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誠（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

　　【中文摘要】在潮汕地區的近代史上，汕頭開埠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作者認爲，汕頭開埠的時間當以1860年1月1日最爲合適。尤如鴉片戰争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一樣，汕頭開埠的過程也標誌着粤東人民進入反對西方列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入侵新的歷史時期。。

　　Abstract: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aoshan area， the opening of Shantou Port was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ost accurate date of the opening of Shantou Port should be the 1st of Jan in 1860. As the Opium War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the opening of Shantou Por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historical stage in which people of East Guangdong w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economic intrusion from the powerful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在潮汕地區的近代史中，汕頭開埠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尤如鴉片戰争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一樣，汕頭開埠的過程也標誌着粤東人民反對西方列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入侵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汕頭”一名源於何處，學界多有研究。一般認爲，“汕頭”的得名來自於海濱泥沙積聚而成的沙脊。宋末元初，今汕頭市區的光華埠一帶已形成名叫“厦嶺”的漁村。至明初，厦嶺漁村已是“扼商彝出入之冲”，明洪武二年（1369年）爲此而設“蓬州守御千户所”於此。明嘉靖九年（1531年）今汕頭市外馬路附近一帶沙脊出露，到萬曆三年（1575年）沙脊出露已成片，被稱爲“沙汕坪”。而由於此地居民日漸增多，出海捕魚之海民及商貿船隻也較前增加，故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關成立之時，清政府即在潮州府庵埠總税口之下，設立了“汕頭口”，這是迄今爲止在官方文件中所見到的最早的“汕頭”地名。欽差大臣何桂清在1859年12月30日《奏美請定期在潮開市擬將税務歸粤海關畫一辦理折》中亦稱：“查潮州地方，粤海關原設有分口，以庵埠爲總口，汕頭等處爲子口，簽派丁書征收内地海船貨税，歷年已久〔1〕。”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在今汕頭市外馬路築煙墩並建砲臺，故該地又稱“沙汕頭汛”，當地人俗稱爲“沙汕頭”。此後，“汕頭”一名在雍正年間（1723～1735年）藍鼎元的《潮州海防圖説》中再度提及，文中有“商艘往來，不過旗嶺、汕頭、神泉、甲子……。”始建於嘉慶年間（1796～1820年）位於今汕頭市區光華埠的天後宫與關帝廟〔2〕，見证了當時當地香火的興旺與繁華，也表明其時汕頭已是一處有相當規模的商港。

　　從時間上來看，西方列强對汕頭的認識早在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以前。1853年3月，美國駐厦門領事布拉德萊在給美國駐華特使的報告中寫道：“本省的移民，從1847年起是從厦門裝船的。近年，在某種程度上，改在廣東省北部獲得移民，並在南澳島附近的某處，即汕頭裝船運出。”稍後，美國駐華公使伯駕在1856年2月給美國國務卿馬西的報告説，1855年從汕頭載運苦力出洋的外國船有12艘，載運苦力6388人，其中美國船5艘，載運苦力3054人。1857年10月1日，英國怡和洋行大班約瑟夫渣甸在給英國對華全權大使額爾金的一封信中就説到“一個未經條約承認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頭港。汕頭爲廣東沿海北部位於韓江口的一個最好的寄碇港，距離重要城市潮州不遠。”“除了條約中已經列舉的口岸外，汕頭爲常有沿海船隻開來的唯一口岸。這些船隻往返汕頭，有時賺到很可觀的運費。”美國駐華公使列衛廉在1858年初給美國國務卿加斯的報告中也説，“汕頭，是厦門西南約一百英里的一個口岸，它是未經條約承認的，……那裏進行着大量的鴉片貿易和苦力貿易，……香港的報紙定期刊登汕頭的船期表。”可見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分子早已對汕頭港虎視眈眈。事實表明，這時期已有不少外國船進出汕頭港，據英國外交部的檔案記録，1857年有120艘外國船隻在汕頭港作業。1858年，汕頭在西方國家中已小有名氣，故此恩格斯在1858年發表的《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也提到“汕頭這個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個開放口岸。”這種情况説明清咸豐三年（1853年）在汕頭媽嶼島上設立潮州新關是有所依據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富有商業氣息而又日漸繁忙的汕頭口岸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關注。

　　鑒於汕頭爲潮州所轄，因此，西方列强最初與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時均强行指定“潮州”爲通商口岸，如1858年6月18日簽訂《中美天津條約》，第十四款列明“廣東之廣州、潮州、……，任其船隻裝載貨物，……。” 

　　1858年6月26日簽訂《中英天津條約》，第十一款列明“廣州、……潮州、……，英商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

　　1858年6月27日簽訂《中法天津條約》，第六款列明“廣東之瓊州、潮州，……準令通市無异。”

　　1861年9月2日簽訂《中德通商條約》，第六款列明“廣州、潮州、……，船貨隨時往來，……。” 

　　1863年10月6日簽訂《中荷天津條約》，第二款列明“廣州、潮州、……等口，荷商皆準貿易，船貨任便往來。”

　　又由於1861年6月發生潮州民衆拒絶洋人入城事件，一些西方國家便改而指定“汕頭”爲通商口岸，如1862年8月13日簽訂《中葡和好貿易條約》，第十款列明“廣州、潮州（汕頭）、……皆準居住、……。貨、船隨時往來……。” 

　　1863年7月13日簽訂《中丹天津條約》，第十一款列明“……廣州、汕頭、……各口，……可任便出入通市。” 

　　1864年10月10日簽訂《中西和好貿易條約》，第五款列明“……廣州、汕頭、……各口，……可任便出入通市，……。” 

　　1864年11月2日簽訂《中比和好貿易條約》，第十一款列明“……廣州、汕頭、……各口，……亦可携眷前往居住、貿易、……。” 

　　1866年10月26日簽訂《中意通商條約》，第十一款列明“……廣州、汕頭、……各口，……任便出入通市，……。” 

　　1869年9月2日簽訂《中奥通商條約》，第八款列明“……廣州、汕頭、……各口，……亦可携眷前往居住、貿易、……。”

　　由此可見，汕頭開埠在文件（條約）中的時間，1858年是暗指，而在1862年則轉爲明指。實際上，1859年8月16日，美國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法，與清政府就《中美天津條約》互换了批準書，首先獲取了在潮州口岸通商的法律地位。而汕頭口岸設關及開市之時間，這在清朝官員兩廣總督勞崇光給朝廷的奏報中有明確的記録，其奏報稱：“於咸豐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欽奉諭旨：準米國先行開市，其應行設關征税之處，……於澄縣屬之汕頭設立新關，於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即1860年1月1日）準米國先行開市。凡附近汕頭各子口海船貨税，均赴新關就近輸納。”基於此，可以認定，從媽嶼島遷至汕頭的新關（即潮海關），其時間當在咸豐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咸豐九年十二月九日之間，而汕頭開埠的法定時間，則應以咸豐九年十二月九日（1860年1月1日）更爲準確。

　　誠然，汕頭開埠的基礎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有其歷史發展的淵源關係。宋元以來，潮州沿海地區的海外貿易有很大的發展，南澳也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航海通道。有明一代，青花瓷器的泛起更是世界各國熱切追尋的物品。明萬曆年間，因景德鎮發生“火燒御窑廠”事件，漳、潮地區的漳州窑係青花瓷業得以興起，産量大增，一度成爲青花瓷器外銷的主要産品。在澳門的葡人亦因景德鎮供貨數量未能滿足需求，而在漳州、大埔、饒平一帶窑場大量訂購青花瓷器。2007年6月在南澳島西南3海里水下發現的“南海Ⅱ號”沉船，船上運載的大量瓷器就有漳州窑係青花瓷器，包括有大盤、碟、碗、杯、罐、盅等類别。明清以來，這類瓷器多遠銷世界各地，被歐美各國稱爲“克拉克瓷”，因産地在閩粤沿海，其後汕頭口岸又名揚歐美地區，故而被一些研究者誤稱並命名爲“汕頭器”。可見汕頭開埠以後在國外有很大的影響力。

　　十九世紀第一次鴉片戰争前後，南澳島與媽嶼島附近海面多有販賣鴉片的商船進行走私活動，此時西方殖民者的眼中就已盯上了汕頭口岸。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西方殖民者將苦力貿易從澳門轉至汕頭，大量裝運苦力華工從汕頭販賣至美國、南美和澳洲等地。此時的汕頭港，實際上已成爲西方殖民者進行非法貿易的港口，這在清朝官方的報告中也有反映。欽差大臣何桂清在1859年11月1日《奏美大使要請潮州臺灣先行開市訂期會晤折》中報：“臣於六月間風聞潮州、汕頭地方有英夷蘇裏完假充司税，與内地奸民在彼盤踞。……並據吴煦等訪得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越三年，税餉全無。”從文中可知，西方殖民者在汕頭開埠之前，走私活動已十分猖獗，致使清政府“税餉全無”，顔面盡失。

　　汕頭於1860年開埠後，自當年4月起，英、法、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在汕頭設立領事館、洋行、銀行、教會、教堂等，對當地經濟、文化形成巨大的衝擊，客觀上也推動了潮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以上述所探析，筆者認爲，汕頭開埠的時間，當以1860年1月1日（咸豐九年十二月九日）最爲合適。

　　鑒於汕頭開埠歷史對汕頭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建議汕頭市博物館籌辦汕頭開埠歷史陳列展覽，這對認識汕頭、記憶汕頭、推動汕頭城市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注釋：

　　〔1〕本文所引資料，多出自鄭可茵等編輯點校：《汕頭開埠及開埠前後社情資料》，《潮汕歷史資料叢編》第7輯，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出版，2003年。以下不一一註明。

　　〔2〕劉平主編：《潮汕勝迹——汕頭天後宫與關帝廟》，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