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有“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或稱“中學西傳”，下同）這兩個對應的名詞和概念，是用以分别稱謂明清之際涌現的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中國文化傳入西方這兩股時代潮流的。雖然“西學東漸”這個詞，始於清末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閎博士的名箸《西學東漸記》，但“西學東漸”潮流的始作誦者，則應當是明末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東學西漸”的潮流，也實際上是這位意大利人開始系統化的。而這位舉世公認的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進入中國大陸第一站，並開創這兩股潮流的發端地，則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廣東肇慶。

　　一、肇慶與利瑪竇 

　　中國著名文化大師季羡林教授在《澳門文化的三凌鏡》一文中指出：“在中國五千多年曆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起點在時間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門。澳門文化是迄今四百多年東西方兩種异質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獨特産物，澳門的精彩之處和它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於那經由長期與西方文化交融所産生的客觀存在的人文價值。”（見19991214《羊城晚報》）這段精闢論述所指的“最重要一次”東學與西學“逆向交流”的高潮，就是利瑪竇爲代表的西方傳教士掀起的，其起點或中轉站是澳門，但其進入中國大陸的起點或第一站，甚至説其所創高潮的開創點或發端地，則是廣東肇慶。如果説，澳門是東西學互漸高潮的橋頭堡，那麽，肇慶則是西學東漸的登陸地，同時又是東學西漸的始發港。

　　在利瑪竇之前，曾有兩位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到達當時被葡萄牙人佔領的沿海半島澳門，試圖從澳門進入中國内陸，找到定居點長期傳教：一是葡萄牙人方濟各·沙勿略，多次努力均未達目的，結果病死於廣東臺山沿海的一個小島——上川島；另一個是利瑪竇的上司意大利人範禮安，明萬曆十年（1582年5-12月）從澳門進到中國，也因未能立足而轉移他國，但却專派利瑪竇繼續完成他的宏願。如果更遠地追溯歷史，天主教傳入中國，最早在唐代，有基督教聶思脱裏派傳入，當時稱之爲景教，影響不大；元代成吉思汗一統歐亞，也當有基督教傳入，但歷史記載不詳；在13世紀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到中國之後不久，另一意大利傳教士鄂多立克也來到中國，但只是旅遊一下，未能進行傳教活動。這些歷史情况説明，外國人要進入中國進行傳教或文化活動，是很不容易的。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也説：“自澳門最早有人居住以來，駐留在那裏的耶穌會十幾次試圖進入中國，但都未獲成功”，因爲明代的中國是“封閉的”。由此可見，在這樣的年代，利瑪竇能够成功地從澳門進入肇慶，在肇慶立足後，進而擴展内地，使西方文化影響全中國，對於天主教來説，確是帶有“開天辟地”意味的事；同時也可見作爲利瑪竇開創這兩個歷史文化潮流的發端地——肇慶，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與澳門不同的作用和意義的。

　　當利瑪竇進入肇慶時，即1583年9月10日，正值中國明代末年，當時肇慶是統治廣東、廣西兩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兩廣總督的府地，是華南政治文化中心。肇慶具有這個重要政治文化地位，而且歷時從明代嘉靖直到清代干隆，達182年之久，不是偶然的。從地理上而言，它處於西江中下游，近處於西江與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網交匯的咽喉地帶，離珠江出海口不遠，可謂貫通南北、連接東西、溝通内陸與海外的要地。這樣的地理形勢，使得肇慶具有既是華南政治文化中心、又是接受海外訊息前哨的功能，較具有吸收外來新事物的條件和土壤。這是利瑪竇能在肇慶立足的客觀原因，也正是肇慶在當時在内陸率先溝通中西文化的政治與地域優勢之所在。

　　應當肯定，在利瑪竇之前無人能使天主教在中國立足和廣泛傳播，唯利瑪竇能在肇慶開創局面，主要還是在於他個人的才能和努力。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出生於意大利中部馬切拉塔一個藥劑商人家庭，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歲。他年青時即成爲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會士，1582年8月7日受教會派遣進入澳門，在聖萬迪諾新教徒學校代管校務，同時刻苦學習漢語，瞭解中國政治、文化、習俗，達到嫻熟的地步。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9月10日從澳門進入肇慶，直到1589年8月24日離開，達6年之久。此後他先後到粤北韶州、南雄6年，到南昌、南京5年，到北京9年，在中國共達27年8個月。1597年5月開始任天主教中國傳教區會長，直至辭世。從這些經歷可見，利瑪竇可謂以畢生精力獻身於中國的天主教傳教事業，是真正打開中國天主教傳教局面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説是天主教中國化的開創者。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是在進行傳教活動的同時、甚至是爲了擴大傳教效果的需要，而不自覺地成爲“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潮流的真正開創者的。

　　利瑪竇的過人之處，關鍵在於采取一系列能使中國人明白、瞭解、接受、容許的方式和途徑，也即是“中國化”的方法去進行。包括：一是他在進入中國大陸之前，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研究中國文化，熟悉中國習俗禮儀，學會“在謁見長官時要跪着；要磕極深而又經過功夫很長的頭；在提起别人的時候，要用贊美的口吻；在説起自己的時候，却要用很謙卑的詞句。”所以他一踏進國門即可消除諸多障礙，易與中國人溝通；二是他進入中國開始，是以和尚打扮，穿僧服，自稱“西僧”，後來接觸知識階層較多，則又改穿儒服，以儒家學者身份交往，因爲僧與儒都是中國人熟悉而可信任的；三是他極力揉合儒家學説，將上帝的名稱與中國古代“天”的概念混同，把天的主宰説成就是“天主”，並以孔子的《中庸》中有“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一語爲证，將基督教稱爲“天主教”，使中國人能明白、能接受，這是最典型的“中國化”，以至羅馬教庭的反對派，也認爲他是“歸化中國”的投降做法而予以否認；四是他依據以權勢爲中心的中國國情，注重走上層路綫，着力交往地方最有權勢的官員和士大夫階層，以及當朝文武大臣乃至最高統治者皇帝；五是他以傳入西方最新的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及其産品，使中國人大開眼界，感到新鮮，彼此增加共同語言，又增加對其好感和信任。這正是他取得傳教成功的同時，又取得溝通中西文化的重大貢獻的重要原因。這些“中國化”的做法，説明利瑪竇不僅是成功的傳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思想、有策略、有造詣的文化人、科學家、社會活動家。

　　正因爲利瑪竇是這樣的人及其采取這一系列中國化的做法，使他一進入中國大門即可在肇慶立足，很快取得以肇慶知府王泮（後昇任嶺西檢察副使）的支持和信任，在肇慶建起了中國大陸第一座天主教堂、創建了中國第一所西文圖書館和現代博物館、繪製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研製了中國第一座機械自鳴鐘，成爲“西學東漸”的急先鋒；同時，1593年，他在肇慶將中國經典《四書》譯爲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發行，這是中國典籍在西方的最早譯本；編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辭典《葡漢辭典》，既溝通了中西方語言文化，又開創了漢語拉丁拼音音標，成爲“東學西漸”的開山人。他離開肇慶後還爲東西學互漸潮流作出許多貢獻，但都是他在肇慶活動的繼續和發展，他在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的活動，仍離不開他在肇慶時建立的人際關係和文化關係。所以，肇慶對於利瑪竇在中國的溝通中西文化事業，是始終密切關聯並具有關鍵性的啓步意義的。

　　二、利瑪竇現象及其貢獻

　　當然，利瑪竇在肇慶的活動和著述，只是他在中國活動和著述的一部分，也即是他在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部分貢獻。顯然，他的貢獻不僅是上述的在肇慶所作的幾個“第一”，而且，在其他地方也仍繼續作出好些“第一”；更爲重要的是，在這些“第一”或開創之後，還有接連的相繼者源源而至，形成了一股文化潮流，從而顯得利瑪竇在中國的作爲和貢獻，不是個别的、偶然的，而是開創並代表着一種具有深廣社會和歷史意義的潮流，并且在更爲深廣的層面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種潮流，就是前引述季羡林教授所説的：“最後一次也即是最重要的一次”東西方兩種异質文化“逆向”交流的高潮，即東西學互漸的高潮。

　　更具體地説，這個高潮，主要是在16至19世紀也即是明清之間，由以利瑪竇爲先道的西方傳教士從澳門進入中國大陸傳教活動所引起的。正如中山大學歷史學家黄啓臣教授在《明清之際的“中學西傳”》一文中所説：“16世紀中葉後，隨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的商人經澳門紛至沓來廣州通商和中國人出海貿易，大批耶穌會士也紛紛隨商船經澳門進入中國内地進行傳播天主教的活動”。這項活動，使得這班傳教士成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成爲“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潮流的作誦者。據不完全統計，16至19世紀先後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有500多人。這些傳教士的積極活動，對當時中國和世界的影響相當深廣，可謂一種具有深廣歷史意義的社會現象，利瑪竇就是這種現象的開創者和主要代表。利瑪竇的貢獻，首先就在這一點、也即是具有總體意義的這一點上。

　　這一現象的出現，雖然是零散的、自發的，但它却是具有共同的目的性和群體性的，因爲他們都是爲了傳教、又都是教會派來的傳教士。所以，他們的活動是有共同性的，可以説是“基督教遠征中國”（這是《利瑪竇中國札記》拉丁文初版書名）的一支鬆散團隊，對中西文化的影響和貢獻也都是有整體性的。利瑪竇可説是這團隊的“領頭羊”，是這一現象的引動者。所以，在這場“遠征”中，盡管是其他教士作出的貢獻，也是有利瑪竇領頭或引動的功績的。

　　這一現象或這個團隊在中國所掀起的“西學東漸”高潮，主要内容是傳入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正如周揚在《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見1979年5月8日《光明日報》）一文中所説：“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以傳授科學知識爲佈道手段，他們帶來的科學知識不僅爲中國所無，而且在西方也還是很新穎的。”也正如《明史》卷326頁所言：“東來者，是聰明特達之士，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所以，雖然他們的目的是爲了傳教，但其效果則是起到向中國傳入西方文化科技的重大作用的。他們傳入的宗教，實質上也是一種思想文化。黄啓臣教授《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一文中稱，在明清之際的180年間，天主教徒不斷增加，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即利瑪竇進肇慶的第二年），全國有教徒20人，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即利瑪竇在北京中期）全國猛增至1000人，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全國增至30萬人，全國教堂林立，教徒遍佈各縣市。這個數字，説明瞭這個團隊的發展迅速和這一現象的影響擴展，這樣，又進而更迅速地推動和擴展了西學東漸高潮。

　　從西方傳入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譯著或著述來説，據黄啓臣教授提供的資料，從1584至1758年間共有187部書籍出版。其種類包括：一、數學，最早是利瑪竇做《干坤體儀》，後來他與人合作《圜容較義》（即《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測量异同》、《勾股義》，此後還有許多會士之作，都是中國近代數學的啓蒙之作，爲中國近代數學奠定了其礎；二、天文學和歷學，利瑪竇最早傳教《儒略歷》入澳門，後又譯著《干坤體義》、《經天談》，在肇慶製作渾天儀、地球儀、報時器，之後教士又協助按西歷修訂中國曆法；三、物理學與地圖學，利瑪竇進肇慶即傳入《萬國輿圖》，並以重新以中文繪製全圖，取名《山海輿地圖》，後來其他教士陸續傳入近代地理學、地質學、地圖學著作；四、西醫學和西藥學，耶穌會士早在澳門辦西醫院，種牛痘防天花醫術也傳入廣州，利瑪竇也傳入西醫學和西藥學，在《西國記法·原本篇》中有神經學之説。到康熙年間，西醫在中國進入實用階段，教士入宫庭作了御醫，又出現了西醫生和醫學家，西醫成了中國的一種醫學，又促使了中醫科學化；五、物理學和水利學、建築學，利瑪竇進肇慶時帶入自鳴鐘，並引入技術帶領工匠製造自鳴鐘，還傳入三棱鏡和望遠鏡。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地語·澳門》中記述：“有千裏鏡，見三十裏外塔尖，鈴索宛然，字畫横斜，——不爽”。此外，其他教士還傳入近代物理學、工程物理學、水利學、農業科學、建築學和建築技術等著作；六、人文科學方面，利瑪竇在澳門辦培養會士學校開設多學科課程，是傳入西方教育學之始，利瑪竇編《葡華詞典》、著《西字奇迹》也是傳入西方語言學之發端，利瑪竇在肇慶傳入天主聖母像等西洋美術作品是西方美術傳入之始，同時帶有西琴一張，並譜寫《西琴曲意》也是西方音樂傳入之啓。這些文化科技的項目，基本包括了西方學術的方方面面，在中國都是新鮮的，具有開創和奠基意義的，而且又是由此而蓬勃興旺、並不斷發展的，所以稱之爲“西學東漸”潮流，名副其實。從上述所引資料可見，利瑪竇爲代表的耶穌會士現象，顯然是促成這潮流的中堅力量，而利瑪竇則幾乎在所有傳入的每個文化科技項目中都是開創者。

　　另一方面，利瑪竇現象也同時在西方世界，掀起了“東學西漸”高潮。這個高潮，也是利瑪竇在澳門、肇慶等地開創和掀起的。據黄啓臣教授在《明清之際的“中學西傳”》一文中提供的資料，從16至19世紀的300年間，經耶穌會士所譯、編、著中國書籍不下七、八十部，其門類包括：儒家哲理、古典經籍、政制、農業、中醫學、數學、語言文字、文學作品、工藝美術、特産、風俗、繪畫、建築等等。其中尤其是儒家哲理及其古典經籍，流傳西歐各國，傳誦一時，在知識階層中激起了中國熱，吹起了“中國風”，興起了漢學，並在文化界獨樹一幟。中國文學作品在西方也甚有影響，長篇小説《好述傳》的外文譯本有20種之多，德國著名作家歌德對其高度評價，説：“中國人有千萬部這樣的小説，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呢！”歌德還將中國抒情詩移植到德國，根據中國的《花箋記》寫成《中德季日即景》十四闕，詩中充滿他對孔子、老子的仰慕之情，體現了儒、道哲理對他的思想影響。元雜劇《趙氏孤兒》，先後有法、英、德、俄譯本問世，在歐洲風靡一時。1753年，法國著名啓蒙思想家、哲學家、作家伏爾泰將其改編爲新劇本《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又出單行本，引起廣泛注意；接着英國作家阿瑟·謀飛又將其改編在倫敦上演，引起轟動。類似生動事例，難以一一列舉。如此全面而多學科的中國文化學術的西傳盛况，也完全是可以稱之爲“東學西漸”或“中學西傳”潮流的。這潮流的擊浪者，也是以利瑪竇爲代表的一班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其開創者，也仍然是利瑪竇，因爲第一部西譯中國典籍，就是他在肇慶翻譯的《四書》。由此可見，利瑪竇及其現象，既是“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開創者，又是這兩種潮流互漸的結合者和互動者。我們應當肯定：這樣的貢獻是偉大的，是不可磨滅的。

　　三、利瑪竇現象和肇慶的文化意義

　　利瑪竇及其現象的出現和貢獻，包括他們所掀起的東西學互漸的高潮，都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其時代和歷史原因的。在西方來説，16世紀，在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之後，人文主義有了重大發展，開始有商業貿易活躍爲標誌的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了以科學技術與航海技術興起爲標誌的近代海洋文明時代，這就造成了西方的經濟文化向東方擴展和交流的條件和需求。在中國來説，16世紀中的明末清初，也開始有商業貿易經濟的活躍，尤其是在以廣東爲代表的沿海一帶，而人文科學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鼎盛時期，也就自然産生向西方擴展和交流的條件和需求。如果説，在利瑪竇來華之前，馬可·波羅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現中國之旅，是西方這種需求開始出現的標誌或前奏的話，那麽，中國的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則完全可説是中國這種需求的鮮明體現。正因爲先有這兩位先行者在此前進行了這兩項逆向的而又是相似性質的航行鋪路，利瑪竇及其現象才會應運而生，才會産生東西學互漸的新潮。所以，利瑪竇及其現象，既是在源遠流長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揭開新的史頁，同時又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揭開了近代西方海洋文化與東方大陸文化在對撞中交流和交融的新篇章，其文化内藴是很豐富的。

　　作爲利瑪竇進入中國大陸的啓步點肇慶，也是有着深刻而發人深省的底藴的。其中耐人尋味的是：佛教、天主教，都是從外國傳入的宗教，使佛教中國化的中國禪宗真正創始人六祖惠能，是古肇慶人，而以“中國化”的方式方法在中國成功傳播天主教的利瑪竇，則又是在肇慶開始其“中國化”傳教活動的。這兩個“中國化”都“偶合”在肇慶，難道不是有其地理與人文的必然性嗎？ 

　　筆者曾在2003年出版的拙著《珠江文化論》中，稱利瑪竇是珠江文化在明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理由是利瑪竇從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海洋文化，而又是以中國化的方式傳播西方文化，可謂典型地體現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寬容性、共時性、適應性等特質。從他在肇慶的活動看來，也證實這論斷是正確的。應予補充的是：從何樹初先生大作中看到，利瑪竇初到肇慶時曾登西江北岸的歷史名樓閲江樓。這使我想起，多年前曾在史料中發現：閲江樓内的鵠奔亭，有一段漢代的海陸絲綢之路的故事傳説；又在前年寫《包公文化論》時，發現宋代的包拯曾在此創建連接海陸絲路的交通驛站的記載；現在又由此發現明代時的利瑪竇也在這個地方發端溝通中西文化事業，交匯海陸文化。由此可見，這個小小的遺址具有如此深厚而又是相承相通文化内涵。這些内涵，不是一步比一步深刻地證實了肇慶是海陸絲路的對接點、是海陸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匯點麽？由此也可見，利瑪竇及其現象和東西學互漸潮流，都從肇慶開始，也就是必然而自然的事了。

　　（ 200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