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爲止，我已跨過古稀之年，從事筆耕即將半個世紀，出版專著15部，發表文章近千萬字。説實在話，在這些專著或文章中，盡管有的頗有名氣，但我却是最喜愛當今不怎麽受人注目的理論專著《文藝辯證學》，最難忘萌起寫這本專著意念時的苦難日子。

　　那是1968年12月，也即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被下放到粤北山區的英德黄陂五七干校勞動。這是廣東省新聞和宣傳界幹部“投筆從農”的地方。寒冷的冬天，寒冷的山野，寒冷的時代，寒冷的處境，冷透了我自幼熱愛文藝的心，冷却了多年力求寫出著作之志！當時我剛過“而立”之年，有妻子和幼小的兒女；雖然已發表過幾十篇文章，有些還有點影響（由此受到批判，並被劃爲“黑秀才”），又在《羊城晚報》做了好些年《文藝評論》版的責任編輯，但無論從業績或水平上説，只能説是成立了個人的小家庭，遠未“立業”，更未成“家”（專家）。如果從1958年我發表處女作時算起，這時我所走的文學道路不過是短短10年！難道就在“紅色”的年代因自己被打成“黑綫”人物而結束麽？自己寫的東西究竟錯在何方？“黑”在哪裏？百思不得其解，心灰意冷，前路茫茫；難道正如當時的“軍管”所説，要一輩子“扎根干校”、“死在干校”？

　　正在困惑消沉的時候，突然聽聞一個消息：35歲以下的幹部，可以報名當工人，而且是回廣州去。這消息使我有似絶處逢生的振奮！因爲只身來到這滿眼黄土的黄陂，瘦弱的妻子帶着剛滿周歲的兒子和有病的女兒，作爲丈夫却不能分擔家庭的責任，十分内疚。管他做什麽，回家抱孩子算了，還管什麽文藝不文藝！萬没想到自己要當工人也不够資格，未獲批準，只得留在干校養猪！

　　恰在這時，一位從事哲學研究的朋友偶然到猪欄來看我，我向他傾心談出妻離子散、不能再從事文藝事業的苦惱。這位朋友坦誠地説：來這裏的“八百秀才”，哪個不是如此？并且説我要改行的想法是天真的。十分意外的是，他竟説：“依我看，你是不能改行，而是要跨行。這就是説，你們搞文藝的，要懂哲學，要用辯證法，搞藝術辯證法！”這番在困境中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使我重新思索已有10年的文學經歷，使我重新咀嚼自幼開始所學的全部文學知識，深有茅塞頓開之感。更奇妙的是對眼前的灰暗世道也有了些少醒悟，朦朧感到“投筆從農”的日子不會太久，遲早是要干回本行的。我慢慢恢復信心，開始考慮將來要做的事，復燃了我長期冀求的做一門學問的想法。做什麽學問呢？第一個涌上腦際的選擇，就是搞跨行的藝術辯證法。

　　果然不出所料，自林彪摔死後，1971年開始陸續從干校調人回城工作，我也於1972年調粤北編《韶關文藝》，爲業餘作者辦文藝創作學習班，我也就開始在授課中試講藝術辯證法。1975年我被調回廣東作家協會任《作品》月刊編輯，粉碎“四人幫”後編發的首篇論文就是秦牧的名篇：《以辯證思想粉碎“四人幫”的精神枷鎖》。1979年初，我應邀回母校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向“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届生（1977、78級）講授首門選修課程，就是《文藝辯證學》，從那時寫講稿開始，邊講課邊修改補充，直到2000年7月定稿，才由廣東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本專著。

　　這段從改行到跨行的轉折經歷，不僅使我從灰心中找到動力，從困惑中找到方向，而且改變了做文章、做學問的單打一方式，從結合哲學、美學、文藝學爲一體的文藝辯證學，到近10多年來一直以多學科交叉進行的珠江文化與海上絲路工程，都是由此而來的。所以，我一直銘記着這段重要的轉折，一直感念着當年這位在困境中鼓勵我、勸我跨行而又不知今在何處的朋友。

　　2006年4月18日完稿於廣州康樂園

　　（本文是應《南方目報》南風副刊“大家感動，感動大家”專欄的約稿，於2006年5月4日發表。因屬“里程”内容，故附録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