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記述的是，我們在珠海市考察的時候，發現這個改革開放首批特區之一，既是中國近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港，又是中國接受西方現代海洋文化第一港，是體現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的典型聖地。從地理上説，珠江入海口有八個門（即：磨刀門、虎跳門、鷄啼門、蕉門、横門、崖門、虎門、洪奇門），其中前4個門在珠海，由此鮮明地體現了珠江與南海之間是江海一體的形勢，從而也典型地體現了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體的特徵，即江河性與海洋性水乳交融；從歷史上説，從葡萄牙在明代佔領澳門開始，西方文化多經此傳入中國，如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是從此進入廣東開始其傳教活動並傳入現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可以説早在清代鴉片戰争之前，珠海已是中國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匯地和轉折地，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標誌開創現代文明的“第一”人物都出自此地，如：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和第一間培訓留學生出國學校（甄賢學校）的創辦人容閎，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第一所大學——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中共早期領道人之一蘇兆征，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任委員長林偉民等等，不是偶然的，顯然有現代文化環境孕育的因素，這是稱珠海爲中國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的重要依據，也是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體特徵、並具有特强海洋性、開放性之歷史佐证。我們根據這些考察論证而提出的建議，對於珠海被列爲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具有促進作用。

　　可喜的是我們這些考察研究成果，在著名作家朱崇山（也是珠江文化研究會創會人之一）幾乎同時陸續完成的多卷長篇小説《深港澳三部曲》的藝術形象中，不約而同地也體現出來：首部《南方的風》，以描繪改革開放初期創辦深圳特區的窗口，體現了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的歷史和地理優勢及其所引起舉世矚目的震動；縮影香港百年淪桑的《風中燈》和澳門數百年苦難史的《十字門》，以生動的藝術形象體現了珠江文化在香港、澳門與西方海洋文化對撞交匯的歷程，在充分體現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同時，充分顯現了獨特的、屬於珠江文化一部分的港澳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的體現和提出，在文藝創作和學術上是有首創性的。譚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以自北南來定居的客家氏族千年曆史的藝術形象，將作爲珠江文化的這一組成部分，從大陸性到海洋性、從傳統性到開放牲的歷程和走向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洪三泰的《風流時代三部曲》（即：《野情》《野性》《又是風花雪月》），以南方都市生活與人們觀念在改革開放中的高速而巨大的發展變化，生動活潑地反映了珠江文化在“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下的巨大開放熱能。李科烈的《山還是山》和洪三泰等的《通天之路》，分别以鐵路和高速公路在現代化建設發展中的人文精神，從企業或行業文化中體現了珠江文化在與時俱進的發展。洪三泰、譚元亨的電視片文學本《祝福珠江》，以詩情洋溢、畫意清新的筆墨，熱烈地謳歌了日新月异的珠江經濟和珠江文化。洪三泰的新作《女海盗》，是描寫海上絲綢之路題材的首部長篇小説，它以雷州半島及其海域百年淪桑爲背景，以“女海盗”石白金的神奇經歷和奮斗歷程，有聲有勢地寫出了雷州人的海氣、海威，活現了珠江文化的海性、海魂，塑造了一系列充分體現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典型形象。著名地理學家司徒尚紀教授以悠美文彩的筆墨寫的地理學專著《珠江傳》也在這個時候問世，更有特别的意義，因爲這是河北大學出版社主編的《大江大河傳記叢書》之一，與《黄河傳》《長江傳》等同時出版，既清楚地將珠江在中國大江大河中的重要地位顯示出來，同時又以雄辯的學術力量和文學力量論证了珠江文化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地理事實，充分地論述了珠江文化與其他江河不同的特質和特性。這些著作的寫作和出版，既是我們這個團隊以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發現論证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特質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以多學科、多方式研究這一重大課題的擴展和深化。這些文藝作品在珠江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中的貢獻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使我更領悟恩格斯曾説從巴爾扎剋的小説“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的名言。

　　（2006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