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慶朱崇山的《深港澳小説系列》隆重出版

　　丙戌年到，大地回春，神州鷄鳴，喜慶連連。其中尤引我注目的是：年過古稀的老作家、廣東省文史館館員朱崇山同志的《深港澳小説系列》由上海文藝出版社隆重出版。這小説系列包括：反映中國改革開放最早開辦的深圳特區25年艱苦歷程的《鵬回首》、反映香港經百年滄桑而回歸祖國的《風中燈》、反映澳門經450年殖民地歲月後回歸祖國懷抱的《十字門》，共三部，長達百餘萬字，是很有份量、很有價值的作品，是廣東文藝界、文史界的重大收穫，因爲無論從其思想、歷史、文化内涵，或者從其藝術形象的塑造上，都堪稱爲民族振興的文學碑記。

　　這首先表現在這小説系列的結構上，是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内在邏輯的。作者之所以將寫深圳、香港、澳門三地生活的小説搆成系列，固然在於熟悉生活的原因（他年青時曾在香港、澳門生活，解放後曾在深圳一帶工作，改革開放初期，他成爲專業作家又在深圳掛職體驗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意識到深、港、澳同在珠江口的不可分割的地理、歷史和經濟、文化關係，尤其是在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從辱到榮的重大轉折之標誌性、潜在性意義：衆所周知，澳門被葡萄牙佔領，香港被英國割借，是民族的耻辱，是民族衰弱所致，而港澳回歸祖國則顯然是民族的光榮，是民族振興的顯著標誌。民族的振興、强盛，是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而改革開放的成功，正突出體現在深圳特區的成功試驗上。所以，深圳特區的成功，具有典型體現民族振興直接原因的意義，同時也具有促使港澳回歸祖國的内在原因的意義。可見作者以深港澳結構系列，是匠心獨運、饒有深意的。

　　從這系列的整體和分體上看，都可以説是中華民族從弱轉强的歷史長河畫卷：《鵬回首》主要寫深圳短短二十餘年開辦特區的歷程，但也從中縮影了廣東以至全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並由點及面地映現了中國解放後從極左思潮轉向改革開放的歷史；《風中燈》以正面描寫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前後在香港金融界掀起的驚濤駭浪，反映了這塊“西方的天，東方的地”的百年滄桑和回歸祖國的歷程與必然趨勢；《十字門》則以對張拔三代人分别在鴉片戰争、抗日戰争、解放戰争等三個歷史時期生活的正面描寫，反映了百年澳門的風風雨雨，也體現了澳門被葡所占450年的歷史風雲及其必然回歸祖國的歷史走勢。所以，從整個系列而言，是中國從近代到當今歷史進程的藝術寫照，而每個分卷，也分别是深圳及其所體現的大陸、香港和澳門從近代到當今的形象歷史。從而，這小説系列，既是深、港、澳三地的振興史，又是中華民族從辱到榮的百年振興史。

　　這小説系列的歷史和時代價值，固然在於它以深港澳三地映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滄桑，更爲重要的是它以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密切結合的方法，在真實的、典型的、生動的藝術形象中，反映了真實的歷史和歷史的特質，在藝術的真實中體現了歷史的真實和特質。這首先表現在：將具有重大作用的真實歷史人物與虚構的藝術形象的關係和描寫結合起來，達到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密切結合而又相映成趣的效果。例如，《鵬回首》中先後寫到鄧小平、胡耀邦在中央决定開辦特區時接見省委書記史田天的情景，《風中燈》中寫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談時提出收回香港、以及撒切爾夫人會談後在人民大會堂石階上跌倒的情景，《十字門》中先後寫林則徐在鴉片戰争的硝烟中指揮張拔向英軍開砲、民主革命先驅容閎、孫中山在澳門與張拔的交往，都寫得歷歷在目、栩栩如生，既將這些重要歷史人物塑造爲藝術形象，增强了小説的藝術性；又使虚構的藝術形象增强了歷史感和真實感，强化了小説反映歷史的高度時代性和權威性。

　　這種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高度結合的特色，還表現在小説的故事情節有機地寓於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進程之中，或者説是在小説人物之間的矛盾糾葛和浮沉命運中，反映了時代風雲和歷史進程，尤其是體現了歷史的必然走向。例如，《鵬回首》以主人公洛古從20世紀70年代末受命創辦南門經濟特區，經20餘年數度大起大落、最後直至辭世的坎坷歷程，將中國改革開放和興辦特區的重大曆史事件和發展進程反映出來，同時也將要以辦特區而“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歷史必然性和走向體現出來；《風中燈》以香港金融界兩大家族——孔氏家族和杜氏家族之間的一系列鬥争、尤其是在香港回歸前夕，杜氏爲顯示英資在香港的威風，玩弄一場遷册百慕大的遊戲而引起的激烈鬥争，反映了香港從開埠到回歸的百年曆史，同時又以代表華資的孔氏家族從弱小到壯大、最後在金融風暴中必然取勝的過程和走向，顯示了香港回歸是人心所向、勢在必然的歷史步伐；《十字門》以張拔和他的兒子張乃庸、孫子張江和張海等三代人，分别在鴉片戰争、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時期的對英、對日、對葡抗争和他們家族的悲歡離合，歷現了澳門在這三個歷史時期中的重大事件和歷史進程，同時也顯示了澳門兒女代代心向祖國、日益企盼回歸的深情憧憬。所以，這小説系列是具有史籍價值的藝術形象史，又是具有深厚思想力和發展力的時代風雲史。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小説系列塑造了很能體現民族精神而又力求民族振興的多種人物典型，而且這些人物典型既搆成家族或戰友譜系，又組成前僕後繼的形象系列，顯示出民族振興的精神和事業，已成社會人們的精神和彼此交往的紐帶，并且代代相傳。《鵬回首》的主人公洛古是試辦特區的南門市市委書記，爲民族振興擔當大任，忠心耿耿，數度大起大落也無悔無怨，取得成功也不驕不躁，最後辛勞辭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洛剋的兩位摯友：最早提出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教授白言、法籍華人大畫家海谷，都是力求民族振興的人物。他們三人是行業不同、經歷各异、性格懸殊的朋友，而追求民族振興的理想和事業，使他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數十年如一日，友誼常在，理想長存。《鳳中燈》以主人公孔希倫爲代表的孔氏家族，與有英資背景的、以杜尼斯爲代表的杜氏家族之間，延續三個世代的利害衝突、恩恩怨怨，體現了在香港淪爲英帝殖民地後，社會上一直存在和延續着的傾向祖國與傾向英帝之間的思想觀念與情感衝突；孔希倫代表的孔氏家族第三代，正體現着傾向祖國、力求民族振興的情結始終延續於香港百年的歷程中，并且一代比一代更强大、更强烈。《十字門》分别在第一部“澳門風”、第二部“澳門雨”、第三部“澳門情”所寫的各部主人公：張拔、張乃庸、張江和張海，是父、子、孫三代人，分别是在鴉片戰争、抗日戰争、抗葡鬥争中的典型人物；各部的時代背景不同，鬥争對象和方式各异，但他們的理想和鬥争精神是一脈相承、而且是代代增强的。因此，可以説這小説系列是民族振興的人物典型系列，是體現民族精神的深港澳家族英雄譜，因而這也是其堪稱民族振興文學碑記的一個依據和標誌。

　　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這小説系列的創作中，始終以現代文化意識去把握歷史和藝術創造，尤其鮮明地體現在着重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體現人物的文化觀念，並在故事情節中着意體現文化上的矛盾衝突，從而使小説具有鮮明的文化色彩和深刻的文化底藴。《鵬回首》的洛古、白言都是敢想敢干、堅持正義、受盡迫害也剛正不阿的形象，他們既有崇高的現代革命精神，又體現着中華優秀知識分子傳統的高風亮節；洛古從延安整風肅反擴大化時敢講真話，之後一次又一次的肅反、清查、反右中的被審查，在“文革”後復職的塘魚事件，到《三浦開發區方案》事件中被誣陷等等，表面看是政治鬥争，實則是人品之争，是文化精神和品質上的美醜之争。《風中燈》中寫孔氏家族三代人之雖然也有許多矛盾衝突，但在每個人的意識上，都不是從對立或力圖置對方於死地的目的出發的，都是主要從“和”、從“化”的傳統文化觀念上去爲人做事的，即使是最有現代西方觀念的青年金融家孔希倫、何大偉也是既有西方文化風格，也有傳統文化觀念；小説所寫的故事情節，主要是金融上加矛盾衝突，實際上其内藴也仍主要是文化上的衝突。小説中與孔氏對抗的英人杜尼西開道他的兒子説：“那是中國仁者之言。遺憾得很，世界上哪有這些仁者的地位。孩子，你該學會不仁之道，那你才懂得什麽是仁了。……仁就意味着失敗。”可謂一語中的。《十字門》的張拔、何静芳盡管同英人、葡人長期相處，關係密切，但始終未見同化，一直保持着中國漢子和堅强女性的風格氣度；張乃庸、張江和張海等後代人雖生長於海外和殖民地，也絲毫未變華人本色。小説所寫的故事情節始終貫串着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抗争。

　　耐人尋味的是這小説系列三部的書名：《鵬回首》之“鵬”，是深圳之别稱，源於莊子《逍遥游》：“有鳥焉，其名大鵬，背若泰山，翼若埀天之雲，傳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裏，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南溟”即南海。深圳的地理和地勢似之，故有鵬城之名。以此書名概括深圳改革開放歷程固有“回首”總結之意，但更主要的是“不回頭”之意，即洛古的女兒林林所説那樣：“大鵬决不回頭，因爲他是大鵬呵！展翅蓋泰山扶摇九萬裏擊水三萬丈，一往無前”。《風中燈》在扉頁上引用蘇軾詩句：“過眼百年如風燈”，顯然是以此體現香港百年風雨之意；其“燈”者，民族魂、文化情也。《十字門》是在澳門與珠海之間的一個珠江出海口，有地理寓意，更有歷史和文化寓意，即：澳門始終像十字的形象那樣，處於中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匯和要衝地位，而小説從鴉片戰争開始寫到1999年回歸前夕，澳門都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可見三部書名都是具有深層寓意和文化底藴的。這正就是作者以强烈的民族振興精神和時代責任感進行這小説系列創作的聚焦凝現。     

　　（2006年2月元宵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