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海襟山，鳳繞龍蟠，山川鐘毓，人杰地靈。

　　沙井瀕臨珠江入海口，這裏的水雖多，郤是鹹水。聚居在此的人們需要打井取得維持日常生活的飲用水。沙井地下的土壤屬於濱海沙土，因此打出的水井裏有許多沙，正因爲沙層的過濾，涌出的井水格外的甘甜，人們因此稱這裏爲“沙井”。

　　遠古時代，沙井一帶還是一片海灣，海水拍打着望天山的山脚。海岸生長着較耐寒的紅樹林，有秋茄樹、桐花樹、白骨壤、老鼠簕等樹種，鬱鬱葱葱，成爲白鷺等候鳥的栖息地。

　　大約在2500年之前，這裏逐漸由海變成陸地，沙洲不斷形成，向大海推進，昔日的海島成爲平原上的殘丘。茅洲河下游在這個東西向延展的平原上蜿蜒西流，穿過昔日海島之間經東寶河而注入伶仃洋交椅灣。沙井成陸以後，自然成爲古南越人的生息之地，被中原人視作蠻夷之隅。“自永嘉之際，中州人士避地嶺表”，始有零星的北方士族陸續遷入。他們相對集中定居在那些與陸地相連的小島上(今沙井中學一帶)，開荒種地，捕魚撈蝦，過著十分艱苦的生活。由於欽賜孝子黄舒的出現，這裏被賜名爲參里。大約到了宋代，沙井大村所在的沙洲形成，沙頭就在今天的沙頭村，沙尾在今天的衙邊村。北宋時設立歸德鹽栅，後升爲歸德鹽場，沙井沿海一帶被稱爲歸德。北宋天聖九年(1031年)光禄大夫曾志大自南雄遷居歸德，成爲東山塘下(今東塘)立村之祖。南宋末，陳朝舉遷來，定居在黄舒故里，參里早已改名爲涌口里。陳氏五世祖陳友亮、陳友敬由涌口里移居龍津孔進坊，爲沙井立村之祖。駙馬陳夢龍之子陳宋恩遷居歸德場，與沙井陳氏毗鄰而居。曾仕貴從東莞的縣前(東莞老城區)遷徙到歸德場，成爲新橋立村之祖。元代，元朗屏山鄧從光的分支遷居歸德場，蛋家萌改名爲鄧家萌。元末，潘禮智遷鄧家萌，開基創業，惜無子，過繼潘義察爲子嗣。明代萬歷年間(1573—1620)，潘甲第改鄧家萌爲萬家萌。

　　明代以前沙井還有許多姓氏，大家和睦相處。明末以後，有些家族在人口和科名方面逐漸强大，佔有越來越多的土地和鄉土資源，最後形成了各大姓聚族而居的局面，一村一姓，或幾村一姓，世代相傳，根深葉茂。到了明末，沙井的村落已星羅棋佈，可考的村落有：臣上村、臣下村、茭塘村、璺頭村、歸德場、涌口村、岡頭村、大步涌、大田村、後亭村、新橋村、上寮村、洪田村、黄莆村、鄧家萌等。清代可考的村落有：上寮村、黄莆村、仁居圍、東山村、洪田村、南洞村、龍頭村、永安圍、沙井村、後亭村、茭塘村、白岡村、塘下村、造下村、嶺下村、山邊村、萬家萌、大步涌、衙邊村、馬鞍山、大王山、墩頭村等。

　　考察沙井各大姓的來源及聚落現狀，他們無一例外均爲北方士族的後裔。他們有的是在沙井爲官者，看中此地的山清水秀龢民風淳厚，而擇地卜居，如步涌的江氏，明建文二年(1400年)，江西臨江新淦人江納流職授鹽使司來任，歷治數年，後因世道混亂，就在歸德場買了田塘七頃，定居下來。還有從附近遷來的，如萬豐村的潘氏從福永懷德村分出，大王山陳氏從東莞北栅遷入，沙井的黎氏從東莞鳳涌遷來。更多的是爲避戰亂，舉族遷來，如新橋、上星、上寮、新二、黄埔的曾氏，東塘的曾氏，沙井大村的義德堂陳氏，辛養、衙邊、壆崗、後亭、馬鞍山的駙馬房陳氏，沙頭的鐘氏和洪田的冼氏等。

　　在長期的繁衍生息和發展中，至遲在明代已形成了以血緣聚居的村落，各姓氏家族在各自居住地形成絶對勢力，他們通常以村圍式建築居住，這裏的村圍式建築具有較濃郁的廣府圍屋的特點：有高大堅實的外墻，通常只有一個圍門以供出入，四角常立一碉樓，作用於瞭望、防衛、避難。中軸綫上正對圍門的是一條縱向長巷，巷道盡端爲一神廟。圍中房屋沿縱巷兩側對稱排列，視圍子大小和房屋多少，形成三縱三横或三横五縱的巷道。平面布局明顯受到古代城市里坊制度的影響。廣府式圍屋曾經是明清時期深圳地區廣府民系的主要居住建築形式之一，今天能看到的這種類型的建築有上星“仁居永泰”圍、萬豐的福鎮圍和黄埔洪田圍。

　　在村落布局和選址方面，沙井古村落具有依山傍水，隨坡就勢的特點。這是經過精心卜居的結果。所謂的卜居，是古代堪輿之説，古人相信住宅的方位和環境是與人的禍福攸關的，盡管搞得神神秘秘，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觀念爲古代人們的安居樂業提供了必要條件。宋代理學家朱熹説：“古時建立村莊之際，乃依堪輿家之言，擇最吉星纏之下而築之，謂可永世和川頁也。”陳朝舉是朱熹的弟子，也應該懂一些堪輿之術。據説他遷來沙井，看中了黄舒的故里，就在參里山下的涌口里定居下來，並在海濱建起高高的錦浪樓。然而這並不是一塊宜陽宅之地，陳朝舉有三個兒子，大兒子陳康道的曾孫陳友直由涌口裏遷到燕川；二兒子陳康錫任職鹽使司，遷往惠州歸善縣荷坳；三兒子陳康運的長孫陳健庵無子，只得過繼陳康道的曾孫陳友亮爲繼子，次孫陳順庵精通堪輿，偕二子遷居東莞茶山。看到大家都遷走了，陳友亮和親哥哥陳友敬一道移居到龍津孔進坊。傳到九世祖陳汝周(雋俗祖)，三個兒子七個孫子，出現了“十代茂開枝蕃丁興旺”的大好局面。陳應韶在《重修族譜序》中贊其祖先“審天識地理，去涌口，就龍滓，接合瀾之巨派，擁龍穴奇峰，山川鐘毓，人杰地靈，故累葉迎傳，不乏聯翩秀士。”

　　風水之學講究建築選址要“藏風得水”，實際上就是慎重考慮建築外部自然環境的選擇，而後又發展爲人爲創造理想的小環境。東漢仲長統《樂志論》描繪時人心目中的理想宅園是：“使居有良田廣宇，背山臨流，溝地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選擇屋基地勢，通常有所謂龍、局、水：龍指山形總脈絡，主人丁興旺；局指支脈圍護，灣環回托，主功名顯赫；水指水勢逥環，最好是逆大江，主財源涌現。沙井瀕臨合瀾海，境内多低山高崗，河網縱横，爲擇基選址提供了較大的空間和餘地。背山面水是沙井古村落的理想模式和基本格局，總體環境講究前有朝山，後倚來龍山，河涌似金帶環抱。義德堂陳氏大宗祠大門石柱上的對聯爲：“象嶺屏開堪掛榜，硯臺横案可攤書”。昂稹陳公祠的門聯爲：“紫氣東來，象嶺鳳岩，山嶽峥嶸呈錦綉；祥光西曉，虎門龍穴，風雲際會兆科名”。南趣祖家塾的對聯則是：“鳳岩後擁，龍穴前朝”。這些對聯就反映了先人對村落理想模式的追求。沙井的東南面是南北走向的鳳凰山，其支脈楔入境内，爲沙井的來龍山，西面是浩瀚的合瀾海，海中的龍穴山，爲沙井的朝山。

　　沙井的古村落同樣也講究水口。水口是水之所出之口，古人以爲水是財富，不能隨意讓它流走，要在水口處架橋建塔，築亭建祠，挖塘植樹，以便增加鎖鑰氣勢，留住財氣。一般在離村落的一二裏處。新橋村的橋頭就是該村的水口，永興橋既是水口的關鎖，又是通往沙井的要衝。據説在橋的不遠處原來還有一座文塔。

　　因是聚族而居，各姓均有大宗祠，每村又有多個分、支祠。村落均以宗祠爲中心，並圍遶宗祠營建廟宇和住宅等建築。宗祠選在所謂的吉地，“坐下龍脈，有形勢，有堂局，有上砂，有結構，有明堂，有水口”。祠堂的朝向就是村落的朝向。村落大多朝西、朝東。祠堂平面布局一般的是三間三進，新橋曾氏大宗祠和沙井陳氏“義德堂”則是五開問，而“義德堂”的兩梢問與明間和次間相比，瓦面稍低，面闊也窄，既超出了封建建築等級的規範，又有所收斂。祠堂内部開敞通透，中軸綫貫通前後，注意突出中堂，左右對稱，前低後高，體量高大，用材講究，喜用紅砂岩做門匾、墀頭和門廳的外墻面，外墻磚、石均爲水磨合縫，且磨制精細。非常注重用各種手法來裝飾建築物，在木作梁架的重要部位如駝峰、鬥棋的托脚上普遍雕飾各種花紋圖案，内壁檐墻下常有綵繪和書畫，屋脊和硬山博風常灰塑各種圖案，建築裝飾所采用的題材，幾乎囊括了傳統的民間裝飾題材，有歷史故事、神話傳説、漁耕樵讀的日常圖景、戲曲小説場面、吉祥如意圖案、蟲魚麟甲、走獸飛禽、奇花异草、龍鳳神仙、山水勝境、亭臺樓閣，甚至名人詩句、名家書法。其它像門枕石、柱礎、石屏風、鋪首、墀頭等等都用不同的手法美化。門廳兩盡間做塾臺也是本地十分普遍的一種建築方式，類似於門堂之制，塾臺約高50厘米，多用作樂臺，或者褪化爲僅是一種建築模式而已。

　　隨著血緣聚落的壯大，對家族子孫的教育也更加重視，明嘉靖年間，潘甲第中舉入仕以後，本地在清代歷朝均有人中舉入仕，有不少人努力誘奬後進，於是私學興盛，家塾建築也應運而生。家塾和宗祠一樣在各村都有建造，建築樣式及其裝飾也和宗祠極其相似，幾無差别。及至後來，家塾已成爲祠塾合一的建築。

　　傳統大型建築不論廟宇祠堂還是民居，都很强調脊飾的藝術造型作用，脊飾較高。共同之處是色彩鮮艷、精雕細刻、圖案復雜，但裝飾手法與題材因地區而异。正脊頂喜用中間雙龍戲珠，兩端鰲魚相對，裝飾工藝則采用特有的嵌瓷。山墻喜用特别高大的鑊耳風火山墻，裝飾工藝喜用陶塑、灰塑。山墻檐邊的裝飾，常是黑色爲底的水草、草龍圖紋，俗謂之“掃烏煙，畫草尾”。屋脊裝飾夔紋，俗稱爲博古，是從商周的夔龍紋抽象變化而來的。這也是五行之中南方尚水的一種建築語彚，並賦予深遠的文化淵源。

　　由於地處沿海，得海上交通之便，受中外文化交往的影響，出現了表現出中西合璧特徵的近代建築。上星村的曾耀添宅建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新橋旅越華僑曾克齊所建，混凝土結構樓房，三層，入口處爲雙柱式三角門楣。後部都是傳統的圍屋。樓梯以天頂採光，樓頂有洋式凉亭。門采用脚門、趟攏和大門“三件頭”。既保持了居室的隱密，又利於通風透氣；既可觀察門外，又有較好防衛功能；還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程建、賴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