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49年至今50年，中國的社會經濟從總體來説是逐步發展的。特别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更是爲世人所矚目。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却是走過一段從“三面紅旗”和“文革”的波折和破壞、到今天發展的“之”型的曲折道路，值得我們去進行歷史審視，吸取教訓，使中國能够以新的姿態步入21世紀，求得穩步的社會經濟發展，保障人民生活的進一步改善和國家的日益富强。

　　一、“三面紅旗”使經濟遭到波折

　　“三面紅旗”，是指1958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和由此而掀起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群衆運動。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確了新時期國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指出：“我們國内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况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决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這意味着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去了，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没有意識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的艱巨性，以爲生産資料實行公有制以後，社會經濟就可以“一天等於二十年”地突飛猛進。所以毛澤東在1957年7月，就提出中國用40至50年的時間超過美國的躍進口號，説：

　　“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以後的任務，則是進一步發展生産力，進一步擴大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準備著逐步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産主義的必要條件，準備以八個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1〕

　　同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召開的64個國家共産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向大會宣佈了中國趕美超英的目標和任務，説：

　　“同志們，我講講我們國家的事情吧。我們今年有了52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1,000萬到 1,50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2,000萬到2,50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3,500萬到4,000萬噸鋼。……我們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爲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况，他們説現在英國年産2，000萬噸鋼，再過15年，可能爬到年産3，000萬噸鋼，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000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2〕

　　毛澤東此話一出，舉座驚駭。會下各國共産黨領袖紛紛找他交换意見，使他深感中國應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負起更大的責任。但此時中國經濟還很落後，實在力不從心。於是他决心加快國内建設的步伐。

　　毛澤東於12月8日回到北京一星期後，於12月16日在杭州召開部分中央領導和華東五省一市委第一書記的會議，和1958年1月6日召開的南寧會議，以及3月9日的成都會議和4月1日的武昌會議，集中批評了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反冒進”錯誤，把全黨思想統一到“躍進”的思想上來。毛澤東又重新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内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和任務。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形成和提出“鼓足幹勁，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以全國黨代會形式通過的總路綫，標誌著它成爲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的行動指南。從此以後，神州大地掀起了以農業“大躍進”和大辦“人民公社”以及工業“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高指標的嚴重浮夸的群衆運動。

　　1958年的“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而實際上八届三中全會通過並於1957年10月25日發表的《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已經是發動農業“大躍進”的綱領。1958年1月發動億萬農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運動，吹響了農業大躍進的號角。爲了鼓動大躍進運動，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廣州看到河南省封丘縣寫給他的一份報告，介紹該縣應舉農業生産合作社依靠集體力量改變落後面貌的事迹，激動不已。立即寫了一篇題爲《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文章，熱情洋溢地讚揚這個合作社，説：

　　“從來也没有看見人民群衆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没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

　　“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説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餘地的。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3〕

　　這篇文章的發表，給如火如荼的“大躍進”火上加油。隨後的半年時間，趕超英美的時間表一提再提。畝産量、鋼産量指標坐上了直昇飛機，迅速提高。頓時，改變中國一窮二白面貌的决心，最終演繹成一場毫無意義的數字遊戲。各級領導人的頭腦急劇地熱騰起來，全國上下掀起大躍進、大辦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的群衆運動，出現浮夸風的狂瀾。

　　上述趕超英美的指標本來已經很高，兼之當時批評“反冒進”的所謂右傾保守，因此到了省、地、縣的指標更是層層加碼而被拔得更高，終於導致浮夸風的發生。各省、地、市、縣不斷爆出各種農作物産量“衛星”上天、鋼鐵“元帥”昇漲的新聞。一些明顯違反常識、違反唯物主義的口號開始出現，如《人民日報》1958年8月3、11、27日就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的典型報導。從當年夏收開始到秋收，各地不斷放出“高産衛星”，《人民日報》等報紙也紛紛報導宣傳（見下頁圖），例如：

　　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畝産3,530斤（新華社報導）；

　　河北省安國縣南婁底鄉卓頭村小麥畝産5,103斤；（《人民日報》1958年6月30日）；

　　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畝産7,3 2 0斤；（《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

　　湖北省麻城縣溪河鄉早稻和花生畝産36,900多斤；福建省南安縣海星農業社花生畝産10，500多斤；（《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中稻畝産量 13萬多斤（《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

　　當年《人民日報》的此類報導不勝枚舉。在報導湖北省麻城縣水稻畝産36900多斤時，還同時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拍攝的形象照片，讓四個孩子站在高産的稻穗上也摔不下來，以示報導的真實性。

　　《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和評論爲這種浮夸畝産量推波助瀾。8月3日發表的“年底算帳派决定”的社論，批判“唯條件論”，指出“地的産量是由人的膽量决定的”；8月27日，又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的頭版通欄標題，報導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到山東省壽張縣調查寄回來的産量報告，並加了編者按。就在這種唯意志論宣傳達到極點的形勢下，各省、地、市、縣所報糧畝産量越報越高。於是農業部根據各省匯報統計出來的全年糧食總産量達一萬億斤（1957年爲3900億斤）。但感到這樣高的數字太離譜，所以對外報導時降爲6000－7000億斤。1958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全年糧食和棉花總産量向全國公佈：

　　“1958年的農業生産大躍進，將使糧食作物的總産量達到6000-7000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60-90％，全國每人佔有糧食的平均數，將達到1000斤左右。棉花將達到7000萬擔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一倍以上”。

　　“如果説，全國男女老少平均每人1,500斤到2,000斤是糧食需要的飽和點，1958年就有一部分省（區）接近或達到這個飽和點，個别省區超過這個飽和點”。〔4〕

　　基於這種評估，會議認爲，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業已基本解决，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由農業轉移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布指出：

　　“農業戰綫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綫迅速地趕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轉移到工業方面來。因此，會議决定，全國的省和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從現在起，就必須首先注意工業的領導，但是同時不應當放鬆農業的領導。會議對工業的形勢也作出了一個大膽的估計：到一九五九年，我國在鋼和其他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方面（除發電量等外），就可以超過英國。……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一九六二年）……在鋼鐵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業品的産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國……總之，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將提前建成爲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條件”。〔5〕

　　由於會議如此樂觀的估計，所以會議又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爲生産1070萬噸鋼而奮鬥》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兩個重要文件。爲了貫徹這兩個文件，毛澤東又於8月25日，在北戴河召開各省、市（區）、工業書記會議，討論如實現生産1070萬噸鋼和建立人民公社問題，把“大躍進”推到頂點。從9月開始，全國上下掀起了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的群衆運動熱潮。

　　當鋼産量任務層層下達後，各級黨委第一書記親自掛帥，采取大搞群衆運動、土洋結合、小高爐等遍地開花的辦法大煉鋼鐵。全國在農村、城市、學校、工廠、企業一起上陣，據統計，共抽調九千萬勞動力參加大煉鋼鐵。經過這樣的“大干”幾個月，到12月31日統計，宣佈全國鋼産量達到1108萬噸，生鐵産量爲1369萬噸，（但實際上，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合格生鐵只有600萬噸）。

　　與大煉鋼鐵的同時，全國農村也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在毛澤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下，只經三個多月的短短時間，全國農村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將原來農村有的74萬農業生産合作社，合併改組成2.6萬個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農户1.2億户，占全國農村總户數的99％以上。毛澤東高度讚揚人民公社運動的成功。他在印發河南省遂平縣的《喳呀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給北戴河會議討論後，對協作區主任講話説：

　　“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産規模大，各種事業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鷄、鴨、屋前屋後的小樹還是自己的，這些將來也不存在了。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共産主義思想”。〔6〕

　　他在1958年8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讚揚，説：

　　“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我們要實行”。

　　“人民公社，有共産主義萌芽。産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産……如果做到喫飯不要錢，這是個變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産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在喫飯、穿衣、住房子上實現共産主義。公共食堂，喫飯不要錢，就是共産主義”。〔7〕

　　於是在《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上，就滿懷信心地向世界宣佈：

　　“看來，共産主義在我國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遥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産主義的具體道路”。

　　康生對毛澤東的講話心領神會，特别編造出一句好讀又好記的順口溜，讓農村不懂文字的農民聽了就永世也不忘，説：

　　　　共産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

　　既然人民公社是過度到共産主義的橋樑，於是就在人民公社内將共産主義加以實現：第一，把生産隊以至社員的財産無償地收爲公社所有；第二，在公社内實行貧富隊拉平均分配；第三，公社内實行統一經營、核算，搞供給制與工分制相結的分配；第四，在公社内大辦公共食堂，喫飯不要錢，實行包食包穿包用的“八包”、“十包”等等。這些舉措，當時老百姓稱之爲“刮共産風”。

　　由於虚報糧食産量達到一萬億斤，所以又號召在公共食堂裏“放開肚皮喫飯”。據統計，全國有四億農村人口進了公共食堂實行喫飯不要錢。但是，這些人民公社的共産主義的舉措，實際上到了1958年底就逐漸露出了敗像。

　　1959年，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提出异議，但由於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導致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更大規模的“大躍進”。1960年7月中旬，毛澤東找薄一波、李富春等人談話，再次提出要10年生産一億噸鋼，説：

　　“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鷄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够。要繼續躍進，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10年搞1億噸，上天”。〔8〕

　　這樣，使從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一直延續到1960年底才結束。但由於這次持續三年長的“大躍進”，加上農業兩年遭到大面積的灾害和蘇聯政府停止經濟援助以及撤走專家等因素，使中國國民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據統計，經濟損失達1200億元，而1958年核實的糧食産量只有 4000億斤（虚報爲 10000億斤）；1959年糧食總産量下降到3400億斤，農副産品比1958年减少13.6％；1960年糧食减産300－400億斤，實際總産量只有3000億斤；棉花、油料等大幅度减産下跌。工業方面，除了煤、鋼勉强達到指標外，其餘的工業産品特别是輕工業産品的産量均不完成計劃。財政赤字增加，1958年的赤字爲21.8億元，1959年增至 65.8億元，1960年又增至81.8億元。這種情况，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農、輕、重比例失調，市場供應極端緊張。人民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嚴重短缺，糧、棉、油供應不足。爲此，不得不减少農村銷售量以保证城市的供應。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采取非常措施解决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决定從5月到9月除個别地區外，一律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5月28日，又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的糧食不够銷售，如不突擊趕運糧食接濟，就有脱銷的危險。此後至1961年，農村中農民吃不飽飯的現象經常發生，無數人因營養不良而患浮腫病，不正常的死亡情况越來越多。究竟在三年困難時期因吃不飽飯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是多少，目前雖然没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僅是1960年全國人口减少1000多萬，加上自然出生人口少，非正常死亡人數必然大於此數。近年有一位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數據，指出：

　　“人們私下裏的估計是在2000萬至到3000萬人之間。中國科學院一份公開發表的報告認爲，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間，‘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約1500萬人。’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輝的研究報告中得出的結論，竟是‘低限值也在4000萬人’。他的報告於1993年發表，這位研究者聲稱，他的結論全部是依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人口統計資料。他的研究至爲精細，但是他有可能忽視了由於營養不良而導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這一問題後來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發表的論文説，在那三年裏，農業危機導致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人，另外還少出生了大約3300萬人”。〔9〕

　　上述死亡人數字屬研究者的數字，或多或少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但“大躍進”餓死人的事是真的。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奉命派四名幹部到河南省信陽地區調查大量餓死人和幹部違法亂紀的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又於26日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處理此事。後劉、周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給信陽地委處理，報告中説到餓死人的事實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報告説：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8000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過去認爲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西平縣原來只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公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喳呀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人口死亡達30%左右”。〔10〕

　　中國地域遼闊，南澇北旱，東風西雹的自然灾害，時時難免。1959至1961年三年的天灾確是嚴重。但説到底，如果政策對頭，不致於使中國經濟遭到如此重大損失，人民也不會受到如此大遭殃。正如劉少奇在1961年5月3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所説：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是由於天灾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 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説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書記。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是天灾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呢？他説，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説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問”。〔11〕

　　當年積極參與這次“大躍進”運動而且在工業“大躍進”中非常賣力的共産黨元老薄一波，在30年後回憶這段歷史時，沉痛地説出同劉少奇一樣的觀點：

　　“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因爲‘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和‘反右傾’鬥争造成的。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飢餓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减少1000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爲共産黨人實在愧對百姓，應該永志不忘這沉痛的教訓”！〔12〕

　　兩位都是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如此沉痛地反省和評價“三面紅旗”，不用作更多的解釋，也會明白“三面紅旗”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經濟衰退和人民生命遭殃的禍根了。

　　二、“文化大革命”使經濟遭到破壞

　　“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指1966至1976年那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的、被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有千百萬群衆參與的政治運動。

　　“文革”的發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自身發展的歷史必然，而是毛澤東堅持“三面紅旗”及其後果的邏輯延伸。

　　爲了克服由於“三面紅旗”造成的經濟困難的局面，中共中央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者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幹部、重要廠礦企業領導和軍隊部分領導等，共7118人（人們慣稱七千人大會），共商國是。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報告。劉少奇在報告中的目前國内形勢部分，講述了三年經濟困難的情况和分析造成困難的原因，重述他在1961年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時的觀點，即“天灾”是次要的，“人禍”（指工作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並再次引用湖南農民的説話：“三分天灾，七分人禍”。同時代表中央承擔錯誤的責任。毛澤東於1月30日也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並帶頭作了自我批評，説“大躍進”工作的錯誤自己也有份，應承擔領導工作的責任，説：

　　“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13〕

　　説到犯錯誤的原因，毛澤東還謙虚地説了一段誠懇的話：

　　“拿我來説，經濟建設工作中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産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産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人家不駡，我們應當自己駡自己，這些事來看，我們實在太蠢了”。〔14〕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並同意調整國民經濟，以解决困難。但他對“三面紅旗”始終認爲是正確的，而且對急於求成建設和過渡到共産主義的設想仍然没有放棄。在這個前提下，他把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的繁重任務交給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自己離開北京，中央工作由劉少奇主持。從1962年2月到7月16日，他從武漢到上海再到杭州，遊歷了名山大川，按他自己的説法，“當了一回徐霞客”。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政治家，决非真的超然物外。他對經濟建設失去興趣之後，却把注意力轉到階級鬥争的問題上去。加上1962年上半年國際形勢出現某些緊張狀態：臺灣的蔣介石口口聲聲叫嚷反攻大陸；北邊中蘇邊境不安寧；西邊印度的尼赫魯在中印邊境鬧事。在他看來，帝、修、反聯合反華。他又把國内在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陳雲、鄧子恢、田家英等人主張農村實行“包産到户”達到30％的情况聯繫起來；又把彭德懷在同年7月25日至8月24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向中央寫了一封長達八萬言的信，要求對他1959年的右傾問題進行全面審查，作出正確的結論，和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審查過《劉志丹》小説一事聯繫起來，認爲這是帝、修、反與中共黨内的“右傾機會主義”（指彭德懷等）、“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者”（指鄧子恢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進攻。所以，毛澤東感到，這是對他所堅持的“三面紅旗”的路綫和設計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模式的一種挑戰和威脅。於是，他在9月20至27日召開的八届十中全會的第一天，就從容地闡述了階級鬥争理論和路綫，説：

　　“在社會主義國家，要承認階級和階級鬥争的存在，老幹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層幹部、基層幹部，特别是青年人中進行教育，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大會就講，使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

　　毛澤東講的階級鬥争範圍很廣，但他的注意力顯然是放在共産黨内，特别是放在黨内上層的所謂修正主義上。而且他所指的黨内修正主義就是彭德懷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説：

　　“我們除了在國際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國内也還有人民群衆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它做右傾機會主義，現在看，恐怕以改一個名字爲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15〕

　　毛澤東關於階級鬥争的理論，最後寫進了八届十中全會公報，作爲全黨的路綫。從此，階級鬥争的弦重新綳緊，而且直接與主張“包産到户”的人聯繫起來。這樣，1962年上半年在北京處於第一綫工作的中央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又未能阻止“包産到户”等“三風”，顯然不能擺脱修正主義的關係了。尤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到了1963年3月，毛澤東又發出“階級鬥争，一抓就靈”的指示；1964年開展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進一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把階級鬥争的重點矛頭指向黨内持不同意見者。中國從此走上了通向“文革”的不歸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五月十六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着史無前例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且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幫”，整整十年之久。在這期間，特别是前三年，國家經濟管理機構癱痪，管理的規章制度被砸爛廢棄；城市工廠企業停工停産；水路、公路、鐵路交通中斷；農村生産破壞，導致整個國民經濟不能正常運作。結果使剛剛從“三面紅旗”波折中得到初步恢復的農業生産重又下降，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甚至走到崩潰的邊緣。據統計，1967年，全國工農業生産總值僅有2104億元，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降至 2015億元，比1967年下降4,2％。主要工農業産品産量與上一年相比，一九六七年鋼産量爲1029萬噸，减少503萬噸；原煤産量206億噸，减少4600萬噸；原油産量1388萬噸，减少67萬噸；發電量774億度，减少51億度。一九六八年，鋼産量904萬噸，减少125萬噸；發電量716億度，减少58億度。此外，棉紗、化肥、木材等産量均連續遞减。糧食産量2.09億噸，减少876萬噸。交通運輸方面，1967年全國運貨量下降15.7％。1968年又下降6.9％。基本建設投資完成額與上年相比，1967年爲 115.2億元，下降 35.3%；1968年只完成 94.9億元，又下降17.6%。1967年的固定資産交付使用率只有50.6%，1968年又下降到45.9％，是建國以來最低的兩年。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産率1967年比1966年下降19.2％，1968年又下降7％。兩年中損失的工農業總産值達到1100億元。

　　與此同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兩年之中，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各種消費品的社會零售額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憑票供應的物資範圍不斷擴大。人均糧食佔有量，1966年爲 381斤，1967年下降至 374斤，一九六八年又鋭减至350斤；人均猪肉佔有量，1966年爲14.1斤，1967年降爲13.5斤，1968年又减至12.7斤；人均棉布佔有量，1967年爲13.6尺，1968年下降到9尺。全民所有制各部門平均工資爲630元，比1966年减少6元；1968年，全國城鄉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爲132元，比1967年减少3元。〔16〕

　　1969年，中共“九大”之後，在周恩來主持下，對國民經濟采取多方面的調整措施，和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因周恩來病重住院）工作後，開展了各個經濟領域的整頓，使工農業生産有所回昇，1973年工農業生産總值達到3967億元。1975年，全國工業産值的比重增長3.8％；糧食增加 1940億斤，全國人均糧産量增長至 615.7斤。但是由於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在整頓經濟中系統地糾正“文革”的種種錯誤，1975年秋又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加上江青等四人幫掌握輿論工具，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搞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割資本主義尾巴”和向全民所有制“窮過渡”的運動，使工農業生産只能在低水平上運行，農民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直到1978年統計，全國仍有2.5億人口没有解决温飽問題。縱觀“文革”十年，中國國民經濟遭到的嚴重破壞是空前的。據統計，“文革”十年浩劫總共損失5000多億元。〔17〕於是乎，中國與世界先進經濟水平國家的差距更拉大了。

　　三、改革開放後經濟的發展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雖然不能設計未來的藍圖，但它却可告示人們：人類當前的能力能做到的是甚麽，做不到的又是甚麽。在中國經濟建設經歷了“三面紅旗”的波折和“文革”破壞這段歷史之後，中國人民意識到：此路不通，應另辟新徑。我們不應再重犯同樣的或類似的錯誤了。

　　1976年10月14日，粉碎“四人幫”，標誌“文革”結束。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977年，陳雲、鄧小平等人復出工作，一方面發動全黨全國人民批判“四人幫”的罪行，另一方面對“三面紅旗”和“文革”遺留下來的大量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以及“左”傾錯誤進行全面的清理和糾正。到了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届三中全會，會議果斷地否定了“以階級鬥争爲綱”的理論和路綫，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政治路綫，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决策，以便使生産力有一個大的發展，並在生産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顯著改善人民的生活，加强國防建設。全會特别重視農業問題，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决定（草案）》，明確提出要尊重生産隊的自主權和農民的自主權，糾正過去人民公社的干活“大呼GFED6”，公配“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分配傾向，“加强勞動組織，建立嚴格的生産責任制”，並肯定農村中的包工到組，聯産計酬等分配形式，以調動農民生産和經營的積極性。 

　　十一届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起步，而且從農村的農業生産開始。實際上，早1978年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有嚴宏昌等21户農民，爲了擺脱吃不飽的貧困生活，“偷偷”地將集體耕地承包到户。鄰村農民得知，也起而傚仿。十二月，他們得知三中全會的消息後，他們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而聯名聲明，把田分到户，包産到户。他們的舉動得到了省委書記萬裏的支持。1980年5月，鄧小平發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肯定了包産到户的形式。9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强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再次肯定包産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又批發《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確定了這種包産到户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成爲中國農村生産責任制的主要形式，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産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産計酬、聯産到勞、包産到户到組、包干到户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此後，以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爲主的多種形式的聯産承包制逐步在全國普遍推廣，並不斷地完善和鞏固。據統計，到1982年底，全國農村92％的生産隊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其中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達80％以上。1993年底，全國農村已有586.3萬個生産隊實行了以家庭經營爲主要形式的聯産承包制，占全國生産隊總數的99.5％，占全國鄉村農户總户數的97.5％;其中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隊數的98.3％，户數的97.3％。大包干已成爲農村農業責任制的基本形式。直到“十五大”，江澤民在報告中，再次肯定和强調“長期穩定以家庭聯産承包爲主的責任制，完善充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由於堅持農村實行的以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經營方式，使廣大農民有了支配自己勞動力的自由，掌握了勞動自主權和勞動成果的支配權，生産積極性空前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不斷增長。據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期間，中國農業勞動率共提高2.7％；而在開始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後的1979至1981年，每年平均就提高2.7％。這就是説，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的速度上，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後的一年，等於過去的26年。農業勞動生産率的提高，使農産品的産量和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據統計，農業生産總值由1978年的1397億元增加到1996年的23426.53億元〔18〕。

　　從1978年到1996年，農林牧漁業總産值增加了二倍多。與此同時，農民的人均收入也大大增加。據統計，1978年農民的年均收入只有134元，1985年增至547.31元，1996年又增至780.67元，1997年增至2090元；2002年增2476元，平均每年增長38%〔19〕。

　　據我們調查廣東省番禺市石樓鎮農村實行了聯産承包責任制後，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大大提高，該鎮僅1988至1989年10年期間，全鎮生産總産值突破20億元，10年增長16.5倍。農民生活大大改善，並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農民普遍建新樓房住居。農民對我們説，解放50年，就是現在的生活大改善了。

　　在農業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提到議事日程。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會又通過了推動城市改革爲重點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全面開展。1979年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立經濟特區；1980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厦門四個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上海、天津、大連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工業城市；1985年起，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的厦門、漳州和泉州三角地區，以及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闢爲沿海經濟開發區。接著又設立海南省並定爲經濟開發區，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新區，東北口岸和沿江、沿海、邊疆、内陸的一批城市，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强調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經濟發展。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决定》，提出建立産權明析、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並將此作爲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從而推動城市企業的改革，使工業生産迅速發展，工業總産值由1978年的 4237億元，提高到1996年的99492.8億元。十四年間增長22.5倍，而且是穩步上昇的。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不斷增長，例如鋼産量，一九七八年只有3178萬噸，到1996年增至10003萬噸，居世界第二位，煤、水泥、布、電視機等産品産量均居世界第二位〔20〕。

　　由於農業和工業生産的不斷增長，對外貿易也獲得很大的發展。據統計，1997年的對外貿易總額由1978年居世界第27位上昇到第10位，其中出口總額達1827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7.7倍；進口達1424億元，比1978年增長12.1倍。2002年進出口總值達到6208億美元，世界排名由第10位上昇到第5位；2001年12月加入了WTO，標誌着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

　　在工農業生産和對外貿易迅速增長的情况下，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也快速增長。自1978——1997年，經濟發展的年增長率達到 9.18％，與同期世界經濟的年增長率3.3％相比，高出6.5的百分點，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的國内生産總值達到74772.4億元，比1978年增長4.9倍，按當年人民幣兑美元的平均匯率計算爲9020億美元，居世界各國的第七位。1998年的國内生産值增至80600億元，比1997年增長7.8％〔21〕。

　　由於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也不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更是獲得空前的提高，全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减至1996年的6500萬人和2002年的2820萬人，由占世界貧困人口的 1／4降至 1／20，12億人民的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即達到人均國民生産值800—1000美元。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090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160元。2002年，農民人均收入增至247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7703元。城鄉居民儲蓄款餘額爲46280億元，人均存款達到3744元。與此同時，國家的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據統計，197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有167億美元，到1997年增至1399億美元，1998年又增至145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的而居於世界第二位。1997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了3483.5億元，扺禦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總而言之，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成就是空前的，爲世人所矚目。

　　四、社會經濟波折和發展的原因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從1950至1957年的頭7年，經濟發展是正常的，形勢是好的。但從1958至1978年的20年，就經濟整體情况而言，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到了1978至1998年的20年，經濟才迅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們不禁要問，同樣是一個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同樣是中國人在勞動，同樣是社會主義制度，同樣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爲甚麽前後各20多年的社會經濟發展却如此大相徑庭呢？這是很值得認真思考、研究和討論，並進行深層次的理性分析的問題。

　　以往在分析前二十年經濟處於“停滯狀態”的原因時，大家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爲是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産黨領導長期搞“階級鬥争爲綱”、而忽視發展生産力的結果。這種看法不能説是錯，但不够深刻，也不完全符合20多年的事實。仔細地分析起來，實際上前20多年的失誤，從體制和政策上看，是在於發展生産力過急；從思想路綫上看，是毛澤東爲首的一些領導人唯意志論泛濫造成的。而且根本原因是後者。

　　大家知道，1956年，當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時，就很强調要發展生産力，而且向全黨發出“球籍”問題的警告，説：

　　“我們這個國家要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况，被人看不起的那種情况，倒霉的那種情况，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你趕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麽光榮，也就不那麽偉大。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説搞了社會主義，據説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甚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開除你的球籍”。〔22〕

　　所以，當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確定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路綫，是與毛澤東的主張一致的。而且1957年3月，他又再次强調：“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産力變爲在新的生産關係下發展生産力”，並號召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23〕。

　　毛澤東急於發展生産力和趕超美國的意識，在黨内領導人、黨員和人民中間，具有普遍的心理認同。作爲沉淪了100多年的東方大國，趕超美國之心情無可厚非，問題出在“做好事的心太大太急”，遠遠地超過了客觀條件的可能和主觀能力的極限。而當民主人士張奚若批評“大躍進”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時，還用“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甚麽不好來反批評他。這就不可以完全用“民族願望”來解釋了，而應該説，這是對主觀能動性的特殊盲目和自信，是對於歷史主動性的過分夸大。這種心理上的偏差，在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時就開始了。1956年，蘇聯共産黨“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加上一段時間赫魯曉夫器重毛澤東，既使他的頭腦清醒，又助長了他的驕傲，希望中國共産黨擔當對世界革命的領導責任。我們可從毛澤東在1960年9月1日轉發黑龍江省委傳達北戴河會議精神的報告中得到反证：

　　“大家認爲對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争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和艱巨的，但現代修正主義者是注定要失敗的，他們不可能擔當起指導國際革命運動的職責，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已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24〕

　　但是，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經濟小國的狀態，使毛澤東寢食不安，而産生急於求成的情緒，并且日益發展。於是通過批判“反冒進”，强烈地感化黨内的高級領導幹部，以發動一場發展生産力的“大躍進”群衆運動，希望出現“一天等於二十年”的人間奇迹，一舉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好讓中國共産黨擔當起領導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責任和自己代表中共成爲領導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馬克思確是曾經講過歷史的發展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情况，但這只是歷史的偶然的一瞬，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非常狀態，而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一般説來，歷史總是常態漸進的，特别是生産力的發展，更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就是説，革命可能在一夜之内改變歷史的方向和政權的性質，但它不可以在一天之内使生産力出現奇迹，而是要通過千百萬人的勞動逐步發展起來的。毛澤東太過希望生産力發展出現奇迹了，所以無限地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出了許多違反唯物主義常識的笑話來。例如，深懂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毛澤東，他居然對“大躍進”中《人民日報》編者按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的唯心主義口號給予肯定。聽聽在當時中國唯一敢於在毛澤東面前當面批評這句口號的談話，可見一斑。1958年9月，毛澤東和張治中到武漢視察大煉鋼鐵，住在東湖賓館。他的老朋友、哲學家、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到賓館看望，談話之間涉及到哲學問題。李達説：

　　“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這句話通不通？”

　　“毛澤東悠然地答：‘這個口號有兩重性。舉長征的例子，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克服有時看起來不可克服的困難。人想飛敢飛，於是有了飛機，人想日行千裏，於是發明瞭火車。’”

　　“李達打斷毛澤東的話，説：‘你的時間有限，我的時間有限，你説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個口號是不是？’”

　　“毛澤東有些不悦，説：‘肯定怎麽樣，否定又怎麽樣子？’”

　　“李達説：‘肯定這個口號就是認爲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就是錯誤。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一個人要拼命，‘以一當十可以’，最後總有個限度，終有寡不敵衆的時候。一夫當頭，萬夫莫敵，要有一定的地形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不能無限大的。現在人們膽子太大了，潤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灾難。你腦子發熱，達到39度發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灾難了！’”

　　“毛澤東不高興了，反答：‘你説我發燒，我看你也有些發燒了，也有攝氏百把度的。’”〔25〕

　　李達的一席話刺激了毛澤東，使他有所清醒。據衛士李銀橋後來回憶説，李達走後，毛澤東在房間裏踱步，邊走邊説：“孔子説過，六十而耳順，我今年六十三歲，但還不够耳順。聽了鶴鳴兄的話很逆耳，以後我要同他多談談。”

　　雖然如此，但也很難讓他逥旋唯意志論思想。正是因爲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到了“發燒”的程度，而他的威望又如此之高，加上如前述全國上下特别是不少地方幹部的思想也昇温發燒被弄糊涂了，連起碼的常識也發生了動摇，刮起一股虚報産量的浮夸風。而作爲威望極高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也處之泰然，不加阻止，反而有點兒信以爲真。而作爲黨的喉舌的最高黨報《人民日報》以及各省省報，又公開報導和發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號，使得人們的唯意志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於是真的像李達所説的那樣，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大灾難了。

　　“大躍進”失敗，導致黨内最高層領導的分歧。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是接李達之後第二個敢從思想路綫上批評毛澤東的人，並用了富有刺激人的語言，説“大躍進”帶來的浮夸風是“小資産階級的狂熱性”。彭德懷在給毛澤東寫的萬言書中説：

　　“小資産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其主要表現是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躍進共産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衆路綫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局與局部，大集體和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

　　看起來，作爲軍事家的彭德懷也看到問題的實質了，“大躍進”帶來的“三年困難”灾難就是唯意志論即“小資産階狂熱性”惡化而在黨内占了上風的後果。彭德懷的批評，絲毫没有挑戰毛澤東的動機。但這無論如何不會爲毛澤東所接受。而那些跟毛澤東積極推行“大躍進”，而且説過很多假話、虚報産量的領導幹部們，認爲這是出現動摇毛澤東領導地位、否定毛澤東路綫的政治危機。於是出現廬山會議的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鬥争運動。

　　毛澤東雖然不可能接受李達特别是彭德懷的批評，但在嚴重灾難面前，他也只好退却，如前述於1962年作了自我批評，提倡實事是，進行調查研究，糾正了許多具體的錯誤。但很快就表明，這種退却並没有觸及他的唯意志論思想路綫。當他感到1962年調整經濟深入有危及“大躍進”路綫時，他又反擊了。而且仍然堅持唯意志論的思想路綫，不顧國内已經消滅了地主、資産階級的客觀事實，重新强調階級鬥争，批判國内的“三風”。接着在國際上展開反修鬥争，並在國内黨内開展挖掉“修根”的四清運動和文化批判運動。他唯心地認爲黨内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這些人。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又與劉少奇發生嚴重的分岐。結果走上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不歸路，矛頭直指所謂“黨内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劉少奇。恩格斯説過一句話，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的確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大躍進”運動不過是“文革”運動的原因。因爲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失敗了，又受到非議，而且是受到黨内最高領導層内一些領導人的批評。於是他要發動和領導一場“文化大革命“來挽回敗局，證明“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一場政治鬥争，實質上也是毛澤東唯意志論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從“大躍進”提出“人有多膽，地有多大産”到“文革”時提倡“寧要貧困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説明已從發展生産力的唯意志論、發展到抛去發展生産力的唯意志論的地步了。結果造成更大的破壞，使整個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更加唯意志論的是，共産黨明明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是由無産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但毛澤東又不顧這個事實，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産階級在那裏，就在共産黨内”的唯心主義理論，借此來清除一批黨内的异見者。一句話，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這就是前20年中國經濟總體而論處於緩慢發展以至停滯的根源所在。

　　“文革”後的20年，中國社會經濟取得爲世人矚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抛棄唯意志論的思想路綫，重新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這一份功勞應歸功於鄧小平。他在1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幕詞中指出：

　　“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説，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綫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實事求是，是無産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産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26〕

　　2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綫、經濟發展路綫以及一切具體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綫基礎上的。舍此不可能取得如前述的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一句話，後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就以説，思想路綫擺正了，就無往而不勝。前後各二十年的教訓和經驗，説明瞭這一真理。

　　注　釋：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2-463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毛澤東在64個國家共産黨和工人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3〕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載《紅旗》創刊號，1958年6月1日。

　　〔4〕《中國共産黨中央政局擴大會議公報》，《人民日報》，1958年8月30日。

　　〔5〕同注〔4〕。

　　〔6〕《紅旗》，1958年9月16日。

　　〔7〕同注〔6〕。

　　〔8〕轉引蕭冬連等，《求索中國》下册第687頁，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

　　〔9〕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第81-82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册第42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

　　〔11〕《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419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同注〔8〕，第698頁。

　　〔13〕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下册第818-819、952-953頁，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

　　〔14〕同注〔13〕。

　　〔15〕同注〔13〕。

　　〔16〕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五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

　　〔17〕蕭冬連：《建國以來黨的兩次工作重點轉移》，載《珠海潮》，1999年第3期。

　　〔18〕《中國統計摘要（1997）》第81-82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版。

　　〔19〕同注〔18〕，第76頁；《羊城晚報》2003年3月5日第A3版。

　　〔20〕同注18，第92-101頁

　　〔21〕同注〔18〕，第91頁

　　〔22〕同注〔1〕，第296頁。

　　〔23〕同注〔1〕，第404頁。

　　〔24〕同注〔8〕，第685頁。

　　〔25〕同注〔8〕，第387頁。

　　〔26〕《鄧小平文選（1975-1985年）》第133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原載胡春惠主編：《五十年來的香港、中國與亞洲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出版，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