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都是中國近代革命史和學術史上卓有成就的戰士和學者，他倆雖然相差了一代人的年齡，但又是超越師生之誼的忘年之交。從他們曲折而坎坷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如何相互砥礪，殊死搏鬥，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途中，又如何分道揚鑣，互相離异，從而認識到：時代前進，確如大浪淘沙也。

　　一

　　亞子先生與太炎先生的相識與交往，應追溯到1903年。那時蔡元培先生組織了中國教育會，並創辦了當時中國第一所鼓吹革命的學校——愛國學社。太炎先生應元培先生之邀，入該社任教。

　　柳亞子在入愛國學社之前是個秀才。他目睹現實，受其父親“贊成變法的”思想影響，“也是惋惜譚、林，希望康、樑，而痛駡那拉後”。（柳亞子《自撰年譜》。）15歲時，他曾“私撰上虜帝戴湉萬言書”。16歲時，他的思想由維新轉向革命，在鄉里創辦中國教育會黎裏支部，假禊湖書院爲會址，每月登壇演説，宣揚革命，以警聾瞳，以至“鄉里嘩然”，於是他乾脆到上海入愛國學社。這樣，便成了章太炎的學生。

　　太炎先生在入愛國學社任教前，即爲清政府通緝多次，他原來也是—個維新變法的擁護者，但是六君子的被殺，義和團的遭戮，使他認識到滿清政府已墮爲洋人的走狗，而“洋人”迫害中華之酷又百十於滿人，所以要救中國只有推翻清政府，實行革命，而不能依靠光緒皇帝的“聖明”來進行變法；尤其他二次亡命日本，結識孫中山先生後，更堅定了他流血革命的信念，從而使他由改良派步入革命派行列，並帶頭揭起了與保皇派的論戰。

　　亞子先生有着與太炎先生非常相似的一段思想轉變經歷，又對太炎先生的學問與氣節非常崇敬，所以一入愛國學社，即與太炎先生情投意合。用亞子先生的話講：我“到了上海，寄居在愛國學社，和太炎先生最相得”；又説：“我在愛國學社的時候，和太炎先生同鄒蔚丹烈士最攪得來。”（柳亞子《自撰年譜》。）

　　章太炎給柳亞子講授的是國文課。有一次，他出了個作文題目讓學生做，題目叫《×××本紀》，即是讓學生以本紀體寫自傳一篇。“本紀”原是封建社會中爲皇帝立傳的一種文體，但太炎先生却無視這個法規，居然讓學生用本紀體寫傳，鼓勵學生蔑視“神聖”的帝權，樹立自己是國家主人的觀念——這在八十年前的封建專制時代，實在是膽大妄爲。柳亞子毅然從命，寫了一篇《柳人權本紀》。在文章中他對自己曾有過的保皇思想作了細緻剖析。他認爲“中華民族的習慣性，似乎保守思想太重，對於改革辦法，總主張中庸之道，不走到了盡頭碰壁之路，他是不容易突飛猛進的”，“維新變法，實在是太遷就事實了。不過不這樣做一下，民心是轉變不來的。人家覺得明明有和平之路可走，你偏要走革命流血之道途，不是太過激了嗎？”

　　章太炎先生看了“本紀”，感到思想真實，内容深刻，而且與自己的思想轉變經歷相仿，不禁有“同病相憐”和“孺子可教”之感。當時陶亞魂也寫了篇這樣的本紀。於是，他給柳亞子和陶亞魂寫了封信，叙述了自己也曾爲康有爲尊孔保皇言論迷惑過，態度十分誠懇，毫無居長自傲之意。全信如後——

　　

　　陶、柳二子鑒：簡閲傳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紀孔保皇爲職志；人生少壯，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憐也。鄙人自十四五時，覽蔣氏《東華録》，已有逐滿之志。丁西八時各報館，聞孫逸仙亦倡是説，竊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於對山（即康有爲）之妄語。《訄書》中《客帝》諸篇，即吾往歲之覆轍也。分將是書呈覽二子觀之，當知生人智識程度本不相遠，初進化時，未有不經紀孔保皇二關者，以此互印，如何？章炳麟白。

　　

　　就在柳亞子入愛國學社不久，一場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爆發了。當時康有爲的保皇立憲思想在許多人中間還很有誘惑力。太炎先生爲廓清莠言，撰寫了《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對保皇派的理論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駁，指出革命才是中國的唯一通道，其言論之激烈，如高屋建瓴，震聾發瞆，極大震撼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這時鄒容的《革命軍》一書恰好寫成，猶如給清廷又投去了一顆威力巨大的炸彈，太炎先生又爲這部書作了序，更是起了摧枯拉朽作用。

　　就在這一年，柳亞子先生追隨章太炎投入了戰斗行列。亞子先生在自己的一篇回憶録中曾追述了一段經歷，説：“《駁康書》文章古奥，議論深厚淵懿，利於承學文土；《革命軍》則痛快犀利，而宗旨非常正大，便於通俗，於是我們想把這兩部書同時印出來，宣揚革命。我和亞魂，還有蔡姑丈（即蔡冶民），每人捐了幾十塊錢，就在一家大同書局出版了。”這兩部革命文獻的出版，及時配合了《蘇報》的宣傳，在當時有着重大的影響。

　　柳亞子不僅幫助出版了《革命軍》，還與太炎先生一起參加了筆戰。當時“《新聞報》登了一篇《革命駁議》，太炎先生便寫《駁革命駁議》，來反駁他。開了一個頭，叫我（亞子先生）寫下去，我續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續了一段，末尾是蔚丹先生加下去的”。

　　在愛國學社朝夕相處的日子裏，柳亞子與章太炎的感情也隨日俱增。亞子先生説：“記得有一次，好像天放先生（即金松嶺）請客，在一家館子，叫做‘長樂意’的地方喫飯，有太炎先生和威丹，也有我們三個人呢（即亞子、亞魂、冶民）。我有兩柄扇子，一柄是宗仰上人畫的山水，反面有太炎先生寫的字，寫了他的一首絶詩在上面。内容是：‘流汗蒙頭愧黑辛，趙家熏腐解亡秦；江湖滿地嗚呼派，只逐山膏善駡人。’趙家熏腐是指趙高，説他有亡秦的功績，意思是很明顯。不過第一句‘流汗蒙頭愧黑辛’，到底是什麽解釋，當初是否問過，還是没有問清楚，或問清楚而又忘記，到現在是莫名其妙，不能起太炎先生於地下而質之了。”——這一段話，是柳亞子四十年後對太炎先生的回憶，點點滴滴私誼，他記憶得那麽清晰，顯得那麽珍惜和難忘，可見他們當時的情誼是多麽深厚了。

　　但是，他們這樣親密的相處，並没有太多日子，不久因“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之間的内訌，柳亞子回到故鄉暫居，回鄉不多日，便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太炎先生因此入獄了。

　　“蘇報案”是由於《蘇報》刊載太炎先生等革命言行，引起清廷極大震怒和恐慌，於是他們勾結洋人查封蘇報館，逮捕了太炎先生與鄒容。太炎先生與鄒容在自己國土上的“會審公廨”内，與清政府進行了長達11個月的對訟，這真是千古奇案了。最後太炎先生與鄒容雖“訴敗”而判刑，但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外媚内荏，舉國嘩然，連清政府的官吏也哀嘆——“一個大清皇朝竟敵不過章炳麟一布衣耳”，從而更激起了民衆的覺醒和革命派的崛起。所以蘇報案可以説是革命派的大勝利和大紀念，許多南社的詩人當時都曾高度謳歌了這場“大紀念”。

　　亞子先生在家鄉聞章、鄒入獄之號，悲憤到極點了。之後，他寫下了著名的《有懷章太炎鄒咸丹兩先生在獄中》一詩，這首詩既是他早年詩風的代表作，又是他與太炎先生戰鬥友誼的實録。全詩曰——

　　

　　祖國沉淪三百載，忍看民族日仳離，

　　悲歌咤叱風雲氣，此是中原瑪志尼。

　　泣麟悲鳳佯狂客，搏虎屠龍《革命軍》，

　　大好頭顱抛不得，神州殘局豈忘君。

　　
全詩充滿戰鬥氣息以及對太炎先生與鄒容的無限欽佩感情，他把自己的先生比作意大利的民族英雄瑪志尼。瑪志尼是柳亞子心靈上非常崇敬的人物，在他入愛國學社前，曾在家鄉貪婪閲讀樑啓超的《新民叢報》，他説：樑啓超“壬寅年（1902年）的論調，平心而論，實在是相當高明的”，“我最喜歡他的《意大利三杰傳》和《新羅馬傳奇》，中間描寫瑪志尼和加裏波的兩人姿態，非常的能够感動人”。

　　太炎先生入獄後，柳亞子曾托金松嶺“帶一兩封信，去問候他們”，不久即收到太炎先生的復信。全信如後——

　　

　　亞盧仁弟左右：别數月，忽得《江蘇雜誌》，見弟所爲《鄭成功傳》，曩吾睹弟之面，而今睹弟之心矣。雜誌草創時，辭頗噎塞。數月以來，揮斥慷慨，神氣無變，進步之速，斯爲極點；而弟所纂《鄭傳》，亦於斯時發現，可謂智勇參會，飆起雲合者也。松嶺到滬數次，詢弟近狀，知家庭雍穆，無所阻礙，爲慰爲快！亞魂、冶民，想時聚首，崇論閎議，亦能漸漸入俗耳否？“教育會”分散以來，“愛國”諸君亦既飄摇失所；常熟殷君陷水死，恐“塔後”亦少達者。昨聞“潯溪公學”，又以小釁分裂，自兹以往，私設諸校益凌遲衰微矣。“同川’之存，千鈞係發，復得諸弟與松嶺、去病、蟄龍諸君盡力持護，一成一旅，芽蘖在兹。當使朱鶴齡、陳長發輩知後起有人，積薪居上；亦令奴性諸爨，不以“愛國”分散之故，遂謂天下之莫予毒也。獄事稍懈，强寇猖狂，今也老矣。歲中當與弟輩握手，墨坐以待。手肅，即頌纂祉。兄章炳麟白。”

　　
從信中可以清晰看出太炎先生身遭囹圄，但心仍罣念着外面的戰鬥和戰友。亞子先生説：“這封信，對於我是非常值得紀念的”，原信早已“被蠹魚蟲蝕去，只有後來丙午年在《復報》上發表的副本”，而“現在也絶少流傳了”。（柳亞子《五十七年，從戊戌到癸卯》。）當時亞子先生“本想癸卯的明年甲辰（1904年）去同裏‘自治學社’唸書，得太炎先生一鼓勵，自然願望更堅定起來”。信上所説的朱鶴齡和陳長發，都是南明時代吴江方面的遺民，兼爲經學大師。太炎先生將歷史上的先賢來激發亞子先生奮進，使柳亞子感到“真是珍重可想呢”。

　　亞子先生“入過愛國學社，再由上海還到家裏，民族思想是大大的發達了”，又在章太炎熏陶和感召下，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度，寫了一部《中國滅亡小史》，内容“從建州酋長努爾哈赤僭號造反起，直到癸卯年上海章、鄒，北平沈藎兩大獄爲止”（柳亞子《五十七年，從癸卯到丙午》。）。這部著作，明顯受到太炎先生形象的激發，其政治主張，“不是要變法，而是要革命；不是要救亡，而是要復國。這和壬寅年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東京舉行‘支那亡國紀念’，完全是同一的主張”（柳亞子《五十七年，從癸卯到丙午》。）。這部書可以説是太炎先生思想的翻版，可見當時太炎先生對柳亞子影響之深。四年之後，即1907年，柳亞子先生曾作《懷章太炎先生》一詩，即是對當時他們深厚師生之誼的懷念。詩雲——

　　

　　秦王不作《春秋》廢，大義微言一脈尊，

　　却愧鯫生百無似，也曾立雪到程門。

　　1904年暑期，柳亞子再次來到上海，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去西牢（提籃橋監獄）看望章太炎。當時獄規規定每月可以探獄1次，每次1人，每人只可探望1人，因此亞子先生只好看望太炎先生1人，而元培先生只能等在牢門口。據柳亞子回憶，由於“探望時間很短，不容我多作逗留”，加上“平生没有見過這種監獄中陰慘慘的場面，氣壓太低，使我神經混亂，有些受不住；另一方面，又惦念着蔡先生在外面太陽中等候着，於是只好硬硬頭皮，退了出來”，只是向太炎先生問了好，並請他代向鄒容問候，“要他們自己都保重身體”（柳亞子《五十七年，從癸卯到丙午》。）。

　　1906年夏，太炎先生刑滿釋放，被宣佈逐出租界，而鄒容却於1年前死於獄中。出獄那天，蔡元培、於右任及亞子先生等10餘人，及孫中山先生派來迎太炎先生去日本的代表龔練百，仇式匡、鄧家彦等人，都來到獄房門口。當章太炎步出牢門，大家鼓掌歡慶致意，然後立即分乘馬車數輛，到吴淞中國公學休息，當天晚上太炎先生就隨同盟會總部的代表登船東渡，再一次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這一天亞子先生與太炎先生的相會是暫短的，但是是美好的。

　　二

　　柳亞子在送别章太炎後這一年，也加入了同盟會和光復會，成了“雙料的革命黨人”，並第一次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在這以後，他創刊《復報》。《復報》是在國内編寫後，寄日本印刷，然後再到國内發行。它積極配合了《民報》，開展了對清政府“預備立憲”的鬥争，積極宣傳了革命排滿的主張，因此在當時享有《民報》的“小衛星”之譽。在《復報》上，亞子先生曾多次刊載了與太炎先生有關的文字，如太炎先生在愛國學社和西牢時給他的信等等，而最有影響的，要算是刊載了太炎先生所作的《逐滿歌》，這是一首充滿激情的白話詩，這在以文字古澀著稱的太炎先生文海中，算得上是難得的一枝清新的獨秀。

　　《復報》被迫停刊後，柳亞子與《復報》的主要撰稿人，一起成立了辛亥革命前中國第一個反清革命的文學團體——“南社”。柳亞子本人擔任了“南社”書記員，他們用詩詞鼓吹民族革命，提倡民族氣節。正如魯迅所説：南社“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嘆漢族的壓迫，憤滿人的兇横，渴望着‘光復舊物’”（魯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况》。）。

　　太炎先生在日本一面辦報出刊物，一面組織章氏國學講習會，從事講學，弘揚國故，培養人才，先後有數百人受學於太炎先生門下，孕育出許多中國近代新舊文化的開創者，如魯迅先生，即於這期間出於太炎先生的墻下。章太炎先生以他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强烈的民族主義愛憎，深深感染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魯迅曾説他們聽太炎先生講學，“並非因爲他是學者，却是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企慕着他與保皇派鬥争的“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戰斗文章。

　　亞子先生與太炎先生分别5年之後，辛亥革命成功了，亞洲第一頂皇冠落地，對這猝然的勝利，他們既興奮又唐突，因爲這樣的勝利畢竟充滿了許多不成熟的因素。中國資産階級革命派終於第一次登臺執政，但是他們是多麽手足無措和軟弱無能。太炎先生作爲民族英雄凱旋歸國，但是在民初復雜的政局中，他簡直無所適從，幾乎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而柳亞子先生在迎來了他多年謳歌向往的共和國後，當中山先生聘請他擔任臨時總統府秘書時，僅僅到職3日，因不習慣這種喧鬧環境，竟“就托病逃還上海”。

　　革命派的軟弱，至使革命成果都落到了官僚政客的手中，袁世凱竊取了大權，直到宋教仁被殺，革命者才清醒過來，重新聯合起來，發動了“二次革命”。章太炎和柳亞子都投入了反袁鬥争。當時亞子先生入《天鐸報》任主筆，用青兕筆名，猛烈抨擊“南北議和”和袁世凱的封建專政政治。在這期間，亞子先生結識了太炎先生的另一個高足黄季剛先生，“因《天鐸報》攻擊章太炎先生，季剛勸辭職”（柳亞子《自撰年譜》。），亞子先生立即接受勸告，辭去了《天鐸報》之職，入《民聲日報》和《太平洋報》，繼續撰寫反袁文字。“二次革命”失敗，他被迫避居故鄉，開始了新的探索。

　　太炎先生在“二次革命”中領衔發表討袁宣言，重振鬥志，投入反袁行列，但革命派終究因力量單薄和起兵倉促，舉義失敗。中山先生等人不得不再次亡命海外，但是太炎先生却决定“挺劍入長安”，深入虎穴，欲以一人之死，以彰袁世凱的罪行，激發天下共誅之。這就是被魯迅先生譽爲“以大勛章爲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之禍心”，“並世無第二人”的太炎先生反袁壯舉。章太炎只身入穴的結果是身遭幽禁三年之多，直到袁世凱死去，才復得自由。

　　袁世凱死了，但革命仍未成功，章太炎先生又隨中山先生南下廣州組織軍政府，開展“護法革命”。柳亞子先生雖未南下，但他是擁護護法的。可是護法運動未行多久，在南北軍閥破壞之下，又告失敗。國家的情况，人民的生活，没有因爲辛亥革命的成功而一天天好起來，相反，越來越糟了。這使章太炎和柳亞子不禁墮入了深深的迷惘和苦惱中。

　　在這個歷史時期，亞子先生與太炎先生的關係，雖不如愛國學社時期密切，但政治上思想上還保持了同步。心息依然是相通的。

　　三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使資産階級革命派到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地步。但是，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歷史正在起着巨變：十月革命的一聲砲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列主義；五四運動趙家樓的火光，帶來了新文化運動的高漲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傳播；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使無産階級登上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舞臺等等。時代的發展，歷史的轉折，促使了舊民主主義革命陣營發生了分化與瓦解，决定着每一個舊民主主義者或是沉淪或是飛躍。

　　孫中山先生總結了失敗的教訓，重打護法旗號，就任非常大總統，决心北伐，並開始與蘇俄和中共合作，改組國民黨，使廣州國民革命政府，成爲革命中心。柳亞子先生從中山先生的奮起裏，看到了希望，排除了悲哀情緒，看到了光明，滿腔熱情地去擁抱新事物。他在《五月五日紀事》一詩中寫道（即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之日）：“率士自應尊國父，斯人不出奈蒼生，白宫北美推華盛，赤幟西俄擁列寧。”從這詩中清晰反映了他對時代的敏鋭態度。他還刻了“李寧（即列寧）私淑弟子”一方私章，以示對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崇敬。這種精神，在二十年代初是駭世驚俗的。由於柳亞子先生不斷求進，不斷探索，把自己與時代渾爲一體，終於使他從悲哀中奮起。他終於認識到要救國一定要“信任孫先生”，必須“加入孫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幫助孫先生去奮鬥”。於是他加入了國民黨，積極從事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又以詩文配合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對北洋軍閥的鬥争。在鬥争實踐中，他又增進了對蘇俄和中國共産黨人的理解，他曾高度讚揚蘇俄首先與中國締結了平等條約和取消了領事裁判權，他在《對於帝國主義的誤解》一文中指出，蘇俄是被壓迫民族的朋友，而不是我們的敵人，所以要“和蘇俄團結起來”，“結一個生死患難之交”。因此他成爲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的堅定執行者。1924年他在《空言》一詩中寫道：“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總非宜，能持主義融科學，獨拜彌天馬克思。”這首詩，是他對三十七年生涯的總結，對舊我的剖析與抛棄，對新思想新潮流的追求，終於使他悟出了一個道理，從而去接受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從舊民主主義隊伍中分化了出來。這首詩即使在今天看來，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在這基礎上，柳亞子總結了舊南社“側在民族主義那一邊，民權民生不免疏略”的教訓，與葉楚傖、邵力子等人，在上海組織了“新南社”，主張新南社應“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衆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柳亞子《南社紀略》。），給南社賦予了新的生命力。

　　太炎先生在這歷史轉折關頭，曾與亞子先生一樣，徬徨過，苦悶過，痛思過，但悲哀、蒼老、多病使他漸漸失去了朝氣與敏感，昔日的光榮，過去的經驗，傳統的包袱，使他習慣眼光向後，即在過去的經歷中——舊民主主義革命範疇中——去尋找方法、口號和出路，以至對時代的巨變麻木遲鈍，既没有傾聽十月革命的砲聲，也没有正視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昔日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覺，變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盲夫。他對北洋軍閥的痛恨雖然依舊，對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也仍表支持，但他拒絶了與孫中山先生的新的合作，拒絶孫先生邀請他再次去組織護法政府和實行北伐，因爲他那時正熱衷於實施他“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他企圖通過各省自治，自製省憲，虚駕中央政府，來擺脱北洋政府統治，進而實行聯省自治，爲資産階級的民主政治提供新的可能性，找到一帖醫治國病的良藥。這個政治主張，雖然有其善良的願望一面，但由於不能反映時代的要求，只能是無效而且有害的。因此各省軍閥紛紛利用他的聲望和借用他的“省治”口號，來實行他們的割據自爲，和反對中山先生的北伐的目的。章太炎先生還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用舊的成見和新的臆想，公然反對“聯俄聯共”，唱起反對“借着俄人的勢力來壓迫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産黨”的論調（章太炎《我們的最後責任》。）。他的這些論調受到了軍閥和國民黨右派的鼓掌。政治上的落伍，又導致了思想上的没落，甚至連學術上也會開始僵化。當亞子先生給新南社賦以時代的新生命時，章太炎先生却自藏過去戰鬥的鋒芒，甚至痛悔過去反孔的光榮經歷，與舊勢力妥協了。柳亞子和魯迅都爲章太炎的倒退感到難過，亞子先生曾説：那時雖與太炎先生還見面，但“因種種的關係，彼此不能融合無間，重修‘愛國’時代的舊好”了（柳亞子《五十七年，從癸卯到丙午》。）。

　　1925年，中山先生不幸早逝，柳亞子和章太炎都很悲慟，他們都寫了挽聯。亞子先生的挽聯是；“薄華盛頓而不爲，何况明祖。於馬克思爲後進，庶幾列寧。”太炎先生的撰聯是：“洪以甲乙滅，公以乙醜殂，六十年間成敗异；生襲中山稱，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這二幅挽聯，雖然都是對中山先生的讚頌，但思想境界和時代氣息却截然不同了。

　　中山先生逝世後，亞子先生成爲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堅强的捍衛者，與國民黨的右派開展了激烈的鬥争。不久，蔣介石公然背叛中山先生主張，製造“中山艦事件”，接着提出“整理黨務案”，有計劃地排擠和迫害中國共産黨人，鎮壓工農武裝。對於蔣介石，柳亞子先生憑着他的正義感和革命的直覺，深知其人非善良之輩，他在給老友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始終不相信蔣介石是一個爲黨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擴張他自己的勢力，滿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王崑崙《詩人，學者，戰土》。）。柳亞子先生這種認識，不能不説有過人的敏捷。在國民黨二届二中全會上，他拍桌反對蔣介石的反共言論；以後他又與共産黨人朱季恂、侯紹裘一起，面斥過蔣介石的反叛行爲，但都没有能抑制蔣介石的惡性發展；於是他激烈地提出刺殺蔣介石，以捍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結果遭到共産黨人制止而罷。柳亞子的敢言敢語、疾惡如仇、耿直精神，深深觸怒了蔣介石一伙，而被清黨委員會列入通緝的黑名單。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蔣介石終於徹底撕下革命的僞裝，發動“四·一二”政變，舉國墮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年5月8日，蔣介石悍然下令派兵闖入柳亞子先生吴江黎裏住處，準備逮捕他。柳亞子因身藏腹壁之中，幸免遭殃，次日即出亡日本。

　　這期間章太炎先生的遭遇與柳亞子竟十分相似，他也遭到了蔣介石的通緝，  不同的只是，太炎先生對國民黨右派背叛中山先生主張不僅没有反對，反而給予了支持，但結局却是一樣的。太炎先生本來對“三大政策”懷有興趣；又對執掌國民政府大權的蔣介石與汪精衛素無好感，蔣介石反復無常的行爲和暗殺陶成章的舊仇，汪精衛的投機取巧的嘴臉和《民報》時的怨宿，使他始終耿耿於懷；加上他的“聯省自治”主張與“北伐”主張行同南轅北轍，所以他對打着國共合作旗號進行北伐的蔣介石竭力反對。漸漸與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右派攪在一起，激烈“反赤”，組織了“反赤救國大聯合會”，自任“幹事會”主席，成爲了“反赤”健將。他在討伐蔣介石的通電中指出：蔣介石是“革中華民國之命”，“其天性陰鷙，反顔最速”，好比出賣辛亥革命的岑春煊和出賣中山先生護法的陸榮廷。太炎先生對蔣介石僞裝革命和兩面三刀行爲，不能不説與亞子先生一樣，有着過人的敏捷。章太炎先生由於憎惡蔣介石，使他連國民革命的北伐，也不加區别的予以反對，就好比將嬰兒連同髒水一起潑了出去。太炎先生的“反赤”，其結果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竟反出了蔣汪之流的真正反赤，反出了蔣介石的獨裁，反出了與“赤黨”一起被通緝的命運。“四·一二”政變後的第24天，即逮捕亞子先生前的三天，蔣介石對章太炎先生也公然發出了通緝令。“反赤”的健將反而與“赤黨”一起被當局列爲清除之列，這種結果，只能用魯迅先生的話説：“嗚呼哀哉，尚饗”了。太炎先生在經歷清政府七次追捕之後，又一次遭到民國政府的通緝，他只好再一次匿藏起來。一年之後，風氣稍懈，柳亞子先生回到國内。太炎先生在老朋友等疏通下，通緝風聲漸鬆，他也可自由活動了。但他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總感到刺骨在喉，欲吐爲快，不肯收斂反蔣言行。在招商局輪船公司代表的一次招待會上，他公然指責蔣介石的一黨專政，指出蔣介石“不是以黨義治國，乃是以黨員治國，攫奪國民政權”，“袁世凱個人要做皇帝，他們（指國民黨）是一個黨要做皇帝，這就是叛國。叛國者，國民應起而討伐之”。太炎先生這番話，説得實在不知此時是何時何地了，在當時這種白色恐怖偶語棄市的時代，這番話如拔虎須，結果被當局以“反革命”言行罪，進行第二次通緝。當局當即没收了他微薄資産，太炎先生只好又一次躲藏起來，躲在一家相熟的日本朋友醫院裏，整天與書本爲伍，徹底與社會隔絶了。

　　由於蔣介石的迫害，太炎先生和亞子先生被迫從政治舞臺上一度銷聲匿迹，太炎先生則在自己的手和别人手幫造起的墻内，與時代隔絶了。如果没有“九· —八”和“—·二八”的砲聲，外侵當前，國難當頭，太炎先生與亞子先生也許會被迫永遠銷聲匿迹。但是民族危機使太炎先生和亞子先生不顧個人安危得失，再一次跑出來爲民族利益奔走呼號。柳亞子與何香凝等愛國人士組織了國難救護隊，積極支持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竭力營救愛國志士，致力反對蔣介石的“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政策，一身錚骨，爲國爲民申言，再度遭到蔣介石一伙忌恨，結果被蔣介石開除了“黨籍”。但是，柳亞子的言行，博得了公衆的尊敬，被毛澤東主席譽爲“有骨氣的舊文人”，將他稱爲“人中麟鳳”。

　　太炎先生晚年，正值全民抗戰的前夜，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他的一切可以説是與人民抗日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爲民族利益，他作醒獅大吼，給了抗日軍民以巨大鼓舞，恢復了他早年戰鬥的姿態，重新受到了社會的好評與公衆的尊敬。特别他在抗戰的實踐中，增進了對中國共産黨的認識，從而改變了對中國共産黨的態度，從堅决反共——同情共産黨人——支持共産黨的抗戰主張，激而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動政策，甚至要求蔣介石把共産黨視作“民軍”，將察哈爾交共産黨領導抗日。可惜他剛剛頓悟，來不及進一步闡述他的抗日主張，便溘然長逝了。臨終他念念不忘抗日，草立遺囑，説：“設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禄。”柳亞子先生在日寇兵臨城下之際，也立過遺囑，説：“敵人倘以横逆相加，當誓死扺抗，……不使江鄉先哲吴長興、孫君昌輩笑人於地下也”。兩個遺囑，都言不及私，一個囑子孫决不可當順民食官禄，一個囑子孫要以死抗衡不辱列祖列宗，都充滿了民族主義氣節和愛國主義熱腸，是可歌可敬的。

　　太炎先生晚年的變化，使柳亞子先生非常高興，尤其對太炎先生對中國共産黨人的認識轉變，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上的一系列積極行動，更使亞子先生感到驕傲。太炎先生的一生是他所瞭解的，太炎先生的性格也是他熟悉的，所以柳亞子先生對章太炎先生曾作了這樣的總結：“太炎先生賦性保守，故其接納新思潮較遲，顧一經頓悟，勇猛精進，有非常人所可幾及者”（柳亞子《羿樓日記》。），這段話真可謂知者之言。是的，也只有心息相通者，才能作出如此貼切的評價。

　　（發表於《中華英烈》1987年第6期，第4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