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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不斷變化的中、美、台三角關係
章念馳
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各方現狀
儘管我們不願意也不想讓台灣問題國際化,但它客觀地從被割讓那一天起,到二戰結束回歸;從國民黨退踞台灣,到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從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到日本擬助美保台,乃至台灣還有二十多個“邦交國”,台灣問題客觀上介入了國際因素。如果沒有這些因素,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會單純得多。目前台灣問題不是大陸可以單方面說了算,至少目前還沒有強大到這種程度,而美國也沒有強大到可以主宰台灣海峽的地步,台灣更是沒有能力可以完全擺脫大陸的影響。因此,兩岸關係客觀地形成了中、美、台相互影響又相互鬥爭的三角關係,“維護現狀”成了各方的一個擋箭牌。
這三者關係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利用,彼此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各方為了使自己成為這個三角形中最長的一邊或獲得最大的角度,為佔據最大的優勢與發言權,各種手段往往無所不用——拉攏打壓、文武兩手各顯神通;合縱連橫,各種謀略無所不採,使兩岸關係呈現分分合合、時起時伏、險象環生、變幻莫測的狀態,讓中、美、台這不等邊的三角關係變得異常弔詭。
在台灣問題上,由於中、美、台不同的歷史文化制度背景和現實利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策,結果讓三方關係變得異常緊張,危機又迫使各方不得不修正立場,使三方關係始終處於變化之中。目前形成了以下三種狀況——
台灣的立場、政策與發展趨勢
台灣曾被稱為“無主的土地”——被荷蘭佔領三十八年,又被鄭成功攻佔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二十多年,再被割讓日本五十年之久。如果沒有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淪為戰敗國,台灣也許至今仍是日本領土。以後台灣又成為蔣氏父子“反共復國”基地與大陸分隔四十多年。這段歷史讓台灣人民養成屈從與爭取獨立的雙重性格。
近半個世紀,國民黨對台灣民眾的“威權”統治,使台灣民眾連講台灣話的權力都沒有,民眾讀書可熟知祖國大陸幾山幾川,但他們卻不知台灣有幾山幾水。高壓統治加上反共敎育,造成逆反心理和恐共仇共心結。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老齡化,“本土化”與“民主化”浪潮湧動,政權終於落到半個日本人與半個台灣人的李登輝手中。這是一個根本沒有中國情結且道德極劣的政客,他讓台灣結束了一黨專制,讓台灣人自己掌權,讓每一個人領到了表達意志的選票,讓台灣人當了“頭家”。他並讓這種“本土化”變成了“去中國化”,把國民黨時代的反共情結變成反中國情結,把“民主化”變成“民粹化”,掀起極端意識形態,挑起省籍、族群、統獨矛盾,掀起了“台灣式的文革”,造成“愛台”與“賣台”的綠藍對決,使台灣處於分裂狀態。
台灣自從實行“民選”制度後,老百姓有了一種擁有選票的滿足感,所有政客與官員為了選票對民眾確也謙卑了,隨之而來的是種種騙取選票的花招。選票讓一切政客忘卻了義利與恐懼,民進黨則是最會選舉的政黨,陳水扁尤甚。他知道怎麼用台灣主體意識和統獨意識去蠱惑民眾,使台灣今日變成一個祇有顏色而沒有是非的社會。他製造了這樣一個神話:即“綠色”代表“愛台”,“藍色”以及其他顏色都代表“賣台”,今日台灣是台獨分子關了門稱王稱霸、自我膨脹到極點的一個畸形社會。
台灣的“本土化”和“民主化”給台灣一些民眾帶來的狂喜,讓他們原諒了李登輝與陳水扁的一切罪過,讓他們忘卻了拚命挑釁祖國大陸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讓他們沉浸在“當家作主”後的陶醉中而不知氾濫的意識形態已掏空了台灣,天怒人怨,危機將傾,每刮一陣風每下一陣雨,都幾可成災。早先國民黨治大中國不成而治台有成的“台灣奇蹟”,多年來已風光不再。扁李折騰下的台灣,負債經營,加上钜額軍購,債留子孫,台獨已是今日有酒今朝醉,色厲內荏。台灣已有相當多的人士開始懷疑與唾棄這條路線,人們的覺醒已經開始。據台灣民調,民眾對陳水扁的不滿意度一直超越對他的滿意度,今年九月不滿意度達百分之四十三(今年四月為百分之五十二),而滿意度則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八。台獨分子深知時間不在他們一邊,越來越焦躁不安,企圖搶在二○○八年前“完成獨立建國”,因此兩岸在未來四年至六年是最最嚴峻的時期。
美國的立場、政策與發展趨勢
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中國早就解決台灣問題了。美國視台灣為其在中國沿海“戰略島鏈”的一艘不沉的航母,是保美國戰略利益的一個棋子,是以華制華的一個最廉價的工具,是阻礙中國崛起的最有效的政治攔鏈。所以從二戰結束後到今天,美國從來沒有放棄利用台灣,並制訂了《與台灣關係法》,從法律上確立了美台准同盟的關係,這個法甚至超過了與中國大陸簽署的三個公報。實際上是把台灣當作了美國的附屬國或保護地,並把台灣美化為民主政體,視為同類,所以美國因素是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不管在朝在野,他們之間在許多問題上有歧見,唯獨對台海兩岸政策卻是相同的,那就是維持“三不”政策,即:“不統、不獨、不戰”,讓兩岸永遠分裂,使美國在兩岸間盡享最大利益,左右逢源,永遠愚弄兩岸。
隨著中國日益壯大,美國不得不正視這一現實。美國也確實在許多方面需要中國合作,建立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並非是異想天開的單方美夢,在一定程度上“聯美制台”也並非不可能。但要美國完全放棄台灣,要美國因為某種利益去犧牲台灣,美國沒有一個領導人敢這樣做。如果這樣做的話,等於犧牲美國的價值觀,也是無法向選民交待的。但美國又是一個最不講信義的國家,為了利益,甚麼事情都會幹得出來。
台灣在美國縱容下,已越走越遠,美國的“不獨”政策受到了挑戰。美國知道台灣一旦逾越了中國大陸的底線,大陸祇能“以武制獨”,中美衝突將全面爆發。美國雖有軍事上與中國一戰的考慮,藉此把中國崛起的美夢徹底打碎,但這不是美國的首要任務,而且要美國人民為李登輝、陳水扁之流而戰,也缺乏正當性,難獲民眾支持。據最新美國民調,反對為台灣與中國一戰的民眾達百分之六十一,因此美國開始調整模糊的台海政策,會劃出一條台獨不能逾越的底線,並擴大對台軍售,協助台灣“以武拒統”。
台灣問題的國際化背景,除了美國因素外,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遠比他們對歷史問題的立場更糟,企圖心比美國更大。祇是美國對台的干涉與染指是有聲的,日本對台的干涉與染指是無聲的。鑒於中日關係尚未突破不信任狀態,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健康而又廣泛合作的戰略夥伴關係,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中是更加不穩定的因素。雖然日本政府宣稱反對台獨,但還沒有一種力量讓他們放棄染指台灣。他們現在追隨在美國後面,一旦中美為台灣問題開戰,日本有可能以日美同盟名義參戰。世界上一些其他國家借台灣問題,向中國發難與勒索的也屢見不鮮,可謂“家不和,被人欺”。
中國大陸的立場、政策與發展趨勢
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沒有立即用武力解放台灣,徹底消滅與征服國民黨殘部,一是美國幹擾,二是台灣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是互爭代表權的問題,沒有台獨的威脅,因此也沒有立即統一的壓力。
當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確立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作出的另一個重要決定是用“和平統一”方針解決歷史遺留的港、澳、台問題,在港、澳、台實行“一國兩制”,即兩制並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經過相互交流、三通、對話、談判,實行自然融合,從“相對統一”走向“完全統一”,這種統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一個共同締造的過程。事實證明這過程是複雜、艱巨、漫長的,即便回歸後的香港,人心的回歸還是路漫漫。“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式統一,是代價最小的統一。它既保障和維護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又保證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至今一直被海內外公認為最佳方案。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維是一種融合思維產物,但我們多數人還習慣於鬥爭思維,因此貫徹與發展這種思維,還顯得十分不協調。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設想,是前所未有的創舉,我們缺乏經驗,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加上統一在中國大陸是不容思考而要求絕對擁護的一種民族意志,因此沒有人認為需要為統一去制訂綱領、法律、理論,甚至沒有必要去考慮台灣人的歷史經歷以及變化後的台灣民眾心態,對台灣民眾求身份要名份盼尊嚴的正當要求也無法正視。因此我們對台灣問題的判斷認識往往與現實形成落差,於是台獨就以台灣主體論和台灣事實是個國家這些邏輯,裹挾民眾走向分裂。這些年台灣分裂的勢頭遠超出我們促統的速度,尤其民進黨登上執政舞臺後,欲以“公投”與“制憲”法理台獨來切斷兩岸的聯繫,形勢堪憂於是有人開始懷疑“和平統一”的生命力。
正因為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喝幾口水是難免的。現實畢竟讓我們成熟了起來,我們重溫鄧小平的敎導,意識到一要加快發展自己;二要兩手都要硬——文要學會做台灣民眾工作,武要有打贏反獨戰爭的實力,要讓台獨分子難逃法律的懲罰;三要作好兩種準備,既要不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又要立足於打,打則要必勝;四要健全有關統一的法律與理論,不能僅僅把統一作為一種意志與決心,而是要依法治國,以法治台。中國人常說,壞事可變好事,陳水扁之流敎會了我們怎麼對付台灣問題。從這一點來講,解決台灣問題的優勢依然在我們這一邊,台灣問題發生轉折性變化之日,也許已為時不遠,兩岸形勢最嚴峻的時刻,也許就是曙光到來之時。
中、美、台三者對台政策的異同
中、美、台三者各自的歷史文化背景及現實利益,決定了各自的政策,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共性,也存在某種分歧,大體情況如下——
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的共識與分歧
中美之間有著某種共識:(一)都認同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美國反覆稱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是發展美中關係的基礎,歡迎一個“強大、和平、繁榮的中國興起”;(二)雙方都支持台灣問題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中國大陸希望“和平統一”,美國強調和平原則最符合美國現實政治的需要;(三)中國希望兩岸由對話到談判,最後走向統一,美國強調兩岸應通過對話與談判來解決問題;(四)雙方都反對台獨,美國尤其反對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明確反對台灣獨立。
中美之間對台灣問題的分歧為:(一)中國始終不放棄使用武力的權力,而美國則堅決反對動武,大陸動武美國將協防台灣;(二)美國支持台灣拓展國際空間,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多邊組織,而大陸反對台灣以拓展國際空間方式製造“一中一台”;(三)美國不斷擴大對台軍售規模,而大陸堅決反對美國超越中美三個公報的對台軍售規格;(四)美國希望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維持中台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的不統不獨,中國大陸不願在美國壓力下簽署類似協議;(五)中美的不同文化背景與政治制度,兩國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大陸把台灣問題當作國家的核心利益,美國把台灣看成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雙方格格不入。
大陸與台灣之間對台灣問題的共識與分歧
兩岸間的共識可謂越來越少:(一)原有的一個中國共識正在流逝,過去兩岸間一個中國不是問題,祇是誰代表中國及怎麼三通是個問題;而如今一個中國變成了“血緣的中國、地理的中國、歷史的中國、文化的中國、經濟的中國、政治的中國”,前五個中國概念尚有基礎,而“政治中國”則大有被“一中一台”取代之虞;(二)原有的“九二共識”也變了“九二精神”,甚至被說成從來沒有過共識的共識,最近又變成“香港會談基礎”;(三)兩岸均讚成和平,但大陸要“和平統一”,台灣則要“和平地走向分裂分治”;(四)兩岸主流民意均希望“維持現狀”,不要就統獨問題立即攤牌。
兩岸間的分歧可謂越來越多:(一)大陸提倡“一國兩制”,台灣堅決反對“一國兩制”,把“一國兩制”看成是統一的代名詞;(二)大陸提倡“三通”,台灣當局竭力反對“三通”,怕經濟通後帶來政治通的效應;(三)大陸提倡“對話與談判”,台灣當局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都千方百計阻礙“對話與談判”,怕“對話與談判”的門打開後再也關不起來;(四)台灣的各種正名運動,不斷地把兩岸的共性共識變成分歧;(五)兩岸兩種政治制度,決定了大陸把統一看成高於一切,台灣則將選舉選票看成高於一切,在台灣,統獨、省籍、族群問題都是政治人物操弄選舉的工具。
台美之間對台灣問題的共識與分歧
台美間的共識:(一)共同反對台灣被中國大陸統一;(二)台灣是美國手中牽制中國的一個工具,美國則是台灣追隨庇護的主子,雙方相互利用;(三)美國支持對台軍售,讓台灣“以武拒統”,也滿足美國軍火商的利益。台灣雖知軍售含有勒索成分,但也心甘情願接受美國軍售,意在追隨美國,充當反華急先鋒。
台美關係也有許多不和諧之處:(一)從台美關係歷史來講,美國不是台灣的一個可靠的朋友,一九七九年美國公開背棄台灣與大陸建交,以及美國對台灣的控制與台灣對美國的反控制,矛盾一直尖銳存在;(二)台灣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台灣不願甘當美國的小配角,並一直想把美國拖下水,讓美中直接衝突,美台在這方面也矛盾重重;(三)美國不支持公開台獨,也不願為台獨去犧牲美國大兵生命,要台灣不斷軍購以自保,這跟台灣當局的考慮是格格不入的。
中、美、台之間幾種互動的趨勢
中、美、台三者之間環繞了台灣問題在一定條件下分分合合,不斷調整著這不等邊的三角形關係的邊長,構成合縱連橫的複雜局面,大體上形成了三種發展趨勢。
中美合格局下的兩岸關係
爭取“聯美制台”應該是中國大陸的首要選擇。雖然美國與中國大陸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有著根本利益衝突,但隨著中國的強大,中美關係中的合作面在擴大,美國在中國大陸的利益在增多,中美關係已進入歷史的最好時期。兩國高層互動良好,加上美國好戰的鷹派勢力在世界上到處橫行霸道,樹敵太多,已顧此失彼,“反恐”牽制了美國太多精力,支持台獨的正義性完全缺乏,反對為台灣而與中國一戰的聲音已經出現,因此爭取“聯美制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反台獨還是中美的共識。
當然,要美國放棄台灣,支持中國統一大業,當今美國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是做不到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輸,也輸不起。但在制止台獨這一點上,雙方還是有合作空間的。為此我們要更好發展自己,壯大自己,要臥薪嘗膽,韜光養晦,抓住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機遇期,致力和平發展,直到沒有一個國家付得起干涉中國統一代價的一天到來。作為一個上升期的大國,首先要有能屈能伸的氣概,而不能一壓就叫,一觸就跳。中國人要培養自己具有一種經得起壓的“銅豌豆”精神,要有一種沉得住氣的“韌勁”,要有不與別人計一日之長短的“氣質”,學會與超級霸主鬥而不破,使這三角關係最大程度朝著於我有利的方向發展,儘量利用美國來孤立台灣,以爭取時間,爭取主動權。
兩岸合格局下的兩岸關係
兩岸不合,美國坐收漁利,左右獲利;若兩岸和合,美國干涉兩岸的機會就會落空,中國最後統一才有希望。從目前看,兩岸和合,似乎無可能性,但中國人應拿出智慧走出兩岸關係被美國控制的被動格局,而且這種可能性是可能創造的,是可以去努力爭取的。
兩岸關係的僵局在蔣氏父子時代,是雙方爭代表權的問題,雙方各不相讓,沒有妥協餘地,這完全是對抗思維主導一切。到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思維,倡導走“共同締造一個繁榮民主的新中國”道路,這是一種融合思維。胡錦濤也提出“共同家園”、“共同發展”、血濃於水的新思維,但我們不少人還適應不了這種思維。加上李登輝登上執政舞臺,推行了“本土化及民主化”,使兩岸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變化。其實台灣多數人並不是擁護台獨,他們怕這麼小的台灣統一到祖國大家庭後,被吞食了。因此他們在統一前要一個“身份”與“名份”,要求這種統一是“安全、尊嚴、對等”的,以及在大陸的廣大台商要求國民待遇與公民權等等。而台獨分子正是利用台灣民眾這種心態,利用祖國大陸不能及時滿足台灣民眾願望的機遇,用“一邊一國論”來為兩岸定位,使兩岸關係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聯美制台”的代價並不低廉,為甚麼我們對台祇有鬥爭而不能有適當的讓步,爭取中、美、台三角關係中、兩岸關係取得一個最長的長度呢?這是一個值得中國人思考的問題。我們對台政策中的“做台灣民眾工作”這項重要任務,其實就是要我們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多方面爭取台灣民眾對我們的認同,就是要爭取台灣民心,要講究攻心為上。要做好這工作,恐怕首先要從改變觀念做起。兩岸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終究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若兩岸可和合,是上策也;“聯美制台”,祇是中策,我們無論如何要從這方向去爭取突破。
美台合格局下的兩岸關係
在中、美、台三角關係中,若出現一面倒的美台合謀,共同對付中國大陸,這是兩岸關係中最壞的一種結果。
美台勾結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台灣當局早已墮落成美國反華的急先鋒,它甚至要犧牲釣魚島主權去換取日本對台獨的支持。台灣當局不過是美日的“兒皇帝”,所以台灣祇能用六千多億台幣去購買美國軍火。台灣心中也明知這是勒索,但陳水扁是以購買钜額軍火承諾換取美國對“三·一九”槍擊案的沉默。這種利益勾結還會繼續下去,這種勾結雖然是矛盾重重,但對我們的壓力將是很大的。
美台合的格局下,我們將面臨三個對手,即台、美、日,因此我們更應痛下決心寄希望於自己。我們將盡最大努力來促進和平統一,爭取對話與談判,有足夠耐心來爭取祖國統一;但我們也要勇於面對現實,要有粉碎台獨的決心和軍事準備,要有打得贏的萬全考慮,要加快國防現代化,使文武兩手都要硬,作最壞考慮,爭取最好結果。
台灣問題是中國走向明天不可不逾越的障礙,是中國人面對未來與前途必須思索的課題。為此我們應建立統一的大戰略,包括怎麼分化與阻遏美、日、台的聯盟關係,事實證明他們的聯盟並不是牢不可破的,關鍵是我們的實力、智慧、決策、機制、團隊。
中、美、台三大因素中的先後主次
中、美、台這三角關係中的三大因素,究竟哪個因素是主要因素,人們始終看法不一,因此工作的主次也始終無法確定。
有人認為台灣問題關鍵在台灣,尤其我們曾確立過兩個寄希望方針,即“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民眾”。不少人認為統一的主動權在台灣,希望看到水到渠成的一天,所以把台灣因素放在第一位。也有些人認為,台灣事實成了美國的保護地,美國因素左右了台灣,若把美國工作做好了,台獨也就沒戲了,所以不如寄希望於美國,應把工作重心放在美國因素上,所以有人認為美國因素是第一位的。而這些年的實踐證明,與其把希望放在台灣身上或美國身上,不如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因此又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因素才是最大最重要的因素,是第一位因素。
我始終認為中國大陸應承擔起統一的重任,要把統一進程的曲折反覆與自己的工作掛起鉤來看,勇於承擔一切責任。不推諉,不埋怨,要埋頭苦幹,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並紮紮實實把對台工作做好,尤其要把爭取人心的工作做好。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發展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對台學說,要加強反獨促統的理論建設、法律建設和制度建設,要加強交流打破台灣的自我封閉,要降低三通門檻促進全面三通,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平臺,從經濟著手最後由經濟統合走向政治統合。因此在三者關係中,我認為大陸因素才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從自己做起,善於嚴於律己,自己的事做好了,其他問題就好辦了。
事實告訴我們,反獨促統一定要兩手都要硬,文的一手是做台灣民眾的工作,武的一手是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武裝,和的一手是爭取人心,戰的一手是要具有打贏現代化戰爭的實力,讓台獨勢力與染指台灣問題的反華勢力都承受不起這代價。祇有這樣,和平統一才有希望。文武兩手又是相互依賴的,不可偏廢。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大家講和的一手多了,但又對和平統一沒有收到良好效果感到失望。如今講武的一手的人多了,事實上文與武各有其局限,必須相輔相成,不可走極端。我堅信中國人民在胡錦濤為首的中央新一代領導率領下,一定會把兩手都要硬的工作做好。我們代表了正義與光明,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台獨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這是我們要為統一與崛起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具備這種氣質與信念。我們先輩在《寒山問拾得》中就告誡我們,前進路上必然會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騙我”,怎麼辦呢?是知難而退還是做拚命三郎,拾得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臥薪嘗膽地去把自己事情做好,然後“再過幾年你且看他”,他早已落花流水,不成個東西了。知此古訓哲理,我們不就知道該怎麼辦了嗎。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一月號,作者係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