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珠（肇慶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瓊花、八和兩大會館都是由廣東本地班創建的行會組織，分屬於不同的歷史時期。瓊花會館坐落在原佛山鎮的大基尾。清咸豐年間，粤劇名伶李文茂率領紅船子弟響應太平天國起義，招致滿清政府的殘酷鎮壓。起義失敗後，清廷遷怒於廣東梨園，嚴禁本地班演出，並於咸豐四年（1854）下令搗毁了瓊花會館。同治版《南海縣誌》載：“李文茂者，優人也，素驍勇，善擊刺，日習焉。咸豐四年，竟率其黨倡亂，及敗，竟無確耗，豈果學雪竇禪師耶？乃潴其館曰梨園者，嚴禁本地班，不許演唱。”〔1〕俞洵慶《荷廊筆記》亦稱：“瓊花會館設於佛山鎮，咸豐四年，髮逆之亂，優人多相率爲盗，故事平毁之。”〔2〕由於會館被毁，碑刻無存，有關瓊花會館的創建年代就成了一個難解之謎。八和會館是粤劇弛禁後於清光緒年間修建的行會組織，但具體修建時間由於史料的缺乏同樣衆説紛紜。

　　一、問題的提出

　　較早提到瓊花會館創建年代的是粤劇編劇家麥嘯霞，他在寫於1940年的《廣東戲劇史略》中雲：

　　雍正繼位爲時甚暫，戲劇潮流無大變易。時北京名伶張五號攤手五，因憤清廷專制，每登臺則發揮革命論調，以抒其抑塞不平之氣。清廷嫉之，將置之於法，五遂易服化裝，逃亡來粤，寄居於佛山鎮大基尾。時廣東戲劇，未形發達，内容外表，具體而微；攤手五乃以京戲、崑曲授諸紅船子弟，變其組織，張其規模，創立瓊花會館。〔3〕

　　麥嘯霞認爲，瓊花會館創建於清雍正（1723—1735）年間，是由前來避難的北京名伶張五號攤手五創立的，後人紀念攤手五創業之功，都尊稱他爲張師傅，並祀奉爲行業祖師。此説一出，影響甚大，在學術界幾成定論。如著名戲劇理論家歐陽予倩，粤劇表演藝術家劉國興、陳卓瑩等，都贊同此説。

　　建國前八和會館最後一任會長黄君武，在其《八和會館館史》一文中則認爲，瓊花會館創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1619）。該文稱：“在佛山大基尾水埗頭邊，我見過有一個石碑刻有‘瓊花水埗’四字，是明朝萬曆年立的。可以推斷，該館成立於明萬曆年間或萬曆年前。”〔4〕打武家出身的黄君武於1948年當選爲八和會館會長，時年37歲。據稱，他是在抗日戰争期間看到那塊刻有“瓊花水埗”的石碑的，並稱這塊石碑是瓊花會館停泊戲船的碼頭的碑石標誌。解放初期，曾有人赴當地進行過實地考察，但一無所獲。這塊碑石除黄君武外，也就再也没有第二人看見。

　　吴炯堅在《瓊花會館拾零録》一文中，進一步將瓊花會館的創建年代往前推進到了明嘉靖年間（1522—1566）。該文稱：“據現仍健在，但已八十餘歲的佛山老博物工作者孔翟光先生説：記得曾看過現仍暫屬失傳的康熙版《佛山忠義鄉志》，志内便有談及瓊花會館，稱該館爲佛山會館之冠，屬戲行會館，建築瑰麗。還曾説該館建於明嘉靖年間。”〔5〕

　　關於八和會館的創建時間，目前至少存在着三種不同的説法：1.落成於光緒八年（1882）。此説來自八和會館最後一任會長黄君武，他在《八和會館館史》一文中認爲：“八和會館落成於光緒八年（或九年）”〔6〕；2.落成於光緒十五年（1889）。此説來自粤劇藝人任俊三口述的《瓊花八和歷史拉雜記》一文，該文稱：“光緒十五年八和始落成。”〔7〕《中國戲曲志·廣東卷》“八和會館”條，采用是説。3.成立於光緒十八年（1892）。此説來自粤劇藝人劉國興《八和會館回憶》，該文認爲：“八和會館已於光緒十八年（1892）建成。”〔8〕賴伯疆等人的《粤劇史》，由廣州市文史研究館撰寫的《廣州百年大事記》等書采用是説。

　　通過上述梳理不難看出，無論是瓊花會館，還是八和會館，其創建年代都還存在着較大的争論，有待於作進一步的考證。

　　二、瓊花會館創建年代考

　　現存有關瓊花會館的最早記載是干隆十七年（1752）刻印的《佛山忠義鄉志》。該志卷五《鄉俗志》中，明確寫有“瓊花會館在大基尾”的記載，志書所附的“鄉域圖”，亦畫出了瓊花會館所在的具體位置。這條材料説明，瓊花會館的修建年代至遲當不晚於干隆十七年，位置坐落於佛山鎮的大基尾。

　　從干隆版《佛山忠義鄉志》所附“鄉域圖”可以看出，瓊花會館所在地大基尾位置在大基鋪境内。大基鋪地處佛山鎮東北角汾江南岸的一個狹長地帶，它西接汾水鋪，北臨繞城而過的汾江，南面與岳廟鋪、社亭鋪、福德鋪接壤，是當時佛山鎮面積最大的一個鋪社。瓊花會館就坐落在大基鋪境内與汾水鋪交界的地方，北面不遠處就是江面開闊的汾江，交通十分便利。從圖上還可看出，會館以東不遠處多處標注有“田”字樣，説明該鋪還没有完全被開發出來，僅瓊花會館周邊靠近汾水鋪的小部分地區比較繁榮，東部大部分地區還是河道縱横，良田密佈的未開發地區，位置比較偏僻。

　　佛山城區的發展，是由南往北，由中心向四周拓展。自明中葉以來，佛山鎮一直保持着二十四鋪的規模，即祖廟、岳廟、觀音堂、醫靈廟、汾水、錦瀾、潘涌、仙涌、社亭、橋亭、東頭、石路、突岐、福德、山紫、豐寧、黄傘、真明堂、耆老、明心、彩陽堂、明照、栅下、紀綱。入清以後，佛山鎮内河涌大多淤淺，造成運輸困難，而北部靠近汾江一帶地勢平坦，水上運輸便利。故隨着佛山都市化進程的發展，市内的工商業重心逐漸北移，汾江沿岸遂成爲重點開發地區。干隆初年，首先在城區東北角一帶墾荒平田，挑沙填海，沿江築堤，開發出一片面積最大的社區，因它最明顯的標誌是那條綿延數公里的護城長堤，故取名爲“大基鋪”。干隆版《佛山忠義鄉志》載：

　　鄉之分爲二十四鋪，明景泰初御黄賊時所畫也。舖本作鋪，列肆之名，訛作舖，而卒伍戍宿處亦曰鋪，郵卒曰鋪兵。又計程以十裏爲鋪，蓋取次舍之義。當日御賊分爲二十四處，以戰以守，故兼取營戍里舍之意。而目之曰鋪，首尾聯絡，互相應援，誠工於謀矣。今於沿海處增大基一鋪，爲二十五鋪雲。（卷一，鄉域志，鋪社）〔9〕

　　從文中可以得知，大基鋪是干隆年間才增設的一個鋪社，“大基鋪”的得名，據干隆版《佛山忠義鄉志》稱，就是“以捍水之堤名，大約從田裏起見，長願鞏固無虞云爾。”（卷一，鄉域志，鋪社）〔10〕

　　繼大基鋪之後，道光初年，又在汾水鋪以西新增一富文鋪，在祖廟鋪附近新增一鶴園鋪，全鎮增加到二十七鋪，此一格局一直延續到清末。道光版《佛山忠義鄉志》載：

　　“鄉之分爲二十四鋪，明景泰初御黄賊時所畫也……嗣於沿海處增大基一鋪，爲二十五鋪。今增富文、鶴園二鋪爲二十七鋪。”（卷一，鄉域志）〔11〕

　　從上述佛山城區鋪社發展進程可以看出，自干隆到道光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佛山鎮新增了三個鋪社，其中有兩個集中在北部的汾江沿岸，而大基鋪就是其中新增設的鋪社之一。這説明，不僅整個明代没有大基鋪，就是到了清雍正年間，佛山鎮也無大基鋪之名。大基鋪是干隆年間在汾江沿岸修築“捍水之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然如此，那麽坐落在鋪内的瓊花會館，自然應在該地建鋪之後的干隆初年才能興建，絶不可能出現在該鋪還不存在的明萬曆或清雍正年間。

　　從佛山鎮祠堂、神廟的修建及街道的變遷中也可看出大基鋪與老城區其他鋪社的差别，其新開發的商業區特徵十分明顯。

　　粤諺雲：南海神廟，順德祠堂。言南海人喜修神廟，而順德人多建祠堂。佛山地廣人稠，五方雜處，所謂“順德之人居其三，南海之人居其二”〔12〕，故神廟、祠堂都很多。“吾佛土爲大鎮，合二十四鋪。地廣人稠，神廟之多，甲於他鄉。”〔13〕根據干隆版《佛山忠義鄉志》卷三《鄉事志》所提供的材料統計，干隆初年，佛山鎮共有神廟26座，分佈在全鎮15個鋪區，大基鋪則一個也没有。至於祠堂，也是佛山鎮的一大特色。廣府人素喜聚族而居，一村一姓，舉凡稍有一些歷史的村落，都建有自己的宗族祠堂。張渠成書於干隆三年（1738）的《粤東聞見録》載：“粤多聚族而居，宗祠、祭田家家有之。如大族則祠凡數十所，小姓亦有數所。”〔14〕根據道光十年刻《佛山忠義鄉志》卷五《鄉俗志·家廟》所提供的材料統計，截止到道光十年，佛山全鎮共有祠堂177個，但在新開發的富文和大基兩鋪，却都没有祠堂建築，是清代佛山二十七鋪中僅有的三個無祠堂鋪的兩個。除富文和大基二鋪外，還有醫靈鋪没有祠堂，但醫靈鋪地處東南邊緣，鋪内桑地猶存，屬開發較慢的鋪。從祠堂、神廟的興建情况可以看出，大基鋪與富文鋪一樣，都是新興的商業區。

　　街道的變化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地區的發展進程。在干隆初年到道光初年這70餘年的時間裏，大基鋪的街道由少到多，幾乎翻了一倍。干隆十七年（1752）《佛山忠義鄉志》刻印時，大基鋪的街道僅有14個，即板坊街、天妃廟、咸魚街、天慶街、聚龍社、聚龍巷、華封街、匯源街、康寧社、弼頭汛、華康街、猪欄、瓊芝社、整船欄。到了道光十年（1830）《佛山忠義鄉志》刻印時，大基鋪的街道數一下子飆昇到了26個，即大基頭、匯源街、接源坊、康慶裏、拱宸裏、會龍坊、社巷、華康街、燒灰爐、東勝街、康勝街、東勝大街、華慶街、迎雲大街、東勝大街、煤炭地、振安坊、礌崗渡頭、迎雲裏、楊家莊、興民社、田勝坊、東勝坊、忠心巷、福泰裏、聚賢坊。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道光年間的26條街道中，屬於干隆年間修建的，僅剩下匯源街、華康街2個，其餘24條街道都是後來新修的。而在同樣長的時間裏，位居老城區的祖廟鋪，干隆年間有街道17個，道光年間爲19個，僅增加了2個。可見，自干隆到道光的幾十年間，大基鋪都一直處於開發之中。老街道被不斷改造翻修或合併到鄰近的鋪社中去，新街道則不斷涌現，如聚龍巷、板坊街、聚龍社、華封街（華豐街）、天慶街、咸魚街等6條街道，合併到了汾水鋪，弼頭汛則被劃入了岳廟鋪。大基鋪發展之迅速，與老城區形成了鮮明對照。

　　不過，盡管大基鋪的開發面積擴大了，但比起鄰近的汾水鋪和富文鋪來，其商業繁榮程度則要遜色得多，這説明其位置還是比較偏僻的。道光十年（1830），佛山鎮怡文堂出版了一本商業指南性的書，名叫《佛山街略》，該書詳細地介紹了佛山鎮各街道的商業情况。其中屬於汾水鋪的商業街道有24個，屬於富文鋪的有19個，而屬於大基鋪的僅有6個。可見，就繁華程度而言，大基鋪要遠遜色於汾水和富文兩鋪，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於大基鋪的位置較爲偏僻，交通不太方便。該鋪不僅商業街道少，而且大多經營農副産品，如匯源街：“賣柴炭，有魚欄”；大基頭：“賣咸蝦、炭、香”；猪欄：“各處生猪聚此發賣”；瓊芝社：“魚欄相連發賣”〔15〕等，大都集中在生猪、魚蝦等農副水産品的發賣上。可見該鋪地理位置遠離城區，開發較爲緩慢，經濟比較落後，與汾水、富文兩鋪相比，其開發不足的城郊特徵十分明顯。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有明一代佛山還没有發現有工商業會館的修建記録。佛山之有會館，最早出現在明天啓年間，名叫“鄉仕會館”，屬於本地鄉試舉人聯絡感情，增進鄉誼的專門會館。據刻於天啓七年（1627）的《鄉仕會館記》載：

　　鄉之諸先生由衡門而奮迹鵬程，抑何彬彬盛耶！考其而通籍藩臬監司則有公會，以紀姓氏，以序名齒，繼而院司考成，薦上留部，謁選都門，皆有會館以聯梓雅，以紀除授，視前人之軌轍，爲後學之範型，則兹會不爲不重也。獨吾鄉會無專館，前諸先生幾經議創，而落落難合，竟作道旁舍。凡有公會咸至止靈應祠。旋聚旋散，率無成規。〔16〕

　　可見在明末之前，佛山鎮還没有專門的會館，每有聚會，大都聚集在靈應祠（即今祖廟）前，“旋聚旋散，率無成規”。

　　而佛山工商業會館的興建，要遠遠晚於同鄉會館。據現有碑刻資料顯示，佛山鎮最早興建的工商業會館是雍正二年（1724）的金箔行會館，其次是雍正十一年（1733）建立的蓮峰會館（福建紙幫）。此後，隨着社會的逐漸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各行業會館才相繼在佛山鎮大量涌現。據干隆十五年（1750）《鼎建佛山炒鐵行會館碑記》載：“佛山鎮之會館，蓋不知凡幾矣……今諸商皆有會館，而炒鐵反缺，可乎哉？”〔17〕可見，到了干隆十五年（1750），佛山鎮各工商行業差不多都興建了自己的行業會館，而此時距雍正二年第一個商業會館的修建僅僅過去了26年的時間。可見，佛山各工商業會館的興建，是在經濟條件成熟，社會攀比之風盛行的背景下，短時間内完成的。這種“諸商皆有會館”的興盛局面，是佛山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

　　作爲梨園業的行會組織，瓊花會館的興建，在某種意義上來説，更加有賴於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即所謂商路即戲路，商興才有戲興。因而，無論是從經濟繁榮的程度，還是從戲劇本身的發展進程來考察，瓊花會館都不可能先於其他工商業會館一個多世紀而單獨存在。

　　會館是客居他鄉的同鄉或同業者所組織起來的同鄉或同業團體，具有保護同鄉或同業利益，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爲他們在异地他鄉提供一個落脚點等基本功能，工商業同業組織還具有獨霸市場、排除异己的封建行會性質，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作爲梨園界的同業組織，同樣具有獨霸市場、排除競争的封建行會性質。也就是説，梨園行會的建立是戲劇藝術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産物，是由自由競争走向行業壟斷的標誌。在明萬曆以前，崑曲“只行於吴中”，其他地方聲腔劇種也大多處於萌芽狀態，遠未具備跨省佔領异地市場的實力，流行於佛山的戲曲聲腔除了“錯用鄉語”業已本土化的弋陽腔外，恐怕就剩下歌舞百戲等諸般雜藝了。此時本地班尚未定型，外江班的威脅更無從談起，整個演出市場尚處於自由競争的無序狀態，尚不具備建設梨園行會組織的外部壓力。况且，梨園行會組織的興建，較之其他行業更有賴於經濟的繁榮，它不可能早於所有的工商業行會組織100多年而修建。盡管有明一代佛山戲劇演出活動頻繁，但這並不等於建立行會組織的一切條件都已成熟，因爲戲班早於會館存在，會館是整合戲班的産物，是戲班的共同組織機構。會館的産生有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契機，瓊花會館産生於干隆初年，是佛山工商業繁榮的必然結果。

　　三、八和會館創建年代考

　　上文述及，有關八和會館的創建年代存在着三種不同的説法，即光緒八年（1882）、光緒十五年（1889）、光緒十八年（1892）。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八和會館的落成時間，很有可能是光緒十五年（1889）。

　　廣府梨園素有“外江班”和“本地班”之别，二者分踞城鄉，各樹一幟。外江班的行會組織爲興建於干隆二十四年（1759）的外江梨園會館，本地班的行會組織則爲設於佛山鎮的瓊花會館。自粤劇名伶李文茂率領紅船弟子響應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粤劇藝人被清王朝追殺，粤劇被禁演，瓊花會館也被夷爲平地。因而在粤劇被禁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粤劇藝人爲了生存，只好“借衣乞食”，假借外江班的名義進行演出。外江梨園會館也就成爲本地班聊以安身的避風港。從立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的《重修梨園會館碑記》戲班題名來看，這一時期栖息於外江梨園會館的戲班有：堯天樂班、錦福班、連喜班、榮華班、日昇班、艷福班、鳳喜班、來昇班、連福班、翠華班、高昇班、連昇班、同福班、昇平班、全昇班、如意班等16個，此外還有粤劇的接戲組織吉慶公所，以及後來八和會館的三個行當組織普福堂、籍福堂、福如堂等，都屬於本地班及其行會組織。很明顯，在光緒十二年（1886）之前，本地班的行會組織八和會館尚未建成，各本地班尚依附於外江梨園會館而生存。

　　粤劇是粤方言區主要甚至惟一的聲腔劇種，它隨着廣府人的足迹傳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直至世界各地。由於粤劇被禁，粤劇在國内非粤方言區的傳播同樣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本人在研究粤劇在上海的傳播時發現，光緒十五年（1889）是一個轉折點。此前粤劇在上海的演出一直默默無聞，處於無人組織的地下狀態，旅滬戲班少、規模小，演出時間短，且時演時輟。據葛元煦《滬游雜記》載：

　　至廣東戲音調僅分男女，無生旦净醜之别，所演小説居多，刀斧悉畫五彩。兩次來滬，看客無多，停止數年。丙子（即1876年）七月復來，瑶仙玉班在石路北豐樂園舊基開演，改爲慶樂園。十月間仍歸大雅班開演昆戲矣。〔18〕

　　文中提到，粤劇在光緒二年（1876）之前，僅“兩次來滬”，中間因“看客無多”，而“停止數年”。可見，光緒初年登陸上海的廣東戲班是非常少的，觀衆也不多，影響更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與粤劇的被禁不無關係。由於懼怕官府追究，粤劇藝人大都不敢公開獻藝，粤劇的演出也因之處於無人組織的地下狀態。

　　而自光緒十五年（1889）起，粤劇在上海的演出形勢大爲改觀。登陸上海的戲班接踵而至，戲班人數多、規模大，演出時間長，還修建了專供粤班演出的戲園，如三雅園、同慶茶園、叙樂茶園等，實現了常年不停鑼的演出。而且以前從未在報紙上登過廣告的粤劇，還在當時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上開闢專欄，專門刊登粤劇演出廣告，大有與京劇並駕齊驅之勢。所有這一切，預示着粤劇正在經歷着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而這一改變歷史的轉折點，很有可能就是八和會館的建成，粤劇演出全面恢復正常。粤劇因李文茂起義失敗而被清廷禁演，到19世紀80年代，粤劇遭禁已逾三十載，所謂“紅巾餘孽”已完全肅清，禁戲已無任何理由。故出於粉飾太平的需要，清廷默許粤劇恢復演出，組建自己的行會組織。八和會館的興建，標誌着粤劇正式結束了此前的地下狀態，轉入公開演出。透過粤劇在上海演出的這一轉變，不難看出，光緒十五年（1889）很有可能是粤劇的行會組織“八和會館”正式投入運營的第一年。

　　附帶考證一下八和會館的館址所在地，這也是一個頗有争議的問題。黄君武《八和會館館史》中稱：八和會館“在現黄沙（即現市一中）附近”〔19〕。劉國興《八和會館回憶》則説：“館址即現在的廣州鐵路南站的工人宿舍。”〔20〕《中國戲曲志·廣東卷》“八和會館”條則稱：“會館建在廣州黄沙海亭街（今梯雲西路附近），占地六十餘井（約合一千平方米）。”〔21〕而潘廣慶《見证滄桑話“八和”》一文則提出：“八和會館的始址經古舊地圖查证，坐落於黄沙善述裏，用地約1800多平方米。”該文還稱“現古籍地形圖重現，解答了黄沙館址之謎，口傳建在‘海旁街’附近，占地380頃，可容千人居住等均屬不實之説。”〔22〕可謂衆説紛紜，越説越玄乎。由於原八和會館於1938年8月26日毁於日機轟炸，成爲黄沙灾區的一部分，新會館於1946年由薛覺先、馬師曾、關德興等主持捐資購建，館址設於恩寧路，故後人對於老館址的具體地點大都淡忘了。

　　最有説服力的證據莫過於找到老館被毁前的原始記載了。筆者查閲了民國初年的廣州各大報紙，終於有了發現。在《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0月30日第六版裏，登載了一篇題爲《廣州市現有工會之調查》的消息，該文詳細報導了經民政廳從詳調查得來的改組後的廣東各工會組織，共計33個，内容包括各工會的名稱、地址、委員姓名、會員人數等，其中粤劇行業的工會名稱是“廣東優界八和劇員工會”，地址一欄爲“黄沙海旁街十八號”。據此可知，“八和會館”的準確地址應是“黄沙海旁街十八號”。這可是最原始的歷史文獻，並非口傳的“不實之説”，比起頗具神奇色彩的“古籍地形圖重現”來，應該更具説服力，因爲它本身就是不需再現的歷史事實，所謂“黄沙館址之謎”也就大白於天下了。

　　四、結論

　　綜合上述考證，可以得出如下兩點結論。1.瓊花會館修建於干隆初年，上限不超過干隆五年（1740），下限不超過干隆十五年（1750）。因爲瓊花會館所在的大基鋪是干隆初年才開發出來的新興商業區，瓊花會館必須是在大基鋪開發初具規模之後才能興建，自然不可能修建於干隆之前。考慮到修堤平湖工程浩大，大基鋪從開發到初具規模，非得三至五年時間不可，故瓊花會館的動工時間，當在干隆五年（1740）前後，而竣工時間應在干隆十五年（1750）之前。這樣，到了干隆十七年（1752）《佛山忠義鄉志》付刻時，瓊花會館及其周邊地區，才會有“優船聚於基頭，酒肆盈於市畔”（卷六《鄉俗志》）〔23〕的熱鬧景象。2.八和會館的修建年代爲清光緒十五年（1889），它的落成，標誌着粤劇的全面復興。

　　注　釋：

　　〔1〕 鄭夢玉等：《南海縣誌》（卷二十六），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2〕俞洵慶：《荷廊筆記》（卷二），光緒乙酉年（1885）刻本。

　　〔3〕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廣東文物》，上海書店，1990年，第799頁。

　　〔4〕黄君武：《八和會館館史》，《廣州文史資料》第35輯，1986年，第219頁。

　　〔5〕吴炯堅：《瓊花會館拾零録》，《佛山文史資料》第八輯，1988年，第11頁。

　　〔6〕黄君武：《八和會館館史》，《廣州文史資料》第35輯，1986年，第222頁。

　　〔7〕任俊三：《瓊花八和歷史拉雜記》，《南國紅豆》，2000年第2、3期，第58頁。

　　〔8〕劉國興：《八和會館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9輯，1963年，第165頁。

　　〔9〕陳炎宗等：《佛山忠義鄉志》，干隆十七年（1752）刻本。

　　〔10〕同〔9〕

　　〔11〕吴榮光等：《佛山忠義鄉志》，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

　　〔12〕廣東省社科院：《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2頁。

　　〔13〕轉引自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2頁。

　　〔14〕張渠：《粤東聞見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9頁。

　　〔15〕怡文堂：《佛山街略》，道光十年（1830）刻本。

　　〔16〕廣東省社科院：《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頁。

　　〔17〕同上，第75頁。

　　〔18〕葛元煦：《滬游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頁。

　　〔19〕黄君武：《八和會館館史》，《廣州文史資料》第35輯，1986年，第222頁。

　　〔20〕劉國興：《八和會館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9輯，1963年，第165頁。

　　〔21〕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廣東卷》，中國ISBN中心，1993年，第401頁。

　　〔22〕潘廣慶：《見证滄桑話“八和”》，《羊城今古》，2003年第3期，第34頁。

　　〔23〕陳炎宗等：《佛山忠義鄉志》，干隆十七年（1752）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