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髮是辛亥革命前後活躍於江浙的一個傳奇人物。他出身秀才，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在革命營壘裏，不是以筆墨爲工具，而慣以火和劍抒發戰鬥的豪情。民間流傳着各種各樣關於他的傳説，評論他的文章亦褒貶不一，王金髮成了近代史上一個頗有争議的人物。

　　對於王金髮的評價，大致可分兩説：

　　一種認爲王金髮應予全面否定或基本否定。全面否定論者認爲王金發身爲“緑林强盗”，“初以鷄鳴狗盗”，“殺人越貨，擾害社會，阻撓文明”（岑夢樓《王金髮》，1915年仲秋上海華洋書局出版。）；辛亥革命之後，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不諳吏治”，“倒行逆施”，“苛政如虎，杼柚其空，叢怒所歸，均有時日曷喪之憾矣”（施伯侯《王金髮傳》，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二次革命後，又投誠袁世凱，“欺詐同志，則得罪於黨友”（岑夢樓《王金髮》，1915年仲秋上海華洋書局出版。），加上王金髮“豪侈不可名狀”，“好吃好殺人好賭好色好穿”，是“死有餘辜”（岑夢樓《王金髮》，1915年仲秋上海華洋書局出版。）。基本否定論者認爲王金髮辛亥革命前“從事暴力革命”應該肯定，而“到杭州光復時是頂峰，過此以後，這種鬥争光芒，在王金發身上就逐漸地暗淡下來了”（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文革”中則將他作爲“半截子革命者”的典型，説他“當都督後，没有多少時日……封建勢力便把他包圍起來，用‘祖傳的捧法’，把他捧起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把王金髮捧得昏頭昏腦，忘乎所以，革命氣息漸漸澹薄，資産階級的腐朽作風，日益濃厚，終而關起門大做都督，并且開始動手刮地皮了”（石一歌《魯迅傳》。）。

　　另有一些人認爲王金髮一生應予基本肯定，如孫中山稱他“東南一英杰”（沈鵬年《孫中山與王金髮》，載《嵊縣文物》第十期。），  黄興稱他“東南名士，英雄豪杰”（沈鵬年《孫中山與王金髮》，載《嵊縣文物》第十期。），蔡元培稱他“大節觥觥，在人耳目”（蔡元培《王君季高傳》，載《王氏宗譜》。），  “一生爲革命奔波，最後獻出了生命，盡管有人誹謗他，但他到底是一個英雄豪杰”（王克華《有關先父的一些瑣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羅賓漢而革命成功者”（許廣平《民元前的魯迅》，載《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一輯。），並有人説：“人謂王金髮是强盗，我曰不然，他是革命志士；人謂他是暴徒，我曰不然，他是事母極孝；人謂他是殺人魔王，我曰不然，他是堅决反對袁世凱的革命黨人。”（沈延國《沈瓞民與王金髮》，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粉碎“四人幫”後，更有人稱他“是一個民主革命的勇猛戰士，傳奇式的英雄人物”，一生“够得上‘磊落嫵媚、雄奇壯烈’八個字的評語”（劉金《還他“磊落嫵媚”的真相》，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

　　如此相反的兩種評法，相持已達半世紀之久，究竟何説爲是，只能尊重史實，讓歷史説話，並加以全面地客觀地歷史地分析，才能作出符合事實的結論。本此精神，從以下六個方面，論其生平，期窺其本來面目。

　　一、從烏帶黨到同盟會

　　王金髮1883年生於浙江嵊縣董郎崗一個富裕的家庭，據稱他的第十二世祖王禹佐和第十三世祖王國宣，都殉身於抗清之役。他祖父王修宫“少豪俠，愛交遊”，“太平軍入浙，毅然從之，得爲偏裨，率隊駐寧波”（樓翼谷《景風翁家傳》，載《王氏宗譜》。）。太平軍敗，他“輕財仗義”，養食客，結義士，“閉門韜晦”，“家有違禁書，若《入關史》、《屠城記》等”（陳去病《莽男兒》，1915年8月上海國光書局出版。）。王金發生長在這樣的家庭，從小得覽禁書，孕育反清意識，輕科舉，愛擊技，性格豪放。

　　王金髮青年時代，在戊戌變法維新和蘇報案等進步思想啓迪下，膺服大同之説。二十一歲才取得秀才功名，但耻仕清廷，無意進取，日與浙東會黨頭目竺紹康、裘文高、胡士俊、謝飛麟等爲伍，彼此慨談國事，結伙反清，入平陽黨，任分支烏帶黨的頭目。平陽黨以竺紹康爲首，是義和團分支，以反洋人爲宗旨， “徒屬之數，號稱萬人”。1904年又參加大同學社，名爲學社，實“植黨結群，密謀反清”。1905年，徐錫麟深入浙東腹地，聯絡會黨，結識王金髮，彼此一見傾心，由徐介紹入光復會，走上革命道路。

　　1906年，王金髮東渡日本留學，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大森體育學校，次年回國，在大通學堂任教體育，並協助秋瑾聯絡各地會黨。1907年與秋瑾等組成光復軍，擔任分統之職，在嵊縣建立華美、鼎成兩藥房爲秘密通訊社，並訓練團練，積極從事武裝起義。由於徐錫麟安慶起義兵敗，秋瑾軒口亭獻身，他也身遭通緝，家受抄封，被迫率同志遁入深山，栖身草澤，由於食無隔宿糧，體無禦寒衣，又不斷遭到清軍和地方反動武裝的襲擊，被迫向地主富紳“强借”爲生，過了半年“緑林”生活，“强盗”之名大熾。但是王金髮“盗亦有道”，從不擾民，反而散財貧弱，接濟黨人，自己僅留少許以維持衆伙生活。1908年，陳其美受同盟會之托，派人將王金髮從深山接至上海，并介紹入同盟會。王金髮入同盟會後，變賣所有家産，資助革命，設立天保客棧爲革命聯絡站。爾後北上參加熊成基暴動，南下參加黄花崗起義，手刃劣紳胡道南，剪除内奸汪公權，懲誡叛徒劉師培，營救戰友張伯同，擊斃密探金琴蓀，追回被變節分子侵吞的革命經費……，他神出鬼没，出入虎穴，表現出大智大勇的氣概，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俠士，爲人民喜聞樂道，被譽爲“中國的羅賓漢”。

　　縱觀王金髮辛亥革命前的表現，從一名會黨成長爲光復會和同盟會的戰士，爲革命出生入死，應該説是功不可没，至於有人把他説成“盗跖”，那是出於反動的清政府和地主劣紳之口，不足爲法；而至今有些史書裏、小説中、舞臺上把他寫成“沉緬於聲色豪賭冶遊的會黨頭目”，或寫成“粗獷的魯智深式的緑林好漢”，這顯然是小説家憑空臆造，有違史實。

　　二、從辛亥革命到光復滬、杭、紹

　　武昌起義後，各地革命黨人紛紛響應，江浙滬革命黨决定先在浙江起義，上海接着響應。王金髮受命去浙與謝飛麟等密謀籌款、購械和組織敢死隊。“此時籌到數千款，運動浙江軍隊獨立”（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不久上海起義成熟，陳其美召王金髮來滬，於1911年11月3日在上海舉義，王金髮率敢死隊“一行三十餘人奔殺製造局”（章天覺《回憶辛亥》，載《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二册。），爲上海光復作出了貢獻。接着他赴杭州，於11月11日參加了光復杭州之役，他與蔣介石各率一隊敢死隊，分攻撫署和軍械局，王金發身先士卒，攻下軍械局後，又率隊援攻撫署，他冲入撫署，擊殺衛隊長，焚燬了標誌清政府統治的浙江撫臺衙門，取得了光復杭州的勝利。

　　杭州光復後，舉湯壽潜爲都督，軍政府内僅褚輔成一人是同盟會員，於是“革命軍務軍官及參加光復杭州之各地領袖，次日集會。王金髮提議謂：‘秋瑾被害，喧傳湯壽潜曾贊一詞，不應舉爲都督。’力主改選”（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實記》，載《浙江省通誌館館刊》創刊號。），但是没有成功。他與蔣介石立即趕到上海找陳其美評理，不料陳其美也不支持他的意見，只是作了調和，任命蔣介石爲滬軍都督府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一團團長，任命王金髮爲浙江實業部長，蔣介石默不作聲了，王金髮則憤然拒絶，只身返浙。拒湯督浙是否得宜，容可討論，但王金髮不爲一官半職而改其立場，則可見其爲人，可謂“磊落嫵媚”（蔡元培《王君季高傳》，載《王氏宗譜》。）。

　　杭州光復後，浙江各地立憲黨人和舊官僚紛紛附和革命，紹興前知府程贊清和治安科長章介眉等“幾個舊鄉紳”，立即組織了“貌似革命”，而“内骨子是依舊的”紹興“軍政府”，演出了一出假光復的把戲。王金髮聞訊後，立即率部赴紹，推翻了程贊清的“軍政府”，11月10日成立了“紹興軍政分府”，來了個真光復，並自任都督，以錢塘江爲界，統轄府屬八縣，“對於浙江軍政府，差不多完全是獨立的”（劉大白《挽王金髮》，載《白屋聯語》。）。

　　王金髮在參加光復滬、杭、紹期間，還曾參與軍餉協濟會籌餉和護衛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工作。軍餉協濟總會工作，是用革命暴力向“前清官僚擁有巨款潜居上海的，或者是各地姦商土豪居住上海的，經過總會和分會聯繫後，向他們動員籌措軍餉，如有抗拒情形，即行逮捕，押繳募集的款子，由總會交給滬軍都督府，作爲革命的軍餉”（邱壽銘《王金髮與軍餉協濟會》，載《辛亥革命回憶録》第四册。）。護衛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係同盟會委派，王金髮“爲保衛孫中山的旅途安全而通宵達旦，廢寢忘食”（沈鵬年《孫中山與王金髮》，載《嵊縣文物》第十期。）。

　　綜觀以上史實，王金髮於武昌起義後，“引同志光復滬杭，東定越地”（王金髮《上大總統條陳根本大計書》，載《謝飛麟遺著》。），爲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的第一次騰飛，作出了可貴貢獻，這期間王金髮的所作所爲，應該説是無可非議的。

　　三、從督紹到離紹

　　王金髮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前後七個多月，這是他—生中唯一的一次當官，是研究他一生的最重要時期，也是對他評價最不一致的時期，分歧的核心是他督紹究竟是“治紹”還是“禍紹”，他擔任都督後是不是立即蜕化變質了。

　　王金髮初到紹興，人民是歡迎他的，魯迅等人爲歡迎王金髮軍隊入城，冒了秋寒，伫立城外，等了兩夜。當隊伍入紹，街上擠滿歡迎的市民，“大家高興叫着‘革命勝利’和‘中國萬歲’等口號，情緒熱烈、緊張”（周作人《辛亥革命——孫德卿》，載《知堂回想録》。）。大家以王金髮“爲革命先驅也，極表歡迎之意”（陳去病《莽男兒》，1915年8月上海國光書局出版。）。這些天，“魯迅先生總是極興奮的”。當時紹興“鄉中匪黨横行，居民愁慘，金融機關尤形恐慌”，王金髮慨然以八縣治安自爲，竭力抗循，據説“頗有勵精圖治之心，往往深夜中四出密訪，偵查軍隊勤惰，視察閭閻疾苦”（陳去病《莽男兒》，1915年8月上海國光書局出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軍事上。王金髮抓緊編練軍隊，準備北伐。他利用紹興錫箔、老酒等税收，作爲練兵經費，“成立了一個團，其後擴充成旅，擬成立一個師；派何悲夫爲水師管帶，負責編練水師；由巍峰和尚組織北伐僧兵團，日夜練兵，準備北伐”（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因此“孫中山高興地稱贊王金髮是‘東南一英杰’”（沈鵬年《孫中山與王金髮》，載《嵊縣文物》第十期。），委任王金髮擔任國民軍副司令和國民北伐軍副司令，“定寧波、紹興爲練兵地”。

　　當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篡政後，北伐成了泡影，繼之袁世凱令各地取消軍政府和裁軍，黄興任命王金髮爲南京留守府顧問，令其到寧。王金髮赴寧辭謝留守府顧問一職，並請分府秘書長謝飛麟向黄興“陳説利害，向黄上書數千言，痛陳革命軍於革命完成以前不可裁遣，軍政府不可撤銷”（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王金髮本人也堅持不肯撤銷紹興軍政分府，不肯遣散軍隊。這時當局不斷給王金髮施加壓力，揚言如不解散軍政分府，將武力對付，陳其美也寫信給王金髮，要他“顧全大局，勿貽北京政府口實，早日結束分府”。王金髮才不得不撤銷軍政分府和遣散了部分軍隊，但他還是保留了部份軍隊，交俞丹屏率領赴寧波暫駐，以防不測。王金髮在光復紹興後，擔任了都督，不忘北伐，以光復全中國，積極編練軍隊，對袁世凱保持了清醒頭腦，這在當時革命黨人中間是不可多見的，是難能可貴的。

　　王金髮治軍，初“如曉日初出，竿頭競上，統率軍隊甚有紀律，各省各處，皆不免於兵變鬧事，而王所統轄軍隊，曾無嘩變鬧事之舉動”（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他又常深入各營，“於智情意三字，反復譬解，以誘進軍人道德，頗見功效”（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後來情况不同了，他常常赴滬寧，購辦槍械子彈等事，“動輒經旬不返”。在上海這十裏洋場，許多人都竭力奉承他，使他處“温柔鄉中”，“燈紅酒緑之地，佐以淺斟低唱”，他漸漸有些“色授魂銷，大有樂不思蜀之慨”（陳去病《莽男兒》，1915年8月上海國光書局出版。）。主帥如此，致使軍政府組織凌亂無序，魁柄潜移，軍隊漸出滋擾地方之事。王金髮每每聞之，雖必嚴懲，但僅僅“出於個人之衝動，缺乏嚴格的制度部勒”，加上部隊成員成份復雜，不少是他的會黨舊部，更多是新募來的，思想不純，“不易管束，外人推測輒以紹興靡爛爲慮”（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民間也有不滿之言。王金髮確有其咎。

　　第二，政治上。王金髮一到紹興，就把“佔據了越王臺畔的知府衙門”的舊鄉紳統統趕走，起用了革命黨人和開明士紳，打擊豪富，頗有一番新氣象”（李新《中華民國史》。）。爲了安定革命秩序，他“先後殺了五十幾個人，其中多係惡霸地主，一貫反對革命的，内中有幾個是宗社黨人”（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其中不少是他親手處决。他還逮捕了殺害秋瑾的謀主章介眉。同時，他還開獄釋放了紹興府八個縣所有的前清關押的獄囚，並加救濟，“少者三十元，多者一百元”。并且回鄉償還革命前所借的錢款，但没有贖回自己爲革命賣掉的田産。他還隆重公祭了徐錫麟、秋瑾等烈士，厚恤他們家屬，在《越鐸日報》等報刊上連續宣揚先烈史迹，廣泛徵集先烈文獻，撥款修建了“徐祠”和“秋社”。

　　這些政治措施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政權初建，法制不全，鎮壓反動勢力不免“草率粗暴”，引起恐慌和對抗。加上他向豪門籌餉，不免引起反感，被視若“瘟神”，“禍紹”之名由此而始。王金髮逮捕章介眉本欲爲秋瑾報仇，因多方求情，陳其美致信開罪，黄興派楊韵琴參議赴紹説情，加上章介眉裝作“悔過自新”、“捐田贖罪”，使王金髮欲殺又止，“對於鬼蜮的慈悲”，致使“事後興訟”。王金髮任用的新人，難免良莠不齊，不免雜有一些民主思想不足，農民意識較濃，甚至保持了會黨的散漫，破壞習性者，故有人“官不及月，却滿載而歸”，也有人借他勢力，爲非作歹，使民衆有所不滿，使反動勢力趁機攻擊，夸大了軍政分府缺點，致有“禍紹”之稱。

　　第三，經濟上。王金髮“初到紹興時，政局初定，人心未寧，一些糧户囤糧不售，米價上漲，金髮即出示米商實行平價出糶，又開義倉放賑，周濟窮黎”（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當時王金髮曾赴滬向太炎先生請教治紹之策，太炎先生“面囑王金髮關心浙東民生問題”（章導《章太炎與王金髮》，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於是王金髮“在紹時發起越中習藝所，由政府撥款二萬元作開辦費，又發起辦杭州貧民女工廠，由紹興分府撥款萬餘元”（陳成《先烈謝飛麟年譜》，載《謝飛麟遺著》。），以解决民衆就業。他還大力整頓税收，改革税收積弊，“派胡士俊爲鹽場知事，對多年積弊，大刀闊斧，加以削除，鹽税之收入驟增”（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同時他還堅决實行了免賦一年的政策，以蘇民困。

　　然而這些經濟新政，甚少實效。平糶施賑，“假手於一些紳商鄉董，上下其手，實惠甚少及民”，令人失望。興辦實業，至二次革命，均被停歇，付諸東流。整頓税收，得罪以販私鹽爲生者的利益，往日之擁護金髮者，至此均深恨之，至有以手刃金髮爲快者。整理財政税收，雖頗有成效，但對地方之搜刮，經辦人之舞弊貪污，亦相伴而至。正如魯迅憤怒指出，有些人“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穿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算冷”。這使王金髮的整頓税收，從良願出發，以失敗告終。至於免税一年，本是好事，但免賦不免租，實惠僅及地主、富農、中農，大量貧雇農租田繳租並無得益，而且地主照樣向農民收租，於是貧民相繼抗租，引起田主與農民的衝突。地主士紳紛紛要求王金髮派兵鎮壓，而王金髮同情窮苦農民，拒絶彈壓，因而爲地主士紳不悦，他們也“藉口損失，並第一年國課，亦延不繳納”（陳去病《莽男兒》，1915年8月上海國光書局出版。），“抗租者，貧民也，欠課者，富户也”，王金髮左右爲難了，終於“得罪於巨室”，“開罪於地方”，被説成“歷朝以來最壞的官府，最蠻不講理的都督”。

　　第四，文化上。王金髮督紹後，即邀魯迅先生出任山會師範學堂校長，撤銷了封建保守的原督學杜海生之職，聘請範愛農任督學，啓用新人，整頓教育，開發民智，並支持魯迅等建議，興辦成章女校。魯迅與周建人在《越鐸日報》上發表了《維持小學之意見》，王金髮“曾采納魯迅意見，批轉府屬八縣去照辦”（謝德銑《魯迅在紹興》。）。同時又資助興辦《越鐸日報》，扶植革命輿論，這一切對光復後的紹興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可是在這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紹興，文化革新尤爲艱難，魯迅被舊勢力所迫，不得不辭職離紹，範愛農竟投河而死，《越鐸日報》不久也被一批投機分子竊取了領導權，擠走了總經理宋紫佩、總編輯陳去病等革命派，發表了許多顛倒黑白的文章，從駡王金髮禍紹殃民，到大肆辱駡孫中山，激起王金髮部下搗毁報館，由此王金髮背上“壓制輿論自由”罪名，惡名大盛，聲譽掃地。

　　第五，社會上。王金髮督紹在社會上作了一些改革，首先他嚴厲禁煙，本“欲一月辦結”，後遇種種阻力，不得不宣佈放寬至年底，並派兵下鄉鏟除鴉片煙苗。他又實行剪辮放足，革除舊弊，還興辦公共福利事業，如育嬰堂、貧兒院、水龍會，施醫局等。

　　王金髮力謀改革，却低估了舊勢力的力量。當時紹興士紳不吸鴉片的甚少，靠販煙營生的甚多，至於靠種煙爲生的煙農更多，禁煙既侵犯士紳舊習慣，又奪走了靠煙爲生的煙農煙販生計，引起士兵與煙農的格鬥，怨言繁興，加上吏警借禁煙勒索敲榨，一樁好事，鬧得風聲鶴唳，王金髮被稱爲“强盗都督”。

　　王金髮督紹時間不長，但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都進行了不少改革，無論從主觀願望和客觀效果，畢竟都有别於清政府的舊政權，使人耳目一新，體現了登上歷史舞臺執政後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力圖改革的新政，這些措施雖不够完善，畢竟跟舊時代不同了。王金髮主觀上有着治紹的良好願望，也有着振興中華的抱負，在他《上大總統條陳根本大計書》洋洋萬言書中，提出的“遷都南京，聯美禦侮，發展海軍，籌邊保國，開闢疆地，集資辦業，减輕賦税，製幣代金”的經國治邦的主張，都可以看到他改革的願望。他在督紹時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也體現了光復會的色彩和同盟會的宗旨。是中國民族資産階級革命派執政後第一次將自己的政治綱領和幻想變爲現實的大膽嘗試，這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人民基本上讚揚他的。當時有一首民謡這樣説：“金髮哥治越州，貧民得利九十九”（徐嘉恩《試論王金髮督紹期間的改革》，嵊縣王金髮學術討論會論文。），老百姓基本上是喜愛他的，“老百姓見了他，都叫他‘金髮哥’，他一點也没有官架子”（龍恭《我參加王金髮部隊的見聞》，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稱他“是很俠氣的，也很懂得愛民”（周芾棠《在紹興執教時的魯迅先生》，載《鄉土憶録——魯迅親友憶魯迅》。）。因此説王金髮督紹“苛政如虎”，“禍紹殃民”，這僅僅是少數士紳之言，恐怕不能當作定論，至於説他一當大都督，就腐化起來，大刮地皮，恐怕也未必符合歷史。

　　當然王金髮督紹是缺乏經驗的，他是一個軍事上的實幹家，不是一個善於政術精於思慮的行政家，中國民族資産階級革命派軟弱動摇的弱點，從他一執政就有所暴露，加上他工作上的失誤，生活上的不檢點，被反動士紳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地加以夸大和攻擊。革命營壘裏也有一些人不斷地攻擊他，如孫德卿等人，因王金髮没有滿足他們所想要的優厚報償；如沈定一等人，因不甘心居於王金髮之下，“野心頗重”，“想染指紹興”（朱仲華《回憶王金髮》記録稿，王小安、沈鵬年紀録。）。便處處與王金發作難。所以王金髮當時受到新舊兩派圍攻，這兩派性質上實際都屬於一股舊勢力。王金髮力圖實行改革和新政，這一切都觸犯了舊勢力的根本利益，而“怨謗以興”。魯迅曾用詩形容了紹興當時的舊勢力，稱“故里寒雲如惡，炎天凛夜長”。一個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王金髮，面臨强大的舊勢力，他顯得無所適從了。

　　但是人民對於王金髮治紹興的缺陷是抱着原諒的態度，“人民倒不大怪王金髮，大家都責備‘三黄’”（周作人《辛亥革命——孫德卿》，載《知堂回想録》。）。所謂三黄，即紹興軍政府財政科長黄伯卿、總務科長黄介清，文書黄競白。但也有人認爲“三黄雲雲，是鬼蜮誣告，别有用心”（沈延國《沈瓞民與王金髮》，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是士紳們收買訟棍孫杰，捏詞誣控，從紹興一直告到南京，獲得了不少士紳共鳴，也迷惑了不少不知真相的群衆，他們企圖從三黄着手，達到打倒王金髮的目的。孫中山初不明真相，也誤以爲王金髮“約束部下不嚴，致遭物議”，不久終於弄清真相，便通電指出所謂三黄禍紹“顯係挾嫌者所爲，希……查明孫杰等捏詞誣控，係何人指使？按律嚴究，以銷隱匿而雪冤誣”。可見所謂“三黄禍紹”或“王金髮禍紹”，當時就被孫中山嚴正指出是“捏詞誣控”。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誣控的影響，迄今没有廓清。

　　平心而論，王金髮督紹，因種種原因没有取得很大成就，但他力圖改革，實行了不少新政。雖有缺點，但畢竟是功大於過，瑕不掩瑜，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

　　四、從“宋案”到二次革命

　　紹興軍政分府取消後，袁世凱爲了控制龢利用王金髮，即委以“總統上將顧問”，令他赴京。王金髮入京後，不願接受高官厚禄，向袁世凱辭去“顧問”一職，提出願出洋考察。不久外蒙宣佈獨立，王金髮又上書袁世凱，要求“招集舊部，率領前驅，誓當直搗庫倫”（王金髮《呈大總統再請效死蒙疆文》，載《謝飛麟遺著》。），袁世凱自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不願讓他重掌兵權，放虎歸山。於是王金髮携帶解散紹興軍政分府後的數十萬餘款，到上海籌建了豪華的逸園，過寓公生活。這期間他曾出資興辦了競雄女校，以紀念秋瑾，興辦了天寶旅館，作爲革命黨人聯絡站。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在滬遇刺身亡。案發後，王金髮“以國民黨特派員的身份”，參加緝兇工作。他以豐富的地下鬥争經驗，僅用三天時間，迅速偵得綫索，遂會同租界巡捕將案犯應桂馨捉拿歸案，次日又於應宅捕獲兇手武士英，並搜得種種罪證，證明殺害宋教仁的元兇是袁世凱，使“間接教唆犯詢鞫得實，輿論大嘩”（諸輔成《王季高君墓誌銘》。），成爲討袁倒閥的“二次革命”之先聲。

　　“宋案”真相揭露，使革命黨人猛醒，紛紛再度起來革命，當時王金髮的逸園，成爲策劃討袁的總機關，日夜開會。王金髮主張立即討伐，並與謝飛麟起草了討袁檄文，檄文脱稿，“持與中山先生、克强、英士等同閲，並速通電各省聲罪致討”（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但由於革命派内部意見不一，武力討袁未能通過，而袁世凱則通過向五國銀行大借款，以金錢收買黨羽，先向革命派開刀，於是李烈鈞匆匆在湖口起義。黄興趕緊於南京響應，爆發了二次革命，王金髮在滬自爲浙江駐滬討袁軍總司令，響應了二次革命。

　　爲策劃浙江響應二次革命，王金髮“悄悄地帶了十幾徒衆”，“回浙作討袁運動，先入甬遊説”（沈延國《沈瓞民與王金髮》，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三輯。），他先策反寧波駐軍旅長顧乃斌龢民事長沈瓞民獨立，對他們説：“你們干，我到上海去與英士一同干；你們不干，我干!”（沈瓞民《寧波癸醜獨立》，載《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九册。）這時王金髮部下的會黨人士，已涌到寧波，有四五百人之多，“如寧波獨立，他們擁護，否則他們將舉義旗”（沈瓞民《寧波癸醜獨立》，載《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九册。）。於是顧乃斌、沈瓞民在7月20日在寧波宣佈獨立。“王金髮部下見寧波已獨立，於清晨率領三百餘人，乘火車赴百官……趕往上海助戰去了”（沈瓞民《寧波癸醜獨立》，載《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九册。）。

　　寧波獨立後，王金髮“即轉紹，令何旦所統紹河水師發難，聯合寧波舊部成討袁軍。何旦惑於利禄，陽奉陰違，密報省方”（陳成《先烈謝飛麟年譜》，載《謝飛麟遺著》。）。王金髮又“派人與王鐸中、張心齋等人聯繫，王金髮的敢死隊到紹興時，由王鐸中，張心齋内應。結果内應變成内叛，他們向朱瑞泄密”（朱仲華《再談王金髮》記録稿，王小安、沈鵬年記録。）。王金髮又發動他的舊部“徐楚青在紹興、嵊縣、上虞之三界發難，率討袁軍攻紹城失敗。（馬）逢伯與錢竹安、王潜庵等在嵊縣馬仁村集季高舊部起義，亦失利”（陳成《先烈謝飛麟年譜》，載《謝飛麟遺著》。）。

　　王金髮回到上海，參加了陳其美在滬討袁行動，他爲攻打製造局的反袁義軍輸送酒食，“至半途，被人暗算，擲炸彈，汽車受損，人得不死”（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不久整個二次革命失利。孫中山、黄興等被迫再度流亡海外，王金髮因母患病，未能同行，只好蟄居上海法租界。王金髮因偵破“宋案”，積極參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凱定爲犯了“内亂罪”的“國事犯”，被懸賞二萬元，加以通緝。

　　縱觀王金髮這個歷史時期表現，應該説是好的，是忠誠於革命的。

　　五、從“投誠”到遇害

　　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身遭通緝，蟄居租界，舉步荆棘，無可作爲，只好“伏處一室，搜羅磁石，與鐵筆爲緣，消磨不聊之歲月”。當時流亡上海的革命黨人甚多，經常來向王金髮借錢，有些人借錢還“帶有敲詐性質”，有些人則淪爲匪盗，一旦被捕，訊之則曰，“主謀者王某耳”（陳去病《莽男兒》，1915年8月上海國光書局出版。）。這都使王金髮有難以存身之苦，從而陷入深深苦悶之中。他環顧左右，黨人流亡，政府陷落；回顧歷程，十多年浴血奮鬥，所得到的只是中華民國一個空名，他困惑了，灰心了。於是“寄情聲色，樗蒲一擲”，“續娶沈氏於紹興，嗣又納妾楊氏名月娟，至是又納上海名妓花寶寶”，由苦悶而墮入消極之中。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又對革命黨人采取招撫之術，號召悔過投誠，既往不究，陸軍總長段祺瑞爲了壯大他的勢力，也公開號召“内亂犯”投誠，給予量才録用。王金髮母親經不起環境折磨，憂懼成疾，有人便向王母遊説，王母遂起意向陸軍部説情投誠，以“養勢待時”。她把這想法與王金髮商量，“商之不可”，遂“秘不使知”（謝飛麟《代民婦王徐氏擬請昭電王逸呈》，載《謝飛麟遺著》。），經託人繕禀陸軍部。1915年1月11日陸軍部對王金髮投誠批示：“已準免緝，囑其安分讀書，養才待用。”於是王母“强迫王逸赴京叩謝”。王金髮聽了非常喫驚，“逸大驚曰，如是則吾不知死所矣”（陳去病《王金髮、姚勇忱合傳》，載《南社叢刻》第七卷。），不肯前往。這時謝飛麟勸他説：“丈夫之貴立志，能成事，豈必斤斤求諒於人哉!君果本此志以爲不變，同志中有懷疑者，我當爲君解之”（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王金髮母親也一再逼他進京，最後他竟同意赴京，企圖來個假投誠以獲得行動自由，期待東山再起。

　　王金髮入京後，“請客送禮，花了二萬多元，托統率辦事處向王金髮提出投誠免緝的條件，要王金髮限期拿獲韓恢、詹大悲，蔣介石、夏之麟、夏爾嶼、陸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贖。”（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袁世凱的軍政執法處，聞訊王金髮入京，“咸擬逮捕，以伸國法，並謂段總長信小節而不顧大局”（岑夢樓《王金髮》，1915年仲秋上海華洋書局出版。），王金髮聞訊“遂踉蹌出京”。在京僅逗留了一周。

　　王金髮入京“謝釋”，本欠考慮，入京後也没有達到預想目的，反而“黨内同人，聽説他投誠歸來，疑懼萬端，海外黨人更不相諒，紛紛來信質駡，並雲將派人暗殺之，以投敵者戒”（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在黨内外引起了很壞的影響。這時王金髮更感進退失據，陷入更深的徬徨之中，“而入聲色以消愁”，“終日以醇酒婦人自遣”，在生活上做了許多荒唐事，“兩次亡命之王季高，一變而爲豪賭冶遊之王季高矣”（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

　　王金髮的消極和北京一行，是他一生中的一大污點，反映了他思想上作風上許多不純之處，他爲人雖“天性豪邁，而卞急少涵養，又無遠慮”，“任其天然之性，喜笑怒駡”，辦事“未能審慎周詳”（謝飛麟《謝飛麟年譜自序》，載《謝飛麟遺著》。），一遇挫折，消極悲觀，表現出一個資産階級革命派的幼稚、軟弱和動摇。但是王金髮畢竟没有叛變革命，這連殺害他的朱瑞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朱瑞在《致陸軍部處决亂黨王金發電》中公認：王金髮“投誠並非善意，實欲借此聯絡運動，遇機起事”；又稱王金髮“素性狡猾，未敢請呈大總統予以赦免，但爲了弭亂起見，暫獲免緝，以責後效，並派員赴滬監察，詎意延宕數月之久，迄未捕獲一匪，反與亂黨隨時往來。”可見他並無叛變之舉。

　　不久，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消息暴露，舉國震憤，一致聲討，流亡海外革命黨人亦紛紛潜回，掀起倒袁新浪潮。王金髮見革命有了轉機，大爲振奮，即與陳其美“密謀在浙起事”，於是藉口去西湖營造别墅，於1915年5月 3日與姚勇忱一起到達杭州，欲結舊部起事。當時浙江都督朱瑞，向袁世凱密報王金髮“來杭意圖叵測”，在北京袁世凱的陸軍統率部辦事處任秘書的章介眉，獲悉後力促殺王，袁世凱也懼王金髮再度集結力量對抗，於是指使朱瑞誘殺王金髮。一度沉寂而再度奮起的王金髮，終於在1915年6月 2日，遭到朱瑞的殺害，遇難時年僅三十三歲。姚勇忱也同遭殺害。

　　六、紛紜謡諑和身後是非

　　王金髮被殺後，社會上有兩種不同的反響。

　　紹興士紳和各種反動勢力，莫不喜形於色，歡聲雷動，竟在紹興布業會館開“殺王慶死會”，還“欲於東關門外鑄一鐵像，並叙次其生平劣迹，俾遺臭於萬年”（岑夢樓《王金髮》，1915年仲秋上海華洋書局出版。）。袁世凱的各種宣傳機器，紛紛稱贊朱瑞殺王，《字林西報》稱王金髮督紹“敲撲取盈”，二次革命又“與陳其美隱相勾結”，因此“王金髮正法，莫不歡欣鼓舞”；《神州日報》稱王金髮“損益於政府者”，“所以死有餘辜也”；《共和報》  稱“浙東年來匪亂，王金髮莫不與聞”，故王金髮伏法“人人稱快”。袁世凱的御用文人，也紛紛著書撰文，對王金髮加以口誅筆伐，如岑夢樓的《王金髮》一書，極力謾駡和捏造，其書用意誠如“書後”所述——“此書”爲“覺悟世人”而作，實際上是警告世人，不許步王金髮之後塵犯上作亂；又如施伯侯的《王金髮傳》滿紙咒駡，這些記載，“貶多而褒少，實未得其平，難爲定論”（清平山人《題施伯侯王金髮傳卷端》，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

　　而民衆對王金髮之死深爲悲慟，在杭州昭慶寺爲他開了追悼會，上萬群衆不約而同前去弔唁，原會黨成員公然佩帶標記參加追悼會，朱瑞恐懼萬分，不敢禁止。王金髮“生前的好友，不論在杭與不在杭，均有挽詩挽聯以示哀悼”（裘孟涵《王金髮其人其事》，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録》。），這些挽詩挽聯當時編成《哀思録》一册，可惜至今遍覓不得，無法一窺時人的評價。但從僅僅見到的數篇，如馬逢伯挽聯；“怪事起風波，誰教熱血男兒，報國未酬吾黨願，英魂歸月下，忍見白頭老母，倚閭猶是望兒歸”；沈瓞民致聯：“沾巾瞻遺像，浩氣若長虹”；劉大白挽聯：“生未及見北極新朝，與洪憲皇帝勢不兩立耳。死猶得葬西湖片土，問興武將軍有此一抔無？”這些挽聯對袁世凱和朱瑞作了有力鞭韃。又如柳亞子寫的《聞王季高、姚勇忱遇害後有作》：“十年於越震雄圖，束手無端遽受誅。失計輕窺狼虎窟，山鬥廷尉論非誣。耳餘刎頸恨難平，回首錢塘尺涕盈。絶代傳人姚戈仲，可憐生死殉田横。”月到樓主人寫的《吊逸廬》：“裹屍馬革平生志，如此男兒奈惜生。今日到頭終一死，誤人兩字是投誠。”這些詩對王金髮都有很公允的評價。孫中山聞王金髮犧牲，沉痛地説：“天地不仁，殲我良士”（沈鵬年《孫中山與王金髮》，載《嵊縣文物》第十期。），蔡元培爲王金髮寫了傳，稱他“磊落嫵媚”（蔡元培《王君季高傳》，載《王氏宗譜》。）。王金髮的戰友將王金髮葬在西子湖濱的卧龍橋畔，蔡元培還爲墓題了詞；“生死付常，湖山無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褚輔成撰寫了墓誌銘，深情地説：“君竟如是以死，死而不死，責在後死”，表示要繼承他的遺業，把革命進行到底。許多革命者爲王金髮撰文著書，如謝飛麟的《王季高君行述》，陳去病的《莽男兒》，不僅評價客觀，而且史料翔實，但都遭到了當局的查禁，以至很少流傳，傳本稀如晨風。連當時民興社龢民鳴社等劇團編演的《王金髮新劇》，也被“巡捕干涉而止”（岑夢樓《王金髮》，1915年仲秋上海華洋書局出版。）。柳亞子面對這白色恐怖和王金發身遭誣陷，悲憤地作了《題莽男兒一律》，詩雲：“功罪何當付蓋棺，紛紜謡諑總無端，秦人倘識苻生枉，蜀老能爲葛相寬。敗寇成王誰定論，恩牛怨李此旁觀，荒墳鬼哭鵂鹠叫，一捲叢殘帶泪看。”可惜這些文字被歷史湮没了行將七十年了。

　　王金髮遇害時，正是袁世凱的暴虐時代，在偶語棄市的黑闇統治下，公正文字自然被扼殺，謡諑却肆意泛濫，王金發作爲一個民主革命的先驅戰士，作爲一個改革者，得罪了許多豪門大族的利益，也觸犯了舊勢力的尊嚴，並遭到袁世凱的忌恨，成了他們讎恨和謾駡的對象，被誹謗，被訛傳，又以訛傳訛，遂掩其本來面目。袁世凱倒臺後，中國革命長期處於多事之秋，從十年軍閥混戰，直到八年抗日戰争，三年解放戰争，風雲激盪，鬥争激烈，又有誰來顧及這些歷史陳帳，王金髮漸漸被遺忘。解放之後，我們一度將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撇在一邊，加上“正統史觀”的種種框框，使人不敢對王金發作深入研究。十年動亂中，更是把王金髮斥爲“土匪”和“軍閥”，加上對魯迅評價王金髮的曲解，王金髮成了“半截子革命者”的同義詞，當作了“民主派——走資派”的典型，使他的形象一再被歪曲，增加了許多身後是非。直到近幾年，黨的三中全會之後，才突破了禁區，爲實事求是研究歷史人物創造了條件，他的家鄉嵊縣在他殉難七十週年之際，已爲他開了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終於使他得以恢復本來面目。

　　縱觀王金髮的一生，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犯過一些錯誤和有過一些過失，但與他對革命作出的貢獻相比，只是他整個革命生涯中的一個枝節，其主流與大節是無可厚非的，是瑕不掩瑜的。透過歷史的霧障和紛紜的謡諑，我們全面地客觀地歷史地分析王金髮的一生，不能不爲他傳奇式的事迹所感動，不能不承認他是“東南一英杰”，不能不對他爲中華第一次騰飛所作的種種貢獻表示敬意。


　　（發表於《嵊縣文史資料》第二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嵊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5年6月，第71-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