輪回，或許不為過。

　　與同一時期高速增長的內地經濟相比較，尤其是與同一時期GDP及人均GDP成倍增長的珠三角區域經濟相比較，近似十年一輪回的香港經濟在發展速度上，難免使人容易產生如同目睹龜兔賽跑般的感慨。

　　這種感慨，促使香港各界人士以及研究香港經濟的內地學者，不約而同地思考香港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龍頭”與“邊緣化”：香港經濟地位的再評估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依靠連接中外經貿往來的自由港優勢和本地製造業內遷的經濟轉型，以“前店後廠”式的工貿垂直合作方式，長期擔當引領珠江三角洲乃至華南區域經濟迅速崛起、持續發展的龍頭角色。在港資為首的外資引領下，珠三角率先在國內變成“世界工廠”，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作為連接國內企業與世界市場的商貿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資訊中心的地位，香港因而長期分享著內地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和繁榮昌盛。

　　然而，90年代末以來，香港經濟發展滯緩，與持續高速增長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內地經濟的發展形成較大反差，香港的龍頭地位隨之動搖。毗鄰香港的深圳、廣州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則迅速縮小與香港的經濟差距，逐漸形成直接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產業貿易鏈條，減少了先前對於香港龍頭地位的依附關係。2003年。廣東全省GDP首次超過香港。2005年，廣東GDP突破人民幣2萬億元的大關，按當時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超過同年香港和新加坡GDP的總和。廣東GDP超越香港而後來居上，固然得助於在粤累計直接投資上千億美元的港資企業的貢獻，但也對香港能否繼續擔當華南經濟的龍頭形成強有力的質疑。

　　隨著內地開始制定和實施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6—2010)，香港政、商、學各界的有識之士人士開始擔心香港經濟發展滯緩，難以搭乘國內經濟持續高速奔馳的列車，擔憂香港經濟邊緣化的憂患意識陸續見諸報端。2006年3月，香港召開介紹內地“十一五規劃”會議，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會上指出，香港目前面臨被迅猛發展的上海和珠江三角洲邊緣化的危機，特別是在物流方面。這番評論立即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

　　香港是否面臨邊緣化?香港如何提高競爭力，繼續發揮引領珠三角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諸如此類的問題，已經跨越中港邊界而成為經濟學人關注的現實熱點問題。

　　從學理上說，邊緣化的概念來源於西方經濟學家論述的有關中心與邊緣的空間差異理論。就區域經濟中的城市關係而言，中心與邊緣的評判，顯示出不同城市在彼此間的生產要素互動過程中分別處於主導或從屬的地位。中心與邊緣的城市定位，會随著區域經濟的發展變化而發生調整，甚至相互置換。如果認同中心城市龍頭地位的外部因素發生變異，中心城市吸納周邊生產要素的功能就會逐漸減弱，引領邊缘城市經濟發展的龍頭地位就會隨之喪失，最終淪為新崛起的另一中心城市的邊緣角色。

　　誠然，珠三角區域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正在逐漸改變先前仰仗香港資金、技術與市場引領的“前店後廠”式的被動經貿關係。致使香港在珠三角的經濟龍頭作用逐漸減退。不過，筆者認為，經濟龍頭的資源配置功能不僅是資本與物質性的，而且還是制度與非物質性的。香港向來擁有的自由港經濟優勢，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區位優勢，以及保障自由貿易的法治制度優勢，與經濟全球化自由貫通的貿易、金融、旅遊、信息等服務業優勢等，都並未因為遭遇暫時的經濟重挫而消減。這就使得香港始終保持著領先於國內任何一座城市的制度與非物質性的绝對優勢。內地經濟要與國際規則全面接軌，就需要就近取法香港，借鑒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經驗與自由貿易的管理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被國際長期公認為“自由經濟典範”的香港，在引領內地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將一如既往地發揮著籠頭作用。

　　更何況，香港在資本與物質性的資源配置方面，也仍然保持著領先於國內、尤其是珠三角任何一座城市的若干行業優勢。2006年，香港以685萬人口，在1103平方公裡的陸地面積裡，創造出人均GDP27640美元的經濟佳績，在全國城市人均GDP的排名中居第二位，首次落後於賭權開放後博彩業突飛猛進的澳門。雖然內地個別發達城市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给香港造成相當程度的壓力與挑戰，但同時也给香港造就新的更高水平合作的機遇。因此，只要香港不將自己置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趨勢之外，邊缘化對於香港來說，就永遠屬於將來或然的憂患，而非現在已然的事實。

　　不過，及時的警惕可以增強香港的危機感，邊緣化的憂患意識有助於反省與醫治香港經濟的內在癥結，以便更多地保持與再現香港引領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

　　2. “內地化”與“國際化”：香港經濟發展路向的均衡選擇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就經濟體的相互關係而言，前者意味著外拓，後者意味著內聚。

　　在香港經濟凱歌行進的20世紀七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的主體取向是經濟全球化，而不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經歷回歸後10年的經濟跌宕起伏之後，香港社會各界終於達成“聯盟珠三角，香港添優勢”的共識，轉而將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導路向。2003年1月，董建華總結香港思维及對外合作戰略的轉變歷程，說：“過往這種步步防範的心態，今天卻為另一種主流意見所取代，就是香港急需善用珠三角區的巨大潜力進行經濟轉型。“我們要促進創意產業發展，同時加快與珠三角經濟融合。我深信，這就是我們要定的路，是振興香港經濟、令香港經濟成功轉型之道。”⑦基於“聯盟珠三角”的共識，香港政府突破多年來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推動香港與內地、尤其是與廣東及珠三角的政府協商與經濟合作方面，起到積極、主動的作用。2001年11月下旬，董建華向中央政府遞交關於建立內地與香港自由貿易區的建議書，此後，根據中央政府意見，改以建立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而展開相關談判磋商，最終促成CEPE從2004年1月起正式實施。

　　2006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正式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全面展示出2006—2010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偉藍圖。十一五規劃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這是國家第一次在五年建設規劃中，確認香港經濟的地位和發展方向。香港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十分重視國家“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經濟發展的關聯互動。9月11日，特區政府主持召開”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會後，四個專題小组分別擬定各行業在“十一五”期間的“行動綱領”，合計共有50項策略建議與207項具體建議。2007年1月15日，特區政府公開發佈經濟高峰會報告及行動綱領，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將責成有關政策局局長立即詳細研究各項建議，特別是對需要在上半年開展的工作，以及需要與中央或內地省市溝通磋商的工作，儘快作出政策決定及相關落實部署，並將整套行動綱領作為在特區政府制定經濟策略的重要參考。從此，香港與珠三角及內地的經濟一體化問題，將全面列入香港政府的工作日程。

　　在內聚的意義上，香港與珠三角及內地的經濟一體化，也可以稱作“內地化”。與香港“內地化”形成反差的是：渴望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的內地眾多城市，卻競相將“國際化”城市作為自己的建設目標。面對這種反差，人們不能不猛省：如果香港完全放棄“國際化”(全球化)的原有發展路向，單純致力於“内地化”(一體化)，等同於內地的一般城市經濟，香港對於全國還有什麽意義?

　　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證明，香港只有作為中國走向世界與世界走進中國的橋樑中介，才能實現本地與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雙贏。因此，“內地化”與“國際化”的均衡選擇，才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佳路向。珠三角等內地期待與香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的是通過香港搭建通往國際市場的平台與通道。香港只有將“內地化”與“國際化”連接在一起，才不會辜負內地城市對香港的期望，才能夠保持和發揮引領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在2006年10月專門撰文，評論香港與內地的發展路向，說：“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勵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放棄中央集權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這些國家也都嘗到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甜頭。我認為，中國的最終命運，取決於大陸向香港路線靠攏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陸路線靠攏的速度更快。”⑧弗里德曼的最後一句話，可以視為他在臨終前作出的一項重要預言。筆者也相信，如果內地經濟“國際化”的速度，超過香港經濟“內地化”的速度，就表明內地經濟與國際規則完全接軌，屆時，香港將完成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使命，而與內地經濟將融為一體，中國經濟將長久挺拔於世界民族之林。

　　3.“大市場、小政府”：政府在自由經濟中的作用

　　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不同經濟體形成各自屬性舆特色的實際依據，又是不同的經濟學說長期爭辯難解的永久癥结。

　　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使它長期成為國際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自由經濟體，這是香港不同與內地的經濟屬性與特色。

　　20世紀70年代中葉以前，港英政府一向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1977年，鑒於香港經濟結構趨向複雜化，經濟糾紛與金融危機時有發生，加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在加強對經濟的主動干預，港府財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會議上正式提出“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該政策的基本內涵是：一、在政策實施的主導層面繼續強調“不干預主義”。维護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二、在市場失效的情況下，主張政府進行“積極”而合法的干預，促進經濟的正常發展；三、政府的公共開支儘量维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20％以下。從此，“積極不干預”政策成為香港政府進行經濟立法與推行各項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其間的區別只是在繼續维護自由經濟的共同前提下，政府干預的“積極”程度差異與不干預的範圍大小而已。

　　九七香港回歸以後，特區政府為了解決本港經濟的內憂外患，主動採取多項政策措施，實際上在逐漸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轉而採取“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方針，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問題上實行“市場主導，政府促進”。2l世紀初，鑒於內地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成就斐然，香港開始出現敦請政府公開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呼聲。

　　2006年9月11日，特區政府舉行“‘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曾蔭權在回答記者質疑政府是否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提問時，公開答覆說：“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是很久以前一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先生所說的，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說這是作為我們經濟發展的藍圖。我們一向所做的，你記得歷屆財政司司長所說的，我們發展的方向，就是一個‘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政府會儘量配合市場需要做事。”⑨次日，曾蔭權還在香港多份中英文報刊上，分別發表題為《大市場，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的署名文章，說明特區政府實行的“大市場”的經濟原則，沒有背離本港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場經濟哲學；“小政府”的原則也符合前財政司夏鼎基的主張，即“公營部門決不可以無止境地增佔社會資源，其直接結果，將是削弱市場面對急速變化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應變能力”。

　　不過，特區政府以“大市場、小政府”取代港英政府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很快引起主張维護香港自由經濟體制的輿論反彈。同年1O月，享譽國際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弗里德曼，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專門發表《香港發展模式透析》一文，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香港模式的夭折”。這就將香港正在激辯的政策之爭，擴大為是否放棄自由經濟體制的制度之爭。

　　為了清晰說明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論，曾蔭權在2006—2007年香港政府施政報告中重申：“有人誤以為不再採用‘積極不干預’的說法，是一次政策性轉變，而且是劇變，這是不對的，在我一貫的思路中，政府施政要實事求是，不能被意識形態及口號所阻礙。”“當前最大變局是全球化與中國崛起，我們同樣需要務實、具體地討論政府在不同經濟領域的角色。在經濟發展各領域中，因應時間和環境的改變，政府的角色及介入程度也有分別。我歡迎商界、立法會及社會大眾參與討論，但我希望各方人士在‘大市場、小政府’和公共開支不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二十的前提下，具體討論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應否介入市場及介入的時間和程度，而不是糾纏於務虛的口號爭拗之中。”

　　現在，有關香港政府應否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務虛”式的爭議已經平息，特區政府推行的“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方針績效如何，還有待未來實踐的檢驗。無論如何，“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儘管復興後的香港經濟及其第三次轉型還會遭遇外部的挑戰、競爭和內部的紛擾、阻滯，但是我們相信，香港經濟的航船必將一如既往，會乘風破浪，駛向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06年本地生產總值》年刊，2007年2月出版。本表的本地生產總值按主要開支组成部分劃分，以當時市價計算。

　　②尹靖廷：《從數據出發認清特區經濟問題》，香港《信報》2001年10月27日。

　　③《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03年施政報告》，載香港特區政府網。

　　④相關數據引自香港政府統計處國民收入統計組：《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2007年2月28日發佈。

　　⑤相關數據引自香港政府財政司經濟分析部：《2006年經濟概況及2007年展望)，2007年2月印行。

　　⑥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07年編訂。

　　⑦董建華：《讓珠三角區走向世界，也讓世界進內發展》，載香港政府新聞網。

　　⑧弗里德曼：《香港發展模式透析》，《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络版2006年10月6日。

　　⑨申興等：《香港重尋定位，曾蔭權坦言稱“積極不干預”過時》，載《經濟觀察報》2006年9月17曰。

　　(作者莫世祥，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