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懋

　　兩次危機之間的間隙期

　　當前臺灣海峽正處在兩個危機之間的一個間隙期。

　　第一個危機發生在二○○三年秋至二○○四年春，是由陳水扁在“大選”競選期間大力推動“公投制憲”引起的。二○○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間，陳水扁正式提出了“公投制憲”的時間表。即在二○○四年結合“大選”搞第一次“公投”，二○○六年通過“公投制憲”，二○○八年“實施新憲法”。當時陳水扁為了爭取台獨基本敎義派的支持，並不隱瞞通過“公投制憲”，建立一個“正常完整偉大的國家”、實現台獨的目的。因此陳水扁“公投制憲”的三步曲，就是台獨時間表。這個時間表的提出，就是台海一次新危機形成的標誌。

　　在以微弱多數贏得這次選舉後，陳水扁向華盛頓郵報、BBC、讀賣新聞等外國媒體的記者毫不諱言地表示，他將在二○○六年內完成“公投制憲”，二○○八年實施“新憲法”。他要實現他的時間表的迫切心情溢於言表，一再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難怪華盛頓郵報用大標題說陳水扁“繼續對中國的強硬路線”、“推動獨立”，並報導“陳說即使有戰爭危險，台灣人民決心拒絕與大陸統一，繼續建立他們自己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政策是一貫而明確的。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都一再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強調“將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陳水扁的急進台獨計劃——他的“公投制憲”時間表逼得北京不得不作出強烈反應。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堅決措施，包括發表強硬聲明，嚴重警告台獨；在外交上採取措施，鞏固和加強國際上一個中國的架構，以遏制台獨的倡狂活動；加強軍事鬥爭的準備，以應付台灣可能出現的緊急事變。

　　當時兩岸關係形勢嚴峻，事實上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美國也覺察到了情況的嚴重性。從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出發，布希政府對台灣當局施加了強大壓力，明確表示反對陳水扁單方面改變現狀，要求臺北“在處理所有兩岸關係問題時必須謹言慎行”。同時美方還深度介入了陳水扁就職演說稿的起草。美有關官員與陳水扁的代表在美國務院的辦公室具體討論了演說稿，演說稿的每一稿都送到白宮和國務院審閱。所以陳水扁的五二○演說稿，實際上是由美台合作起草的。

　　在北京和華盛頓的強大壓力下，陳水扁在其就職演說中被迫表示放棄“公投制憲”計劃，宣稱“將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進行“憲法改進”，並不把“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的議題”列入“此次憲改範圍之內”。陳水扁的被迫退卻，使台海危機暫時避免升級，沒有立即出現爆炸性的嚴重局勢，並使兩岸關係得到了一段緩衝時間。

　　但另一方面，必須清楚看到的是，這個緩衝期僅是兩次危機之間的一個間隙。台灣島內政治形勢的發展正在醞釀著新的危機。陳水扁在其就職演說中仍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他的基調仍是“一邊一國”，他的退卻完全是策略性的。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次“大選”，台灣分裂勢力急劇膨脹，島內的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分裂派的變化。同時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獨基本敎義派面對大陸國力的日益狀大和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懷有很深的危機感，他們急於抓住當前島內政治力量對比有利於分裂派搞台獨。李登輝公然叫嚷，如果在二○○八年北京奧運會舉行前不能抓緊完成獨立建國，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這些情況表明，危機雖然暫時中斷，但構成危機的因素依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發展。

　　五二○後台灣當局繼續推行“一邊一國”的台獨路線。在“國號”、“正名”上大玩花樣。陳水扁公然鼓吹“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台獨言論。呂秀蓮宣稱兩岸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遊錫堃又發出戰爭叫囂，提出所謂“恐怖平衡論”，揚言用導彈打上海。在立委選舉過程中，陳水扁又重提“時間表”，宣稱要在二○○六年“透過公民投票來復決第一部新憲法”，二○○八年“正式實施”新憲法。他又限時限刻，要求所有島內以中國冠名的公司、機構在兩年內都把中國兩字拿掉改為台灣，要求以臺北冠名的“駐外機構”也一律改為台灣代表處，還揚言要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這一切也說明新的危機正在醞釀中。

　　最近“立法院”選舉“泛藍”獲勝，取得了過半席位。這對台灣分裂派是一個重大打擊，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陳水扁的“制憲”計劃。這次選舉表明台灣泛藍、泛綠兩大陣營大致上勢均力敵，處於拉鐻狀態。但民進黨仍挾有執政優勢，分裂派不會就此甘心失敗。陳水扁已經表示，他不會放棄制定新“憲法”，建設一個“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又偉大的國家”的目標。如果不能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二○○六年前後爆發新的危機恐怕還是難以避免的。

　　新危機將是前一個危機的延續，但不是簡單重複，而是更危險，更具有爆炸性，更接近戰爭。因為前一個危機是由陳水扁鼓吹、策劃“公投制憲”，提出急進的台獨計劃引起的，而新的危機將由台分裂勢力實施這個急進的台獨計劃，從法律上把台灣自中國分割出去，這將逼使中國政府除使用武力外別無其他選擇。

　　新的台海戰爭是否不可避免

　　島內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台分裂勢力急於抓住時機實現台獨，使台灣分裂的危險急劇增長，台海進入危機頻發、高發時期，發生新的戰爭的可能性確實是增加了。特別是兩岸雙方互不信任——台灣當局視大陸為敵人，在競選過程中一再攻擊、醜化大陸，挑動民眾對大陸的仇恨。大陸方面經過四年的對陳水扁的“聽其言而觀其行”已經得出結論，他不僅毫無誠信，而且是一個台獨的積極推動者。事實上雙方都在為一場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做準備。中國人民解放軍多次進行渡海作戰、爭奪海峽的制空權、制海權和對付強敵介入的演習，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台灣方面也一再進行對付大陸進攻的軍事演習，還研究所謂對大陸進行反制的計劃，包括攻擊大陸沿海城市甚至攻擊三峽大壩。美國軍方也介入了台海戰爭的準備。五角大樓派出不少軍官檢查台灣的戰備，並具體幫助台灣改進防衛。美太平洋司令部與台軍方多次進行兵棋推演。山雨欲來風滿樓，有一段時間形勢似乎已經到了戰爭的前夕。

　　然而，這並不是說，新的台海戰爭已無法避免。因為：

　　（一）台灣大多數民眾主張維持現狀，穩定和改善兩岸關係，不讚成搞台獨。無可否認，在李登輝、陳水扁的統治和影響下，台灣民意確有很大變化。其主要表現是台灣主體意識高漲，大中國觀念削弱，“台灣認同”成為民意主流。這次“立委”選舉再次證明瞭這點。

　　（二）在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下，兩岸經濟一體化日益發展。台灣每年對大陸有很大順差，二○○二年台對大陸順差達三百一十四點四億美元，二○○三年達四百零三點七億美元。過去二十年台灣對大陸順差達二千二百一十七點二四億美元。台灣每年對日本約有一百幾十億美元的逆差，因此如果沒有對大陸的順差，台灣經濟早就出現巨額貿易逆差並陷於嚴重危機。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估計實際上已超過一千億美元，這些都反映兩岸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以及大陸經濟對台灣影響的增強。前一時期大陸經濟要搞巨集觀調控的消息傳出，台灣股市立即猛跌三百多點。不久前北京一位學者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經濟經不起制裁”的短文，台灣商界一度陷入恐慌，股市大跌。台灣商界、財界強烈要求維持現狀，改善與大陸關係，儘快解決“三通”問題。這種情況對台獨有很大的制約作用。

　　（三）美國從戰略全局出發，不希望海峽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當前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仍是國際恐怖主義，美國在伊拉克遭到嚴重挫折，現正急於從伊體面脫身。美國想通過在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推廣“民主化”計劃，以消除恐怖主義的根源。然而中東情況錯綜複雜，各種矛盾盤根錯節，這決不是三、五年內就能輕而易舉地完成的任務。美國為維護自身的戰略利益，力圖穩住亞太，穩住朝鮮半島，穩住台海地區的形勢。美國是台灣的保護者，沒有美國的支持和保護，台灣實現“獨立建國”是不可能的。

　　（四）中國政府一再表明，動用武力是制止台灣獨立的最後手段，祇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還有一線希望，就不會放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不會輕易使用武力。

　　因此，目前兩岸關係的形勢雖然十分嚴峻，但還不能說和平解決的希望已經完全消失。新的台海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前兩岸緊張對峙的形勢下，擦槍走火、局部衝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般說，這樣的衝突不會發展至兩岸全面交戰，但由於雙方缺乏互信，更沒有互信機制，處理得不好，一絲火星也可能燃起一場燎原大火。努力尋求防止新的台海危機

　　爭取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

　　面對嚴峻形勢，海峽雙方是繼續當前劍拔弩張的態勢，聽任一次新的危機的發生，最後導致兩岸兵戎相見，還是充分利用目前的緩衝期，努力尋求兩岸關係的緩和與改善，化解新的危機，防止一場可能給兩岸中國人民、給中美兩國人民、給亞太地區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這對兩岸領導人、中美兩國領導人都是嚴峻的考驗。

　　胡錦濤主席最近重申了在台灣問題上兩個“最大”（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兩個“絕不”（絕不容忍“台獨”，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立場。“五一七”聲明雖然對台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同時也明確指出“無論甚麼人在台灣當權，祇要他們承認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摒棄台獨主張，停止台獨活動，兩岸關係即可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光明前景”。這裡實際上是說，“祇要台方從法理上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兩岸關係就可以柳暗花明、出現轉機。事實上當今的國際法以及兩岸的法律，包括台灣當局的現行‘憲法’都包含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領導人是按這個‘憲法’選舉出來的，並宣誓遵守‘憲法’，奉行‘憲法’中的一個中國原則自是應有之義，否則不是違‘憲’嗎？所以這對台灣當局並不是過高的要求。如台灣領導人能明確表示奉行‘憲法’中的一個中國原則，那就可以認為是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這樣就可為兩岸恢復對話、談判鋪平道路，就有可能逐步改變兩岸的緊張關係，爭取兩岸雙贏的光明前景”。

　　陳水扁在“五二○”就職演說大談建立“兩岸和平合作的新架構”，還要成立甚麼“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共同策進兩岸和平穩定”，但卻迴避一個中國的原則，其實質是要在“一邊一國”的基礎上與大陸交往，因此理所當然為大陸所拒絕。最近他又在“雙十”談話中提議，兩岸“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礎”，尋求“雖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作為進一步推動協商談判的準備。陳水扁本人和台方的人在事先還宣稱這個講話是對“五一七聲明”的回應。這裡的要害問題是他說的九二香港會談基礎指甚麼：眾所週知，大陸方面認為九二香港會談的基礎是“九二共識”，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海協會與海基會曾就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台灣方面在國民黨執政期間曾把這種共識說成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如果“一中各表”是指雙方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保留對一個中國政治內涵的不同認知，即與大陸方面對“九二共識”的解釋是接近的）。如果陳水扁的“九二香港會談基礎”是指回到“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能出現重大轉機。但台當局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已明確表示，“九二香港會談基礎”是指“擱置爭議，進行談判”，與“九二共識”不能“混為一談”，那麼其實質仍是要在“一邊一國”的基礎上與大陸恢復談判，並無新意。其目的恐怕祇是為了爭取中間人士的選票，或者為了蒙騙國際輿論。這樣的提議當然不可能得到大陸的正面回應。

　　近來美國的一些專家已覺察到在美國的現行政策下，兩岸關係遵循目前的軌道，有可能發展到完全失控，引發一場把美國捲入其中的災難性的戰爭。為了避免這種對美國極為不利的局面的出現，他們提出了種種方案。較多人主張的一個方案是美國應努力推動兩岸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恢復對話。這個方案看似公平，但實際是行不通的。因為所謂沒有先決條件對北京來說，實際上就是要接受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默認台方的“一邊一國論”或“兩國論”的先決條件，而北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是決不妥協的。

　　還有一個有較大影響的方案是美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和蘭普頓提出的。他們主張美國應利用自己的影響大力促使兩岸達成一個協議，即在五十年時間內，台灣保證不追求法律上的獨立，大陸保證在此期間不使用武力，而其他國家則必須保證不承認台灣獨立。這個方案的要領是用具有法律意義的協議把兩岸現狀鞏固下來。這裡且不論在幾十年的長時間內兩岸各自的情況會發生甚麼樣的變化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即或雙方覺得可以考慮這樣的協議，也還有一個如何達成協議的問題，關鍵仍然是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迴避不了的。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歸根結底要靠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努力。但在制止台灣獨立，防止台灣問題失控上美國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在當前兩岸關係緊張、戰爭危險增長的形勢下，美國要防止台灣問題失控，就更要注意按照“三個公報”的精神辦事，不與台方進行官方交往，不再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不給台灣當局以錯誤的信息。美國既害怕台灣問題失控，又一再對台灣施壓，脅迫台方迅速通過龐大的購買美國武器的預算，加劇台海的緊張局勢，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無異於緣木求魚，並可能為台灣的分裂勢力利用，導致嚴重後果。

　　在兩岸之間的政治僵局難以突破的情況下，為防止新的台海危機和避免台海戰爭，似應另闢蹊徑。“三通”直航符合兩岸雙方的利益。由於兩岸在“三通”問題上的立場較為接近，雙方都表示願按“錢其琛模式”解決“三通”問題，因此，這似乎是現階段兩岸僵持局面唯一的突破口。台灣當局如果真想改善兩岸關係，就應抓緊制訂兩岸直航細則，經過討論，進一步在“三通”問題上凝聚共識，採取主動，按“錢其琛模式”與大陸談判解決直航問題。中國政府一貫重視推動兩岸直航，實現全面“三通”。在台灣島內政局大體上塵埃落定後，如屆時台灣當權者遵守不搞“公投制憲”的諾言，不挑起破壞兩岸關係的重大事端，北京就有可能按“錢其琛模式”，遵循“全面、直接、雙向”的原則推動“三通”，實現直航。在“三通”問題取得突破的基礎上，參照港臺模式建立兩岸溝通的新管道，並就兩岸建立互利互惠的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與台方進行討論。通過三通問題的解決和兩岸新的溝通管道的建立，台海形勢必將獲得緩和與改善。如果美國能運用其影響幫助台灣當局克服島內阻力（主要來自台獨基本敎義派和受他們影響的部分台南民眾）與大陸談判解決“三通”問題，那就是為維持台海和平作出了實際貢獻，必將受到兩岸中國人民的歡迎和國際社會的讚揚。

　　台海危機的源頭仍然存在，有關各方都應作出重大努力，防止和化解新的危機，防止災難性的戰爭臨頭。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一月號，作者係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敎授,上海環太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