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與劉伯温是兩位相距五百餘年的歷史人物，當無史事可述，但是他們之間却有着一段不尋常的因緣。

　　作爲史學家，筆下甚少完人，章氏尤甚，但劉伯温却是他筆下少有的完人，他甚至希望死後傍劉伯温墓而葬，“以申九泉之慕’，這原因爲何？近細讀章氏《終制》和《誠意伯集序》，終使疑雲釋解。

　　《終制》和《誠意伯集序》，是不大爲人注意的兩篇文章，是章氏1915年10月與11月所撰。是時，袁世凱正加速稱帝步伐，當年8月，籌安會成立，10月改組成憲政協進會，然後炮製“各省區投票”，强造民意，稱“全體贊成君主立憲”，公然廢棄民國，復辟稱帝。袁世凱蓄意已久的皇帝夢，道已鋪平，只等龍袍加身了。但是老姦巨猾的袁世凱仍感缺了點什麽，他還希望有幾個有社會影響的人物出來爲他捧場“勸進”，這樣他的龍椅可以再坐得舒坦點了。可是，遺老遺少的捧場畢竟太臭，賣身投靠他的“革命黨人”的嘴臉也太醜，於是他想到了被他羈禁的章太炎。章太炎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不避殺禍，只身入京，面詬袁世凱包藏禍心，爲袁囚禁，時已二年有餘。他眼看爲之嘔心瀝血的民國將覆於袁世凱手中，自己又無日無望地囚於袁世凱之掌，“生死問題，正如鷄在庖厨，坐待鼎鑊”。（《章太炎1915年夏致湯國梨夫人信》。載《章太炎先生家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真是長夜無日，其悲憤是可以想見的；這時，隨章氏長年顛沛的愛女又不忍其苦，厭世自盡，使章氏陷入了更深的悲慟之中。

　　據汪太冲《章太炎外紀》一書稱（汪太冲《章太炎外紀》，1924年北京文史出版社。），袁世凱爲收羅名士勸進，欲得章氏一紙勸進書作爲開釋條件，章太炎僞諾之，但他寫的不是勸進書却是聲討書，斥袁世凱“妄僭天位，匪惟民國之叛逆，并且清室之罪人”，章氏自知袁世凱閲後必會惱羞成怒，很可能引來殺身之禍，便慨然引刀説：“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清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袁世凱閲後果狂怒，但自嘲曰：“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汪氏記載真實程度很難確定，其説介於正史與野史之間，但却符合章太炎性格與思想。

　　據史載，是年8月，籌安會成立，章太炎非常悲憤，以七尺宣紙篆書“速死”二字，懸於壁上，並自跋雲：“含識之類，動止則息，苟念念趣死，死則自至，故書此二字，在自觀省，不必爲士燮之禱也”。的確，一個人死也不怕，還怕什麽呢？一個人生都不求，還求什麽呢？章太炎忿袁世凱倒行逆施，决心以死相抗，以示不屈。魯迅當年探望章氏時，曾親見壁上“速死”，目睹此事，因此二十餘年後，在給許壽裳信中還提到：“‘速死’等，實爲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匯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遺將來”。9月，章太炎長女自盡。章氏憤哀至極，更决心以死來抗議。一個文人，舍此辦法，還有什麽對抗的辦法呢？爲了死，他先給舊友青田人杜志遠寫了一封信，信上表達了對杜氏鄉賢劉基（伯温）的崇敬，並請杜氏設法與劉氏後裔相商，“欲速營葬地，與劉公冢墓相連”，“不論風水，但願地稍高敞，近於劉氏之兆而已”（《章太炎致杜志遠信》，1916年9月20日《大中華》二卷九期。）。杜氏與劉氏十四裔孫劉祝群（曜東）相商，劉曜東曾留學日本，素聞章氏清名，又悉壯舉，十分感動，復信雲：“買山之錢約數十千，曜東亦當商之族人，可不直取”，真是英雄惜英雄。10月，章太炎自撰《終制》一文，實是絶命書，又自書墓碑一紙，碑文極簡，僅“章太炎之墓”五個篆字，一起寄給杜氏，囑身後以此作墓碑。真是視死如歸，大義凛然。適時，浙江書局欲重刊《誠意伯集》，劉伯温後裔劉崧申“以炳麟慕公深，囑爲之序”（章太炎《誠意伯集序》，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章氏慨允。11月，成《誠意伯集序》。12月，袁世凱稱帝，同月，蔡鍔等宣佈雲南獨立，並高舉討袁義旗。護國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袁世凱内部也紛紛反戈，形勢起了急驟變化。袁世凱背歷史而動，成爲衆矢之的，終於一命嗚呼；章太炎一身正氣，終於絶路逢生。求葬劉伯温墓側的經歷，也就成爲一段威武不屈的歷史佳話。

　　章太炎求葬劉伯温墓側雖未成爲事實，但却給人們留下一疑問。章氏也自述“鄉有鄂王及於廷益、張玄著三墓，”（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爲什麽他不葬於他們墓側，而要舍近求遠，葬身到劉伯温家鄉？在儒雄成林的歷史上，爲什麽他獨尊劉伯温？這一大疑問，值得史學家深入窺探。

　　劉伯温究竟是何許人也，史載與民間傳説紛紜，甚至把他説成呼風唤雨的神怪之類。平心而論，劉勁持的一副對聯，最爲公允。聯雲：“繼留侯、武侯千餘載後，佐輔洪武建立明朝。運籌帷幄，獻策定謀，開國文臣稱第一；繼宋代、元代四百年間，驅逐胡元重光華夏。收復燕雲，功成身退，渡江俊杰應無雙”（劉勁持題《誠意伯祠聯》，勒於誠意伯廟。劉勁持係劉伯温後裔，浙江省人大常委。）。劉伯温作爲軍師宰相一類人物，名與留侯張子房、武侯諸葛亮齊，譽爲史上三國師。他輔佐朱元璋，運用他的文韜武略，參予軍機，東征西戰，運籌帷幄，“謀無不用，用無不效，率成天下大業”，終於推翻异族胡元統治，光復漢績，輔佐大明。他不僅武績卓著，而且文才蓋世，著有《鬱離子》等詩文，以詩文寓言等形式批判元末暴政，從思想上動摇了元朝統治，故謂開國第一文臣。洪武定基，他功成身退，不計爵位，三次拒絶朱元璋拜相，却去從事制歷、定法、修陵等瑣務。然而終因他秉性剛直，得罪奸臣胡惟庸，又遭朱元璋猜忌，競遭罹害，不得善終。劉伯温的功績在他身後却受到一再彰揚，追封太師，謚文成，立誠意伯祠。至於民間關於他的傳説更多，甚至把他神化或奇人，僞造《推背圖》、《燒餅歌》，都非信史，但也可以看出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章太炎對劉伯温有全面評價。他稱劉伯温是“中國之元勛也”（《章太炎致杜志遠信》，1916年9月20日《大中華》二卷九期。），稱“文成少爲禄仕，不忍淪宗，翇然歸於明祖，籌策數中，遂定中原，庚復漢績”（《章太炎致杜志遠信》，1916年9月20日《大中華》二卷九期。）。“功成盛德，上方留侯，固無得而稱焉，其性行剛廉，不隨流俗，灼然效於文辭，發言奘駔，剛健旁通，又爲明一代宗師，甚非後進所能褒頌也”（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江山既定，“明祖斬斷逾謚，又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爲政寬猛如循環，徒恨明祖不盡采用”（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劉伯温雖深知侯門深如海，仕途無常，故避封爵，泊淡名利，欲避灾禍，但他“又天性貞亮，疾惡如仇，以罹鴆毒。雖智略蓋世，不獲保其一身”（劉勁持題《誠意伯祠聯》，勒於誠意伯廟。劉勁持係劉伯温後裔，浙江省人大常委。）。章氏對劉一生的追述與評價是十分公允平實的，而且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章太炎對劉伯温的同情，不僅僅是秉承史家直筆，并且也是由感而發。章氏認爲自己與劉伯温都是“攘夷匡夏之人”，劉伯温致力推翻胡元，他致力推翻滿清，“事業志行，仿佛二三”（劉勁持題《誠意伯祠聯》，勒於誠意伯廟。劉勁持係劉伯温後裔，浙江省人大常委。）；而且結局也很相似，劉伯温功成却“不獲保其一身”，他千辛萬苦推翻清政建立民國，却被民國的“大總統”囚禁，不死於清廷之手，將死於他爲之獻身的民國人士之手，與劉伯温一樣，功成“不獲保其一身”，豈不同是天涯淪落人。不禁百感交集，慨從心來。

　　章氏通過《誠意伯集序》和《終制》對劉伯温的追述，進而聯繫自己的經歷與遭遇，進行了回顧與總結，心情是十分悲壯的。他上對“事業志行，仿佛二三”的古人，面對尚將誓訣的人生，回顧自己坎坷的經歷，感慨無既，作爲絶筆，人之將死，其言必真，因此這兩篇文章是非常值得史學家注重的。章太炎在回顧自己經歷時説：“餘少惎建州，語輒發憤，躬執大象，鼓石物而不爲主，  阻艱難，備嘗之矣”（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確，章氏少年，受民族主義影響很深，讎恨滿洲統治，從事輿論革命時，言論非常激烈，有奮不顧身的“瘋子”之稱，爲之付出了極大代價。然而辛亥革命勝利之後，“亦以少好婞直，功成不改，從事南北政府間，苟有避違彈射，不避交遊貴幸，遂遭傾陷，横逆薦臻，孤立群貴之中，旁無一言之佐”（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確，辛亥革命之後，章太炎仍然言論諤諤，正如魯迅所言：“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没有價值的人。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别，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駡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麽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魯迅《補白》，載《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册，第80頁。）章太炎作爲革命功臣和文學巨擘，各種政治勢力都想争取他利用他，但是，章氏言論從不以小團體利益出發，就如朱元璋在劉伯温死後回憶他時所説：“朝廷滿朝都是黨，只有他一個不從”。這自然容易左右不合，加上章氏與劉伯温一樣“天性貞亮，疾惡如仇”，一如革命勝利之前，語無忌憚，獨往獨來，得罪了各種勢力。孫中山在組織臨時政府時提名章太炎任教育總長，但孫中山的同志們没有通過此議；章太炎創建的統一黨將他本人逐出其黨；袁世凱曾委章氏爲總統高級顧問，但又懼他直言無忌，又將他放逐東三省任空頭籌邊使，最終還是將他囚禁起來。終於“孤立群貴之中，旁無一言之佐”，令他感到無限孤憤，多少怨恨自己“少好婞直，功成不改”，釀成悲劇。

　　章太炎在總結内因基礎上，又尋找了一些外因，他説；“餘念在破胡，不遑簡别，所遇數雄，規模皆不能閎遠，建州既覆，又將裁割息壤，以詒他人，其無賴乃與文成所黜者等，迫亟之故，以不能知人擇主，悲夫，悲夫”（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把外因之一歸諸於革命起之急促，没有遇到也没法選擇到好的革命領袖，“所遇數雄”，均無遠大規劃，一俟勝利只圖私利，甚至讓權於袁世凱。推翻了一個皇帝，又出了一個皇帝，依舊如慈禧“裁割息壤”，所遇到的姦人，尤同劉伯温遭胡惟庸陷害所同，於是，他大呼“悲夫！悲夫！”把自己的不幸歸於倥偬之中“不能知人擇主”。其悲哀是值得同情的，但追溯的原因是不能令人認同的。章氏没有能從更深更廣的社會原因等方面去尋找悲劇的所在，足見其思想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初登歷史舞臺的中國資産階級革命派，多麽脆弱，這無可奈何的哀嘆，顯得多麽軟弱無能。

　　章太炎《終制》一文中，還對勝利後革命黨失策，進行了反思。他説：當年“文成亘建南都，而不能止金川之崩陷”。而他在辛亥革命後，在商討建都問題時，力主建都北平，“餘直侜張之頃，孱胡假氣，猶在極北，平建宛平以鎮之。餘孽乘虚，其將牽復以臨明堂，北都建而清命斬，小腆伏息，終無後憂”（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章氏之見不無道理，他從抑制清廷餘孽復活，將革命政權建在北平，使革命派力量集中到北京，如果“舍北取南，帝黨有死灰復燃之勢，强敵有乘機侵略之虞”（章太炎“公電”，載《民立報》1912年2月21日。）。作爲建國後一個意見，本屬正常，但孫中山、黄興等人以爲革命軍勢力在南，主張建都南京，要袁世凱等南下就職，以便控制。一個正常的討論，却在革命黨内引起波瀾，黄興“聞之，憤甚，與餘辯難”（章太炎《自定年譜》，章氏國學講習會1937年於蘇州出版。）。不同的意見，被有些黨人斥爲“反孫”，疑爲“通袁”，章氏哀曰：“民國開此惡例，尤可寒心”（章太炎“公電”，載《民立報》1912年2月21日。）。結果，袁世凱老姦巨猾堅不肯南下，南京不僅没有成爲首都，還把政權拱手讓與袁世凱，北京反成袁世凱的根據地。對革命黨的軟弱與失策，在小小一個問題上都不能集思廣益，章氏回想起來深感疾首痛心。但是，章氏仍没有抓住辛亥革命失敗的要害，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怨尤與失望。的確，中國資産階級革命派，在領導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後，再將引導人民和國家走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已顯得力不從心了。

　　從章太炎與劉伯温共同的志向、抱負、經歷、結局，使章氏對劉伯温别懷情感，他感到没有一個歷史人物的遭遇，如劉伯温與他這樣相似，没有一個歷史人物的氣度有劉伯温與他這樣相近。所以，章氏表示“炳麟去公久遠，自明元戊申，以逮民國紀元壬子之歲，五百四十有四年矣。平居問學，未能逮公豪末，獨以懷志操行大同，幸而克濟”（章太炎《誠意伯集序》，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又説：“古者要離梁鴻，趨舍异路，猶以冢墓相連。炳麟於公，非獨要離梁鴻也”（章太炎《誠意伯集序》，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4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因此“咨於公之裔孫，而先爲壙，密邇於公，以申生死慕義之志”（沙孟海《章太炎自題墓碑和有關手迹》，載《先驅的踪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猶將與征鄰德，聽其雅馴，以督任人無之咎”（見《制言》第44期。）。章太炎在袁世凱威逼之下，誓死不屈，他以劉伯温作爲榜樣，决心一死，死後葬於劉伯温墓側，地下爲鄰，相互砥礪，其文辭充滿大悲哀，可稱千秋佳作。其氣節可贊，其精神可佩，但他没有從更廣的角度去找出革命挫折的原因，以及他殉難的更深社會要素，不能不説是一大遺憾。

　　幸而章太炎未死，但《終制》和《誠意伯集序》實是研究章太炎中期政治思想的兩篇重要文獻。尤其《終制》一文，原文篆、籀參楷，一般人難讀懂，“文中多指斥時人，雖不指名，而其人已躍然紙上，倘用行楷書寫，可能經警廳檢查，非但難望遞達，或且導致大禍”（章太炎《終制》，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此文原件由杜志遠後人杜偉獻給浙江博物館收藏，因多古字，人多畏讀，少予重視。至於章太炎自題的墓碑，今已用於章氏墓前，原件也由浙江博物館收藏。章太炎有關劉伯温評價的文字，除《終制》與《誠意伯集序》外，據當時在章太炎身邊的弟子吴承仕説：章太炎在袁世凱幽禁時期，曾撰《南夏英賢題名記》，將劉伯温列爲“浙江八杰”之一；又曾作《吊劉文成公文》，全文如下：“民國四年，鄉有下武，曰章炳麟，瞻仰括蒼，弔文成君，於鑠先生，功除羯戎，嚴以疾惡，剛以制中，如何明哲，而不考終，去之五百，景行相從，千秋萬歲，同此曶冢”（沙孟海《章太炎自題墓碑和有關手迹》，載《先驅的踪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内容與《終制》與《序》相同，非常悲壯。吴承仕在《注》中説：此文“爲先生幽居錢糧胡同時所作，大書揭於壁間，承仕録副藏之，後定文録，未見此文，今表而出之，見大丈夫威武不屈有如此者”（沙孟海《章太炎自題墓碑和有關手迹》，載《先驅的踪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誠是，章太炎與劉伯温這一段歷史，實是威武不屈之範篇，也是宣揚愛國主義的好材料，值得書頌。


　　（發表於《史林》第3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