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二位人物是不容忽略的，一位是從清末群儒中一躍而爲民主革命先驅的章炳麟（太炎）先生，另一位是從民初著名經學大師而一躍爲共産主義戰士的吴承仕（檢齋）先生，他們都曾在革命史、學術史上叱咤一時。這前後兩代的有學問革命家，還是一對情深誼厚的師生。他倆的師承交往，治學情趣，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影響與變化，充滿離奇色彩，爲文壇留下了許多佳話，在學術史上樹立了兩塊豐碑，並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啓示，這是非常值得後人去研究和總結的。可惜因種種歷史原因，而一直没有獲得應有的重視，甚至被今人視爲陌人。關於他倆的交往，則更少有人論述，遂“傳説”代替了史實，訛誤一誤再誤，令人遺憾。今年正值辛亥革命八十週年，實在有必要爲這二位先驅寫點文字。

　　一

　　世上有許多尊師愛生，師誼篤厚的佳篇，毫無疑問，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的一生交往，就是這種佳篇的實照。

　　檢齋先生與太炎先生關係始於何時？過去記載都認爲在1913年之後。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15年這一年也記載道：“歙吴承仕檢齋……來就餘學”。但我認爲他們的交往應始於辛亥革命爆發前後。今據北師大出版的《章炳麟論學集》（下稱《論學集》），載有 1911年12月4日太炎先生致檢齋先生的一封信，信謂：“檢齋足下，兩得手書，推崇過當”（《章炳麟論學集》，1982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第 347頁。）。可見在此之前檢齋先生已兩次致信太炎先生，並表達了“推崇”之情。武昌起義爆發於1911年10月10日，同年11月16日太炎先生自日本返回祖國投入革命，檢齋先生給太炎先生兩封信，應是在武昌起義前後。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當時清政府尚未完全推翻，檢齋先生還是清政府大理院主事，他二十四歲中舉，二十六歲舉省會考獲一等第一名，即清代最後一代狀元（當時稱朝元），可謂朝廷要人。而太炎先生是朝廷要犯，是寧以滬寧鐵路主權去换他腦袋的欽犯。

　　太炎先生收到檢齋先生二封信時，正在忙於光復金陵、籌劃北伐，但他没有冷落這樣一位陌生的求知若渴的年青人，在百忙中他還是回了信，並寄去了自己的一部專著《新方言》，表現出愛護後學的風範。在復信中説：“承教愧汗，……學問之事，終以貴鄉先正東原先生爲圭臬耳”。可見檢齋先生當時即有拜師之意，而太炎先生很自歉地認爲，自己遠比不上檢齋先生家鄉的戴東原有學問。

　　辛亥革命後，檢齋先生擁護資産階級共和國在中國的誕生，滿懷喜悦地出任民國司法部僉事。但民國後的現實很快使他失望了。不久革命黨人被迫舉行“二次革命”，旋遭挫敗，太炎先生也因此被袁世凱羈禁於北京。憂鬱孤憤幽禁中的太炎先生，心情非常黯傷，他在北京的學生常去慰借他，其中有任教育部僉事的魯迅先生，還有任司法部僉事的檢齋先生。由於檢齋先生的身份，比别人更容易探望，故他常去送衣送食，盡管這不能根本解除太炎先生的苦惱，但畢竟是一種慰籍，正如他當時給檢齋先生信中所説：“所饋食物四事，悲慼中未審能自解憂否”，但還是“敬領並謝”（《論學集》，第362頁。）。

　　1915年，袁世凱肆虐更狂，檢齋先生竟不避時忌，差不多每天看望太炎先生，他用談學問方式，幫助太炎先生排遣心中憤懣。檢齋先生長子吴鴻邁教授曾撰文説：“章先生在囹圄生活中，弟子吴承仕經常給他送飯食去，老師也經常給弟子講授解答一些學術上的疑難問題，學生每次接受老師的口授後，回家必仔細整理一番，等洪憲帝垮臺了，章太炎先生出獄了，一捲精煉卓絶的《菿漢微言》緊跟問世了”（吴鴻邁《章太炎吴檢齋師生二三事》，載《吴承仕同志誕辰百週年紀念文集》第144頁，198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下稱《文集》。）。《菿漢微言》是記載了太炎先生對於先秦諸子學、宋明理學、文字音韵學、印度哲學、佛學等學術問題的見解，也是通過學術研討曲筆抨擊時政的著作，正如太炎先生在該書《題記》中所言：“是册作於憂憤之中，口授弟子司法僉事吴承仕，令其筆述，雖多言玄理，亦有諷時之言，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覽者自能望之也”。檢齋先生在該書卷首記道：“此中所述餘杭章先生口義百六七十首，起自己卯，訖於丙辰之初”，即1915年至1916年初。當時爲袁世凱統治最猖獗時，而身爲司法部僉事，拜犯人爲師，可説又是一次“大逆不道”。但檢齋先生是膺服真理，崇尚真學，他欣佩太炎先生道德、學問，故不畏個人得失，好學篤實，《菿漢微言》就是師徒威武不能屈的結晶。此書後由檢齋先生印行，太炎先生將此書鄭重地收録於1919年浙版《章氏叢書》之中。

　　檢齋先生從學太炎先生，除出版過《菿漢微言》外，另編有《菿漢微言外録》一册，可惜已失散，今僅能從北師大圖書館特藏處檢齋先生遺稿中看到《菿漢微言外録序言》一篇。據檢齋先生弟子黄壽祺教授相告，該文將收録於他主編的《吴檢齋先生學論文集》，但黄壽祺先生去年也作古了，不知《學論文集》能不能順利問世了。

　　太炎先生被袁世凱囚禁三年期間，還常與檢齋先生通信，恐是言猶不及信而繼之，其中十二封通信，今印於《論學集》，内容大多是論佛學的。太炎先生在《自定年譜》中説；檢齋“好説内典，來就餘學”。這就是説，檢齋先生愛好研究佛學，這正好與太炎先生情趣相合。近代學人中對佛學下過功夫的人實在不少，辛亥時期除太炎先生外，樑啓超、蘇曼殊、馬一浮、王國維、熊十力、丁福保等等，都係學者。然而我們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内，對佛學采取了簡單否定，好像一説起佛學，就是宣揚迷信，是消極的東西。其實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所研究的佛學，與佛教中迷信風牛馬不相及。太炎先生一輩子没有燒香唸經拜佛，檢齋先生亦然。他們研究的是佛教文化，是將佛學當作人類思想發展的史料，作爲一門社會科學去加以綜合研究的。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儒、道、佛是三個組成部分，要繼承發揚祖國文化寶庫的精華，必須對三教加以綜合研究，比較三種學説的優劣，才能對中國學術思想史有較清楚的認識。在《論學集》中，有幾封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論佛書，對儒、道、釋有非常精闢的論述，却一直没有引起學界重視。太炎先生説：“佛法本宜獨修，若高張旗幟，必有浪人插足其間”，“居賢善俗，仍以儒術爲佳。雖心與佛相應，而形式不可更張。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陽明所得，各有深淺，要皆可用，唯周、張、邵、朱，亦近天鬼之見，並屏絶耳。老莊亦可道，雖陳義甚高，而非妖妄所能假借也”。太炎先生又認爲：“大氐佛法究竟，不過無我二字，則孔子絶四，顔淵克己，正與之合”。（《論學集》第382頁。）太炎先生對儒、道、佛見解很有獨到之處，他佛學上的造詣對檢齋先生極有影響，可惜我們過去忽略了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包括對魯迅先生一度在太炎先生影響下在佛學上所下的功夫，甚至對以後的思想、學術、創作上所産生的種種影響，也没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術本是無止境無界限的，爲此太炎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一聯，贈檢齋先生，勉勵他不斷探索進取，檢齋先生始終將此聯懸於室内，終身奉爲座右銘。

　　太炎先生對檢齋先生是十分嚴格的。當他知道檢齋先生有點玩麻將牌嗜好，便寫信嚴肅指出；“博戲雖無傷，然習之久，費日耗資，亦甚無謂”，“足下長年有智，豈可隨此波流？欲斷此習，當以事類相通者移之，如圍棋、蹴鞠之流是也”（《論學集》第387頁。）。在當時社會，翫玩麻將牌，是極普遍的事，但檢齋先生對老師批評却能從善擇流，聞過則喜，立即改掉玩麻將牌習慣，並以老師所提圍棋、球賽作爲業餘之愛好。從中可知，他們師生關係是建立在真正的學業之上，是難能可貴的。

　　1919年，檢齋先生撰成《王學雜論》。這是在五四前夜，他們師生力圖從傳統文化中挖掘積極成份，以匡時救弊的又一次嘗試，企圖借王陽明學説作爲哲學武器，去對付保皇派的殘餘勢力及專制勢力。

　　1923年，檢齋先生撰成《經籍舊音辯證》。太炎先生是當時公認的“小學”大師，檢齋先生在太炎先生音韵文字學基礎上，對《經籍釋文》作了校正，取得了新的成果，獲得太炎先生很高評價。太炎先生爲該書親撰序言，稱：“校正《釋文》，極其精當，視藏氏《經義雜記》，有過之而無不及”。

　　1924年，檢齋先生撰成《淮南舊注校理》，在古籍整理方面作了一大貢獻，楊樹達先生稱：“檢齋喜治音韵校勘之學，嘗校《淮南王書》，爲《舊注校理》三卷，説多精到”。太炎先生特爲該書題籤。

　　1925年，太炎先生《清建國别記》脱稿。這著作對清朝世系建國經歷作了詳考，參閲二十餘種文獻而成。這中間得到了檢齋先生許多幫助，他在北京爲太炎先生親録了《憲宗實録》等等當時很難覓見的清史資料，爲太炎先生考證清代建國史實補充了許多珍貴實據，爲此太炎先生特向檢齋先生表示感謝，信説：“全書已脱稿矣，賴足下出力實在不少”（《論學集》第431頁。）。

　　1926年，檢齋先生父親生日，太炎先生特贈壽聯示賀，聯爲“定性豈曾參白足，駐年原不借黄精”，寫得極爲親切。

　　1927年至1930年，太炎先生因發表不滿蔣介石言論，遭國民黨當局二次通緝，被迫隱居三年，與世相絶，這是他繼清政府、袁世凱後的第三次通緝，但檢齋先生並没有因爲老師落難而遠離他，相反，他一如既往不斷寫信慰借老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太炎先生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投入救亡行列，次年2月他北上面見張學良，敦促抗日。在北京期間他應檢齋先生等邀請，爲諸大學講學。這時檢齋先生已是北京師範大學國文係主任和中國大學國學係主任，成爲北京學術界名重一時的大學者，但對老師仍執禮甚恭。聽過太炎先生講學的當年中國大學學生王西彦先生説；太炎先生來講學，真可謂前呼後擁，老先生端坐講臺，弟子檢齋、玄同、逷先、幼漁、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語口若懸河講述，玄同先生以國語翻譯，檢齋先生幫助板書，一講數小時，這些平日在我們青年眼中的權威名教授，却始終畢恭畢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見當時師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傳爲美談。 

　　在北京期間，太炎先生鄭重地將他五四前後著作七卷，交北京弟子們出版，“由在北平的舊日學生出資，交吴檢齋總其成”（周作人《知堂回想録》，第551頁。）。這就是我們今日所能見到的1935年精雕版的《章氏叢書續編》。這部書耗檢齋先生二年之力。太炎先生爲之動情地説：“此書經營二歲有餘，方成剖劇，足下（即檢齋）與玄同力亦疲憊矣”（《論學集》第513頁。）。《章氏叢書續編》問世，是太炎先生晚年一大快事，也是他們師生深厚情誼的續篇。

　　1935年，抗戰烽火逼近北京，太炎先生十分惦記檢齋先生處境，多次去信勸他南來，當時垂垂老矣的太炎先生遷居蘇州講學，創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他多麽希望檢齋先生來助他辦學。1936年春，太炎先生從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汪旭初處悉，“言足下已允就中央大學之聘，甚喜”（《論學集》第521頁。），便急急致信檢齋先生催其早日南下，並希望他“每月來此（蘇州）兩次”講學。殷切之情洋溢滿紙。可是太炎先生没有盼到檢齋先生的到來而匆匆溘然離世了。

　　檢齋先生聞太炎先生噩耗，萬分悲慟，因戰火密佈，無法南下奔喪，便在北京主持了追悼會，並辦了太炎先生遺墨展覽會，表達了深深哀思。他與北京其他門人共致了一幅挽聯：“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又單獨作了一幅長挽：“隱括劉賈許穎，以闡揚十二經，玄素遺文，始議胡董，終駁皮康，自排滿反日以還，式昭攘夷大義。繼述王李顧黄，卒光復五千載，羲農舊物，繫獄三年，去食七日，後漁父中山而逝，允推開國元勛”。給了老師極公正全面的評價。

　　關於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關係的史料，過去披露很少，幸北京師範大學保存太炎先生致檢齋先生親筆信八十四封，並給予出版，另保存未刊書信鈔件二十五封，爲我們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很多信長達三五千字以上，可見師生研討學問之認真。從這些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位大師虚心善學精神：一個循循善教，一個虚心好學，相互砥礪，互相切磋，爲後人展示了一幅弦歌不絶的生動畫面。至於檢齋先生致太炎先生信，多達數百封，後由章氏家屬珍藏，但在“文革”中被責令當衆焚燬。文字雖然燒燬了，但他們的業績、友誼、正氣，將浩然永存!

　　二

　　檢齋先生與太炎先生深厚師誼，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的，這基礎就是在政治上將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相結合，在學術上力圖實現民族文化的近代化。檢齋先生從太炎先生身上繼承與發展的首先是革命精神，其次才是學術文化。

　　太炎先生是一個有氣節有風骨的革命家，他一輩子追求真理，不説假話，不向邪惡屈服，始終忠於祖國熱愛人民，這對檢齋先生的影響是深遠的。早在清末民初，檢齋先生以“朝元”身份，投到朝廷“要犯”太炎先生門下，即是對太炎先生這些品質的推崇，對光明的孜孜追求，並不單純因爲太炎先生是一位國學大師。

　　在北洋統治時期，太炎先生在南組織護法革命，助中山先生統一中國實行北伐。檢齋先生在北與革命志士往來，當他聽到李大釗被捕，便積極營救，當得悉李大釗遇害，他憤而拒食，並立即辭去司法部之職。他又曾組織崑曲研習會，演禰衡擊鼓駡曹（影射曹錕），瘋僧駡秦，指桑駡槐，痛斥軍閥，表現了同樣的愛憎。

　　在蔣介石統治時期，檢齋先生憤當局對太炎先生的迫害，惡當局鎮壓無辜和消極抗日，而與中共地下黨密切接觸，研讀馬列著作，投入革命洪流。當他父親逝世時他在靈堂上扎長隨紙人兩個，一個命名“中正”，一個命名“精衛”，以示對國民黨黨魁的蔑視，其風骨氣質與太炎先生相同。

　　太炎先生晚年愛國言行對檢齋先生影響尤大。“九·一八”後，太炎先生屢屢領衔發表呼吁抗日聲明，嚴責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熱情支持十九路軍禦敵，北上促張學良出兵，保薦馮玉祥出任熱河統軍，嚴斥宋哲元鎮壓“一二·九”學生運動，建議蔣介石將共産黨視作民軍，提議將察哈爾省交共産黨領導……，這些充滿愛國言行舉動，無不影響檢齋先生。1933太炎先生致檢齋先生信中，分析形勢，説：“熱河軍事起矣，愚所患者，彼或陽攻塞外，而志在燕都，當事能推賢與能，猶可踵上海十九路軍之事，不肯則必崩矣”。（均鈔録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章太炎致吴承仕信鈔本》。）結果正如太炎先生所測，熱河軍事失敗後，形勢更危險了。太炎先生又致檢齋先生信，教導檢齋先生要保持愛國氣節，信謂：“欲以一軍（指二十九軍），支持危局，恐亦難望，但望潔身自愛，勿於僞主之下化宦”（均鈔録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章太炎致吴承仕信鈔本》。）。太炎先生這些言行教誨，無疑對檢齋先生産生重要影響。

　　檢齋先生在太炎先生的影響下，在1931年以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會主席身份領衔通電，呼吁抗日；他資助愛國學生王志之出版揭露國民黨當局鎮壓學運罪行小説《風平浪静》；他資助愛國學生餘修創辦抗日詩刊《大風》；他跟學生——共産黨員齊燕銘、張致祥等共同創辦《文史》、《盍旦》、《時代文化》，宣傳黨的主張，團結愛國知識分子反蔣抗日；他與愛國學生一起參加“一二九”運動，冒着生命危險，帶頭走在遊行行列之中；他徵集救亡簽名，營救被捕人士，動員商人扺制日貨，成立新啓蒙學會……，在革命最困難階段，他參加了中國共産黨。也從一名學者成長爲一個戰士。北京淪陷後，他又與其他中共黨員一起轉戰天津，從事地下鬥争，不斷撰文抨擊時政，貧寒中他不屈節，拒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僞職，在困厄中染疾而死，年僅五十六歲。他身上閃耀着與太炎先生何其相似的光芒與氣質。

　　三

　　在學術上，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發展學説，留下許多動人佳篇，“足資後學楷模”。

　　檢齋先生學問原來基礎就很扎實，他作爲清代最後一位狀元，主管大理院，得覽歷代禮經文獻，從師太炎先生後，又勤學好問，立著一百三十餘篇，成一家言，與黄季剛先生並譽爲南北經學兩大師，尤以精研三禮名物著世，在當時北方大學中，説起治三禮者，當推他爲第一把交椅。但檢齋先生治學很有自己特色，他終身尊師不渝，繼承師説，却不泥師説，致力發展師説，不斷將學問推向新的高度，注入新的生命。

　　正如臧愷之先生説，在當時“國文係教授仿佛不師承太炎則無發言權，不準登大學講臺”，所以“許多老師開口便説‘吾師太炎’。章士釗任教育總長，爲文嘗曰‘吾家太炎’”，而“檢齋先生開課講《三禮名物》，從不説‘吾師太炎’”（臧愷之《吴檢齋先生軼事》，載《文集》第104頁。）。但檢齋先生對太炎老師的態度却是始終恭敬虔誠的，不因爲自己有了成就地位而數典忘祖。當别人稱他“大師”或“王”時，他總感到極其不安，一再説：“太炎學識淵博，我只是從他學得一點東西。當聽到人稱我‘大師’，或稱我爲‘王’時，壓力很大，又無法解釋，希望同學們免稱尊號爲好”（史立德《吴檢齋師於“一二·九”運動前後數事》，載《文集》第90頁。）。但在學術上，檢齋先生不囿於師説，敢於冲破師説禁區，他“以章太炎大弟子，熱衷於學習中文的拉丁化”，“著名國學家來學漢語拉丁化，不能不算新而又新的奇事”（曹靖華《懷念吴檢齋先生》，載《文集》第7頁。）。以後他又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經學，都是太炎先生所不及的。他敢於離經，却並不叛師道，爲後人樹立了新型師生關係。

　　如果將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學術活動與思想變化作一番比較，不僅有趣，也很有必要。首先，在經學研究方面，他倆都是嫻熟於舊學，尤精經學，都既能入，又復能出，太炎先生致力破除經學的神秘色彩。力圖把經學研究建立在近世科學理性主義的基礎上，使知識分子從獨尊儒家的封閉壁壘桎梏中解脱出來，對近世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但檢齋先生不以太炎先生第二自居，重復師説，故步自封，滿足於已有成就，而以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去解剖經學，解釋經學，超越了太炎先生研究成就。爲此，檢齋先生曾大膽地向進步人士範文瀾，齊燕銘，張致祥等借閲當時的禁書——《資本論》等等著作，一一研讀，去瞭解新的學説——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一字一句攻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去鑽研新學説新思想，痛下功夫作了大量的筆記與批注，並用於對舊學的改造，化爲自己的新思想，這都是超越太炎先生的。太炎先生研究過十八世紀初傳入中國的進化論等新學，但没有再去研究過十九世紀初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的學生大部分人也没有去研究，但檢齋先生敢於超越師見去接受新學。並帶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哲學來指導經學研究，把傳統的“小學”當作研究中國歷史的工具，給經學研究賦予了新的生命力，這是舊國學家未曾涉及和不可企及的。一個傳統的經學大師成爲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帶頭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解説舊經學，這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中國，是驚世駭俗的，是了不起的。

　　其次，在史學整理與研究方面，太炎先生秉承章學齋“六經皆史”之説，反對今文經學的經天緯地之説，對古代文獻作了大量考證與整理，成就斐然，但水平都没有超出漢代檏學、清代干嘉考據範圍。檢齋先生追隨太炎先生作了大量古籍整理，而他的水平却超了他的老師，“他和很多唯物主義歷史學家一樣，不只是消極地保留歷史資料，而且要通過這些資料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證實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從而説明科學社會主義實現的必然。本着這樣一個遠大的目標，檢齋先生曾有過一個打算，他準備先將《三禮名物》的材料整理出來，考訂真僞，作成有系統的叙述，名之爲‘文獻檢討篇’，再比較异同，確定中國歷史某時期的經濟形態相當於哪一社會發展階段，名之爲‘史實審定篇’”（陸宗達《從舊學到馬列主義歷史哲學的躍進》，載《文集》第119頁。）。這樣的文史整理研究工作，是太炎先生未曾從事過的。爲什麽檢齋先生要從三禮着手呢？因爲“禮”是直接表現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最足以反映當時的經濟基礎的學説，所以他要用“變的觀點”去研究禮制的緣起、演進、變遷種種過程，以及與當時社會適應的緣故。這樣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初，實在是創造性的。檢齋先生除了運用馬列辯證法研究三禮外，還對其他經學史學作了開拓性研究，發表了《王倫説之歷史觀》、《關於宋元明學術思想》等文章，在内涵上顯然高於師説，青出於藍。他的行爲影響了許多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使他們走上了革命道路或以馬列研究歷史的道路。

　　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都可以稱教育家。太炎先生一生研究國學、教授國學，曾三度辦章氏國學講習會。檢齋先生則執教鞭於北京諸高校十多載，主持國文係和國學係。他們都講授國學，但他們所提倡的國學與當局提倡的國粹，完全是兩碼事，有着本質區别。太炎先生所説的國學是指國故學，即諸子學、文史學、制度學、内典學、宋明理學之泛稱，這在他所處的年代，是先進的。但檢齋先生不以此爲滿足，又大膽認真地去改造國學係和國文係，他在傳統的國學係内，除聘請一批名教授講授國學專業課外，還請吕振羽講《中國政治思想史》、黄鬆齡講《政治經濟學》、李達講《唯物辯證法》、陳伯達講《中國哲學史》、曹靖華講《新俄文學選讀》、孫席珍講《現代文藝思潮》、高滔講《西洋文學史》等等，大大改變了傳統國學係的成份，賦予了國學研究的新生命，使國學研究與時代使命更好地相結合。如果拿太炎先生當時國學講習會課程表，與檢齋先生當時國文係、國學係課程表相比較，誰都會明白，一個仍停留在傳統國學研究上，一個則使國學研究注入了時代氣息，這絶非内容之别，而是思想之异。檢齋先生不僅在課程設置上作出了創新，還爲國學係研製了教學大綱，而在此之前，幾乎所有大學國文係或歷史係都没有編制過什麽教學大綱，歷來是教師願講什麽就講什麽，檢齋先生一改這種私塾式教學方式，爲國學係帶來了生機，這都是太炎先生較之遜色之處。

　　太炎先生一生辦過許多雜誌，而晚年所辦的《華國》與《制言》，學術性很强，而戰鬥鋒芒却愈弱。檢齋先生晚年也辦了《文史》、《盍旦》、《時代文化》，亦有很高學術性，但更多的是戰鬥性，他本人用馬列觀點研究經學、禮制、文字學的許多文章都發表於此，并發表了魯迅、沈雁冰等進步作家作品，將學術與現實結合，借古喻今，針砭時弊，激發人們愛國熱情與抗日鬥志，成爲團結愛國知識分子的刊物，因此遭到一再禁封，但檢齋先生不氣綏，屢撲屢起，堅韌戰鬥。在這些刊物上檢齋先生還發表了數十篇時評，給站在愛國鬥争第一綫的青年們以巨大鼓舞。在《國歌改造運動》一文中，他從講國語須區别四聲説起，以辛辣筆觸諷刺國民黨的黨歌，是“無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調，唱的是‘三民主義誤蕩搜宗”，“萬口一聲一齊吐倒字，無一時一處不表現在它的低能，低到大鼓書蹦蹦戲以下百千倍”（載《文史》創刊號，一九三五年五月北平出版，今收入北師大出版的《吴承仕文録》，第43頁。），真是竭盡喜怒哀駡之能事。檢齋先生至少曾將這篇文章寄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在復信中提到：“前接《國歌改造運動》數紙，已付導兒（導兒，係太炎先生長子章導，當時在大夏大學讀書。）分贈同學”（見《章太炎致吴檢齋書信鈔本》，北師大圖書館收藏。）。由此可見，檢齋先生晚年這些活動太炎先生是有所瞭解的，並未反對，甚至予以支持。但是他倆思想上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因爲經過馬克思主義熏陶與無産階級戰火洗禮的檢齋先生，已從舊學者成長爲時代的先進戰士，而太炎先生顯然仍停留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範疇，這恐怕就是魯迅先生所指太炎先生晚年的“落伍”吧!

　　四

　　縱觀檢齋先生與太炎先生一生交往，是建立在追求光明，弘揚祖國傳統文化事業上的，由於檢齋先生善於接受老師的優秀品質，更善於不斷追求真理，不斷尋求先進學説，終於找到了唯物辯證法，並用以武裝思想改造自己，從一位純以學術研究爲己任的經學家，走上馬克思主義經學家的道路，跳出了舊經學的框框，在學術上思想上有了許多飛躍，終於超越了他的老師。如果説太炎先生晚年是擁護抗日的話，那麽檢齋先生則是身體力行地投入了抗日；如果説太炎先生是同情和支持愛國學生的話，那麽檢齋先生則是與愛國學生渾爲一體戰鬥在一起；如果説太炎先生企圖保國學於一綫不使愛國意識泯滅的話，那麽檢齋先生則以馬列主義來整理國學，把國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如果説太炎先生在晚年實踐中改變了對共産黨認識，由反共到擁共的話，那麽檢齋先生則以擁共到加入共産黨，成爲一名先鋒戰士。檢齋先生顯然比太炎先生站高了看遠了，更反映時代的要求與民衆的願望，更接近真理，更爲民衆理解與崇敬。

　　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都早已成爲歷史上的故人了，贅述他們的交往、思想、治學、政見，比較他們之間的异同，這决不是歷史學家的多情，而是現實的必要。從他們身上所得的啓示，是焕發今人精神、文化、自信的歷史教訓，他們的事迹、學識、氣節、精神並没有死亡，我們也不應該淡忘。兩位最古老保守的“國學大師”，一躍而爲民主革命與共産主義戰士，這不是歷史的偶然，不只是檏素的愛國主義情操的萌動，不單是籠統的知識分子使命感作祟，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將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的結合，用先進理論將自己的心靈才智自覺地與中國革命實踐和傳統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必然。正如吴玉章先生在紀念檢齋先生逝世追悼會上所致挽聯所雲：“愛祖國山河，愛民族文化，尤愛馬列主義真理，學貫中西，善識優於蒼水”。也正如周恩來總理挽聯所雲：“重振國學，努力啓蒙，足資後學楷模”。的確，太炎先生與檢齋先生仍不失今人之楷模，他們的精神與學識，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遺産。

　　檢齋先生與太炎先生的關係，也爲今日新型師生關係樹立了榜樣。晚年的檢齋先生無論從哪方面都比他老師高明得多，但他絲毫没有鄙視没有接受馬列主義或加入共産黨的老師。可是，長時期來，史學界一些文章不顧歷史事實，説什麽太炎先生晚年墮落成守舊派了，檢齋先生只好“謝本師”了，還有些文章説，“吴承仕在北平進步學生和文化界的聲望愈來愈高，然而他的舊日師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視他爲叛逆，和他斷絶了師生之誼”（莊華峰《從舉人到共産黨員的吴承仕》，載《人物》 1989年第2期。），這真是子虚烏有的無稽之談。檢齋先生晚年的偉大，是完全不用别人的低下來烘托的。事實上，晚年的檢齋先生與太炎先生依然是心息相通的，一南一北，互相砥勵，共同戰鬥，從無間言。相反，當國民黨糾集反動文人圍剿太炎先生，企圖不讓這個愛國老人講話時，檢齋先生却挺身出來爲太炎先生辯護，他在《盍旦》上發表了著名的《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綫》一文。文章强調説：“我們應該知道，他的民族意識，是最敏感最堅固最徹底的，同時他那不屈不撓的節操，經過坐牢三年軟禁一年絶食七日種種艱苦，到現在仍舊保持不變。由於前者，他認識抗戰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於後者，他認識當局某種藉口是摧殘救國運動的工具而敢於揭破它。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電稱：‘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産黨者，但問今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素？對此務宜坦懷……’又二十六日發表談話：‘學生愛國運動，政府當局，應善爲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産頭衔，武力制止。……’……我們感受着預告暴風雨到來的低氣壓，覺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見，當‘救國’禍國’兩詞可以隨人幡弄的現階段，尤有重大的意義”，“這證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張和對於當局的態度，是一貫的而非支節的，是必至的而非偶發的”（載《吴承仕文録》第166-168頁，原載《盍旦》第一捲第五期，1936年出版。）。這是對太炎先生何等公允的評價，難道這是在“謝本師”嗎？難道這是在“斷絶師生關係”嗎？在這篇文章中，檢齋先生也没有隱諱太炎先生的缺陷，説：“他對於喪權失地的憤慨是大衆的，而表達憤慨的文字，却是貴族的，這不能不説是他一個無法避免的矛盾”。這是多麽平實而正確的批評，真是知者之言。四個月後，太炎先生與世長逝了。這篇文章與檢齋先生挽太炎先生的長聯，可以説是對太炎先生的蓋棺之言，可與太炎先生逝世後三月，魯迅先生所作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並世媲美，成爲歷史地唯物地全面地評價歷史人物的範文。


　　（發表於《史林》1991年第1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第15-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