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兩次赴日留學，在她光輝的一生中是極重要的一頁。這段史實，過去因受到資料限制，記述簡略，説法不一。今春，日本崗山大學教授石田米子先生寄贈我許多秋瑾留學日本時的原始資料，其中不少是秋瑾在日本就讀的青山實踐女子學校資料，這部分資料由該校山口典子先生整理和收藏；還有當年帶領秋瑾前往日本的服部繁子先生最新公佈的回憶録，以及服部繁子的女兒賀來順子先生收藏的兩幅由她母親繪製的秋瑾像。另外，日本中國研究會理事——久保田博子先生將她撰寫有關秋瑾留學日本的大作寄贈了我。這些資料有的在日本已公開發表，有的尚未發表，而在我國則均未翻譯發表。我院何鳳園同志花了許多時間翻譯了這些資料，使我得以窺見秋瑾留學日本前後的種種史實，這些史實顯然與我們國内過去的各種記載有很大出入。今秋，我參加光復會學術討論會時談及此事，許多同行熱切希望我撰文補正這段重要的史實，因而草就此文，以冀史家再進一步加以研究爲幸。

　　一、秋瑾留學前的狀况

　　以往各種史書所記載的秋瑾留學前的狀况是：庚子之役之後，秋瑾耳聞目睹了八國聯軍的暴行，使她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兇殘面目和滿清政府賣國嘴臉。次年，《辛丑條約》簽訂，豆剖瓜分，國將不國，增加了她對祖國前途的憂忿。她從吴芝瑛（吴汝綸侄女，廉泉的夫人）那裏讀到了當時一些新書新報，視野不斷擴大，思想境界不斷提高。那時她與丈夫關係日益惡化，使她有“身不得，男兒列；心却比，男兒烈”之嘆，曾一度離家出走，穿男裝，放天足，上戲院，取號“競雄”，欲與男子競賽争雄。就在這時候，她與服部繁子相識了。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憶録中也有如此記載，但是比我們以往記載翔實得多。服部繁子（1872—1952，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博士是東京帝大教授，因受清政府邀請，至京師大學堂任教，其妻隨至北京）的回憶録原名爲：《回憶婦女革命家秋瑾女士》，原稿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發表在1951年日本《中國語雜誌》六卷一至三期合刊上，這已被介紹到我國。回憶録的中下篇原稿過去保存在日本的中國研究會，直到近年被該研究會倉石武四郎發現，才於1982年9月在《東西交涉》創刊號上首次發表。服部繁子在她回憶録後半部分以較多筆墨回憶了她與秋瑾認識經過，彼此的交談，互相的訪問，很有助於我們從一個側面瞭解秋瑾當時的思想面貌。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憶録中寫道：

　　

　　明治三十五年（按：1902年）8月，清政府請我國政府派人幫助在京師大學堂施行新教育。政府决定派我的丈夫去。……我也偕丈夫同往。……九月初到北京。……不久，吴芝瑛夫人來訪問我，……此後我常去她家。

　　到了明治三十七年，正月裏有一天，歐陽夫人來了，説：“……想建立一個婦女談話會，常常聚在一起，相互研究，交换知識，所以，請您多加指教。”我聽了很高興，非常贊成，並商定了建會的日期。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個會館裏舉行了婦女談話會的建會式。……二月的一天，談話會在歐陽夫人的家中舉行。……有歐陽夫人、吴芝瑛夫人、陶大鈞夫人 （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時一樣，先讀中國的書，然後讀高等女子學校一年級程度的書，圍遶這些提問題，隨便交談。在隨便交談的時候，一個女傭進來了，在夫人耳邊低聲説了幾句，（歐陽）夫人想了一會兒，便與我打了一個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會兒，她回來了，有點爲難似地説：“我的一個親友現在來了，説是想入會，允許嗎？”我説：“很高興見她。”夫人就把那個親友帶了進來。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現在我面前的這個親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長的身材，稍朝前彎曲，濃密的黑發披着，穿着男裝，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藍色的西裝，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較長，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細細的手杖，肥大的褲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係着緑色的領帶。臉色青白，大眼，細鼻，薄嘴唇，一個挺瀟灑的青年人。歐陽夫人説：“師母，這就是我的朋友。”一語未完，那個青年便大聲説：“王秋瑾!”我伸出手與她握了一下。吴夫人對我説：“師母，您不要見怪，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來這是一個穿男裝的女子。吴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説：“給師母行禮!”那個婦女笑了笑，丢開手杖，給我行了個半跪禮。我用兩手扶起她，讓她坐在旁邊的位子上。她講浙江口音的話，講話講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請教歐陽夫人做翻譯。我首先按照中國的習慣問她住在什麽地方，她説住在前門外。歐陽夫人説：“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門外的一個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鈞，花錢捐得一個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户部主事的官。），這位太太很喜歡讀書，是個很有學問的人。”這個男裝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説話，一個勁地與二位夫人説話，三人都説南方話，不好懂。談話似乎很激進，吴夫人臉露難色，歐陽夫人看看我的臉色，後向王夫人（秋瑾）使了個眼神。陶夫人和女兒先告辭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詩。

　　吴夫人對王夫人説：“妹妹，今天是談話會，既然加入了談話會，就要向師母請教”。王夫人點點頭，看着我，問：“請問夫人，您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説：“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來：“孔子的信徒！那麽，就是‘女子與小人難養’（孔子原話爲：“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則不遜，遠則怨。”）的信徒了？”歐陽夫人和吴夫人擔心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來，説：“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説的‘女子和小人難養’中的那個女子，據説有另外一種意思，這句話，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説是一種格言。現在説‘女子無才便是德’，意思是説女子有學問害多益少，這可以説是對婦女的侮辱，爲什麽要讓别人這麽説？我們就必須有修養。我一向佩服中國婦女的勇氣和好學，我們都是婦女，要超越國境，相憐相愛……。”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語，歐陽和吴兩夫人向我頻頻點頭。

　　二月的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對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爐前，上次約好的，今天秋瑾來訪問我。和上次不一樣，這次她顯得較沉着。還是穿着藍色的肥大西裝。我讓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歡她，她是一個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長着象林黛玉一樣的修長身材，加上她走路時的風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説：“秋瑾，聽到你的名字，讓我想起白樂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詩原文爲：“風露颯已冷，天色亦黄昏。中庭有槿花，榮落同一晨。秋開已寂寞，夕殞何紛紛！正憐少顔色，後嘆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懷哉聊一陳。男兒老富貴，女子晚婚姻，頭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後時不獲已，安得如青春？”）詩，那首詩讓人感到婦女的悲哀，而你却不同，很幸福。”秋瑾説：“我的名字似乎是從那首詩取的，後來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説：“你爲什麽要穿男式西裝？我想聽聽你的想法，看看我原來的猜想對不對。”秋瑾説：“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國，男子是强者，女子作爲弱者永遠受壓迫。我想有一顆男子一樣的强者的心，這樣，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會是男子的心。髮辮是夷族風俗，不是中國人必須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裝。夫人，是不是這樣？” 

　　我輕輕點點頭説：“這樣你就如願地成了强上加强的人啦！”秋瑾有點難爲情，説：“是的。”

　　我懷着可憐的心情望着她説：“我的意見和你有點不同，女子决不天生劣於男子，作爲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論孝道的時候，没有光説孝父，而説孝父母，也就是説在家庭裏，男女是同權的。你的穿男裝的想法充滿幼稚。羡慕男子而形態上模仿男子，不如説這是一種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裝，但不能改變身體的組織。女子永遠是女子，並不可耻，要堂堂正正地讓男子敬慕。”秋瑾睁大着眼看着我，説：“夫人説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見！”我點點頭，説：“可以，隨你的意。另外，我想問問你的家庭。”

　　聽她説，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個財産家（王廷鈞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兩歲，二十五歲，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比她年小的丈夫是個善良温和的人，他從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動的自由。我握着秋瑾的手笑了，説；“那麽，在你的家庭裏，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個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國有句舊話，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這種模範，你丈夫是這個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説：“夫人，我的家庭是過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强暴一些，强暴而壓迫我，因爲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以更加堅强的决心對抗男子。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爲了所有婦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干男子也不能幹的事!”

　　我看着她，有點可憐她，説：“秋瑾，你過份地沉溺於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兒戲。丈夫越强暴越好，這是對家庭婦女的嘲弄。男子，强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時是强的。你勉强地想戰勝男子，正顯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説：“但是，夫人，我難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説：“請問夫人，在萬世一係的天子的日本國，對革命，您怎麽看？”我説：“革命？秋瑾，我們日本是擁戴萬世一係的天皇的國家，我們討厭聽到革命這種口號！”我臉顯難色。秋瑾握着我手説；“不，我不是説日本。在我們中國，擁夷族爲天子，我認爲這是一種卑屈。”

　　談到這兒，我停止了話頭，我看出這個婦女有過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看來這個婦女也患了這種流行病。

　　過了四、五天，我應邀訪問秋瑾家。她家在前門外的浙江會館的旁邊的商店街的頂端，和官宦人家的官邸不一樣，很簡檏。秋瑾穿着女裝出來迎接我，今天看上去才真是個王太太。書架上堆滿着書物和衣類，屋角裏瓜子殻和果皮散發出异樣的氣味，不能説很乾净。秋瑾後面跟着她的丈夫，是個看上去較年輕的白麵青年，温和的家庭青年，有點難爲情似地行着禮。秋瑾低聲對他説了句什麽，他便又行了個禮出去了。好像是離開家了。秋瑾笑着説：“從滿人的官宦人家來看，這真是個不清潔的小屋吧？但灰塵中也開花。”我笑着説：“水底也有珠玉在閃光。”秋瑾很高興。秋瑾説：“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异教徒，我們相互敬愛，真是不可思議。”我説想見見孩子，她説因爲太吵，讓老媽子帶出去玩了。

　　
這一段長長的引文，對我們瞭解秋瑾留學前的思想狀况是有益的，雖然服部繁子的回憶録跟我們過去看到的記載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很有參考價值。因爲這段回憶告訴我們秋瑾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成熟的，甚至是很幼稚的。她有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這才合乎實際，才比較自然。

　　二、秋瑾爲什麽决定留學日本

　　秋瑾爲什麽决定留學日本，這問題過去史家始終將直接原因歸諸她再也無法與丈夫共同生活，説她丈夫王廷鈞“趨炎附勢，吹拍奉迎，終日在腐朽污濁的官場混迹；回家後，則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秋瑾這樣一位豪俠善感的女子，被成天封鎖在這樣令人窒息的樊籠裏，成爲王廷鈞的附屬物和犧牲品，她怎麽受得了？”（周芾棠、謝德銑：《巾幗英雄秋瑾》——浙江歷史小叢書，1984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間接的原因史家們則歸於“亡國滅種事可哀，瓜分豆割逼人來”的形勢，使秋瑾“把個人痛苦與廣大婦女痛苦、祖國的苦痛聯繫起來了”，這時秋瑾在“婦女談話會”中正好結識了“京師大學堂日籍教師服部博士的妻子服部繁子，他們向秋瑾介紹了日本强盛的原因與經過，講述了日本女校的種種好處，再加上當時留學之風大盛，……秋瑾的心也躍躍欲試了。”（平慧善：《秋瑾》——中國歷代名人傳叢書，1984年3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她决心不顧一切地出洋去留學，到國外去尋求真理，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鄭雲山：《秋瑾》——中國近代歷史叢書，198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是服部繁子回憶録則説秋瑾原來並没有留學日本的打算，而是希望赴美國留學，直到最後一刻，她突然改變了主意，决定隨服部去日本留學。如果這段回憶確實無誤的話，則又是一段對研究秋瑾思想頗爲重要的資料。兹將服部繁子的這段回憶摘録如下：

　　

　　秋瑾説她早就向往美國，想在今年年内去美國學英語，這件事據説她丈夫也知道。我覺得她這個人去美國亦是理應的，就表示贊成。對於中國婦女，無論滿漢，我都喜歡，盡管兩者都有各自的特點，但我都喜歡。吴夫人、歐陽夫人等都是我的好朋友，這個稍有着危險思想的秋瑾也是我不憎恨的朋友。

　　從那以後，秋瑾不大來出席談話會，但常常到我住所來講一點英語和日語。

　　日俄戰争早就開始了，……戰雲越來越濃，……我决定夏天回日本去探親，順便把孩子帶回去……。

　　北京的夏天來得特别早。我做着回國準備。

　　秋瑾來了，穿着白色的水手服，英姿颯爽，説是能與我同行非常高興。我問：“秋瑾，你到美國去研究什麽？”秋瑾説打算學法律。我説：“這也很好，但你到美國去認真研究一下婦女問題，怎麽樣？中國的家庭裏婦女過多，這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但從今天來説，無論是從家庭平和上看，還是從經濟上來看，都是無益的，這必須要改良。美國是人權發達的國家，正好研究這個問題。”秋瑾説：“家庭問題很多，研究這個問題没意思，在我國是皺紋受尊敬、白發受崇拜，這些都無法抗拒。我想干那些連男子都要喫驚的事。”我説：“你名譽心太重了，你所説的‘讓人喫驚的事’，似乎並不是好事。”秋瑾摇摇頭説：“太太，我常常那麽感覺，但我不干壞事。”我説：“你認爲不是壞事，或許就是壞事。”兩人都笑了。秋瑾又説：“太太，我一直很向往美國，現在也還是這樣，但最近我有點改變了主意，想到日本東京去。”我感到意外。

　　秋瑾與平時有點不同，忸忸怩怩地説：“我也很想問自己爲什麽會有這種新的主意，爲什麽曾經這麽熱衷去美國而現在又想到日本去了。太太，這恐怕是跟您交上朋友以後才發生的。我與太太，信仰的主義不同，但我們相互愛慕，正好比火與水，性質不同，但它們對人類的利害是相似的。過去，我不了解日本婦女，也没有任何興趣，不要説日本婦女，連對日本也輕視。但跟您交上朋友以後，我就想到日本去看看，太太，帶我去東京留學吧!”她説得很認真。我説，“你想到東京留學，我也應該希望你這樣，但我不贊成。我們日本現在還是你所憎惡的尊敬皺紋、崇拜白發，所以對你是不適合的。你還是到美國去好，但美國是否符合你的主義，亦不可知。總之，我不贊成你到日本去留學，還是照原來想的去做吧!”我心裏在想，把這樣的婦女帶到日本去教育好了，是很有意義的。這天，秋瑾没做出决定，我們就分手了。

　　三、秋瑾丈夫對她留學的態度

　　秋瑾的丈夫王廷鈞，是一個小京官，史書素稱秋瑾與他關係不睦，説王廷鈞對秋瑾嚴同暴君——這些説法每每引起秋瑾後裔們抗議——特别在秋瑾留學問題上，王廷鈞則是以反對派著稱，據説“王廷鈞一聽説秋瑾要去留學，竭力反對，他一面討好秋瑾，陪她選購字畫、文物、古玩，請她看京戲，還送秋瑾玄狐皮披風與一只金香爐；一面暗中偷藏了秋瑾的珠帽、珠花等陪嫁首飾，以此來斷絶秋瑾的經濟來源。……但秋瑾心志已决，萬難轉回。……最後，王廷鈞想用兩個孩子來拉住秋瑾，秋瑾决然地説：“我帶着兩個孩子一起出洋！’王廷鈞知道秋瑾去意已决，任何辦法都失敗了，最後還是把兒子留下，讓秋瑾帶着女兒離去。”（平慧善《秋瑾》。）可是，服部繁子回憶録却説秋瑾的丈夫是個“善良温和的人，他從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動的自由”，并且支持秋瑾出洋留學，甚至去哀求服部繁子同意帶領秋瑾去日本。這個帶有戲劇性的記載，孰是孰非，值得大家探討。誠然，秋瑾在她書信中不止一次地譴責過她的丈夫，但是不是她的丈夫壞到如我們史書記載的那樣程度，服部繁子的回憶毫無可信呢？我至少對秋瑾犧牲後，王廷鈞終身未娶，臨終還表示要與秋瑾合葬這一些事實，很難苟同那種‘以王廷鈞的卑劣來顯示秋瑾的高大’的説法。秋瑾作爲第一個捐軀於民主革命的女子，其雄偉壯烈是毋需添枝加葉的；就好比鄒容短暫而轟轟烈烈的一生，並不需要把他説成天生的叛逆者一樣，因爲鄒容的離家赴日，並不是他對家庭的造反，而恰恰是受到他父親的支持。

　　服部繁子這一段回憶摘引如下:

　　

　　到了六月。……有一天，秋瑾的丈夫突然來了，説要見見我。他怕羞似的，想説什麽但又不説。我直率地問他有什麽事，他誠恐誠惶地説：“很失禮，有件事要請求您。”我想肯定是讓我阻止秋瑾去外國，我説：“秋瑾到美國去，我知道，我將與她同行到横濱。”他説：“不，我妻更熱切地希望到日本去。我今天就是來請求您，請您帶她—同去！” 

　　我很意外，説：“我認爲，秋瑾要到美國去，是她很早的願望，并且，從她信仰的主義來看，到美國去比日本更適合，我勸她到美國去。”他説：“但是，夫人，我妻現在極熱切地想到日本去，我無法阻止，如果夫人一定不肯帶她去，我妻將不知如何痛苦了，盡管我有兩個孩子，但我還是請求你，請帶她去吧!去留學，或是光去觀光後就回來，隨她自由。如果是到東京去留學，東京有三、四個朋友，我將請他們照顧一下，决不給夫人添麻煩。她一定要去，也許會跟誰去的，但我想拜託夫人我最放心。服部先生是日本著名學者，但他來爲中國的教育出力，我們十分感謝，并且感謝夫人您爲中國女子教育盡的仁慈心。請帶她去吧!”没想到他這麽會説，我如果拒絶的話，他將受到家庭女神怎麽樣的懲罰呢？我有點可憐他，我便改了口氣説：“如果我帶秋瑾去，我有一個希望。”他笑着説；“請説吧，我盡力而爲。”我趕快説：“不，不是希望你，我的希望是秋瑾的思想，她那過激的思想，這種思想是我們日本不能容的，如果她抱這種思想，很遺憾，我不能帶她去。”他説：“我明白，我也不贊成她這種思想。行，只要在日本，就讓她放棄這種思想。”我懷疑他説的話秋瑾會不會聽。我説這件事必須和我丈夫商量一下，便讓他回去了。啊，爲夫的，强硬些，爲妻的，順從些！

　　二、三天後，秋瑾來了，説她照她丈夫説的，只要在日本就不發泄她那種思想。我把事情原委與我丈夫説了，把秋瑾的保证也説了，丈夫答應我帶她去。吴夫人，歐陽夫人等非常高興，爲秋瑾感謝我。

　　四、秋瑾什麽時候前往日本的

　　秋瑾第一次留學日本的日期，史學家們的記載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穆長青説；“1904年春末夏初，秋瑾乘船經黄海到達日本東京。”（穆長青：《秋瑾評傳·秋瑾年表》，1982年甘肅教育學院内部發行。）郭延禮説：秋瑾1904年“4月底，由紹興過杭來滬，自上海登船至日本長崎，經神户至横濱，再改乘火車扺東京。5月，瑾扺日東京。”（郭延札《秋瑾年譜》，1983年4月齊魯書社出版。）陳象恭説：1904年“夏，秋瑾到達東京”。而陶成章《秋瑾傳》和馮自由《鑒湖女俠秋瑾》却作“夏曆三月”，王時澤《回憶秋瑾》和陳去病《鑒湖女俠秋瑾傳》又説是“夏季”，秋瑾兄秋宗章《關於秋瑾與六月霜》作“夏秋之間”，徐雙韵《記秋瑾》定爲“新秋”，沈祖安《拚把頭顱换凱歌》説是“秋天”。那麽究竟什麽時間較爲確宜呢？我想，如果服部繁子記憶没有錯誤的話，她的記載應該説是較爲確切的。服部繁子説：

　　

　　6月28日，我帶着四個孩子、女傭、老媽子從安定門車站出發。高橋勇和我們同行，我丈夫托他照顧我們。丈夫和其他幾個人要送我們到塘沽。……

　　王秋瑾已經在車中了。……車前，她丈夫拉着兩個孩子的手，老媽子站在後面。……五歲的女兒和秋瑾很像，四歲的兒子胖呼呼的很可愛。……她丈夫臉上帶着悲哀的神色，頭髮被風吹亂了，看上去很凄慘。他還是叮囑着秋瑾，路上小心，到達後就來信等等。兩個孩子可憐地望着母親。秋瑾只是點頭，什麽也不説，眼裏含着泪。這時我才看到她是個妻子，是個母親。汽笛響了，我拉着秋瑾的手站在車窗前。真是一場悲劇！

　　下午一時，火車到了塘沽。……我們乘的船停泊在較遠的海面上，要搭汽艇到大船上去，我丈夫拜託高橋後，就回去了……。汽艇出發了，頭頂着火一樣的夏雲，渤海灣的濁浪高一陣低一陣地襲來，汽艇上大部分人都暈船了，孩子們小聲地呻吟着，我也很難受，頭痛。高橋吃力地照顧着我們。唯有秋瑾十分自若。我説：“你真堅强。”秋瑾説：“我是南方人，和水是朋友。”平時三個小時的航程，用了五個小時終於到了大船。

　　……這是條德國船，……船長把自己的房子讓給了我們，……秋瑾常到我房來，並可以説一些日語了。她每天來讀讀書，談談話。……

　　7月12日到了神户。……後又坐了兩晝夜的火車回到東京家裏……。秋瑾被她的朋友接到神田去。

　　

　　服部繁子這一回憶，我從日本另一位學者——久保田文次先生（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會長）夫人久保田博子寄我的大作裏可得驗证——    

　　

　　秋瑾1904年晚春離開中國來到東京的，她在神田區駿河臺留學生會館的日語講習所裏學了三個月的日語。（久保田博子：《日本辛亥革命遺迹巡禮（三）》，1981年10月5日《日本與中國》）

　　

　　可見秋瑾是6月28日離開北京，7月14日到達東京的，住在東京神田區駿河臺留學生會館。

　　從上述記載，秋瑾留學日本是她只身而往的，似乎没有如平慧善《秋瑾》一書所説：“秋瑾帶着女兒離去”，“把三歲的女兒燦芝帶在身邊，爲了專心學習，秋瑾忍痛割愛，把女兒寄養到一位姓謝的友人家，讓女僕負責照料，後又由女僕帶小女回國。”如果秋瑾真是帶了女兒去留學，而與她同行的服部繁子竟没有察覺，這將是一個大到不可想象的失誤，我想服部不致於疏忽到這種程度。因此可以斷言：秋瑾留學日本是只身前往的。

　　五、秋瑾第一次去日本在哪幾所學校就學

　　秋瑾第一次去日本究竟就讀過哪幾個學校，過去我們史書幾乎一致地説：秋瑾“先到駿河臺學生會館所設的日語講習所補習日語，爲第二年考青山實踐女校作準備”。（平慧善：《秋瑾》。）“初入中國留學生會館所辦之日語補習所補習日語”，（陳象恭：《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1983年7月中華書局出版。）“繼而在弘文書院江南班學習”，1905年，“春，秋瑾從日語講習所及弘文書院結業”。（穆長青：《秋瑾評傳．秋瑾年表》。）汪向榮在《中國留學生的好老師》一文中説：“據當時弘文書院任教的日本教育家鬆本龜次郎（1865-1945）回憶：“魯迅和秋瑾都是他當時在弘文學院教過的學生。”（《人民畫報》1980年第五期。）唯有鄭雲山在他的《秋瑾》一書中説：秋瑾“1905年初在日語講習所畢業，報名轉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附設的‘清國女子速成師範專修科’。”秋瑾第一次留學日本時究竟有否在實踐女子學校就讀過？上述記載都未能肯定。

　　久保田博子先生肯定地説，秋瑾在實踐女子學校讀過書且讀了三個月左右。原文録之於下：

　　

　　秋瑾在神田區駿河臺留學生會館的日語講習所學了三個月的日語，然後進實踐女學校附屬清國女子師範工藝速成科學習，同年末退學回國。翌年（1905年）7月下旬，她又來到日本，申請再次入學。（久保田博子《日本辛亥革命遺迹巡禮（三）》。）

　　

　　我國多數學者的記載顯然與久保田博子先生的記載相違，錯誤究竟發生在哪一方面呢？我們再看一下服部繁子的回憶録吧。服部繁子説：到日本後——

　　

　　秋瑾來過兩次，我都不在家。……八月份，我寫了一封信請秋瑾來。秋瑾説這一陣子安安静静地在和朋友們一起學習，還是想留學，但進哪一所學校好呢？我説跟朋友商量商量再决定吧。過了兩、三天，秋瑾來説，想入實踐女校。我説；“你滿意這個學校嗎？”秋瑾説：“那個學校裏有我的朋友，并且，下田女士是位有名的人，所以我滿意，聽説現在入學很難，據説您和下田女士有特别的關係，請您給我説説。”當時，實踐女校接受了許多中國女留學生，下田先生非常關心中國的女子教育，所以，我托她，她當然會接受的。但是，秋瑾的思想使人感到爲難。我説：“秋瑾，你還抱原來那種思想嗎？你能信守你的保证嗎？”秋瑾認真地説：“還抱那種思想，但我信守諾言，請你放心。”但我總覺得，已有芽，總有一天會發出來的。

　　幾天以後，我去見下田先生，把秋瑾的事説了，也把秋瑾的過激思想説了。並在想：下田先生會不會讓她入學呢？

　　下田先生是非常熱心中國女子教育的，前年聽説我和丈夫一同到北京去，非常高興，她知道西太后的態度對中國的女子教育來説是非常重要的，自已有機會將去中國與西太后談談中國女子教育的事。她敬慕西太后是女中英雄，同時又同情那些反對清朝的革命家，還保護過流亡者。對秋瑾，她也同樣的態度。她説：“我正想對這樣的婦女進行一下教育，請不用擔心，我接受她。”我趕緊把下田先生的回答告訴了秋瑾，並説，下田先生是日本的第一位女教育家，關於這位先生，社會上也有種種説法，但决不可相信，你秋瑾作爲中國一位女留學生，要成爲大家的模範。後來秋瑾就住進了學校，安定下來學習，我終於放心了。

　　

　　看來久保田博子先生論斷是有根據的，服部繁子的回憶也是可靠的，只是在時間上存在一些出入。所以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事實：1904年7月秋瑾入駿河臺留學生會館學習日語，這期間她也可能在弘文書院江南班作了短期學習，9月前入青山實踐女子學校附屬清國女子師範工藝速成科學習，學至1905年初退學，1905年農曆新年前夕她結束第一次的留學。

　　六、秋瑾第一次留學史實的點點滴滴

　　由於過去我們缺乏秋瑾第一次留學實踐女子學校的史料，所以對她第一次留學生活記載較單薄，甚至張冠李戴，誤將第二次留學日本的内容，戴到第一次留學期間了。因此很需要補充這期間的史實。

　　秋瑾第一次到日本，正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潮流在日本非常高漲的時刻，秋瑾一到日本就如饑似渴地撲到革命書籍中去，吮吸激進的革命乳汁，參加各種集會。廣交革命志士，與陳擷芬一道重組了婦女革命團體“共愛會”，又與劉道一等組織了反清秘密團體“三合會”，創辦了《白話報》，發表了《演説好處》、《敬告中國二萬萬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自從進了實踐女子學校後，由於這是一所校規很嚴的學校，“例如：如没有保證人的保证，就不能單獨外出或單獨與外人會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許出校門二次，且外出和歸來都必須向宿舍管理人報告等等”，秋瑾顯然對學校的制度感到不滿。服部繁子記述道：

　　

　　9月底，我也在準備回北京，很忙，這時，秋瑾來了，不斷地訴説着對學校的不滿，伙食差但伙食費貴。日本人覺得提到食和錢總是下劣的事情，但人世就是食和錢，没有這兩樣，何能成爲人世？秋瑾説：“下田女士開辦華族女校和實踐女校兩所學校，還要把我們留學生作爲商品一樣去謀取利益，實在太貪婪了。”我説：“你入學没多久，説出這樣的話實屬無禮，是見識淺薄。”但我答應把這些向下田先生反映一下。

　　我訪問下田先生，把秋瑾的話説了，關於伙食，請宿舍的工作人員注意一下，并且，如果秋瑾的思想影響到别人的話，非常對不起，請斟情讓其退學。下田先生説：“對伙食的不滿是他們那些人的通病，請不要在意等到他們對生活習慣了，對功課感到興趣後，他們就不會説了。如果在意，那麽，就不能對中國人進行教育，你是應該知道的。”我想，從秋瑾的本質來看也許很難，但我没有説出來。只是説：“她思想依然激烈，請多注意。”

　　我在百忙中請秋瑾來，把與下田先生的談話告訴了她，説：“好好學習，但你如不滿意，也可以退學。”秋瑾沉默了一會兒，嘆息道：“最近不知怎麽搞，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活不長。我的靈魂抛棄了我，我只是在鞭撻着没有靈魂的軀殻。”她一個勁地哭。我慌了，忙説：“怎麽啦!秋瑾，説些與你這個人不相符的軟弱的話!靈魂如果抛棄了你，你要尋找新的靈魂，决不會成爲軀殻。但是，你是個有家的人，你抛開家庭，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種寂寞使你神經過敏，你還是回到你那個家去吧，從事自己的研究，或者照你原來的打算去美國也好。”我真心地勸她。秋瑾摇頭説：“回家？我無法沉溺於毫無意義的平和之中，謝謝夫人的好意，我雖然對學校不滿意，但没有想過要退學，到美國，可能也會和到了日本一樣地感到失望，我暫時不想去。我想我是不會在這個世界上活得很久的。”秋瑾嘆息着。我説：“秋瑾，不要那麽悲傷，拿出勇氣來，我很快就要和你分别了，對於你的思想，你能信守你的諾言吧!”秋瑾笑了，説，“夫人，您放心，我無意對這個國家提倡我的主張。夫人，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不是滿族這種异種人的中國，夫人，還有什麽可畏首畏尾的呢？”她用手掩着臉。我感到一種憐憫，説：“不是因爲我丈夫在北京搞中國的新教育我才這麽説，天命是無法抗拒的，中國是易姓革命的國家，天命來了，命運就改變了，現在還不是時候。秋瑾，回家去吧，静心搞研究。”秋瑾笑着説：“夫人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正因爲夫人是孔子的信徒，才嫌惡新事物，頑固不化啊!”我説；“你的思想是一種病態，所以，你才是頑固不化。”兩人都笑了。

　　10月7日，我動身了，前一天，秋瑾來了，依依不舍，流着泪。我想到這個堅强的人也有一顆温存的心，也有感情脆弱的時候，感到一種悲傷。我問秋瑾有什麽話要帶給她的丈夫，她説没有。

　　回到北京以後，很忙，但一直掛記着秋瑾。11月中旬，秋瑾來信了，訴説實踐女校的不完備，老師們的淺學無能，我没有回信。不久，接到校方來信説，秋瑾書面向下田先生遞呈表示對學校的不滿後離開了學校。因此，我寫了信表示歉意。對方來了回信，口氣是指責我把抱有那種思想的婦女帶到了日本，並弄進了實踐女校。

　　

　　從上述的記載，可以清楚看到秋瑾對實踐女子學校是有所不滿的，對下田歌子校長也是有批評的，這期間她一面學習，一面參加革命活動，但思想上還没有完全成熟，内心充滿矛盾，感情上還不很堅强，最後導致了她退學。而不像我們過去所傳説的——説什麽她崇拜下田校長，并且和學校有着良好的關係。這中間究竟誰的記載更正確一些呢？我認爲服部繁子的記載是更符合情理，因爲這不僅是服部的親身經歷，而且也符合秋瑾的性格和思想。

　　秋瑾退學應該是1904年12月，因此導致了1905年夏秋瑾第二次赴日的“再度申請入學”，這件事在當年實踐女子學校中國留學生舍監坂寄美都子的回憶録中，也可以加以證實。坂寄美都子説：

　　

　　秋瑾希望自己能單獨入學，入學以後，從一開始就跟我有着親密的感情。大概是明治三十九年左右（筆者注：此係誤記，應明治三十七年，即1904年），她拿出一張在北京照的男裝照片給我看，一開始我真不知道是誰呢。過了一會兒才明白她是想試試我的眼力。據人説她在駿河臺有三百人的部下，上海有五百人的部下，然而她在學校品行端正，嚴格遵守校規，同學關係也不錯。她説話簡單易懂，不時地吟咏一些詩句。她曾一度退學，没多久她又一次希望入學，但學校規定不許學生再度入學，於是就去找下田校長商量。校長對我説，“那委托你去辦吧！”此外什麽也没有説。既然説委托我，就是説照我説的去辦，校長的意思：“萬一有什麽不對頭的事，就不再是我責任了。”據説如果違反校規的話，我們就是再喜歡她也是没有辦法的。退學之事，是秋瑾自己的决定，她是什麽原因也不説，我什麽都没問。（《坂寄美都子談秋瑾》，山口典子記録，原稿複印件）

　　可見秋瑾曾二次入實踐女子學校，1904年是第一次，同年12月退學，第二次是1905年夏，所以發生了再度申請入學，這時下田校長既不能表示歡迎，又不能表示反對，因此交坂寄美都子去辦。

　　秋瑾第一次留學日本返國原因和時間，服部繁子和坂寄美都子都未加説明，而我們的史書把原因歸於“秋瑾身邊錢已快用完了，她决定借轉學的空隙回國探親籌措學費，並幫青山實踐女校去招一部分女生。”（平慧善《秋瑾》）回國的時間一般作1904年冬。而郭延禮的《秋瑾年譜》作1905年“2、3月間”，“並携一蔡姓女子同歸”，我認爲這時間較爲確切。服部繁子回憶録中也説：

　　明治三十八年初，收到秋瑾從上海的來信，説她離開了東京回到了上海，還説有可能還要去日本。

　　“明治三十八年初”，即1905年初。這年3月上旬秋瑾確在上海，曾去拜訪蔡元培，旋於中旬赴寧，4月中旬返滬。故服部説“年初收到秋瑾從上海的來信，説她離開東京回到了上海”。因此可以推斷：秋瑾於1905年“2、3月間”返回國，是較爲確切的時間。

　　七、秋瑾第二次赴日留學史實

　　秋瑾回國後，在上海晤蔡元培，復歸家鄉省親，並奔波於杭州、紹興之間，投寄《實踐女學校附屬清國女子師範工藝速成科略章啓事》，熱情宣傳，動員女子出洋學習。6月28日離浙赴滬，加入光復會，在革命道路上邁開了嶄新的一步。7月17日冒暑再度赴日，爲節約開支，她乘坐三等艙，與苦力們擠在一起， 經過六天海上顛簸，7月23日扺日，但她累病了，直到8月5日到青山實踐女校報到，在該校校志上明白無誤記載着：

　　

　　八月五日  土  晴

　　本日學生秋瑾入校。（《實踐女學校支那留學生分教場日記》；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原始複印件）

　　

　　有關秋瑾就讀的實踐女子學校的情况，久保田博子先生説:

　　

　　實踐女子學校1899年開辦於麴町區元園町，1903年移到豐多摩郡澀谷村常盤鬆，該校最早接受中國女留學生入校，是在1901年。到1904年爲止，註册在籍者已達二百人之多。特别是1904年末，竟從湖南省來了二十名女留學生要入學，征得文部省的同意後，該校設立了“中國留學生分校”，1905年7月18日開學。

　　
秋瑾第一次入學，是在常盤鬆的實踐女子學校就讀。1905年8月再度入學，進的就是檜町十番地的分校。

　　1905年8月，以孫中山爲中心的中國同盟會成立，辛亥革命從此開始了它的胎動，秋瑾正是這時再次來到了東京。秋瑾日常居住和學習的實踐女子學校中國留學生分校就在赤坂區檜町十番地，與同盟會籌備會議的會場在同一條街。（久保田博子《日本辛亥革命遺迹巡禮（三）》）

　　秋瑾第二次留學日本的所在學校，恰好與同盟會籌備會議的會場在一條街，彼此接觸之方便是可以想見的，就在這時她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並加入了同盟會，被推爲浙江的主盟人，在她革命的道路上又邁開了重要的一步。當時學監坂寄美都子也説過： 

　　中國革命的同盟會建立了，大家都是逃亡者。……知道秋瑾也加入同盟會，但是嚴格遵守返校時間。（坂寄美都子在《下田先生三十四忌紀念會上的講演》，山口典子記録，原始記録稿複印件）

　　秋瑾就讀的實踐女子學校，是下田歌子創辦的，她的原名叫平尾鉐（1854——1936），在丈夫病殁後，“致力於女子教育工作達二十年之久，期間曾赴歐美各國觀摩婦女活動，……深感女子教育乃國家富强之基礎，返日後，在女學無用論横行的日本，竭力普及中等以下階級之女子教育，成立帝國婦女協會”。（鮑家麟《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下田歌子創辦實踐女校中國留學生部背景是：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一個中國女學生提出入學請求，三十五年，又有四名中國學生向實踐女校提出入學請求，特設了清國女子速成部。……到明治三十七年，有兩名中國留學生（陳彦安、錢豐保）結束了兩年的學習課程畢業了，在盛大的畢業典禮上，下田校長説：接受女留學生的理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來的思想、學術、文化各方面，從中國那裏受到很大的啓發，爲了報恩，爲貴國的家庭和社會進步，希望你們成爲動力。

　　在留學生教育中，下田强調婦道的孝貞，强調女子自强，强調知德體三育一體論，以及强調“女子是國民一分子”的愛國主義。……當時，清國留學生的革命運動漸漸活躍，並波及到女子留學生中間。下田歌子早就發覺了這種動向，所以在前面的畢業生典禮大會上這樣説過：“清國，現在還持續着封建制度，在這種君主專制下生活的人，突然到了外國，目睹自由的生活態度，就會容易成爲非常激進的民權論者。在形式上，學問不一定會生出亂臣賊子。我一直很擔心，嚴格對待你們，嚴格甚至殘酷地取締這方面的思想。”這裏所説的“殘酷”，是指明治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對留學生胡彬夏等九人所采取的態度。義和團事件的時候，俄國軍隊進駐中國，並想永久佔據，得到這個消息的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組成了反俄義勇隊，她們（胡彬夏等）也想加入這個隊伍，被下田歌子阻止了。（《實踐女子學園八十年史》1981年5月載於《實踐女子學園刊》。）

　　

　　從實踐女子學校校史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下田歌子既有她的開明的一面，也有她保守的一面，這就使秋瑾與校方和校長有衝突的可能。服部繁子在她的回憶録中寫道：

　　

　　夏天，她（秋瑾）又到東京待了二、三個月，我懷疑秋瑾又是爲了什麽到了東京。不久，一些人來信説，秋瑾批評日本女子教育，特别是對下田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痛駡實踐女校的老師，有時站在水道橋旁，狠狠批評日本的對留學生的教育，而引起騷亂，使警察感到傷腦筋。

　　

　　服部繁子所説的秋瑾“有時站在水道橋旁，狠狠批評日本對留學生的教育，而引起騷亂，使警察感到傷腦筋”，是指清政府勾結日本文部省公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使在日留學的八千名留學生大憤，秋瑾激烈地反對這個規則，主張退學回國，以示抗議，以洗國耻，並組織了敢死隊，與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説：“是時，取締規則風潮起於學界，學生盛倡歸國主義，瑾亦主張之，因結敢死隊，瑾又爲其指揮，紛擾者匝月。”陶成章所説的“紛擾者”，即服部繁子所指的“騷亂”，這在《實踐女子學園八十年史》中也有記載：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部省頒佈了監督清國留學生的規則，這規則接受了清國當局的意志，加强了對留學生的監督和管理，禁止“秉性不良”的中國人入學。秋瑾表示反對，十二月五日，爲響應留學生的反對監督的集會，和十七個女留學生一起决心退學而離開了學校。

　　

　　退留的時候，秋瑾把一本她愛讀的自己寫的詩集《白香詞譜》留給了學校的舍監坂寄美都子。

　　坂寄美都子説：

　　

　　她（秋瑾）走了以後，没有來過信，但是，她走的時候留下一本《白香詞譜》。（山口典子記録稿，原始複印件）

　　這本詞譜現收藏於實踐女子學校圖書館内，承蒙日本學者們厚誼，復製了一册給我。這是一册由秋瑾親手鈔寫而成的詞譜，工整的楷書，録下一首首詞，旁用紅色符號，標明瞭詞的平仄，優美的行書，書寫了序言，實在是一本珍貴而又有意義的紀念品。

　　

　　至於秋瑾第二次留學日本時的其他活動，以及實踐女子學校的教學内容、課程設置、師資情况等等史實，本文就不贅述了，讓有興趣的學者去另外撰文吧。

　　在我結束本文之際，我想説：非常感謝日本學者和朋友們爲我們提供了這麽多寶貴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回憶録，難免有記憶失誤之處。（例如説王廷鈞是浙江人，又把秋瑾的兩個孩子誤記爲大的是兒子，小的是女兒）。但我認爲這些回憶録大部分是可信的，尤其服部繁子的回憶録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她是當年秋瑾留日的見證人，而且回憶條理清晰，這大概跟她與丈夫共同撰寫過《北京籠城日記》有關，這些資料大大補充了秋瑾留學日本的史實，使秋瑾的形象更加豐滿。至於有些叙述與我們過去記載歧异之處，如秋瑾丈夫並非惡棍、秋瑾開始時所表現的脆弱與徬徨等等，究竟誰是誰非，當尊重歷史。我們不能把英雄人物一味拔高。英雄走過的曲折道路，未必會傷害英雄高大形象，用秋瑾自己的話講：“灰塵中也開花”，拿服部繁子的話説：“水底也有珠玉在閃光”。是啊，“聖人在飢餓時也是凡人”，秋瑾是人，而且是舊時代的女人，不必給她神化。象服部繁子等的記叙，倒才真正用事實本身爲我們刻畫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秋瑾，想到她後來終於成長爲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使我們更感到她的可愛，她的事迹可歌可泣。當然服部繁子所記的，只是她個人的所見所聞，還是有其局限性的，但不失爲珍貴的史料。

　　服部繁子還曾爲秋瑾繪製了兩幅像，都是用日本傳統的畫法，以顔料畫在日本傳統的紙上，這是兩幅很傳神的藝術作品，同時又是二件珍貴的歷史文獻，現收藏於服部繁子的女兒——賀來順子先生家。感謝石田米子先生特地爲我們攝成了彩色照片，更要感謝服部繁子的女兒賀來順子先生慨然允贈，這是兩幅尚未公開發表的作品。在此我將這兩幅珍貴的畫像連同拙作一起發表。（編者：畫像因製版有困難，未能刊用。）


　　（寫於1985年1月6日，發表於《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