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

　　“去中國化”的五種類型

　　台灣的“去中國化”問題因泛綠推動“正名”運動而成為兩岸關係的敏感議題之一，特別在去年底泛綠立委選戰未盡理想的情況下，台灣行政當局更急於推動台灣的機關、公司、學校去“中國”之名的運動。這種“去中國化運動”，又可以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在民族認知上：區分和對立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異，否認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垂直認同的可能性。

　　在歷史敎育上：重編台灣歷史，強調台灣悲情，突顯中國治台的錯誤，配合台獨的精神需要。

　　在文化政策上：否定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主體地位，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性、自主性，誇大兩岸文化的差距。

　　在意識形態上：深化反共意識，醜化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誇大中共政權的黑暗。

　　在政治取向上：強調中共的威脅與打壓，證明台獨的必要，提升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

　　以上的作為除了第四類是反共政策的延續之外，其餘的作為就是“去中國化”的具體事證。“去中國化”的目的，是要徹底推翻兩岸原有的“一中原則”的共識，造成“逢中就反”，以便使台灣人開始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為兩岸關係增加本質性的困難。

　　台獨文化與文化台獨

　　二○○一年六月底陳水扁掌權剛滿一年的時候，大陸“海協會”所屬的“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就在福建的廈門市舉行一場名為“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的學術研討會，針對當時台灣當局所推動的一系列有關“文化台獨”的政策措施，提出批判式的研討，會後主辦單位還將與會的論文編印成冊。

　　何謂“文化台獨”呢？林勁敎授認為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海內外分裂勢力在文化領域的“台獨”主張；二是台灣執政當局利用其統治地位，在文化領域中推動分裂主義的文化政策。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台獨”與“台獨文化”。依據此一理解，林勁敎授在文章中列舉了“台灣民族”、“台灣文化”、“台灣母語”、“台灣媽祖”為文化領域的“台獨”，同時指出自李登輝開始推動的“台語敎學”、“通用拼音”和“台獨歷史”為政治推行的“台獨”即“台獨文化”。陳孔立敎授則比較偏重對台灣執政當局所推動的“去中國化”的種種措施，將之定位為“台獨文化”。例如：鼓吹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論，貶低中國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重要性，甚至鼓吹台灣文化是海洋文化，中國文化是大陸文化，而且進一步醜化中國文化，重塑台灣文化成為台獨文化。除此之外，還有趙暇秋敎授批判“文學台獨”，大體也有以“台獨文化”的角度來批判。綜合而言，幾位敎授對台獨勢力在文化層面的作為之批判，自有其政治的警覺性和學術的批判性，然而，在“文化台獨”中並沒有進一步區分“去文化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的差異和不同，以致在某些例證上給人一種不能完全說服的感覺。

　　例如推行台語敎學，其實可以理解為台灣人民不願失去母語、保護母語的本土化作為，何況閩南語保留的古漢語比北京話更多，它是更中國的中國話。至於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性等說法，可以解釋為台灣人民在長期被殖民的過程中，一方面不失自己的文化主體，一方面又融合了各種類型的不同文化，從而形成一種新型的閩南文化，所以強調其多元性並沒有不妥。在台灣歷史的敎育上，也包括了台灣先民從大陸移民來台，“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鬥開墾的過程。無論在過程中，所獲得的正面或負面的經驗構築於台灣歷史之中，也是中國人的共同歷史經驗，其中必有值得學習的部分，是以台灣的中國人學一學“台灣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早期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在有形、無形之中，灌輸大家一種高低文化的價值觀，例如在公共場所講“台語”(即閩南語)必須受罰，規定閩南語的歌、劇、戲曲播放不能放在黃金時段等。無形之中就是一種文化歧視政策，此一部分是必須被批判、被糾正的。因此，從糾正國民黨早期的文化歧視角度來看，台灣某些文化人士甚至是台灣官員的呼籲、說法和努力都值得肯定。

　　文化本土化與文化本土主義有本質的區別

　　這是“本土化”的部分，而應該加以批判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部分是源自將文化本土化滑向文化本土主義的歧路，一部分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的政治的“去中國化”幹預政策。這兩種傾向之所以有必要加以批判，也是因為這是經過人類以往的實踐證明是一條危險而錯誤的道路。文化本土主義會導致文化的排他性，而造成自大的民族主義，政治幹預的錯誤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正是殷鑑不遠的例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政治對文化的幹預都祇能有短期的表面的效果，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真正有效，因此批判的基本立場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必要對台灣的“文化台獨”和“台獨文化”的作為加以批判。任何政治力量對文化的發展不論是順勢的加速或是逆速的消滅，其結果常常是白費工夫。尤其台灣是一個島嶼，台灣人民是移民，島嶼的特徵是政治無法改變的。

　　“島嶼”政治的特性

　　在地球上有許多島嶼，而島嶼政治常常具有三種特性，即島嶼、地緣及移民，而三者又是有機地相互影響：

　　從“島嶼”的角度說，它同時具有開放和封閉二種可能性，因為水對人而言，既是一個方便的交通管道，又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障礙。當人們視之為管道，而能駕禦水性的時候，島嶼以其四面不受阻條件就成為最佳的開放之所。反之，水也是最佳的防禦工事，確保人們的安全，則成為四塞之島，完全可以自成體系。當然近世紀以來的科技改變了島嶼的封閉特性，但是島嶼仍有陸地的深山老林難以媲美的封閉條件。

　　從“地緣”的角度說，島嶼所在的位置其與陸地的距離，構成島嶼不同的地緣特徵。島嶼距離陸地很近，則容易成為他人經略陸地的“跳板”，距離較遠則成為“中途島”、“中間站”。所以從地緣上說，一個島嶼距離陸地遠近，對陸地國家而言，都有不同的地緣戰略意義。特別在海權盛行的世紀裡，島嶼的位置、特產和資源往往成為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之間爭奪的要點，這就增加了島嶼的不安全性。而且也由於海權時代的來臨，島嶼在平時也成為海陸交通的要衝，是以島嶼的封閉性特徵已經愈來愈不可能，關鍵在於島嶼上的人們如何利用島嶼的地緣優勢，為自己的島嶼創造出最佳的開放價值，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從“移民”的角度來看，此一特徵未必是所有的島嶼共同具有的特徵，然而大部分的島嶼都是移民或是包含部分的移民，移民在性格上常常帶有冒險、矛盾、多元等性格。移民無論是自願或是被迫都是一種冒險，都必須有勇氣去面對一個不可能、不確定的未來，必須有接受和敢於挑戰的性格，才有可能移民。因此，移民的性格也包含了某種賭博的性格。移民人口的性格表現出的第二種特徵是矛盾。因為一方面他們去到外地“入侵”他人的領域，為了生存，必須遇強則服，一旦不服則不可能倖存；另一方面也會以眾淩寡，一旦自己居於多數，則對其他的外來客和後來者也很難相容。作為島嶼，土地面積是最大的限制，所以移入人口越多，分配必然越少，因而移民者對後來者的不包容和必須容忍的矛盾性格在移民身上也十分明顯。移民遷往他地必然保有自己原本的文化特徵，之後在移居地的生活，又無法不容納當地的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又有不同的移民文化交匯雜處，雖有鬥爭，但也有相互的觀摩和學習。所以多元的表現和對不同文化的適應常常使移民者形塑出的文化中，可以感受到鮮明的性格特點。

　　“去中國化”策略不可能成功

　　這樣島嶼發展所依賴的特徵是開放、多元和變化等，而不可能是封閉、排他和孤立特性。台灣作為一個島嶼不但具有上述島嶼的特徵，而且台灣文化的構成和組建部分中，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去包含消化多元文化的過程。可是當台灣當局希望以本土主義方式來建構所謂的“主體性”時，他們首先面對的就是島嶼的有機生態所給予的反彈。換言之，在外向型經濟、依賴型國防和開放型社會的情況下，建立封閉而排他性的文化主體以及仇恨中國、對抗中國的政治主體，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因為從島嶼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台灣當局想要排斥的對象，正是它必須依賴的對象，從移民的角度不但是在現階段仍有移民的易動，還有五十年前才移居的近二百萬所謂外來人，以及雖然世代累居、卻仍然保留大陸祖先堂號的台灣人。是以台灣當局的“去中國化”的策略，註定是不可能的任務。

　　台灣的“再中國化”現象

　　我們說台灣當局的“去中國化”是不可能的任務，不僅在於台灣無法廢除中國文字、中國語言、中國習俗、中國宗敎以及中國人留傳數千年的價值系統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層出不窮、天天發生在台灣青年身上的“再中國化”現象。例如一九九九年《天下》雜誌在調查台灣人最喜愛的移居地時，中國大陸的上海竟然是台灣人民第四個希望移民的地區，而且同一份報導也指出常駐大陸的台灣人近百萬。除此之外，個人還可以例舉在台灣的大學長期任敎所覺察的變化：

　　第一，台灣青年在求職心態上的變化：以往台灣青年十分排斥到“落後”、“貧窮”的中國大陸去就業，因此，台商老闆祇能以加薪為手段、福利為誘因，促使台灣青年去大陸“吃苦”。所以青年在求職時往往被問到是否願意去大陸，成為人事錄取的考量因素。如今台灣青年在就業之前有許多管道去大陸，同時他們在網路上也接觸不少有關大陸的資訊，其觀念和價值均出現變化，現在求職的青年則是主動提問是否有機會去大陸，因此，老闆的加薪、福利、優待也就不是必要條件。

　　第二，台灣青年在求學心態上的變化：以往我們所說台灣青年去大陸求學、進修碩士，主要以中醫為主，人數有限，也有少數其他系，如歷史、考古、中文等等，去讀書多半以碩士為主；近幾年來，高中生赴大陸唸大學，大學生、碩士生赴大陸進修碩、博士的學生意願上大大上升，人數上也有相當成長，特別是大學生希望赴大陸就學意願比較以往明顯增加。換言之，大學生已經不在乎台灣的敎育部是否承認大陸的學籍，有不少的學生認為從大陸去國外讀博士更方便，同時他們也開始覺察到大陸大學的水準和素質，以及未來的實用性。

　　第三，台灣青年在台灣投考大陸研究所的比例有所上升：這代表他們對研究中國大陸的興趣的上升。據知在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的當年，台灣大學生投考大陸研究所的比例超過投考美國研究所。而且近年以來在台灣做“大陸”研究的人口也明顯增加，學門的分類也趨細、趨繁，已經改善了過去的研究集中在中共中央、北京和集中在政治、經濟的偏頗現象。目前的研究包括了地方、邊疆、少數民族、社會問題的各個層面，應該說大陸研究已經再度成為台灣社會的“顯學”，這也有助於台灣青年赴大陸求學的氛圍。

　　第四，在台灣出售大陸出版品的專賣店如雨後春筍：幾年之前書商販賣大陸書籍是以遊擊戰的方式出現於台灣大學附近的書攤和藏之於深巷之內的小書店，現在已經有了正式的門面，屹立在大路之旁，而且有的開了四、五家的連鎖店；而北、中、南台灣的大都市也都出現專賣大陸出版品的書店，如問津堂、若水堂、秋水堂、結構群、唐山都是其中比較著名的書商。他們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大學生讀書的習性，而且參考書單不僅僅是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早已拓展到社會科學的各個學門，從翻譯書到大陸學者的著作都成為大學生、研究生購買的對象，足見在台灣的知識精英已經注意到大陸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五,近年來台灣青年赴大陸旅遊的興趣大大提升：在台灣有三個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專門在每年的寒暑假承辦台灣青年赴大陸訪問的團體，它們是華夏青年交流協會、夏潮基金會及台生聯誼會。據其負責人稱，近幾年同學報名的情況十分熱烈，每一梯隊所提供的名額總是快速爆滿，這與早些年不相同，而且青年去過大陸之後，他們的感覺大部分都覺得“震驚”、“被騙”（指被台灣原來的敎育和資訊所蒙蔽）。因此，他們在心中自然重新評價大陸，而且在校園中也發揮口耳相傳、眼見為憑的口碑效果，進而擴大了對大陸的好奇，增加了對大陸理解的需要。

　　上述幾種現象交織在一起，台灣青年的“中國圖像”開始逐步調整，他們開始逐步脫離台灣當局所進行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開始以自己的眼光來理解中國，已經不再高度排斥中國、輕忽中國。當然在政治上敵對現象仍然存在，不過在其他部分已經明顯地轉變。

　　這些轉變並不是中共對台統戰的績效，而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無心插柳”所帶來的收穫。這說明中國自己越是努力，越是提得出自己的成績，中國的吸引力也越大，台灣社會也自然在同文同種的情況下，必然被其吸納。因此，我們以為台灣當局的“去中國化”的作為，在中國大陸而言，不應該祇進行政治的批判，而應該進行學術的統戰，分析台灣本土化與本土主義的區別，客觀地鼓勵本土化的作為，真正認識到台灣越本土其實也越中國。至於“本土主義”和“去中國化”的部分大陸批不批判，其成功率都十分有限，至多祇能去中國之名，難去中國之實、中國之心。

　　中共要思考的問題

　　在對台灣的“去中國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之後，中共當局反而必須憂慮的是當台灣青年自動地“再中國化”之後，當代的中國能給台灣青年甚麼樣的中國呢？是傳統的中國，還是西化的中國或是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換言之，中共必須認真去思考如何在發展的道路上走出自己中國的特色？如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在以人為本的發展方面，中國能否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為人類謀求另一個出口，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否則對“再中國化”台灣青少年的吸引力就僅止於對西化中國的“震驚”而已，而不可能使“再中國化”的台灣青年人真正歸心。中國大陸的努力必須能激發出臺灣以至全中國青年的中國心，使他們真正感受到中國特色的生命力，才能持續發揮其吸引力。特別是在中國特色中，如何去融合各個民族，包括台灣人民的優點和特色，使得各族各地的中國人都能有在中國特色中看到自己民族、族群的優美和優越，才能真正激發大家共同平等的參與，共同構築此一中國特色。如此才能真正吸引包括台灣在內的各族青年投身在“中國特色”的大工程中，一同獻身，一起奮鬥。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三月號，作者係臺灣東華大學公行所敎授兼大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