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我應《學術研究》雜誌社陶原珂同志之約，撰寫了《嶺南文學形成的條件》一文，在該刊同年6月號發表。我在這篇文章提出：在文學史上文學流派的形成不外兩條途徑，一是如西方現代派那樣，先有理論主張，接着在創作實踐中體現其理論，而當創作没能充分發展時，便只能算是一種思想流派；二是在創作實踐中自然形成，後來經概括總結才逐漸明確起來，如唐代的山水詩、邊塞詩等地域型、風格型的文學流派多屬此類。現當代的嶺南文學也當屬後者。從其代表作家的個人氣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寫的風土人情、語言格調、審美情趣等等的共通點和類似點上看，是會發現其存在依據和發展軌迹的，從其形成條件上看更是有必然性的。其條件就是“北風海浪”的夾擊。“北風”是指北方（即中原）文化，“海浪”是指海洋（即西方）文化，“夾擊”是指對撞，包括交匯、包容、兼融。

　　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爲當時西方的現代文化學已經傳入中國，在各個領域出現了“文化熱”現象，文學創作中以“尋根文學”爲代表，文學批評中出現了新文化批評，文學研究中出現了以地域文化學或水文化學解讀或探究文學現象和藝術形象的新走向。我認爲這些現象和走向是可以接受或汲取的，是有助於促進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另一方面，當時中共廣東省委决定，要爲歐陽山、秦牧、陳殘雲、杜埃、黄秋耘等五位在世的文學大家舉辦研討會和慶祝活動，由於我在文藝界活動時間較長，與幾位大家都較熟悉，因而都受委托研究他們的全部作品，分别寫出文章；與此同時，也因爲從事文藝批評的關係，對當時一些中青年作家（如朱崇山、程賢章、楊干華、餘鬆岩、廖紅球等）的新作也認真作了研究，寫出評論文章。在這些研究和寫作進程中，我自覺地運用了前述的文學流派和現代文化學的觀點，有意識地從文學透視文化，以文化觀照文學，先後寫出了《歐陽山與民族的大衆的文化及文學》《秦牧創作的民族文化意識》《論民族文化的兼融性及其典型作家杜埃》等長篇論文，隨後將這一系列論文結集爲《文化與文學》一書出版；與此同時，我還就這些嶺南老作家和中年作家新作中所呈現出的相承相通點甚多的實際，撰文提出了《已經有個嶺南文派》的主張，隨即我又在嶺南文派與早受公認的嶺南畫派、廣東音樂等的同异研究、尤其是對其文化底藴和發展的研究中，發現傳統嶺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不能充分概括和表述，應以珠江文化的概念稱謂較爲合適，於是，我便寫出了《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一文，可謂開始觸摸或進入珠江文化形態。在這篇文章中，我從陳殘雲的創作實際、也包括其他嶺南作家和嶺南畫派及粤劇、廣東音樂等的創作實際出發，將珠江文化的特性概括爲：多樣、平實、清新、灑脱。現在看來，這些概括是初步的，是僅限於文藝現象概括的。

　　正在這個時候，我觀看了當時名噪遐邇的電視片《河殤》。這片也引起我震動，但我的想法却與許多人不同：一方面我感到這部電視片從文化學的眼光分析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在方法上是新穎的，但結論是錯誤的；另方面我感到其立論欠妥，説黄河是中華民族文化發祥地不錯，但忽視了尚有長江文化、珠江文化、遼河文化等的存在和貢獻，顯然是片面的。這影片還説中國是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欠缺緑色文明，從而注定落後。這説法對不對呢？究竟中國有無海洋文化？很有必要搞清楚。應該説這些看法和想法，也是我倡道珠江文化研究極爲重要的精神動力。

　　（200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