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先生衆多的弟子中，只有一個弟子是女性，這就是黄樸。

　　黄樸，字紹蘭，湖北蘄春人，曾任博文女校校長、南通女子師範學校國文教員、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中山大學教授、太炎文學院教授等職。她作爲太炎先生唯一的女弟子，以及她與中國共産黨成立所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係，爲世所忽略，鮮爲人知，這不能不説是一大憾事。

　　黄紹蘭的丈夫黄侃，字季剛，北大文學係教授，是太炎先生四大弟子之一。1907年他於日本師從太炎先生，治學勤奮，才智出衆。太炎先生曾説：“季剛始從餘學，年逾冠耳，所爲文已淵懿异凡俗，因授以小學，經説。”（章太炎：《黄季剛墓誌銘》，載《章太炎全集》第259頁。）她倆是同鄉，都出身望族，“在她十二、三歲時，即延季剛爲西席，作紹蘭的老師”（湯國梨口述《太炎先生軼事簡述》，胡覺民整理，載蘇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1981年10月出版。）。“辛亥革命後，黄興做南京留守處主任，她也參加留守處工作”（《黨的“一大”代表活動地點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2輯。）。這恐因黄興與黄季剛爲舊識，由黄季剛介紹之故。“後來季剛去北京，在女子師範學校當教授，紹蘭亦考入北女師”（湯國梨口述《太炎先生軼事簡述》，胡覺民整理，載蘇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1981年10月出版。）。“1917年，張勛鬧復辟以後，她到上海辦博文女校”（《黨的“一大”代表活動地點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2輯。）。

　　其實，稱黄紹蘭的丈夫是黄季剛是不合適的，因爲他們並没有正式結婚，只是有過同居經歷。據王慶元《黄季剛先生年表》稱：“黄紹蘭女士辛亥前與（黄季剛）先生相識並同居。”（王慶元：《黄季剛先生年表》，載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館，《黄季剛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誕生一百週年紀念集》1980年出版。）這樣提法並無不恭之意，因事實如此。

　　黄紹蘭與黄季剛究竟何時起同居，王慶元文没有説明。今據太炎先生夫人湯國梨 （1883—1980）回憶説：“黄紹蘭到上海開辦博文女學，不久，季剛亦到上海，即向紹蘭追求，……後産一女孩……乳名阿珏，學名允中。”（湯國梨口述《太炎先生軼事簡述》，胡覺民整理，載蘇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1981年10月出版。）湯國梨夫人回憶大體是可靠的，因爲她與黄紹蘭有着介於師生與姊妹的關係。

　　黄紹蘭作爲太炎先生女弟子，湯國梨夫人也是起了影響的。她説：“太炎先生的弟子中間，只有一個女的，這就是黄紹蘭。她曾創辦博文女學，當時我家就住在博文附近，我把孩子章　送在博文女學小學部讀書，就這樣認識了黄紹蘭，建立了深厚友誼，以後我也帶孩子到該校住過。”（胡覺民：《湯國梨談章太炎》，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2年第3輯。）“紹蘭著《易經注釋》四卷，要我請太炎指正，並表示願列門墻爲弟子。我也力勸太炎收紹蘭爲學生，但太炎以從學者都是男的，不想收女弟子，最後提出要紹蘭試寫《三體石經》，寫得好可以破例收爲弟子。結果紹蘭把《三體石經》寫成，太炎大爲贊賞，遂收爲弟子。”（胡覺民：《湯國梨談章太炎》，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2年第3輯。）

　　1917年至1922年，太炎先生寓居上海吕宋路（今連雲路）“也是廬”（該路9號），而博文女校即在離他住宅不遠的白爾路（今太倉路127號）。從太炎先生寓朝南直行，沿馬當路或嵩山路，過淮海中路，約10多分鐘路程即到博文女校了。“一大”紀念館資料組對博文女校來歷，作過如下考證，認爲“博文女校創辦時，地址在貝勒路弄堂内（今太倉路對面），後來黄紹蘭到南通女子師範學校當國文教員，學校停辦。一年後，黄紹蘭回滬繼續辦博文女校，地址在蒲石路 （現長樂路）。又一年後，遷白爾路（後改蒲柏路），即現在的太倉路。博文女校是 1920年或1921年搬到太倉路的。當時學生約一百人左右”（《黨的“一大”代表活動地點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2輯。）。這些考證基本是正確的，與當時報刊報導相符。今閲1920年8月19日《民國日報》“本埠新聞”，有《博文女學卷土重來》一文，稱：“法租界博文女學校，前以經費支絀，停辦一年期，前聞原創辦人黄紹蘭女士來滬，校董瞿鴻　夫人、趙君堅夫人、章太炎夫人及舊日生徒，深以停辦爲可惜，籌商恢復，改訂學程，以應時勢需求，設文藝專修科，注重國文英文算學……”雲雲。可見白爾路博文女學是1920年以後遷往的，這與湯國梨夫人回憶亦相吻。湯説，“由於紹蘭愛好鑽研文學，處理日常校務非所擅長，就請了同學趙敬若擔任校長，以後趙與鄒魯結婚而辭職，由另一位姓鐘的同學接任校長，由黄興的夫人黄宗漢擔任學校董事長。博文女校的校牌，是請太炎書寫的。在這所學校裏發生過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滬召開期間，參加‘一大’的一部分代表即以博文女校爲宿舍。”（胡覺民：《湯國梨談章太炎》，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2年第3輯。）

　　1921年，中國共産黨誕生在上海。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是開天辟地的大事，是上海人民的驕傲。毛澤東主席説：“自從有了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住博文女校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静，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藎美、鄧恩銘，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陳獨秀代表包惠僧共十人。李俊漢、李達住上海家中，陳公博住在大東旅社。）博文女校作爲來自全國各地12名代表中的10名代表的住宿地，中共“一大”的第一天聚會（有人稱作“開幕式”）及7月22日夜的“預備會”，都是在博文女校進行的。在長達9天（22日至31日的）的代表大會期間，除去李漢俊哥哥李書城家（今興業路76號）舉行正式會議及最後一天在嘉興南湖舉行閉幕會，絶大多數時間是在博文女校度過。“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包惠僧）我住，鄧中夏同志到重慶參加暑假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一間是王藎美、鄧恩銘住，毛澤東同志是住在靠西的後一間。大會開始的前一天，在（包惠僧）我住的那一間房子内商量過一次（算是預備會）”（《黨的“一大”代表活動地點之一博文女校》，上海《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2輯。）。“毛澤東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個房子裏，經常走走想想，搔首尋思”（劉仁静《中國共産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載《“一大”前後》，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頁。）。他們在這裏聚會、交流、討論、規劃、起草、工作、選舉、休息，在這裏計劃着中國的未來，把星星之火點燃，活動時間之長，内容之重要，是不容忽略的。没有博文女校的活動，興業路正式會議的順利進行是不可能的，其意義與歷史價值，是彪炳史册的。可以説，博文女校的重要作用，不亞於興業路“一大”會址與南湖船坊，它絶不僅僅是一個“臨時宿舍”而已。但是，對這一點重要作用，過去不知爲什麽不十分强調。盡管博文女校在1959年即被作爲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但知它歷史者仍寥寥。

　　中共“一大”爲什麽會選擇博文女校作爲代表住宿地，這個問題史學界有二種説法。唐振常主編的《上海史》認爲；“這個住所是由李達夫人王會悟聯繫的，她與博文女校校長相識，博文女校離開會地點較近，又值暑假，師生多不在校，比較清静。”（《上海史》第575頁，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種説法。另有一説係何秉冲《國學大師——黄侃》所説，  “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事先他（黄季剛）受老同學董必武所托，另信給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學校校長黄紹蘭，讓‘一大’代表打着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由黄紹蘭向他們提供了幾間校舍”（載湖北文史館《黄季剛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誕辰一百週年紀念集》，1986年出版。）。王慶元《黄季剛先生年表》也持這種説法，他説：“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董必武同志與先生（黄季剛）有舊交，特托籌覓會址，先生即函商於博文女中校長黄紹蘭女士，届時會議代表即以北京大學旅行團名義寓居上海博文女中。”（載湖北文史館《黄季剛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誕辰一百週年紀念集》，1986年出版。）二種説法有其共處，即博文女校離會議舉行地很近，步行不足10分鐘，又值暑假，師生均放假，較爲清静安全，又是一所寄居學校，有住宿條件，是個理想宿地。關鍵是通過誰去落實這個住處。李達是“一大”代表，他通過夫人王會悟去與黄紹蘭相商，不無可能。董必武也是 “一大”代表，他與黄季剛是老同學、老鄉、辛亥革命時期的老戰友，當時黄季剛適離北京大學在武漢高師任教，與董必武同處一地，因此由董必武托黄季剛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向黄紹蘭要求借住博文女校；而且黄紹蘭與董必武也是同鄉，很可能在黄季剛擔任黄紹蘭老師時，黄紹蘭就認識了董必武，所以董必武一行去黄紹蘭學校借住，黄紹蘭更容易接受，况且代表中確有來自北京大學的；另外李俊漢也是黄紹蘭同鄉，因此通過董必武——黄季剛——黄紹蘭關係，將代表住宿地選擇在博文女校，似乎更順理成章。

　　因爲該校的董事長係黄興夫人黄宗漢，名譽校長是南通實業家張謇，國民黨元老鄒魯夫人趙敬若一度也擔任過該校校長，加上太炎先生夫婦與黄季剛等關係，因此黄紹蘭與她的博文女校在當時社會上小有名氣。就在中共“一大”召開前的五天——1921年7月19日，上海版《民國日報》上就刊有張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社會知名人士爲博文女校招生及其黄紹蘭鬻書的啓事，全文如下：

　　

　　博文女學招生  黄樸君鬻書啓

　　文藝專修科，注重中西文學，算術附屬高小，國民各班均有餘額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號開學。名譽校長張謇，校長黄樸君女士。紹蘭畢業北京女師範，學術湛深，文章、爾雅、六書、音均（韵）之學，深窺堂奥，性喜臨池，楷法出入晋唐，於□更書體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學士書，幾可亂真，造門求書者躍趾相接。創辦博文女校，先後數載，家之爲毁。此來學款不繼，籌措益艱，君鋭志進行，再接再厲，同人佩其毅力，熱心勸仿海上名人鬻書助賑之例，酌收潤金，以資苴補。君謙讓未逮，强而後可。兹由同人公凝潤格，□□代留心翰墨者忽貴遠勿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張謇、高野候、宗書年、黄炎培、黄厚成，張志潜、章炳麟、王承誼、張美翔、章梫同啓。收件處，上海法租界白爾路博文女校。

　　
這篇啓事對黄紹蘭的學識及辦校經歷，都提供了有用的文字。其中談到黄紹蘭的書法幾可與翁同和書法亂真，實非虚詞，筆者在太炎先生寓見過不少她的墨迹，真稱得上書中佳品，上乘之筆。

　　關於博文女校的資料，要算太炎先生創辦的《華國月刊》創刊號記載最爲詳盡，它刊於1923年9月，全文長達11頁，題爲《上海博文女學校學則——一九二三年一月修訂》，内容分爲八章——總則；編制；學額、學科；授課時數、學分及畢業；學年、學期、休業日；入學、退學、請假；納費；附則。《學則》寫得頗爲詳細，可見學校在教學與管理上都達到一定水平。《學則》後附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即太炎先生的《附識》，全文如下：

　　博文女學校校長黄紹蘭，餘弟子也，其通明國故，兼善文辭，在今世士大夫中所不多見，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觀其學則之縝密，則知其成績之優矣。女子求學，當知所以。附知數言，以爲介紹。太炎記。

　　太炎先生這短短一段文字，絶不是對黄紹蘭隨便的恭維，他絶不是一個肯隨便恭維人的人，這是對女弟子和辦女子學校的高度讚揚。在舊中國，女子唯下，女子成才尤難，女子難當，女子辦學尤難，而黄紹蘭一面鑽研學問，一面勤於辦校，博得了太炎先生和社會的尊敬，是很難能可貴的。

　　博文女校的變遷，記載甚少，只有在舊報上還可尋到一麟半爪資料，而從這些資料中都可以證實一點，即博文女校一直得到太炎先生與湯國梨夫人的關心與支持。1923年7月18日，上海《民國日報》“本埠新聞”在各學校休息匯志欄，有一小段報導：“法租界嵩山路博文女學，秋季起添設初中學一班，請章太炎夫人爲教務長。”1924年 8月8日《民國日報》“本埠新聞”的學校消息欄，有一段報導：“打鐵浜博文女學，所聘校董如章太炎、章一山、馬淞荃諸君，皆同學名宿。本學期增設中學科，於文字源流常識，尤加注重”雲。1926年1月30日《民國日報》“本埠新聞”的學務叢報欄，有段報導謂：“法租界打鐵橋博文女校，昨日舉行寒假休業式，十時開會，由校長黄樸君報告，次來賓嚴濬宣，校董湯國梨，教員孫鷹若演説。均　勉學生於寒假期間，不忘求學，切實温習，以免曠廢。”雲雲。從這些星星滴滴資料，可以證明太炎先生夫婦一直關心和支持着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牌（太炎先生夫人湯國梨與兒子章導先生都曾説，校牌係太炎先生手書，沿門的拱頂放置。田桓先生却説是孫中山先生所書，田曾任中山先生生活秘書。似乎前説更合情理。）和博文女校校訓（博文女校校訓爲：“誠敬勤樸”取“誠以待人，敬以處事，勤以求學，樸以自奉”之意，很合太炎先生宗旨，見《博文女校學則》。太炎先生1932年曾任蘇州國醫專科學校名譽校長，在爲該校題的校訓即“誠敬勤樸”四字，並署上自己的名字，由此可知博文女校校訓可能是太炎先生所題。）恐也是出於太炎先生之手。

　　博文女校辦至“八·一三”前後，因戰灾而被迫停辦。

　　黄紹蘭個人生活是很不幸的，聽説自有一女兒（黄允中）後，始終獨身。在抗戰勝利後，黄季剛兩個兒子前去看她，黄紹蘭視兩人“宛然是青年時期的黄季剛，精神突然受到極大刺激，因而當天發生了精神病，經其親生女兒阿珏把她送精神病院治療。若干日後，接到病院通知，謂黄紹蘭已經死去”，實在非常可悲。聽説黄紹蘭生前對《易經》頗有研究，但没有見到作品流傳，也非常可惜。盡管今日中國對黄紹蘭和博文女校知者無幾，但有一個舉世公認的事實是太炎先生與他的弟子黄紹蘭始未預料的，即當年借宿博文女校“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一行人，在博文女校所規劃的中國，在他們締造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會如此巨大地改變了整個中國進程，並創造了舉世公認的强大起來了的中國。當年在博文女校點燃的火種，給整個中國帶來了一片光明，這大概是太炎先生的弟子黄紹蘭和她辦的博文女校，萬萬没有預料到的，但這却成了全世界公認的事實。

　　博文女校停辦後，黄紹蘭曾任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師、中山大學教授、太炎文學院教授。太炎先生逝世三週年時，她曾賦詩紀念，詩曰：“夫子文章可得聞，驅胡一檄静塵氛，大觀有教真無類，中行居賢不亂群。否塞那堪天地閉，遁藏寧以死生分，鋤經長憶微言在，獨抱韋編自策勛。”全詩文情並茂，滿溢師生厚誼。 


　　（發表於《社會科學》1991年第7期，第55-58頁，上海社會科學雜誌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