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的名字我們已經不太陌生了，國内在出版他的《我與我的世界》、《萬裏行記》，《聽濤室劇話》之後，又將出版他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下稱《隨筆》）。這是一部他晚年作品，1970年曾連載於香港《晶報》，取名《聽濤室隨筆》，1972年他逝世後，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下稱“三育”）結集出版，取名《國學十二講——中國學術思想新話》。書一經出版，風行港澳臺，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爲學界所重視。1979年，香港書展在京滬等地展出，這本書又引起了海内許多文史愛好者與工作者的濃厚興趣。爲了促進學術繁榮和交流，三聯書店决定在國内也印行此書。

　　我受曹氏家屬和三聯書店委托，對此書加以整理出版，深感榮幸。六十年前，曹氏爲我先祖父章太炎先生整理出版國學演説《國學概論》，六十年後我竟爲他整理出版《國學十二講》（即《隨筆》），這也是歷史的巧合。“三育’在出版《國學十二講》時，删節失之太多，排字錯誤，更是驚人。爲了忠於原著，便於讀者瞭解曹氏學術思想全貌，我補充了“三育”删去的近三十段文字，並增補了十八篇文章，糾正排誤一千五百多處，以新式標點，標校一過，對於引文，基本上也作了原校，使之成爲最接近於原著的書，同時將書名更爲《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因爲嚴格地説，這是一部以隨筆形式叙述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著作。

　　曹氏在中國近代文壇是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關於他的學術觀點，國内却很少有人涉及，我想《隨筆》的出版，將有助於人們對他的瞭解，在此我結合整理中的體會，對《隨筆》和他的學術觀，談點淺見。

　　首先我認爲《隨筆》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内容豐富，論説新穎，富有時代新意。它博採衆家之説，綜合衆人之長，並在運用新進的社會科學理論解説古老的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作出了有益嘗試。它文筆流暢，平實易懂，是一部雅俗共賞的佳作。

　　《隨筆》的成功問世，跟曹氏長期準備是分不開的。早在1926年，即《國學概論》出版後的第四年，他總結出版感想時説：“古人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章太炎對於國故的見解，的確有很精到之處，有太疏忽之處；我現在如能從太炎先生的一切著作裏，抉取他的思想，來做一本《定本國學概論》，豈不是補過的好機會嗎？”“我覺得舊本《國學概論》，只能保留十分之二三，其他我擬以《國故論衡》、《檢論》、《文始》爲根據，增加十分之七八。”（曹聚仁：《關於<國學概論>的閒話》。）當時他擬寫一個提綱，如果我們去讀一下這提綱就可知道這便是《隨筆》的雛形。1955年，《國學概論》在香港印第三十三版，他把這一版定爲《定本國學概論》，友人們要他加以注釋，他認爲注釋非易，唯有依章太炎學説重寫一部。1969年，“三育”約他寫一部青年的課外讀物，這時恰好陳寅恪逝世消息傳來，他忽有“老成凋謝，文不在兹乎”之感，决定“還是把自己所瞭解的這一角知識多説一點吧!因此就寫了這一連串的讀書筆記”。（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下面引文，如不加注，即摘自《隨筆》）可見他是作了長期的準備。

　　但是，《隨筆》的内容與《國學概論》又有了許多不同，首先它有鮮明的針對性。1921年章太炎演講國學，是反對一味復古的逆流，闡述了經與史的關係，曹氏筆録的《國學概論》正是給“經迷’潑去一盆凉水。五十年後的《隨筆》，没有簡單重復和發展這些觀點，而是針對了香港會考制度中的科舉幽靈和文科教學中的腐儒之説，以及臺灣當局“天天高喊‘復興中國文化’”，而“像陳立夫這樣連四書都不明的人，却寫了《四書會通》，臺灣方面還要把它印給大中學生當讀本”。於是，他“面對着這漆黑一團的氣氛”，“一面批判那批腐儒的固陋，一面灌輸青年以新知”。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時代的新意。

　　曹氏作爲一個暮色迫近的老人，是一個在古書横流中浸得相當久的人，他不願作河死鬼找青年來相替，極力勸青年住脚，不要再鑽到古書堆裏，他這是“背了時代的門板，躺在泥濘的道途中，讓後人踐踏過去，是爲告訴人們國學是什麽東西，做拆穿西洋鏡的工作”。這種態度，與魯迅先生寫字一樣，魯迅寫稿總是用毛筆寫在土紙上，但却竭力勸青年用不着在土紙上寫毛筆字，因爲他認爲這是很浪費時間和精力的。但是曹氏又不是一味排斥讀古書和盲目非古，他希望專家們“着力把古書古物整理起來”，“讓後人可以接受那些文化績業”，還勸中年人“多看點中國古代典籍，因爲思想成熟了，……可以明白前人對社會、人生的實際問題如何交待。”他極力主張修一部中國學術思想史，從編寫經學史着手，一方面使二千多年來的經學得以終結，一方面爲中國其他學術的研究開一條便利的途徑。他指出這工作必須打破“今古文學的門户之見”，不能去做國粹派“傳教士”，而要做東方文化的“外科醫生”，把“儒家思想當作死屍來解剖”，還孔子和經學的本來面目，讓它回復到文化思想史的本來位置上來。曹氏這些主張是很有真知灼見的，《隨筆》也正是這樣做了。

　　以批判的態度來接受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一份豐富的遺産，這是《隨筆》的最顯著的特點。《隨筆》從剖析經學着手，但並不就經學而論經學，而是把經學放在歷史、政治、文化諸方面去加以綜合考察。他指出，所謂“六經”，是歷代統治階級和儒家吹鼓手一手捧起來的，“經迷的最大弱點，正是他們不懂得什麽是經，他們都是孔乙己”，“儒家的毛病，就是太重視了古人的軀殻”。曹氏認爲，要讀中國學術思想史，就要“唾棄科舉時代的八股爛調”，要“跳出理學、漢學的小圈子，從先秦諸子的‘争鳴’光輝中來尋古人的本義與真理”，他説：“老、莊、韓非，無論哪一點都比孔孟高明一點，儒家只有苟子，還够得上和老莊抗衡，而魏晋間的何晏、王弼、郭象他們，在某些方面，都在先秦諸子之上呢！”而以後的“吴學、皖學的考證學，訓詁學，浙東的史學，揚州學派的典章制度”，才更是了不得，才稱得上“中國學術思想的核心”。他主張“從歷史的進度來看文學的演變”，他説，“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是復古派的爛調，是阻礙文學進步的原因。他本人就是從桐城派古文入手，“後來才知道陽湖派的境界廣闊得多，到後來，才知道小品文學、明末公安、竟陵派着實高明得多”，所以他認爲“復古派如一溝濁水，公安、竟陵派則是山中清泉”，因此他主張“跳開唐宋古文的傳統，來接受前人所不齒的傳奇小説”，即被“正統派”視爲“异端’的“雜學”。曹氏在全書中反復强調“吸鴉片、纏小脚和八股文，是毒害中國文化的三大患”，他就是抱着這種批判的態度，從反讀經的觀點來談中國學術思想，從反理學的觀點來談儒家學説，從新考證學走向唯物史觀新領域。這給了我們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古爲今用，可以説是《隨筆》的另一個特點。《隨筆》許多地方借古喻今，很切時弊。例如，他在論孟子時説，孟子既不贊成墨子的“兼愛”，也不贊成揚子的“爲我’，還深痛疾惡地説：“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曹氏便説：“以往的人，却贊同孟子的説法。我們能贊同嗎？老實説，我是不贊同的，‘無君’了半個多世紀，社會不進步得多了嗎？”他又説：“在二千五百年中國史上，儒家一直被統治階級利用，當作統治工具，孔老夫子和他的門徒，以及後世的道學家理學家，都坐在孔廟裏去吃冷猪肉。因此，儒家最骯臟。你看，臺灣當局還在利用這一套骯臟工具來玩‘文化復興’呢？”他還指出，香港標榜的“所謂‘國學會考’、‘國學常識’，都是國糟，不是國粹，可以丢入垃圾堆中去。”曹氏這些觀點是發人深思的。我看了近年來臺灣、香港大學入學文科試卷，就更感到《隨筆》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廣泛地汲取前人和近現代人的研究成果，運用讀書隨筆的形式，來串講中國學術思想史，是《隨筆》的又一個特點。《隨筆》廣採博集，融各家之説於一爐，集海峽兩岸學者成果於一堂。他采用隨筆的形式，幫助青年人對中國學術思想史“邊讀邊吃”，一掃那種學術著作的枯燥、沉悶和繁瑣的氣息，引人入勝。《隨筆》文筆流暢通順，清新灑脱，語句風趣，比喻恰切，有些地方則妙語叠出，這種文筆和效果，是一般“國學家”和他們的作品所難以取得的。

　　曹氏《隨筆》從某種意義上説，是對章太炎學説的繼承和發展。曹氏二十一歲之前，即用力研讀了章太炎先生的主要著作，所以他二十二歲那一年接受邵力子先生委托筆録章太炎先生國學演説，刊於《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水平超過了其他報刊的一班老儒，連章太炎先生也感到驚訝，便破例讓他去拜門。曹氏説：章太炎師的演説“所啓發我的不是他的國故知識，而是他的論史觀點”，“章師對唐太宗的批判，鞭韃了所謂‘齊家而後國治’的訓條，這番話，對我有着啓發昏蒙的作用，從那以後，我才敢懷疑一切所謂金石良言，尤其是儒家的哲理。”曹氏作爲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得到最大的教誨是讀古書不能從信古出發，而是要從疑古入門。曹氏又説：“章太炎師所啓發我的，便是魏晋之學。”這給他及魯迅等人的文風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曹氏對於師説，並不句句奉爲聖明，抱殘守缺，而是繼承發展了師説，有些地方還敢於和師説争辯，這是可貴的。

　　曹氏不僅接受了章太炎學説，還廣泛涉獵中國其他學説。他幼年時代從他父親那裏接受了儒家正統思想和學説，青少年時代從朱芷春先生那裏接受了王船山的史學和哲學觀，從此自命爲“王船山的門徒”，成了他父師的“叛徒”。青年時代從單不庵先生接受了清代檏學，“懂得如何校勘，如何辨僞，如何考證”。“五四”運動時，他投入了新文化運動和反帝反封建洪流，擔任了杭州一師學生會主席，接受了時代的洗禮，“對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和魯迅兄弟的言論，不獨心向往之，幾乎奉爲神明”。以後他在吴懷琛家用力研究了先秦諸子作品和章太炎先生主要著作，接受了新考證學的影響，成爲了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他説：“新考證派的言論，在三十年代，可説是警世駭俗，正如章太炎師在十九世紀末那麽驚人。”這使他“從科舉腐儒圈子跳了出來，又從傳統道德圈子跳了出來”。大革命失敗後，他在杭州文瀾閣參加《四庫全書》的整理和校對，飽覽群書。以後他當過編輯，辦過報紙，編過雜誌，做過記者，任過教授，豐富的經歷使他思想成熟，見識開闊。以後他又被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深深吸引，使他從“理學和檏學的小圈子出來”。解放後他“經過一年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研究，以及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幾個要篇，再和老、莊、韓非子諸子學相印证，又有了新的進境”。建國後他去香港，以教書和當記者爲生。

　　曹氏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着較深修養，對西方的文學、哲學和史學，也有過廣泛研究。荷蘭的史學家房龍的作品對他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要深遠”，從此“鼓舞了他去爬那歷史的巨塔，用着王船山、章實齋的手杖”。（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他對曾來中國講學的杜威和羅素，也十分欽佩，他説：“羅素和杜威教授，對於五四時代中國文化的影響，比之爲鳩摩羅什之東來也合乎事實。”縱觀曹氏的思想和治學脈絡，正如他自己所説：“我的思想淵源何在？我本應該説：‘我的思想從羅素的思想中汲取了一半，另一半則自老莊及魏晋之學中來’。”《隨筆》正是他這些經歷與思想的總結。

　　《隨筆》繼承師説，但又不因循師説；繼承傳統，但又不襲守舊説；汲取西學，但又不盲目拜倒；敢持己見，但又不主觀武斷；勇於創新，但又不嘩衆取寵。曹氏力圖“撕破了傳統的紙糊帽子，讓大家看清楚中國學術的本來面目”，“在現代唯物辯證法的光輝之下，把前代的學術思想從新解説過”。這種精神是可貴的，這種願望是良好的。但是曹氏在這方面僅僅是在努力嘗試，還有不少差距。曹氏素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自認骨頭中鈣份太多，到處不肯入俗，所以周恩來總理稱他僅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中國學術思想史，還不够得心應手，不少地方還是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

　　《隨筆》與其他任何人的著作一樣，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其中不乏粗糙和片面之處，甚至可商榷之處。他的作品有傳統國學家不能達到的清新灑脱，但也有他所不能達到的傳統國學家們的嚴謹細緻。曹氏有些持論，還明顯受到他的個人經歷與好惡的影響。例如，曹氏自稱他的基本觀點是“輕儒家重名法家的”，是“老莊的門徒’，他特别推崇老子的“反”字，欣嘗事物變化的自然通則，因此《隨筆》對於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剖析就比較徹底，而對於儒家的“异端”，如老莊思想等的批判和剖析就顯得無力了。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另外，他在港澳的生活、工作的環境，對他的創作帶來了種種限制。他説：“我的私心和章師一樣，更是企慕顧炎武的治學，有寫《日知録》的意向的。不過，對影自笑，假如我如顧氏那麽治學嚴整，怕的連西北風也喝不成了。”曹氏夫人鄧珂雲同志也多次對我説過：“曹聚仁先生只身在港，以寫稿爲活，天天忙於爬格子，所以《隨筆》中免不了有不少粗糙的成份。”這個評論是很客觀的。一個人在這樣生活環境中，手邊又缺少許多必要的書籍，有些地方只好憑藉記憶，難免失誤。由於《隨筆》原以連載形式書寫，上下文之間，有些重復，造成不少贅文累句。這都是美中不足。

　　曹氏是個多産文人，一生著述達七十多部，《隨筆》是他非常重視的一部書。他稱此著“是有所見的書，不僅是有所知的書，竊願藏之名山以待後世的知音”。他把自己一生的國故學的研究，概括爲：“整次五十年來的國故研究”，從《國學概論》-《定本國學概論》-《國學十二講》（即《隨筆》），“三書相輔而行”。（曹聚仁：《題<定本國學概論>》。）可謂自視甚高。但是，讀了他的《隨筆》，也確實感到他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闡述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在深入國故而又超越國故的研究方面，在批判和繼承祖國幾千年來燦爛的文化遺産方面，曹氏和他的《隨筆》確實作出了可喜的嘗試，如果有不足的話，正是他希望我們後一代去努力彌補的。


　　（發表於《史林》1986年第2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第136—1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