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對陳英士的評價顯欠公正，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人却把原因歸諸於章太炎對陳英士的成見，説成這是造成人們對陳英士偏見的原因。本文擬就章太炎與陳英士關係的真相，作一專題研究，以還歷史的真實面目。

　　一

　　我們不能否定章太炎與陳英士之間存在過矛盾，矛盾基本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上海都督之争；二是陶成章遇刺事件；三是辛亥革命後政治上的不同觀點。

　　（一）陳英士與李燮和的上海都督之争

　　辛亥革命的驟然勝利，使流亡海外的革命者興奮不已，紛紛返回祖國。章太炎於1911年11月25日回到闊别五年之久的祖國。但他一下船踏上上海，迎接他的却是各種復雜的矛盾與鬥争，特别是革命黨内的衝突。當時光復上海的兩個主要人物是李燮和與陳英士，在誰當上海軍政府都督問題上，却發生了激烈衝突。陳英士以都督自爲，並曾派人暗殺李燮和未遂；而李燮和屯兵吴淞，自立軍府，欲以兵戌相見，革命派内部大有一觸即發的火併之勢。

　　李燮和是光復會中的重要成員，他跟陳英士的衝突，使光復會與同盟會的關係重新緊張了起來。章太炎是光復會會長，但是爲了鞏固勝利成果，共同對敵，以徹底推翻清王朝，他决定“任調人之職，爲聯合之謀”（章太炎《致民立報社書》，1911年11月21日《民立報》。），所以他到上海，即住到李燮和軍營中，“教柱中（即李燮和）去督號，稱總司令，奉程德全爲江蘇全省都督”（《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896年上海書局出版。），勸他率兵去參加光復南京戰役。李燮和聽從了章太炎的勸告，終於去督號，率兵離滬，赴寧作戰，從而避免了一場革命派内的衝突，調和了李燮和與陳英士的矛盾，鞏固了上海光復後的勝利成果。

　　在這事件中，章太炎對陳英士捷足登上滬軍都督的做法，必有不滿，但他對這一事件的處理還是十分明智和得當，應該説是無可非議的。

　　可是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的衝突並没有由此消除。孫中山回國後，召開了中國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作爲光復會會長、同盟會領導人之一的章太炎，却被摒斥於會外；不久，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他在組閣决定各部部長時，提名章太炎任教育部長，也因遭到其他同盟會人反對而作罷。在這種形勢下，陳英士也進一步排斥异己，無辜槍殺了鎮江都督府總參謀、江浙聯軍司令部參謀長陶駿葆，進而準備刺殺北伐軍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接着又向陶成章開刀。章太炎對同室操戈深感憂慮和憤懣。

　　（二）陶成章被刺事件

　　陶成章是同盟會重要成員之一，同時又是光復會副會長，他是擅於組織、長於行動的革命實幹家，爲推翻清帝政府，做了許多實際工作，在江浙五省革命者中享有很高威信；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也遭到同盟會中有些人的排斥，對此他很不甘心，於是他設光復軍總部於上海，在吴淞準備公開招兵買馬，名爲北伐，實爲重振光復會旗鼓。陶成章在歷史上曾與孫中山和陳英士都有過多次衝突，成見較深，加上他封建意識較深，魯迅曾嬉稱他爲“焕皇帝”，還説他一旦成功，我們（即陶成章的朋友）都可能成爲他刀下之鬼。陶成章本人也自知“心本卞急，無容人過失之量，近日心復多疑”（《陶成章信札》，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卷55頁。），造成了革命派内不少的衝突與誤解。因此，如果陶成章在上海練兵成功，把江浙五省的光復會成員與會黨、新軍的力量匯集起來，這支力量將很可觀，可能成爲革命黨内最强的武裝，這無疑有利於北伐，但對同盟會中宗派觀念很重的人來説，又是不能等閒視之的現實。

　　章太炎深爲革命黨内矛盾加劇和陶成章生命安危操慮，便勸陶成章説：  “江南軍事已罷，招募爲無名。丈夫當有遠志，不宜與人争權於蝸角間，武昌方亟，君當就蟄仙（即湯壽潜）乞千餘人上援，大義所在，蟄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逼，且可有功。戀此不去，必危其身。”（《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896年上海書局出版。）可是陶成章没有聽從勸告。

　　1912年1月7日，浙江都督湯壽潜改任交通總長，他推薦章太炎、陶成章、陳英士繼任。章太炎聞訊立即表示自己“天性耿介，惟願處於民黨地位”，推薦陶成章代理浙江都督，指出“下江光復，實惟焕卿數年經營之力，其功非獨在浙江一省。代理浙事，微斯人誰與歸？”（《章太炎致湯壽潜電》，1912年1月8日《民立報》。）這種形勢下，陶成章大有督浙可能，其權勢將不在陳英士之下，這使陳英士感到無法容忍了，因爲這不僅僅是陳英士與陶成章個人恩怨，而是資産階級政黨内部長期派系鬥争和權力之争的高度激化，於是陳英士采取極端行動，派蔣介石將陶成章暗殺於廣慈醫院。

　　陶成章遇刺後，又發生了光復會另一成員——廣東汕頭民軍司令許雪秋、陳蕓生，被同盟會人陳炯明殺害事件。這種親痛仇快事情，大大削弱了革命派的力量。光復會失去了一批軍事領袖，剩下幾個舞文弄墨的，從此開始瓦解，這對章太炎來説，無疑是最慘重的打擊，他當然不能對此表示滿意。特别是黄興在“陶案”後給陳英士的電報，囑陳英士“根緝嚴究，以慰死友，並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爲幸”，章太炎誤解爲“二竪之朋比爲姦”，以爲是有計劃地謀殺光復會領導人，使他怒發衝冠，一氣之下，連孫中山委任他當總統府樞密顧問，也藉詞拒絶了。他給孫中山寫了信，指出光復會與同盟會“縱令一二首領，政見稍殊，胥附群倫，豈應自相殘殺？”孫中山也同意章太炎之見，致電同盟會成員，指出：“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爲革命之團體，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縱前兹一二首領政見稍殊，初無關於大體。今兹民國新立，建虜未平，正宜協力同心，以達共同之目的，豈有猜貳而生鬩墻？”（《孫中山致陳炯明電》，1912年2月2日《民立報》。）孫中山的訓導，不僅没有能制止雙方關係的惡化，也没有能消釋章太炎對陳英士等人的不信任。

　　在刺陶事件上，章太炎事前力勸陶成章顧全大同。事後，甚至十五年後，他撰寫自定年譜時，説到此事，亦僅僅指出陶成章因没有聽從他的勸告，“果被刺死，或言英士爲之也。”“或言英士爲之也”七個字，是對陳英士刺陶的多麽冷静的事實的評述，寫得多麽平和，没有絲毫意氣和貶低之意。

　　（三）辛亥革命後不同的政見

　　陶成章遇害後，給章太炎的心理投下了陰影，加上章太炎在建都問題、漢冶萍借款問題、采用太陽曆的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與同盟會中一些成員觀點不同，便被認爲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和叛逆者；同時，章太炎又與立憲黨人組成了中華民國聯合會，以後又改爲統一黨，成爲與同盟會相對等的政黨；他又曾寄幻想於袁世凱，幫過袁世凱的忙。因此被同盟會中有些人稱之爲“同盟會的蟊賊，統一黨的敗類”，遭到許多咒駡與人身攻擊，甚至連章太炎説“國務總理，必須有不畏手槍、炸彈之毅力”這樣一句話，也被篡改成“章炳麟暗殺唐紹儀”、“章炳麟槍擊唐紹儀”，登滿大報小報。倔强的章太炎也毫不示弱，依然我行我素。他反對黄興實行國民捐，拒絶參加黄興與陳英士的宴會，指責黄興“招募無賴，逼處金陵，兵無伍兩，供餉巨億，身雖辭職，而江南脂膏，自此垂盡”（章太炎：《却與黄、陳同宴書》，1912月9月19日《大共和日報》。），又指責陳英士“阘茸小人，抑無足道，上海光復，攘李燮和之功以爲已有，偷兒成群，擁爲都督，自言餉糈匱竭，日有徵求，而珍翠細飾，逋負數萬。”（章太炎：《却與黄、陳同宴書》，1912月9月19日《大共和日報》。）這時章太炎與陳英士雙方都意氣用事，説了不少錯話，做了不少蠢事。

　　這些糾紛與衝突，直至宋教仁被殺，他們才從袁世凱縱横捭闔的陰謀詭計中驚醒了過來，才認識到革命尚未成功，他們的最危險的敵人是袁世凱，於是他們停止了相互攻擊。章太炎憤然辭去了袁世凱任命他的東三省籌邊使之職，回到上海。孫中山、黄興、陳英士等對章太炎的轉變極表歡迎，稱章太炎爲“革命先覺，民國偉人”，於4月23日專門召開了國民黨總部全體職員會，歡迎章太炎南歸。會上陳英士首先致詞，説：“太炎先生鼓吹革命，本吾國先覺，學問道德皆高尚純潔，四萬萬人仰爲泰山北鬥。此次由北南來，適值宋案發生，先生爲民國主張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偉論，解决民國根本問題。”（《國民黨歡迎會記》，1913年4月26日《民立報》。）章太炎也表示：“共和黨與同盟會雖時有小嫌，百年宜思大義”，“呼吁共和黨中‘老於革命者’、‘革命健兒’同國民黨中的‘真革命黨’復交和合。”（薑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71頁-573頁。）於是“雙方的誤解與前嫌，在這種氣氛中，也就逐漸熔解”（薑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71頁-573頁。），携手共同討袁了。

　　在討袁策略上，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黄興、陳英士却主張法律解决，章太炎則主張政治解决，即徹底揭露袁世凱的劣迹與罪行，使袁世凱不得不退出總統選舉，迫其下臺。結果武力討袁意見不一，躊躊躇躇；法律解决僅流於口説，形同空文；政治解决也未得要領。而袁世凱却通過“善後大借款”，兵財兩裕，反向革命黨人舉起屠刀，迫使革命黨匆促應戰，於是李烈鈞匆匆在湖口宣佈起義，黄興趕緊在南京表示響應，陳英士也立即在上海表示呼應，一場壯烈的捍衛辛亥勝利成果的“二次革命”發生了。章太炎立即用他的一支雄筆聲援“二次革命”，兩次發表討袁檄文，指出袁世凱“厲行暗殺，賊害勛良，借外力以制同胞，遠賢智而近讒佞，肆無忌憚”，“怙惡不悛，任用狼虎，則義師所指，固當無堅不摧”（《章太炎宣言》，1913年7月17日《民立報》。），給了投入“二次革命”的革命者以巨大鼓舞。可是由於雙方軍事力量懸殊過大，“二次革命”很快給袁世凱鎮壓下去了，孫、黄、陳被迫再次流亡海外，章太炎却抱着五步流血的决死精神，冒危入京，“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致遭袁世凱囚禁，直至袁世凱死後，才復自由，歷時三年，志無屈撓，保持了一個革命黨人的崇高氣節。而陳英士在日本，幫助孫中山創建中華革命黨，重振旗鼓，不斷組織和指揮武裝反袁的鬥争，“與賊奮搏”，“百折不撓”（孫中山：《祭陳其美文》，1916年6月19日《民國日報》。），成爲袁世凱眼中釘肉中刺，致遭毒手，被袁世凱暗殺，年僅四十歲即爲國獻身。

　　縱觀辛亥革命後章太炎與陳英士的關係和表現，他們之間有争有和，有分有合，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終於由争而和，由分而合，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團結了起來，共同爲“二次革命”作出了貢獻。

　　二

　　這裏還值得補充兩段歷史事實，即章太炎與陳英士的私交——這一長期被人忽略的史實，是很有利於説明章太炎與陳英士真實關係的。

　　（一）章太炎與陳英士雖都是浙江人，陳留學日本和加入同盟會時，按時間説章也流亡在日，但他們是否從這時就建立了交往了呢？史無記載，無從猜測。但章太炎夫人湯園梨却是陳英士同鄉，而且可能很早就認識，因此章太炎與湯國梨結婚，陳英士曾參加婚禮，親往祝賀。章太炎於婚後不久，即入京反袁，一别三載，湯國梨夫人只身於滬，生活無着，環境險惡，便去陳英士家做家庭教師，有數年之久，這期間陳英土數次潜回上海，策動起義，與湯國梨夫人也許仍有接觸。這時期袁世凱曾千方百計引誘湯國梨夫人入京，以圖一網打盡。湯國梨夫人曾説，“袁氏以餘嘗參加革命運動，與民黨間有過從，汲汲焉促餘北上，亦袁氏老謀深算，芟草務盡之計也。”（湯國梨：《章太炎先生家書叙言》，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裏她所説的“嘗參加革命運動，與民黨間有過從”，並不是指她辛亥革命期間參與革命，而是指她在陳英士家任家庭教師，與陳英士等革命黨人過往密切，這是袁世凱所不可容忍的。從中可見章太炎與陳英士兩家之間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因此在患難之中，章太炎的夫人能把陳英士家當作可靠的庇護所，如果説章太炎與陳英士的關係真如有人所説“水火不容”，那麽章太炎怎麽會放心讓自己夫人自入虎穴呢？（章太炎囚禁期間給湯國梨八十四封信中，無—字反對夫人去陳英士家當家庭教師。）

　　（二）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8月他即與孫中山、黄興等共同發起了追悼“陳英士先生暨癸醜以後諸烈士追悼大會”，并親撰祭文《告癸醜以來死義諸君文》，與會親祭，文中不僅對陳英士等反袁犧牲的志士表示深切悼念，還對過去同志間的衝突表示了檢討，自稱“其罪將彌甚於炳麟等也。”1917年5月，章太炎與孫中山等十人，又發起了陳英士歸葬活動。在章太炎與孫中山倡導下，5月12日舉行了隆重的陳英士受吊歸葬典禮，章太炎親往弔唁，並致挽聯，聯雲：“願君化彗尾，爲我掃幽燕。”這副挽聯足以表達了章太炎對陳英士的親切感情和懷念，並寄託了巨大哀思，他希望所有革命者學習陳英士，發揚陳英士的革命精神，掃除帝孽，把革命進行到底。如果説，章太炎與陳英士過去有什麽怨恨的話，至少在陳英士殉難後，章太炎没有以怨報怨，這是清清楚楚的。

　　歷史地、全面地、客觀地看章太炎與陳英士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曾有過争執與分歧，但這是革命過程中難以避免的。事實上無論章太炎還是陳英士，他們事後都爲他們有過的争執感到内疚，而且又重新在革命旗幟下携起手來，這是難能可貴的。

　　（發表於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六輯《陳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16-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