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與魯迅先生的師徒之誼，人皆知之。郭沫若曾説：“太炎先生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學態度，無疑是給了魯迅先生以深厚的影響。”（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載《歷史人物》。）這真是知者之言。魯迅於1908年從師章太炎，距今八十餘年，關於他倆交往，記載甚多，但錯訛不少；至於思想上學術上政治上的相互影響，論者語焉未詳。也許是這個題目過於復雜，這兩位文化巨匠，是近代中國第一代與第二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學術上精深博大，思想上體系异常龐雜，想把握二人的思想與學術，誠非易事，作一比較研究，更是困難。但這是一個不應該逥避的課題。我不揣淺陋，試作議論，就章太炎與魯迅早年交往以及對魯迅思想與學術産生的影響，闡述一孔之見，求教於學界諸公。

　　一、章太炎與魯迅的早年交往

　　章太炎與魯迅真正相交始於1906年，在這之前只神交而已。

　　章太炎長魯迅十二歲，都是浙江人，都出身於破落的書香門第。太炎祖籍汾水後遷至紹興府道墟鎮，最後移居餘杭縣倉前鎮，因此他們還算有點鄉誼。

　　太炎與魯迅都出生於晚清時代，目睹國事日非，風雨飄摇，都曾寄望於變法維新。太炎因年長於魯迅先生，得以親與戊戌變法，成宣傳改良的論集《訄書》，至遭追捕。變法失敗後，太炎領悟到滿洲政權必須推翻，否則無以拯救中國，乃剪發示决，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撰《正仇滿論》，序《革命軍》，作《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昌言革命，導致“蘇報案”，慷慨入獄，大大激發了民衆反清情緒，表現了中國資産階級初登歷史舞臺時的英雄氣概。魯迅知道章太炎的名字，即始於此時，他説：“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爲了他駁斥康有爲和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西牢。”（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刊《且介亭雜文末編》。）這對當時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魯迅，衝擊自然很大，他到日本去留學恐怕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日本著名學者島田虔次教授稱太炎是魯迅“思想上第一個革命的師”。

　　魯迅到日本後，在革命空氣十分濃厚的留學生中，精神更爲振奮，一有功夫，“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刊《且介亭雜文末編》。），並在弘文學院江南班中，第一個剪掉了辮子，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太炎當時囚於西牢中所寫的《獄中贈鄒容》、《獄中聞沈禹希見殺》等四首詩，都傳到日本，“最爲魯迅所愛誦”，（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寫於194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出版。）直至三十三年後，魯迅臨終前十日，扶病寫《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時，這幾首詩又涌於眼前，便全文録於文内，並深情地説：“太炎先生獄中詩，卅年前事，如在眼前”，這幾首詩“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没有忘記”。當時太炎另一篇鼓吹種族主義的文章《張蒼水集後序》，也是魯迅特别愛誦的詩文。雖然那時他倆未曾面識，但對魯迅來説，太炎在他心目中無疑佔據了重要地位，在這種影響下，魯迅在東京參加了光復會（魯迅參加光復會事，近年史學家已予肯定，此不贅言。）。

　　魯迅與太炎相見，是1906年之後的事。當時太炎因“蘇報案”刑滿釋放，七月初扺達日本，他作爲“革命黨之驍將”，在留學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熱烈歡迎，七千多中國留學生在東京神田區錦輝館爲他召開了歡迎大會，傾聽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説。當時，魯迅剛剛從國内完婚後返日，他有没有去參加歡迎會或聆聽太炎演講，難以確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魯迅·章太炎·尊師重道》一文中説，“魯迅作爲激進愛國、胸懷興亡感的青年留學生，很可能也參加了這個七千人的大會”。如果魯迅確曾參加了這歡迎會，那麽，這就是魯迅第一次見到了太炎。

　　太炎扺日本後，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動之中，主持《民報》筆政，並協助孫中山制訂《革命方略》等文獻，同時他未放棄講學和學術研究，自覺把革命實踐和理論鬥争及學術研究，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利益相結合，被魯迅譽爲“有學問的革命家”。太炎清晰認識到，要推翻清政府，一個相當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製造輿論，啓發民智，廓清莠言，解放思想，促進民族的覺醒，因此他致力輿論革命。首先他針對當時清政府中的頑固派和一些没落文人所鼓吹的“保存國粹”，對國學進行“層層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學説”（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作於1906年。），讓古老的國學，不再成爲當局用以麻痹民衆的“國粹”，而力圖爲近代中國創造一種新型的民族文化。太炎在扺達日本後二個月，即創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又成立了“國學振起社”，出版《國學振起社講義》，他認爲“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作於1906年。），革命者“不可不適其治法，不習其文辭”，如果“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作於1906年。），但他所講的國學，與封建專制當局提倡的國學，有本質之别，國學講習會所説的國學，“預科講文法、作文、歷史；本科講文史學、制度學、宋明理學、内典學”，完全不是當局提倡的經天緯地的四書五經，而是取舊學之精華，剔除糟粕，使國學在救亡圖存中起到積極作用。太炎這些言論，對當時知識分子思想解放，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他這些言行活動，在《民報》中都有報導。

　　魯迅是《民報》忠實的讀者，他不僅愛讀《民報》，而且還把它收集起來，裝訂成册，他當時雖然知道太炎創辦國學會事，但他正仿徨於“醫學救國”與“提倡新文藝來改良社會”這樣一條“治人”還是“治國”的十字路口，所以他没有立刻成爲太炎講學的第一批學生。次年，魯迅移居東京本鄉東竹町中越館，棄醫從文，與革命黨人陶成章、龔未生、陳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頻，這些人“差不多隔兩天總有一個跑來，上天下地的談上半天”（周遐壽：《魯迅的故家》。），而“陶成章和龔未生幾乎每日必至”（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載《上海文史資料專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1981年出版。）太炎寓所，“另有章行嚴、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陳獨秀等亦爲（太炎）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載《上海文史資料專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1981年出版。），這期間太炎與魯迅之間有這麽多共同朋友，必然會導致相識與交往，但真正從學拜師太炎却是1908年的事。

　　1908年初，太炎在東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風亭開設“國學講習會”，後移往日本帝國教育會，最後改在神田地區的大成中學講堂。四月，始講解《説文解字》。當時魯迅應許壽裳之邀，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舊居，與許壽裳、朱希祖、錢家治、周作人同住，稱之“伍舍”時期。這時魯迅摯友朱希祖、錢玄同、龔未生、朱宗萊等都在大成中學聽太炎講《説文》，魯迅與許壽裳也很想去聽，但苦於與學課時間衝突，因此托太炎女婿龔未生向太炎請求，希望另設一班講授《説文》。經太炎同意，在太炎寓所——即牛込區二町目八番地的《民報》社——設立了一個小班，時間是1908年7月，參加者爲魯迅及許壽裳、錢家治、周作人、朱希祖、錢玄同、朱宗萊、龔未生八人。但是太炎在大成中學所設的大班，並没有中輟，因此錢玄同等人是既在大班上課，又在小班繼續聽課。而過去許多史書混淆了大班與小班之别。其實太炎在日本講學，受業人遠不止大成中學與民報社一些學生，他自稱受業人“百數十人”，包括黄季剛、沈兼士、汪旭初、任鴻雋、馬幼漁、杜羲、陶治公、餘岩等名人，當然包括魯迅等八人，以及一些日本與印度的學者。

　　過去許多記載説，魯迅等人去《民報》社聽課，是每周一次，每次定於星期天上午舉行，此説幾成定論。近讀朱希祖《日記》，頗爲詳盡，1908年7月11日日記道：“八時起，至太炎先生處聽講音韵之學，同學者七人，先講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這就是小班講學之始，清楚無誤。可是，僅隔三日，7月14日記道：“八時，至太炎先生寓，聆講江氏《四聲切韵表》”；又隔三日，7月17日又記道：“上午至太炎先生寓，聆講音韵之學”；四日之後，7月22日記道：“午後，至餘杭（即太炎寓所）聆講音韵及《新方言·釋詞》一篇”；六天之後，7月28日記道：“上午至太炎寓，重上《説文》，自一部講起”。由此可見，魯迅等八人從學太炎時間爲1908年7月，受課每周至少二次，並非一次。

　　太炎爲魯迅等所開的小班在《民報》社内一間陋室中上課，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幾，太炎“逐字講解，滔滔不絶，或則闡明語流，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证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鮮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狀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載《制言》1936年第25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魯迅十分認真地聽講，用功地作筆記，他“極少發言”（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原作寫於1947年。），總是默然聽記，僅有一次爲文學定義，向太炎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小班的教學氣氛是和諧的，師生關係是融洽的。太炎按《説文》部首“一個字一個字的講去，有的沿用舊説，有的發揮新義，枯燥的材料運用説來，很有趣味。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却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點泥鰍胡鬚，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一尊廟裏哈喇菩薩”（周作人：《知堂回想録·民報社聽講》，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講學時，錢玄同先生“發問和辯論最多”（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原作寫於1947年。），又好在席間爬來爬去，魯迅先生曾風趣地給他一個綽號，叫他“爬來爬去”，至老還戲稱他爲“爬翁”。聽完課，他們又經常聚在一起核對筆記，學習態度極爲嚴肅。筆者曾親睹魯迅及錢玄同、朱希祖聽課筆記（筆者親睹魯迅筆記分别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和紹興魯迅紀念館，今由楊剋平出資印出，名爲《説文札記》。朱希祖筆記今由北京魯迅紀念館收藏，錢玄同筆記由其長子錢秉雄收藏。），從筆記來看，魯迅記得最簡却最爲嚴整恭正，錢玄同記得最全，朱希祖正如許壽裳所説“記得最勤”（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原作寫於1947年。）。這一段學習生活，是令魯迅終身難忘的，甚至在28年後，他回憶起這段聽講情景，仍有一種甜蜜感，説：“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難以忘懷。

　　講學“大約繼續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講完《説文》後，“似乎還講過《莊子》”（周作人：《知堂回想録·民報社聽講》。）。但從錢玄同的記録，以及朱希祖日記，可以證實，魯迅不僅聽過《説文》，還聽過《莊子》、《漢書》、《文心雕龍》等。這一年多師生生活，對魯迅影響是深遠的，魯迅也十分珍視這段師生因緣，可以説這是魯迅與太炎一生交往中最美好的時期。

　　這期間，魯迅與太炎除了教學關係外還有不少美好交往。魯迅兄弟倆當時翻譯《域外小説》時，曾得到過太炎大力幫助。魯迅兄弟翻譯俄國斯諦普基剋的《一文錢》，亦曾請太炎看過，改定了好些地方，後刊登在1908年6月的《民報》上。1908年10月，《民報》遭日本政府禁封，並處以罰款一百五十元，日本法院宣佈“限定時日，倘不如數交納，則將編輯人兼發行人章太炎，罰做苦役以扺償”，以服勞役一天扺作一元。而當時太炎生活异常艱苦，“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黄季剛：《太炎先生行事記》，《神州叢報》（121）1913年8月。），還要領導輿論革命與講學，根本無力交納罰金。1909年3月7日，日本政府以無力支付罰金將太炎拘捕，準備處以勞役。魯迅等聞訊，即與許壽裳急商，於是將他們翻譯《支那經濟全書》的部分印刷費，替太炎繳納了罰金，終於使太炎在關押一天之後即得釋放。1909年春夏之際，太炎請了印度梵師密史邏講授梵文，特約魯迅兄弟同去學習，並熱情地爲他們墊出“半月學費”，但魯迅因回國在即，未能往聽，只有周作人一人去聽了幾次。1909年7月，魯迅結束了在日本七年的留學生活回國，但他與太炎關係並未因此告終，他們親密的關係至少保持到“五四”運動的前夜，而魯迅對太炎的敬仰則終生未變，魯迅“每逢提起（太炎），總嚴肅地稱他太炎先生”（許廣平：《民元前的魯迅先生》。），或呼爲“章師”、“章先生”。

　　魯迅回到家鄉紹興後，1911年初，他與同門許壽裳、朱希祖等章氏子弟，集資爲太炎出版了他在東京講學基礎上所撰成的一部文字學的重要著作——《小學答問》。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發，魯迅極爲興奮地迎接這偉大的變革。他積極配合革命軍光復紹興，組織學生上街遊行、演講，宣傳革命，並擔任了新政權下的師範學堂監督，創辦了《越鐸日報》，力圖協助革命軍政府勵精圖治建設一個新中國。但這希望很快落空了，他“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滿眼是白旗，然面貌雖如此，内骨子是依舊的，因爲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魯迅：《朝花夕拾·範愛農》。）。殺害秋瑾的主犯——章介眉被釋了，而辛亥革命的功臣、光復會的首領、魯迅的老友陶成章却遭革命黨内部人的殺害。這種失望幾乎使光復會會員都沉默了。加之辦校經費不足等原因，魯迅辭去了校長職務，應許壽裳邀請去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不久，袁世凱上臺，他又隨教育部遷往北京。袁世凱政權下的教育部，完全是一個官僚機構，無公事可辦，“枯坐終日，極無聊賴”，魯迅不得不“整天看書”來打發歲月。袁世凱自上臺，日復暴虐，暗殺宋教仁、建立孔教會、倡尊孔讀經，最後復辟稱帝，這一切倒行逆施，使魯迅不勝迷惘和苦悶，而最使魯迅困惑和痛心的是：他尊敬的老師太炎，也被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囚禁了起來。

　　辛亥革命爆發，太炎聞訊即趕回祖國，但在民初紛雜幡亂的政局中，他變得無所適從了。開始他忙於光復金陵，組織北伐，創辦《大共和報》，組建中華民國聯合會，建立統一黨，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聘他爲高等樞密顧問，袁世凱也聘他爲高等顧問和東三省籌邊使，他在民初各種矛盾旋渦中努力捍衛辛亥革命成果。但是陶成章遭暗殺，擴大了他與孫中山等的隔閡。宋教仁遭暗殺，促使他對袁世凱的覺醒。於是他孤軍作戰，獨往獨來，以他的是非標準，批評時政，因此各種政治勢力既害怕他，又想拉攏他，利用他，甚至不惜詆毁中傷他。各種褒貶文字時現於報章，魯迅看在眼裏，十分同情和擔心他老師的處境。魯迅本人雖然没有參加多少社會活動，也没有加入什麽黨派，但在這紛争的政局中，他顯然是站在他老師的一邊，他曾以很形象而含蓄的筆調，説過這樣一段話：“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没有價值的人。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别，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駡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麽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魯迅：《華蓋集·補白》。）

　　中國資産階級的軟弱，使辛亥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凱手中，現實教育了革命黨人，於是發起了“二次革命”，但革命很快失敗了，孫中山等再度流亡海外，太炎也被袁世凱羈禁於北京三年。幽禁中太炎以各種形式抗争，毫不屈服，魯迅曾作過高度評價，説：“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不顧個人安危，多次去看望囚禁中的老師，還勸絶食中的老師進食。在魯迅的日記中，即留下了七次探望記録，而且每次去都是“晚歸”、“夜歸”、“傍晚歸”，大年初一還去給太炎師拜年，給囚禁中的老師帶去許多温暖。身處囹圄的太炎很感激魯迅，曾親書莊子一段話贈給魯迅，魯迅一直隨身珍藏着這幅字，直至去世。

　　在袁世凱統治期間，魯迅雖然没有像太炎那樣站出來與當局面對面鬥争，但他以沉默來進行了抗議。當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日，他“卧居家中，拒不參加‘慶典’”；袁世凱通令全國“祀孔”之日，他拒絶參加，並在《日記》中寫道，“全日無事”，予以蔑視；袁世凱頒佈《着教育部擬提倡忠孝節義施行辦法》時，他憤而辭去“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説股主任”的職務，這一切可説是與太炎的精神相通的。

　　1916年，袁世凱政權的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研究漢字的標準讀音。會上有人主張用國際音標，有人主張用清末簡字，各持己見，争論不休。魯迅等在會上提出了太炎早年創導的一套標音符號，力稱這是符合國情而可通行的註音符號。但有些人出於偏見在會上加以反對，於是魯迅在會上發言，堅持主張，闡明理由，終於使會議通過了以太炎的註音符號作爲全國通用註音符號的决定。這套註音符號一直沿用到今，這中間也凝集着魯迅的努力。

　　1916年6月，太炎因袁死而復得自由，只身南返，從此與魯迅分居南北，很少相見了。而且他們思想隨着時代的發展，也大不相同了。“五四”之後，魯迅成爲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急先鋒，與太炎對文化的態度顯然有别，政治情趣也不盡同，親密程度再也没有超過《民報》社聽講及袁世凱幽禁這期間的融洽程度。至於他倆後期交往以及相互影響，本人將另外行文。

　　二、章太炎對魯迅早年的影響

　　魯迅一生中的老師爲數不少，但對他影響最大，最受他尊敬的，恐怕要算藤野和太炎。日本著名學者島田虔次教授説過：“在魯迅的一生中，能使他對其懷有深深的敬意和愛情的‘師’是極少的，而太炎就是這極少的‘師’中的一人，恐怕除了藤野嚴丸郎先生外，太炎是唯一的一位了”（島田虔次：《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拙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魯迅從師太炎，自有前提，他並不是單純地崇拜太炎的小學，僅僅爲了跟太炎學習《説文解字》，也不是單純地羡慕太炎精深博大的學問，而是尊敬仰慕太炎的民族氣節和革命道德。魯迅曾説：“清末，治檏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個人，而他的名聲，遠在孫詒讓之上者”（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因爲他是革命先驅，“排滿的驍將”，前去聽講，也並非只因太炎是學者，却因爲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魯迅以太炎爲師，首先是向太炎學“爲人”，將太炎作爲思想上的師，其次才是學“爲學”，將太炎作爲學術上的師。因此，太炎對魯迅的影響，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首先可以説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其次是學術文化方面的，乃至爲人個性、愛好諸方面，影響可謂深遠。本文於此欲深入作些窺探，爲便於剖析，求教諸公，將分而論之。

　　（一）章太炎對魯迅政治思想方面的影響

　　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思想界對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要算太炎先生了，島田虔次教授曾正確地説：“在宣揚革命大義、掀起革命風潮這一點上，蜂起的孫文、黄興，也不及太炎的言論。孫文在廣州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以及《興中會宣言》（夏威夷、香港）在當時也只不過是在邊境或是在外國的局部地區的事件，還没有力量動摇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心靈，真正的去唤醒中國内地的知識分子的民族革命意識，而且使其對立於改良派的，無論怎麽説，也應該是太炎的‘蘇報案事件’。而且作爲革命前夜的最左翼的宣傳報導機關的《民報》的主筆，也是十分健鬥的”（島田虔次：《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魯迅即是當時深受太炎影響的知識分子之一。

　　太炎成爲革命派代言人，他的思想演變也是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與當時廣大知識分子經歷相似，所以他的覺醒與反戈，對當時廣大知識分子影響尤大。太炎曾驚羡過西方的“奇技淫巧”，贊賞過西方的“堅甲利器”，崇拜過西方的“科學文明”，推崇過達爾文的“進化論”，把“進化論”當作野蠻漸進文明的天理法則，因此欣賞過嚴復的《天演論》，擁護過康有爲的“維新變法”。這種經歷，這種思想，在當時很有代表性。魯迅在近代西方挑戰面前，也曾冀望過振興科學，實行變法，愛誦讀背嚴復《天演論》及林紓的著述，崇拜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科學思想，企圖以科學進步來拯救在水深火熱中的祖國，他選擇學醫，也正是他擁護變法維新的表現，他説:“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他學醫正是希望“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魯迅：《呐喊·自序》。）。魯迅在日本接受的影響是很廣泛與多元的，但是，促使他思想變化，從維新到革命，從“科學救國”到“政治救國”到“文學救國”，無疑是受到太炎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葉，一批先進的中國人如康有爲、嚴復等將西方不少先進學説傳入中國，使人看到進化論帶來了科技進步與物質文明，遂使人們認爲西方文明是人類共同文明，因此只要把西方一切現代化的東西搬進來，中國也就會現代化了。太炎則是第一個批判康有爲、嚴復學説的人。太炎雖欣賞過嚴復的理論，但他很快認識到進化論僅僅是自然規律，並非社會原理，因此批評嚴復没有從中國的風俗形勢出發，僅僅將西方的觀點簡單化地和絶對化地運用到中國，錯誤地認爲民族主義不足强吾種。太炎强調，社會進化不同於自然進化的社會意識和人道規則，靠的是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即講歷史和講道德。他提倡“國粹”就是要人愛惜漢種的歷史，國粹維係國性，國性亡，國也亡；他又提倡“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强調精神與道德的作用，用佛入地獄的道德精神、殉難氣概和衆生平等的道德理想，來排斥以富貴利禄爲中心的孔子儒教，以扺禦西方文明取代東方文明。他批評嚴復“裨販西學”，無視中國的國情、民族心理和文化個性，他强調文明，特别是文化，是由特殊的文化背景所産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或公式，應有别於自然科學界的定理。他撰寫的《俱分進化論》，即是指出進化論並非客觀公理，善進化時惡也在進化，西方物質文明發展同時，資本主義醜惡也在進化；他撰寫《<社會通詮>商兑》，即是對嚴復反對排滿與革命的批駁。太炎的首先覺醒與他對“西方文明”的超前認識，對同時代的人是巨大啓蒙，特别對魯迅尤甚。魯迅與當時許多熱血青年正是在太炎這種影響下，由對嚴復奉爲聖明到與之相訣，由對進化論的過祟到對精神意識的重視，由對擁護改良到贊成革命。

　　在現實鬥争中，太炎又認識到變法維新不足以救國，指出清廷已墮落爲帝國主義走狗，不去滿清不足以救中華，而以康有爲爲代表的“保皇黨”——“新黨”，其致命弱點是“競名死利”，他們只會依靠皇帝去搞改革，“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絶無”，也絶不願意用自己的頭顱去拼鬥，他們的改良主張與理論，只能是“政府之桀奴”。而革命者則是願以自己的頭顱去搏擊、去流血、去撞開冰冷的舊世界的厚墻，用自己的身軀去建築新的理想。太炎這些言行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震憾了一代知識分子心扉。魯迅非常欣賞太炎這些言行，稱爲“令人神旺”，促使魯迅等青年學子分清了革命與保皇的本質之别，從而紛紛摒棄保皇，投入了革命行列。

　　太炎從“蘇報案”坐牢獲釋到達日本主編《民報》，這期間輿論革命的焦點正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要不要實行推翻清政府的暴力革命。二、要不要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三、要不要進行以解决土地問題爲核心的社會革命。這也是革命派與改良派大論戰的焦點，也是舉國關注和牽動一代知識分子心靈的大革命。魯迅當時正在日本留學，他當時也有三個關心的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三、它的病據在何處。這些問題與康德終生探尋的倫理理論的核心，如“人是什麽”，“我應做什麽”，“我可期望什麽”等，有某些相通之處。而當時思想革命的大論戰，恰恰給魯迅解答他最關心問題，帶來了答案。

　　太炎在這場大論戰中，以他的博學、激進、雄健的思想與文筆，成爲這場論戰的公認旗手。他批判嚴復的“進化論”，揭露了康樑“新黨”的“競名死利”，創“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熱腸”説，提出“俱分進化論”和“國家學説”，説：“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章太炎：《俱分進化論》，載《民報》第7號，1906年9月5日出版。）。他竭力鼓吹民主革命，謳歌實行資産階級共和制，但又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出現的黑闇與醜惡現象感到憂心忡忡。他尤其注意對吴稚暉的無政府主義言論及立憲派種種主張，進行抨擊。他説：“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况不相應，……爲中國應急之方，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民族主義。”（章太炎：《排滿平議》，載《民報》第21號，1908年6月10日出版。）他針對無政府主義者認爲，排滿是“反背科學，有乖公理”，不合進化，違反自然，撰《四惑論》，對他們提出的“公理”、“進化”、“惟物”、“自然”進行了批判，指出不能機械地套用西方某些固定的模式，要警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崇拜物質文明的思想傾向在中國抬頭。他抨擊吴稚暉之流無政府主義者，“陽讬無政府，而陰羡西方琛麗”，這是民族虚無主義作祟，指出應根據中國自身的實際情况來解决革命問題。太炎在抨擊立憲派時，指出憲政“徒令豪民有志，苞苴横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户，士習囂竟，民苦騷煩”（章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載《民報》第17號，1907年10月25日出版。）。他極力宣揚“平民革命”，反對依賴“督撫的權力”來革命，指出革命者最最重要的品質是要依靠自我犧牲的力量去創造新的世界。太炎先生特别强調增進國民道德和提高革命黨人的素質，他説：“優於私德者亦優於公德，薄於私德者亦薄於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載《民報》第8號，1906年10月8日出版。），革命者必須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甚至説：“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他不僅這樣創導與鼓吹，并且身體力行，成爲他提倡的道德規範的模範執行者，受到廣泛崇敬。他一面鼓吹民主革命，讚頌資本主義，同時對西方代議制又表示了强烈的憂慮，指出若在中國實行議院制，必爲豪右大駔所主宰，將有阻於三民主義的實施。在土地問題上，他提倡“耕者有其山”，主張“抑官吏、抑富强、伸齊民”，對小生産者和自耕農，表示了極大的關注與同情。總之，這場大論戰，不僅僅是革命與保皇之争，也是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的一場大論戰，從而吸引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目光，其性質可與西方文藝復興相論。如果説中國近代資産階級大革命，也經歷了一場與西方資産階級大革命前夜的文藝復興相似階段，爲資産階級登上政治鋪平思想道路的話，那麽，中國辛亥革命前的這一場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的大論戰，也是一場“文藝復興運動”，只是它的經歷的時間極其短促，而太炎作爲這場運動的革命派的代言人，是深受人們的注目。正如恩格斯所説：“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紀末的德國文化狀况時，他説：“這個時代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國文學方面却是偉大的。……這個時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德國社會的叛逆的精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頁。），正是這個時代，出現了歌德、席勒、康德、費希特及黑格爾、貝多芬等。辛亥革命前中國，與當時德國，有極其相似之處，在太炎等影響下，也誕生了魯迅等新文化的旗手。一個人的思想形成，决不是一個師長可以左右的，還有社會、家庭諸多因素，而一個導師的思想言行，如果恰恰反映了諸多社會因素，那麽他的作用與影響，就會超過尋常的師了。太炎對魯迅的影響，恐正如此。

　　魯迅本來與太炎有着許多相似的家庭背景及文化背景，他們都是浙江人，深受浙江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們都出身破落的地主家庭，又都是書香門庭之後，他們都親睹了廣大農民和小生産者日益悲慘的遭遇，深諳中下層人民的痛苦與需要，關心自耕農和小生産者的利益與命運，他們都熟悉舊學，尤其受浙東學派影響較深，地方主義對他們影響也較大，因此他們思想上共性的東西原就較多，易得共同語言，易生共鳴。加上“蘇報案”事件，太炎名字幾乎家喻户曉，成爲浙江人之驕傲，出獄東渡後，更是被留學生視爲民族英雄，其言行成爲一切關心祖國命運人們的偶像，特别是他的《革命之道德》學説，“把（日本）學界全體激動起來，有多少頑固老先生見了這種議論，也都動魄驚心，暗暗地贊成了種族主義”（景定成：《罪惡》。）。何况對於魯迅這樣從黑闇尋找光明的熱血青年，那時的太炎簡直是他們思想上的明燈，其影響之大，是今人難以想象的。

　　在當時太炎的言行，尤爲魯迅贊賞，思想上簡直達到合拍地步。早期的魯迅基本上是站在“農人”的檏實道德與風習一邊，反對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化，他認爲要建立一個强國，必須要有好的國民素質，所以十分重視改造國民性的工作。他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傳統的心態之病，在於孱弱、麻木、萎靡、狹隘、墨守成規，缺乏“誠和愛”，長期封建傳統造成了人的殘忍心理，又産生了虚僞人格，因此必須改造中國人的靈魂，使民族靈魂昇華，要做到這點，單純靠科學技術是不行的，“洋務運動”之失敗即證明於此。靠樑啓超等改良派也不可能，因爲改良派缺乏從根本上冲破封建思想樊籠的勇氣。而太炎的主張則與他十分相契合拍。在這階段，他幾乎完全站到了太炎一邊。因此，當許多留學生赴日從事學習理工、軍事、政法等等，企圖獲取西方科學進步的秘訣，回國後辦工業興實業，以“黄金黑鐵”來拯救祖國時，魯迅却以學醫轉爲學文，去從事罕有人爲的思想啓蒙工作。他覺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着，是在改變他們精神”（魯迅：《呐喊·自序》。）。魯迅棄醫從文，急於去從事改變廣大民衆（主要是農民）的落後、愚昧、麻木、被動，從精神上去改變他們，即救國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啓蒙。他最欣賞太炎革命之道德説，贊賞太炎先生對舊道德的批判，他也致力對舊道德的無情揭露，力求解决倫理深層的核心問題——人的精神自由，獲得人的精神解放。這就是要首先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精神枷鎖宣戰，去改造人的精神和改變國民的劣根性，而這一切不是靠“黄金黑鐵”（改造封建經濟）的物質力量可以奏效的。魯迅這些思想，非常近乎太炎主張，幾乎同出一轍，都過分重視和强調了精神與道德的作用。

　　1908年8月至12月，魯迅發表了《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論》，這是他早年兩篇思想代表作，如果將這兩篇論著，與太炎的《俱分進化論》、《四惑論》等著作，以及當時發表於《民報》上一系列文字相對照，會發現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觀點如同一轍，簡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由此可見他當時多麽全面接受了太炎在《民報》上的主張。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提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因爲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之盛的後面，“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於是，“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僞罪惡，蔑弗乘之而萌”，因此魯迅先生認爲，應“非物質”，“重個人”，“取今復古，别立新宗”，使“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爲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萬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魯迅這些想法，不正是太炎主張之翻版嗎！他在《破惡聲論》一文中，除闡述了同樣思想外，進而批判了“掣維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體”，“假改革之名，而陰以遂其私慾”的保皇黨與立憲派的面目，從而提倡“蘇古掇新，精神闿徹”，即太炎所倡導的國粹主義精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魯迅發表這兩篇代表作之時，正是他在《民報》社聽太炎講《説文》期間，正是他從師太炎，交往最密期間。可見，他不單單是去聽太炎講古老的漢學，而是如他自己所述“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的經學和小學”，去《民報》社聽講，也“並非因爲他是學者，却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魯迅從太炎那裏所接受的主要影響，也是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思想，從而影響了一生的選擇，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選擇了以文學爲武器，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反封建的主將。他以文學爲武器，源自太炎先生“用國粹激動種性”，他一生致力國民性的改造，源於太炎先生“增進國民的道德”説。只是，在以後的革命實踐中，他漸感單純依靠宗教、國粹，是增進不了國民的道德和愛國熱腸的，這止不過是“高妙的幻想”，於是他們分道揚鑣了。魯迅從太炎那裏繼承和發揚了剛正不阿和絲毫無媚的革命精神，以及敢怒、敢駡、敢説真話、敢蔑視傳統、皇權、權威的風骨正氣。他“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而“没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百折不撓，永遠進擊，成爲終身爲中國的自由、民主、進步而戰的鬥士與旗手。魯迅這種精神，被譽爲中國近代最少媚骨的人，可以説是太炎嫉惡如仇精神在他身上的再現。由於魯迅先生堅持進擊，他終於找到了他老師尚未認識和接受的真理，跟上了時代步伐，終於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者轉化爲新民主主義革命者，超越了他的老師，最終成爲一名共産主義戰士，成爲公認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决、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魯迅逝世一週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説》。）。

　　魯迅在政治思想方面接受太炎的影響，可以説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例辛亥前對尼採的崇敬，五四前後對反孔的態度，都與太炎影響有關。太炎曾稱：“尼採所謂超人庶幾相近，排除生死，若無旁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行之操，下無農夫奄矜之氣，以此揭橥，庶於中國前途有望”（章太炎：《答鐵錚》，載《民報》第14號，1907年5月出版。）。魯迅正是在思想鼓舞下，撰《摩羅詩力説》等，來讚頌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批判屈原的“怨而不怒”。“五四”前後，魯迅成爲反孔的闖將，發表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到《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等作品，成爲反封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而“五四”的反孔則是辛亥革命前夜反孔的繼續，其思想源自辛亥前太炎的批孔。辛亥前，太炎爲了使人們從封建禮教的枷鎖中解脱出來，曾非常激烈地帶頭批判孔子的儒教，以後在批判保皇黨時，也抓住了他們忠君保國“競名死利”的儒家思想致命弱點，在與袁世凱鬥争時，也抓住了袁世凱建立孔教藉助孔子亡靈自救，予以狠擊，他指出：“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貫於徵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乎不遍者也。”因此，要救中國，必先要破孔子儒教。這些言論有極大醒世啓蒙作用。但因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批判孔子儒教也没有取得相應成功，而導致“五四”新文化運動再起。魯迅則接過太炎尚未完成的反孔使命，可見師生一脈相傳。當然，時代不同了，魯迅已賦予了反孔的新内涵。

　　在對待國民黨政權及蔣介石的態度上，魯迅顯然也受到了太炎的影響。誠如衆所周知，太炎與魯迅終身對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不抱好感，從無一字恭維，反而時予激烈抨擊。其近因固有蔣氏政權所作所爲令人不齒，更有私人情感原因而致。太炎作爲光復會創始人，魯迅作爲光復會的最早成員，都對光復會的實際領導人陶成章懷有深厚感情，辛亥革命的成功，光復會起了極其重要作用。然而就在亟需鞏固武昌起義成果，進而實行北伐，徹底推翻帝制的關鍵時刻，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暗殺了陶成章。光復會一批軍事領袖也先後遇害，使光復會徒存幾個文人，而名存實亡。極大削弱了革命黨的力量，給清廷政權得以喘息，使袁世凱勢力得以膨脹，導致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驟敗。這使太炎、魯迅終身懷恨，不可寬恕陳其美、蔣介石這一幫“同盟會”人，以及他們後來創造的“國民黨”。在辛亥前“同盟會”内部鬥争中，魯迅正處太炎身邊，親眼目睹事實真相，親見有些人是如何搬弄是非，不擇手段地中傷同志而大鬧宗派主義，親見太炎等如何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堅持革命，自知是非曲折，所以他没有參加同盟會，從來没有自詡過參加光復會的經歷，也從來没有指責過太炎“鬧分裂”、“搞宗派”、是什麽“反孫（中山）逆流”，顯然他是站在袒護太炎和陶成章一邊的，甚至在他一生難以數計的文字中，少有對孫中山先生的贊詞，不能不説受到感情的支配。魯迅曾對辛亥革命後的國民黨北伐等，予以支持與聲援，但當蔣介石竊權後藉助國共合作之力，依靠工農支持，取得政權後，轉而屠殺友黨，鎮壓工農，甚至將辛亥革命史寫成國民黨一黨的黨史，將光復會摒斥於正史之外，實行一黨獨裁專政，魯迅則由寒心到憤懣，太炎則由憤恨到痛駡。國民黨竟向太炎發出二次通緝會，這是太炎繼清政府、袁政權一系列追捕後的又一次追捕，而被迫匿藏起來，長達兩年之久，迫與時代隔絶。蔣介石這一切所作所爲，太炎與陶成章這一切遭遇，使魯迅憤怒，但他不再以太炎的簡單形式去進行鬥争。但在他的筆下，流出了多少揭露當局的憤怒文字，以及爲太炎鳴不平的文章。他，不能原諒蔣介石背信無義，更不能原諒國民黨將殺害陶成章等异己説成是維護國家利益。魯迅先生這些憤恨，顯然受着太炎的影響。

　　（二）章太炎對魯迅文化學術方面的影響

　　太炎對魯迅文化學術方面的影響，是極其廣泛和深遠的，也是多元多層次的，本文擬從以下五方面來加以論述。

　　（1）《説文解字》與魯迅。

　　魯迅從太炎學習《説文》，前文已及，本文將進一步談談《説文》對魯迅先生的文化學術産生的影響。

　　魯迅晚年曾説：“（太炎）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説文解字》却一句也記不得了”（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番話是不是可以證明太炎所教授的《説文》並没有對魯迅産生過什麽影響呢？我認爲不能這麽表面地看。魯迅説這個話，有幾個因素。第一，他説這番話，適在太炎逝世不久，國民黨當局糾集了一些反動無聊的文人紛紛撰文，極力抹煞和貶低太炎革命貢獻和歷史功績，把太炎的功績僅僅説成“著作等身”的“一代鴻儒”，一個“國學大師”而已，魯迅先生則深知當局的鬼伎，站出來特别强調太炎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業績”（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故而有意避學術而不談。第二，魯迅先生講這番話，實是自謙之詞。因爲他没有像錢玄同、朱希祖、黄季剛、馬幼漁等其他同門去繼承太炎的小學，成爲文字學家，故而他很自謙，説自己“一句也記不得了”。

　　魯迅當年不僅僅自己前去聽太炎講授《説文》，還邀二弟周作人同去聽講，還寫信給三弟周建人，説：“《説文》是不能不學的”。並要求周建人去買一册《説文》自學。可見，魯迅是十分重視《説文》這門學問的。今從魯迅的《説文解字札記》存本，得睹他細緻認真的札記，足見他當時重視《説文》的程度。而太炎講授《説文》，又並非單純地説經解經，他强調中國的語言文字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搆成了中國的歷史，如文字亡，那麽國家就萬劫不覆，所以他提倡愛自己的國家，就要愛自己祖國的歷史和文字。太炎的文字學觀點就是建立在革命需要和學術進步的基礎上的，以灼熱的愛國之心和淵博的學術灼見來講授《説文》的，固對魯迅産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魯迅文學創作的魅力，遣字造句的新穎獨特，對俗字俗語的精通稔熟，無不顯示出他文字學的修養。而這一切，可以説，都根植於《説文》的基礎。從他的文章、書信、論著裏，處處可見他對於《説文》的嫻熟，這蓋益於《説文》之教。如魯迅在《忽然想到〈八〉》一文中説，“釗”字與“淦”字，大概只在人名裏還有留遺，他在手頭没有《説文解字》的情况下，却還記得《説文》中“淦”字是“船底漏水的意思”。1927年，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所寫的《在鐘樓上》一文中説：“記得（太炎）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説《山海經》上‘其州在尾’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n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太炎先生）他後來可曾將此説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魯迅在《名人和名言》一文中説：“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講《説文》娓娓可聽，而江亢虎“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説‘德’字古字爲‘惪’，從‘直’從‘心’，‘直’即直覺之意。真不知悖到哪裏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魯迅用自己的《説文》學識，寥寥幾筆，把冒充斯文，“通人”不通的狠狽相頃刻勾劃了出來，麒麟皮下的馬脚頓時暴露無遺。可見，魯迅對於《説文》並非一句也記不得了，相反，其嫻熟是達到了順手拈來程度。

　　周作人説過：“太炎先生講授的中國文學的知識，給予我不少的益處，是我所十分感謝的。那時太炎的學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領導下做兩級師範的教員，隨後又做了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廳）的司員（魯迅即是其中之一），一部分在北京當教員，後來匯合起來，成爲各大學的中國文學教學的源泉，至今很有勢力。此外，國語註音字母的建立，也是與太炎有很大的關係的。所以我以爲章太炎先生對於中國的貢獻，還是以文字音韵學的成績爲最大”（周作人：《知堂回想録》。）。許壽裳説：“太炎師據段玉裁的《説文注》，引证淵博，新誼甚富，間雜詼諧，令人無倦，亙四小時而無休息，我們聽講雖不得一年，而受益則甚大”（許壽裳：《致林辰信》（1944年2月4日）。）。周谷城在紀念太炎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大會上説：“我是從老師錢玄同先生處間接受益於太炎先生的，錢玄同先生在教我們《説文》時説：‘仁’字的解釋多極了，但不外乎儒家經典的詮釋，唯太炎先生解釋有别，他説‘仁’是兩個‘人’字組成的，爲什麽取兩個人組成‘仁’字，即是要人與人相親相敬、互愛互助，只有相互尊重，才有仁字可講，這是要我們講人權呀。太炎先生就是這樣以西方的先進思想與學説，給古老的中國舊學賦以新的生命，這使我終身受益難忘。”從周作人、許壽裳、周谷城對太炎講授《説文》的評價，推斷魯迅，則同樣是“受益則甚大”的，當無疑議。

　　在太炎講授《説文》啓迪下，魯迅在厦門大學任教時，曾擬開“聲音文字訓詁”一課，並曾計劃寫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1929年，魯迅在給許廣平夫人信，及1933年在給曹聚仁信中，都談到過這一著書計劃，他對許廣平説：“我想，應該一聲不響，來編《中國字體變遷史》”（魯迅：《一九二九年至許廣平信》。）。又對曹聚仁説：“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1934年，他在《門外文談》一文中，即粗略地談到過漢語漢字的起源與發展等問題，他以深入淺出的手法，闡述了“字是什麽人造的”、“字是怎麽來的”，以及文字學六書中的象形與會意的關係等等問題，他舉例説：“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綫，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魯迅又舉例説：“‘菜，從草，採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奇聲’，畫一條河，一個戴帽（？）的太太，也二樣”。這些例子，都是魯迅從《説文》中引申出來，作爲編寫中國字體變遷史的刍形。後來因工作繁多，手邊資料不足，魯迅没有完成撰寫《中國字體變遷史》的宏願，這不能不説是一件憾事。

　　（2）莊子與魯迅。

　　周作人在他回憶録中説：太炎在講完《説文》以後，“似乎還講過《莊子》”。而我們從其他人回憶録和日記裏，則可確证魯迅確還聽過太炎先生講《莊子》。太炎講《莊子》時間不長，但他的莊子學説的影響對魯迅則是深長悠久的。

　　太炎的思想哲學體系，來自“佛學、諸子學和西方哲學”（薑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在諸子學中，莊子學説又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太炎是非常欣賞和重視莊子的，他的二部重要著作《齊物論釋》和《莊子解詁》，即是他在日本東京講授《莊子》時的講稿，整理成專著。他對《齊物論釋》一著，自視甚高，自稱“一字千金”，曠世未有之作，可見自重程度。在《齊物論釋》一著中，他借疏解莊子哲學而展開本人哲學思想，以佛學解釋老莊，又納入康德的“批制哲學”，以闡述自己對哲學中諸重大問題的看法。例如他在論及中國文化的特性時，太炎强調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立自主的文化，所以中西文化應相互尊重，不應讓近代西方文明去征服各個不同的文化，否則就有違齊物、平等之義，所謂“齊物”，即“一往平等之談”，只有不求强齊，才能存异，只有存异，才有平等，因此就人格而言，應尊重個性獨立，就文化而言，應尊重各國文化相异。魯迅極其欣賞太炎這些“渺義”，十分重視太炎這部著作。1912年，當《齊物論釋》正式出版時，魯迅立即購買了一部，並鄭重地記入這年的《書帳》；1915年6月17日，他在《日記》中又鄭重記下了龔未生（太炎女婿）送來新刻本《齊物論釋》一册的事，可見重視此書。

　　老莊學説，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始終是歷代統治階級封殺排斥的异説，其原因是，孔子學説，“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爲本師，而懼老子發其覆也”（章太炎：《諸子學略説》，載《國粹學報》丙午年第八、第九號，1906年7月20日，8月20日出版。），故逼老子“西出函谷”，儒家與法家，本也出於道家，儒、法二家是老子之學的亞流，而莊子發展了老子的學説，兼溶了老、孔、釋之長，成爲老莊學説。但是，自從儒家經典被封建統治階級尊奉爲法定學説、孔子被吹捧爲大智大聖、萬世作師、至明至神的聖人，老莊學説則被儒家視爲异端，長期加以排斥與壓制。太炎則站在摧毁封建殿堂的立場，致力揭穿儒家經典的真面目，力圖還孔子原來面目，他繼承發揚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指出儒家只是周秦九流之中一流而已，他竭力肯定儒學中荀子的地位，藉以非孔，又竭力爲法家、道家正名，從而讚揚莊子學説，對莊子的憤世及對平等自由追求的精神，尤加倡導，説老子是儒家的先導，“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删定六藝”，儒、佛、莊三家，才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精華，從而把至明至神的孔子從法定的萬世作師的寶座上拉下來，也就是把束縛了數千年人們思想的儒家經學從經天緯地的玉屋寶典上拉了下來，放回到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中去，放回到古代史料的地位上去，指出孔子的儒學不過是當時九流中的一流而已，不過是古史資料而已，而且跟老莊學説相比，還遠爲遜色。太炎這些言論，真是對封建正統史觀的大不敬，是對封建統治思想基石的一大反動，真是驚世駭俗，對清末思想的大解放，具有驚石破浪的作用，對當時新舊兩代知識分子的覺醒，具有重大影響。

　　魯迅就是深受太炎這種影響的一個知識分子。太炎先生不僅給予了魯迅莊子學的知識，還給予了老莊學説的精神影響。魯迅正是在這種影響下，透過儒家吃人的禮教，去認識社會，認識國民性上的積弊，去接受儒家的异端——老莊思想，去欣賞老莊“反”字的事物變化的自然通則，尊敬有反抗精神與性格的作家嵇康、阮籍、李白等人，傾心魏晋文風，因爲這些人及這樣的文風，都帶有老莊的批判精神、反逆性格及對自由的追求，在沉悶的封建長夜，通過太炎傳授的莊子學説，魯迅與有莊子精神的這些前人，取得了契合。正如胡適所説，太炎使我們明白古人用這個“儒”字，有廣義狹義區别的三種，即達名、類名、私名之儒；又如曹聚仁所説，太炎先生啓迪我們的不是信古，而是疑古，因此使我們“從科舉腐儒圈子跳了出來，又從傳統道德圈子跳了出來”（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三聯書店1986年出版。），使我們認識到“老、莊、韓非，無論那一點，都比孔孟高明一點，儒家只有荀子，還够得上和老莊抗衡”（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三聯書店1986年出版。）。魯迅先生同樣是在太炎先生這種影響下，接受莊子，並將莊子學説與思想，滲透到他的行爲裏與著作中。

　　郭沫若曾撰《莊子和魯迅》一文，專述了魯迅作品中引用了許多《莊子》的詞彚與語句，説明魯迅曾深受《莊子》的影響。魯迅在《故事新編》的《出關》與《起死》兩篇文章中，説：“老子的西出函谷，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説》中”。由此可見，魯迅本人也不否認受到過太炎關於莊子學説的影響。我認爲，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魯迅的作品裏，也影響到他的思想行爲裏，尤其是他的早年思想。魯迅對此也不加否認，他在《寫在〈墳〉後面》一文中説：早年曾“中些莊周……時而很隨便”的“毒”。的確，用莊子學説來非孔，在當時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莊子學説畢竟也有它的消極方面，特别它在宣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時，忽視了事物的穩定性一面，在宣揚“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時，又墮入相對主義怪圈之中，因而易“時而很隨便”，魯迅甚至幻想用莊子、佛學加西方尼採學説，匯合成一支“戟”，藉以對抗庸衆，刺向黑闇的社會，不能不説是不很高明的，並會産生消極的一面，因此魯迅先生的晚年則很反對向青年人宣揚老莊學説（這將在後文進一步闡述）。總之，老莊學説中反儒教的積極方面，作爲對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叛逆精神，對魯迅的思想形成有着積極的一面，《莊子》中豐富的想象與生動的寓言及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對魯迅的文藝創作，也有着積極的一面。

　　1915年，太炎在袁世凱羈禁的生死未卜的歲月裏，爲了寬慰時刻關心着他的學生魯迅，太炎特寫了一幅條幅贈給魯迅先生，條幅内容正是取《莊子·天運篇》上的一段話，即“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涂郤守神，以物爲量。”上款爲“書贈豫材”，下款爲“章炳麟”。魯迅和許廣平夫人非常珍愛這條幅，一直夾於行篋之中，終身隨伴未離。魯迅愛這條幅，不僅是老師所贈的愛物，亦是欣賞太炎先生在囹圄中，借莊子那種自由馳騁的思想，以恬淡的心情來自尋安慰，尋求樂趣。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超然世外之感，但實際上也是反映出他不甘寂寞，胸中並不平静的心境。（太炎）“他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停地變化着，守故執常是不行的，時光在流逝，社會也在前進，向前看才有希望。章太炎大概是用這種思想來教育和寬慰他的學生的吧”（岳首：《章太炎書贈魯迅的條幅》，載《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三輯，1984年7月出版。）。太炎、魯迅在袁世凱虐政下，借用他倆共同欣賞的莊子語言來溝通思想，是很有趣的。

　　（3）魏晋文風與魯迅。

　　太炎被舉世公譽爲“檏學大師”，即漢學大師，在漢學中他特别擅長魏晋之學。宋恕曾稱“枚叔（即太炎）文章，天下第一”，他的文章，被稱爲泣鬼神，驚天地，令清政府聞風喪膽，故有“蘇報案”和“民報禁封”二事案發。太炎文筆古奥，索解爲難，功底深厚，犀利勁健，令人耐讀，文章具有魏晋名理之長，懷有建安風骨之氣，有曹孟德之慷慨沉雄，有劉越石之激越悲壯，情調悲凉激憤，表現出清末革命派慷慨悲壯、蒼凉激越的心聲與追求，因此牽動了一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心。使文筆老辣的康有爲及筆風清朗的樑啓超師生，也終於敗北在他的筆下，被魯迅先生稱爲“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太炎的文筆與文風，對近代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如魯迅兄弟、錢玄同、馬幼漁、許壽裳、沈兼士、陳獨秀、胡適、吴虞、李大釗等，都産生過很大影響，這是舉世公認的，尤其對於魯迅的文風，産生的影響尤大。

　　魯迅早年愛誦太炎的文章，尤愛讀《民報》上太炎的文章，竟不知不覺染上了愛用古字和生僻字的嗜好，因爲太炎作爲“檏學大師”，文追秦漢，作文造句，多秦漢古字。魯迅也承認，自己早年曾受嚴復影響，“以後又受了章太炎的影響，古了起來”，“這是受了當時《民報》的影響”。許廣平夫人對此作了進一步解釋，她説：“凡是跟着章先生研究《説文解字》或研究他的著作的，都知道他好用古體字，因此魯迅譯《域外小説集》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采用了”（許廣平：《民元前的魯迅先生》。）。由此一斑可見，魯迅在文風上受太炎影響之深了。

　　太炎文風，總的來講，崇尚質檏，講究形式與内容的統一，主張文學爲政治服務，形式爲内容服務，反對重形式、輕内容、刻意模擬，或無病呻吟，反對雕琢、浮華、頽敗、陳腐的舊文風，他説：“文不論駢散，要以文骨爲主”，他認爲文風可見國勢的盛衰龢民氣的剛柔，反之，國勢與民氣又需要文風的改革，在衆多文學流派中，他特别讚揚和推崇魏晋文風，稱之“可以爲百世師矣”（章太炎：《國學論衡》上卷，1906年出版。）。他認爲魏晋文學，長於辨名析理，汲取了先秦諸子辯長，特别是吸收了老莊學説的義理，在思想上具有反儒家禮教經學的進步性，在文筆上“儀容穆若，氣自卷舒，未有辭不逮意”，“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這種文體，太炎認爲正是清末革命文學所需要的文體。因此他著《五朝學》，贊魏晋作品無嬌柔之氣，無靡麗之詞，唐、宋之文與之相較，都遠爲遜色和不足爲法。太炎説：“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較魏晋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章太炎：《文學略説》，載《國家論衡》，1906年出版。），而唐宋“歐、曹、王、蘇之作，氣骨已劣於韓、柳”（章太炎：《文學略説》，載《國家論衡》，1906年出版。），“唐末迄於五代，文之衰弊已極”，詩詞更是越來越墮入文字遊戲，小説更是纏綿之作，至於桐城文體，華而不實，更無論了，都不適於清末革命文學的要求。太炎反對文章只注重形式，不重視内容，“若夫前有虚冒，後有結尾，起伏照顧，惟恐不固，此自蘇軾、吕祖謙輩教人己法，以此謂之體制，吾未見其爲體制也”，他本人的文章，就從不講究形式，而是陡然而來，戛然而止，没有什麽首尾呼應等等形式與落套。在詩歌方面，太炎傚法魏晋，獨步五言，很少寫七律，提倡“文學復古”，這所謂“復古”，即提倡魏晋文藝的復興，藉以扺禦清末文壇諸多靡麗文體，以適應革命的需要。

　　太炎所處的時代，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黑闇太濃重，反動的勢力太强大，一批先驅者“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决心去搏擊，去流血，而有吴樾之死，陳天華之投江，他們爲争生存，不惜去犧牲，爲了争光明，不惜將自己燃燒，一批文化戰士，以文學傾吐凄楚悲憤，如魯迅所説：“唯有勇士能有大哀痛”，這種哀痛的憂患意識，“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魂”。魯迅目睹太炎先生於辛亥前的追捕坐牢流亡，過着極艱苦的生活，國家之痛與身世之憤，一發於文章，充滿凄惻之情，像受了傷痛的獅子，發出悲壯的怒號；辛亥後又受袁世凱囚禁，太炎愛女——魯迅先生摯友龔未生的夫人——憤世而自盡，刺激更深，發文更加沉痛，好像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逼人而來，廉悍勁利，充滿大哀痛。魯迅説：“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太炎的詩文，可以説正是這種“帶有憤怒之音”的怒吼文學。這對魯迅的影響是極爲巨大的，魯迅的創作風格與文學研究，特别是他的雜文——匕首文學，可以説是太炎哀的戰斗文章的發展，形成了一個時代二個時期的文學典範。

　　魯迅早年的文學風格，曾受到過嚴復和林紓影響，他自己也承認早年文章裏，“受着嚴又陵的影響”（魯迅：《〈集外集〉序言》。），在翻譯小説《匈奴奇士録》時，“還多用林琴南筆調”。（周作人：《關於魯迅之二》，載《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書店1979年複印本。）以後在太炎影響下，他終於擺脱了嚴、林影響，接受了章氏文風。太炎曾批評嚴、林文風，説：“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氣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紆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説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齲齒，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只益其醜也”（章太炎：《太炎文録·卷二·與人論文書》。）。這種批評是非常尖鋭苛刻的，但他是具有這樣批評的資格。吴文祺先生稱太炎文章“析理綿密，無盈辭，無剩義，用文精確，一篇文章中無一句浮泛的話，一句話中没有一個浮泛的字”，嚴、林文章與章氏相較，高低渭然，魯迅自然接受太炎而摒棄嚴、林之影響。周作人説：“魯迅早年接觸西方的思想與文學，大半是通過嚴、林的介紹，因而最初在寫作上都曾受到他們的影響。自從從太炎問學後，於是對林氏的筆調有點不滿，而對嚴文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説集》中也大都如此”（周作人：《關於魯迅之二》。）。到了五四時代，魯迅對桐城派的衛道士林紓，則毫不客氣地斥爲“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給予批駁，完全决裂了。魯迅正是繼承了太炎文風，尚崇魏晋文風，不尚空言，長於辨理，精於用詞，文風峻利，用詞典雅，嬉怒哀駡，皆成文章，師生可謂一脈相傳。但是，太炎的文偏於政論與史論，較學術化，而魯迅先生的文偏於國民性的改造，“魯迅比前人的貢獻，在於他在中國近代首先把文學和提高民族靈魂境界的使命直接聯繫在一起，把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具體化了”（程麻：《溝通與更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雖然中國自古有文史不分之説，但魯迅文的内容比之太炎畢竟更廣泛和平民化，顯然，魯迅是繼承發展了從魏晋到龔自珍、太炎的思想與文風。

　　文學評論家王元化説：“章太炎繼清代錢大昕、朱彝尊的餘緒，破千年來的傳統偏見，著《五朝學》，對魏晋時代文學作了再估價，恢復了它在學術史上的應有地位。在這一點上，魯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響”。（王元化：《文學沉思録·關於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魯迅“喜愛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掃前人奉儒家爲正宗，對玄學家和清談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顧的成見，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湯武薄周孔的反禮教的積極一面。他把魏晋時代稱爲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説法不僅中肯，而且具有卓識”（王元化：《文學沉思録·關於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1927年魯迅在廣州所作的《魏晋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演講，即是對魏晋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再評價，顯示了他對魏晋文學史的修養與造詣。但是，魯迅没有簡單地對魏晋文學進行照搬與重復，這一點上，他大大優越於他的老師。太炎由於太追求魏晋風骨，文必追古（即魏晋），字必用“本字古義”，顯示高雅，衆所周知，秦漢魏晋的本字古義，今已成古字僻詞，誠有幾者卒讀，因而太炎先生文章幾成“天下第一難讀”，裏面文字古澀難懂，大大影響了他的文章的影響與普及，正如吴　齋批評所説：“太炎先生的思想是平民的，但他的文字是貴族的”。而魯迅在精研魏晋文學基礎上，又創導了白話文，大大適合了時代需要，從而超越了他的老師。

　　魯迅好友劉半農曾爲魯迅撰聯一幅，稱他“托尼學説，魏晋文章”，即是説魯迅思想上曾刻意汲取西方尼採學説，崇尚革命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文章上曾汲取魏晋文體之長，尚崇反抗精神和伐人有序，兼溶中西之長，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魯迅對劉半農的對聯，對他思想文章的評價，没有任何反對，因爲這確實是知者之言。魯迅的另一位同門好友曹聚仁曾説：“章師（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章，低視唐宋古文。（黄）季剛自以爲得章師的真傳。我對魯迅説：‘季剛的駢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們兄弟倆的散文，才算得魏晋的神理’。他（魯迅）笑着説：‘我知道你並非故意捧我們的場的’。後來，這段話傳到蘇州去，太炎師聽到了，也頗爲贊許”（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三聯書店1982年出版。）。魯迅逝世後，他在東京時另一位同門好友馬幼漁寫了一幅挽聯，稱魯迅“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遥師菿漢閣（“菿漢”是太炎先生號）；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將魯迅的爲人與文風，與太炎並論，也可謂是知者之言。從劉半農、曹聚仁、馬幼漁的評價，都可證明魯迅繼承和發揚了從魏晋到太炎的文風與精神。

　　將魯迅的文風與太炎的文風相提比較，並加以比較研究的，要首推吴文祺了，他遠在1936年7月，即太炎逝世後一月，在《論章太炎的文章》一文中，説：太炎弟子中，“只有一個人的作風和章氏有些相像，那就是魯迅，有些人論魯迅的文章，‘如鐵筆畫在岩壁上，生硬以外，還夾着絲絲尖利的聲音，使人牙根發酸，或頭頂發火’，用這幾句來形容章氏的文章，也是很適切的，其他如詼諧的風趣，凝練的字句，深刻的嘲諷，凡是見於章氏文章中者，也可在魯迅的文章中發現”。這篇評論，寫於魯迅在世之時，發表於上海《立報》，未知魯迅先生當時是否見讀，是否肯同，但在今人讀來尚感確切不移。的確，如果再作些細緻比較，我們可以找出大量太炎、魯迅倆人酷似一人的文字與句子，連駡人句式也一模一樣，一個駡得詼諧、刻薄，一個駡得幽默、尖刻，文風如一。如太炎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一文中，稱“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這番話真是大氣磅礴，有黄河之水天上來之勢。魯迅在《〈忽然想到〉〈大〉》一文中，説：“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圓，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地”。二文氣勢與用詞，如同一轍。太炎在批斥吴稚暉時，譏吴稚暉“善箝而口，勿令舐癰，善補而袴，勿令後穿”，真是竭盡駡人之能事了。魯迅文章中痛斥敵人時的語詞，極爲相似，如《戰士與蒼蠅》一文中，他説：“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這樣的話，簡煉透徹而挖苦到頂了。這些類似文句可以找出許許多多，可見文風如一，受之影響深刻。

　　（4）佛學與魯迅。

　　太炎1906年第三次流亡日本時，在七千多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中，提出了他在西牢中沉思三年的革命行動設想，他説：當務“有兩件事是最最要緊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用什麽樣的宗教來發起信心呢？他認爲，傳統的孔教，徒叫人利禄於心，斷不可用；西方的基督教，叫人崇拜上帝，實際上是崇拜西帝，也不可用；唯有佛教中的華嚴與法相二宗，在道德上與人最爲有益，可用於革命。太炎説：“華嚴宗所説，要在普度衆生，頭目腦髓，都可以施捨與人”，“法相宗所説，就是萬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其有”，“要有這種信仰，才得勇猛無畏，衆志成城，方可干得事來”。他又説：“佛教最恨君權，大乘戒律所説：‘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又説：‘殺了一人，能救衆人，這就是菩薩行’。”“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要除去。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豈不應該攘逐？”因此“照佛教説，逐滿復漢，正是分内的事”（上述引文，均録自章太炎：《1906年日本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説辭》，載《民報》第6號。）。由此可見，太炎提倡的宗教——佛教，爲的是革命者有不畏犧牲的精神，同時可以消除富貴利禄的觀念，提高革命者的道德品質，使革命黨人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惴夫奮矜之氣”（章太炎：《答鐵錚》。），有利於民族主義龢民生主義的實行。太炎看重的是佛教的哲理與内核，並不是那些形式與内容，所以與封建迷信的佛教内容和形式，毫無共同之處。他把資産階級的平等、自由、民主、博愛等思想内容，反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運動，注入佛身，使佛的形象適應於近代革命的需要。從太炎的思想體系和哲學體系來講，也是源自佛學、諸子學和西方哲學這三個層次，其實，他所説的佛學，已不是真正的佛學，無非是從佛學汗牛充棟的經論中，借若干現成的思想資料與語言，來搆築自己的體系罷了，這個佛已是資産階級革命化了的佛，這個宗教不過是利用它的外殻與號召力的宗教。太炎慣於將古今中外許多有影響的重要哲學流派，不分國度，糅合到自己的思辯哲學體系中去，可謂博採衆長，爲我所用。爲了融合古今中外許多有影響的哲學流派，太炎曾對印度古代哲學發生了興趣，他不僅閲讀與研究了佛學各宗派的許多經論教義，而且注意研究包括數論、勝論、吠檀多等各派在内的婆羅門學説。當時他在日本購得對佛教有重大影響的古印度吠檀多精神哲學典籍《奥義書》十種，但都是英、德、日的譯本，爲了直接閲讀梵文原著，瞭解《奥義書》的内涵，他特邀請了印度梵文教師密史羅到日本講授梵文，自己親自去學習，這時的太炎，已經42歲了。

　　當時，魯迅兄弟正在東京從太炎學習，故太炎特邀他們一起去學習梵文，寫了一封詞懇意切的信，信雲：“豫才、啓明兄鑒：數日未晤。梵師密史邏已來，擇於16日上午十時開課，此間人數無多，二君望臨期來祉。此半月學費弟已墊出，無庸急急也。手肅。即頌撰祉，麟頓首。十四”。在此之前，太炎曾請周作人翻譯日文版《奥義書》，但憂轉譯易有訛誤而作罷，故有邀梵師來講梵文一事，有請魯迅昆仲同學梵文一事。但這時魯迅正忙於結束留學日本準備返回之際，没有前去聽講。

　　魯迅先生雖然没有從太炎先生一起學習梵文，也没有發現他從太炎研究佛學的其他記載，但是，太炎對於佛學的態度與興趣，同樣感染和影響了他，對他産生了深刻而遠久的影響，這是毋用懷疑的。尤其辛亥革命失敗後，魯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職期間，他目睹現狀，無限憂鬱悵惘，他無力解釋他熱望的革命僅僅是剪掉了一條辮子，推翻了一個皇帝，但驟然又出了幾個皇帝，而民衆苦難依舊，他迷茫了，痛苦與徬徨使他只能以沉默來對待現實。人在失望之際，往往容易倒退到他熟悉的舊的生活中去。他在這時期用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去從事從太炎那裏感染到的對佛學的興趣上去。在1914年内，魯迅就購買《選佛譜》、《三教平心論》、《法句經》、《釋迦如來應化事迹》、《閲藏知律》、《華嚴經合論》、《决疑論》、《維摩詰所説經注》、《寶藏論》等等佛學經典，以後又購買了許多佛學書籍，他不但自己讀，還與許壽裳、周作人等交换看。一次，他感慨地對許壽裳説：“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决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啓示了，真是大哲”（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别人趕不上”（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後來他對佛學研究的熱情漸漸地淡然，不再是從佛學中去找解脱了，而是把佛學當作人類思想發展的史料來看了。的確，佛學與信佛，宗教與迷信，不是一回事，佛教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我國文學、哲學、倫理、道德、繪畫、音樂、建築、雕刻、印刷等等的發展，都有着重大的影響，儒、道、佛搆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容忽略的學説。魯迅從太炎身上感染於此，甚至他們都於困厄中研讀佛書。太炎因“蘇報案”牢係三載，以讀佛經自解，在袁世凱幽禁中，也大量閲讀佛書，以排泄胸中煩悶，又窺探佛教文化對現實的作用，魯迅亦然。佛學要人出世，儒學要人入世，魯迅並没有因讀佛書而出世，他讀了一個時期佛書後，忽有所悟，許壽裳回憶説：“（魯迅曾説）‘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死亡，永遠不會復活了’。所以他對於佛經只當作人類思想發展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觀罷了。别人讀佛經，容易趨於消極，而他獨不然，始終是積極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學，不是在宗教”（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這點期望與太炎極爲相似。由於魯迅從這樣的角度去研究佛學，所以對他以後從事文化工作，産生了很大補益，發生了非常深遠而巨大的影響。他收集了許多佛教藝術的拓片，就是很好的例证，近年這些拓片有關部門正加以集印，這也是一份很好的文化遺産。而很長很長的時期，在魯迅研究中，似乎逥避涉及魯迅與佛學這一問題，好像魯迅這樣偉大人物身上不應該有佛學影響的這一面。在他的思想與作品中，受到佛教文化影響的成份，也没有深入去剥離，似乎唯物主義者不應該與唯心主義有瓜葛，這恰恰忘記了先進的東西正是胎自落後的東西。許廣平夫人説，1928年，她與魯迅去杭州游西湖，“客僧向魯迅大談佛學，而反被魯迅説倒，借故離去的有趣情况，就可見魯迅於此瞭解的深透了”（許廣平：《魯迅回憶録》，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魯迅研究佛學瞭解佛學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他在指導徐梵澄研究佛學時，説：“讀《大乘起信論》這部僞書，不如看《百法明門論》；研究諸教之鬥争，當先看《弘明集》和《廣弘明集》。又認爲中國文化受佛教的影響，實在太深了，由此總結改革，應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加强文化交流”（姚錫佩：《章太炎·魯迅·徐梵澄》，《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10期。），這不可不謂灼者之見。

　　魯迅在佛學上受太炎影響是明顯的，但他在現實與辨思之後，發現“用宗教發起信心”説，“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並没有去步之後塵，去加以宣揚，只是作爲一門文化去加以鑽研，他用韌的戰鬥，去倡導“大衆文學”，去摧毁舊世界的堡壘，顯示出他“能入乎於佛，亦能出乎於佛”。

　　（5）國學與魯迅。

　　國學，是中國古代傳統經、史、子、集的總稱，有人稱之爲國粹，太炎稱它爲國故學。太炎是清末民初舉國公認的“國學大師”，他曾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化遺産的整理與發掘，力圖創造適應新時代要求的近代新型民族文化，他的“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觀點，在二十世紀初，尤其在推翻清政府封建專制統治鬥争中，曾産生過積極的進步的作用，影響過許多知識分子，魯迅即是其中一員，尤其魯迅還親從太炎先生傳授國學，影響更甚於他人。

　　太炎爲什麽要提倡國粹呢？他曾説過：“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們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學，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章太炎：《1906年日本七千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辭》。），國人若知道中國自身的長處，知道了自己民族的歷史，“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1906年日本七千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辭》。）。太炎：“古事古迹，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當初顧亭林要想排滿，却無兵力，就到處去訪那古碑古碣，傳示後人，也是此意”（章太炎：《1906年日本七千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辭》。）。在中國的文化遺産中，也沉積了許多糟粕，因此，太炎一生又致力於各種歷史垃圾的清理，力圖摧毁封建經學對思想學術界的禁錮，整理了許多古代典籍與文獻，考證了許多史實真僞，撰寫了很多專著論文，通過這些來傳播愛國主義思想和倡導人性的解放。

　　魯迅不僅追隨太炎研讀國學，學了《説文》、《莊子》、《漢書》等，也從事過古籍的輯佚校勘工作。1909年6月，魯迅辭别太炎返回故里，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夜，他在家鄉一邊教書一邊“薈集古逸書”，輯録了有關家鄉會稽的古代先賢史傳及地理方面逸書，後編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説：“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迹，風土之美……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其故”，這旨意不正與顧亭林及太炎的“到處去訪古碑古碣，傳示後人”，以古事古迹“動人愛國的心思”的宗旨如一嗎。當時，魯迅還輯録了周至隋的散佚小説，後編爲《古小説鈎沉》，輯録了周至隋的古代小説三十六種，成爲他以後編著《中國小説史略》的雛形。《中國小説史略》這部著作，被郭沫若稱爲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合爲“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爲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起了開山作用。這部著作，顯然受到太炎諸多影響，除國學整理觀念外，還有關於小説家的歷史地位觀念影響。早在1906年，太炎在《諸子系統説》一著中説：“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説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輟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充分肯定了小説家的歷史地位。以後，太炎在《諸子學略説》一著中，又進一步肯定了小説家在諸子九流十家中的地位，將儒家與小説家並提，賦予了小説家應有的歷史地位，對周、秦、兩漢的小説，如《周考》、《青史子》、《伊尹説》、《鬻子説》、《宋子》、《虞初周説》等，給予了新的評價，他説：“宋钘的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慾寡淺爲内，周行天下，上説下教，故近於小説。”這些言論，在清末嚴重輕視小説的歷史環境下，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因此胡適説：太炎“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外，别有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是“更爲空前”的。這，顯然對魯迅編著《中國小説史略》起了一定作用。

　　魯迅早年，薈集輯録的古籍很多，辛亥革命前曾手録了《沈下賢集》和《唐宋傳奇集》中的《湘中怨辭》、《异夢録》、《秦夢記》；辛亥革命後，他痛心革命失敗之餘，更用心於古籍整理，鈔録整理了《謝氏後漢書補逸》、《謝承後漢書》、《石屏集》、《雲谷雜記》、《虞預晋書》、《易林》、《石屏詩集》、《嵇康集》、《沈下賢文集》、《出三藏記集》、《法顯集》等等。由他校勘的《嵇康集》，參照諸本，反復校勘十多過，不厭精詳，成爲古籍校勘中最精善之本。魯迅又經常去尋訪購買各種古籍，並加以補繪補抄，而且一一加以裝訂。1914年後，他又致力搜集和研究漢魏六朝以及唐宋畫像、石刻及拓本，共得七百多種，一千七百多頁，其中有中國最原始的龍的拓片，以及漢至隋唐的造像、墓誌，並潜心研究了金石，在這基礎上編了《六朝墓誌目録》、《六朝造像目録》、《俟堂專文雜集》等，爲這些工作，他常常“校録至於半夜，有時或至一二點鐘才睡”，對我國古籍整理作出了很大貢獻，樹立了一塊豐碑，也增進了學識，奠定了深厚國學功底，爲今後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學涵。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正是繼承了太炎在内的檏學家治學的家法。

　　魯迅雖一度致力於古籍整理工作，但他又没有埋入故紙堆而不能自拔，正如許廣平夫人所言：“這是（魯迅先生）應付當時環境的一種方法，是一種無言的憤怒”（許廣平：《魯迅回憶録》。），魯迅通過對國學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可以研究中國文體史，另方面，可以作爲寫中國文學史的風俗習慣的正確瞭解”（許廣平：《1951年11月6日致胡冰信》。）。的確，魯迅古籍上的努力，大大豐富了他的國學根底，爲他今後的文學道路，增添了學識與功底。魯迅曾與許壽裳討論過漢魏六朝石刻的圖案，他説：“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爲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麟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贊許，説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於我國的漢畫呢!”（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魯迅這種對待中外文化的態度，和太炎十分近似，太炎也一貫尊重民族文化的價值，曾説：“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説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暴自棄，説中國必定滅亡，黄種必定剿滅，因爲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因此他要宣揚“用國粹激動種性”，來“增進愛國熱腸”罷。太炎、魯迅此識與共，都極力用“國故”來啓迪和引導人們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歷史，抛掉民族虚無主義和自卑感，增進愛國的熱腸，這種歷史的使命感，這種對傳統與現實的態度，迄今光彩照人。

　　魯迅從師太炎，在國學的研究與整理方面取得了相當成就和造詣，受益終身，可是他並没有成爲“國學大師”第二，没有被永遠埋在故紙堆裏，而是在“五四”運動到來之際，投入了反封建反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行列，成爲一名戰士與旗手，終究没有去當注經釋經的學究。魯迅曾精研古籍，但他始終反對青年人讀古書，鑽入故紙堆裏，尤其痛恨道學家們提倡的“國粹”，大概他太瞭解什麽是“國故”了，這正如他寫文章用的是土紙與毛筆，但他不希望青年人用毛筆來寫文章一樣。

　　綜觀太炎對魯迅學術文化方面的影響，實在是多元多層次的，遠不止上述五個方面，當然，也有許多方面是太炎先生影響所不能及的，特别是日本近代的浪漫主義思潮及大量文學作品與翻譯作品，以及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與哲學、自然科學的影響，都對魯迅先生産生過影響，本文只是偏重剖析太炎先生對魯迅先生的影響。姑先抛磚引玉，可能偏於一隅，過於張大，未必盡妥。拙作不殫筆墨，展示他倆的時代、經歷、思想、感情、觀點，因爲也只有瞭解於此，才會瞭解魯迅臨終的兩篇絶筆爲什麽是《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才會瞭解他們在學術上文化上的諸衆影響的原由。至於太炎與魯迅後期交往，以及相互的影響，筆者將另撰一行，或許就以《論章太炎與魯迅的後期交往及相關影響》，將本文没有展開與涉及的問題作一深度闡述。


　　（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63~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