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二十週年，又正值先祖父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

　　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作爲同時代的兩個歷史人物，並肩戰鬥了幾十年，對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産生過重大的影響。他倆的政治主張，在大的方面多半是一致的，而又有差异之處；他倆的關係總的是親密的，而又有矛盾之時。這給歷史研究者帶來種種迷霧。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的真實關係究竟如何？是人們一直關切的問題。

　　作爲一個歷史人物的後裔，評價自己的先人，向爲大忌。因爲歷史科學應“斷感情，汰華詞”，而這是後裔往往難以做到的。但是許多前輩和同仁一再鼓勵我撰文。我當力求忠實於歷史，不爲親者諱、尊者諱。至於如尚有感情用事之處和華詞未汰之辭，希望給予批評和指正。

　　一、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太炎先生在投身革命之前，原是一個學者，曾從俞曲園大師研讀經書，深受傳統文化熏陶，在民族危機刺激之下，遂走出書齋，始贊和維新，繼投身革命，欲以一介書生顛覆滿清三百年帝業，曾被人目爲“瘋子”。當1897年中山先生因從事反清革命鬥争被英國清使館幽禁於倫敦引起海内外嘩然時，太炎先生閲西報得悉其事，“問樑啓超：‘孫逸仙如何人？’樑雲，‘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先祖父聽了，“心甚壯之。”暗暗引爲同志，説：“竊幸吾道不孤！”（章太炎：《致陶亞魂柳亞廬書》。）這就是太炎先生對中山先生的最初印象。

　　太炎先生投身救國洪流初期，曾是維新變法的擁護者。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遭戮，先祖父也遭緝捕，被迫避地臺灣，後又轉赴日本，於1899年6月，在横濱樑啓超家中，第一次見到中山先生。這次會面是短暫的，但他們却“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爲相得”（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中山先生説：排滿“即浴血之意”，太炎先生聞之極爲贊賞，認爲“可謂卓識”（章太炎：《致汪康年信》。），但又認爲中山先生“非有實際，蓋不能與張角、王仙芝者也”（章太炎：《致汪康年信》。）。這種一面之交的印象往往是粗淺的，太炎先生事後也承認這一點。在他撰寫《自定年譜》時，他説在横濱雖然見到中山先生，但尚“未相知也”。不過這次見面，他對中山先生關於排滿就是流血革命之説，深深印入心中。

　　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相繼慘敗，使太炎先生認識到清政府就是國家衰敗的根源。要救國，變法維新的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方能振興中華。因此，當他從日本返國後，適逢唐才常在上海組織“國會”，鼓吹“一面排滿，一面勤王”，太炎先生大爲反感，認爲革命不能“首鼠兩端”，於是自剪髮辮，表示了與改良派的决裂，同時撰寫了《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和《解辮發説》，對改良派進行了批判，他將這兩篇文章寄給了中山先生，並給中山先生寫去一封充滿革命激情的信。信中説：“數年以來，聞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華夏，非斯莫屬。”並希望中山先生“爲四萬萬人珍攝”。中山先生對太炎先生的革命豪舉，極爲欣賞，特囑香港《中國旬報》全文刊載太炎先生的兩篇文章和給他的信，並加《後記》一篇。《後記》説；“章君炳麟，餘杭人也，藴結孤憤，發爲罪言，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士氣大壯，文字之痛，當推此次爲第一。”這樁逸事，發生在辛亥革命勝利前的十年。

　　唐才常“勤王”很快兵敗身死，太炎先生避於蘇州一所教會學校——東吴大學，一面教書，一面宣傳革命。不久，又一次遭到通緝，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02年春，太炎先生扺達日本，在那裏再次見到了中山先生。當時中山先生住在横濱，太炎先生住在東京。太炎先生“常自東京至横濱，中山亦常由横濱至東京，互相往來”（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筆記》。）。中山先生對太炎先生“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章太炎：《秦力山傳》。）。由於彼此對革命方略和形勢的看法一致，志同道合，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在中山先生啓迪之下，太炎先生“援引義法，折其非違，而視聽始變”；太炎先生的淵博學問和錚錚骨氣，也使中山先生大爲折服。於是，中山先生集興中會同志百餘人，在中和堂設宴，用會黨内部結盟的儀式，導太炎先生“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酬酢極樂”（章太炎：《自定年譜》。），兩人正式定交。席間每人都向太炎先生敬酒一杯，他暢飲七十餘杯而不覺其醉，傳爲佳話。從此孫、章結下了深厚友誼。

　　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定交，也影響了當時一大批留日愛國者對中山先生的看法。當時中山先生在日本“交遊素寡，自從會見定交後，先生介紹英俊留學生之往謁者始漸次多，群士輻凑，陣容益壯，種族大義始震播於學校之間。”（許壽裳：《國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兩位成功的開國元勛》。）於是，在中山先生周圍形成了一個革命群體。

　　從此，他倆經常在東京對陽館相晤，頻頻商討革命大計。“孫公於開國典制，多與先生相商榷”（但燾：《章先生别傳》。）。他倆一起討論了革命勝利後如何改革土地制度和賦税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太炎先生根據中山先生的設想，制定了一個平均地權的具體方案，即《均田法》，這雖然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土地綱領，但却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較爲完整的資産階級土地革命方案。同時，他倆還一起討論了開國後的建都問題等大事，太炎先生提出“今後建都，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孫公雅相推重，先生亦服孫公善經畫”（但燾：《章先生别傳》。）。這些重要的討論，爲推翻清政府以後建立一個什麽樣的資産階級共和國，描繪了輪廓。

　　太炎先生在中山先生的啓迪下，進一步清算了自己改良主義的思想，堅定了革命的意志，修訂了自己的著作《訄書》，終於以一個堅定無畏的革命者的姿態出現在革命舞臺上。多少年後，太炎先生也不能忘記他與中山先生定交時的一段交往，他説：“同盟之好，未之敢忘，昔在對陽，相知最夙”，乃中山先生也。而中山先生一直珍惜着這種友情，並將他們共同研討的開國典制，融化到他的學説和著作中去。

　　定交後不久，正值清軍入關明末崇禎皇帝身亡二百四十二週年，太炎先生與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提議東京舉行一次“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週年紀念會”，以啓發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進行革命鼓動。太炎先生特將這個打算寫信告訴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得訊後極表支持，復信説他願作爲大會的“贊成人”。太炎先生爲大會撰寫了《宣言書》，他以深沉感人的文筆，飽蘸民族主義激情，曆數了清政府的野蠻、殘暴和無能，號召：“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樑。”要求繼承抗清志士的愛國精神，推翻賣國的清政府。

　　清政府駐日公使獲悉太炎先生等將舉行支那亡國紀念會，驚恐萬狀，於是勾結日本政府强令取消這次集會，並傳訊了太炎先生。可是原定舉行紀念會的那一天，東京上百名留學生還是來到了上野精養軒，準備參加紀念會，“孫中山亦自横濱帶領華僑十餘人來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但遭到日本政府派出軍警的干涉，致使會議無法進行。於是中山先生提議把紀念會改在横濱永樂酒樓舉行。是日下午，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等六十多人，來到横濱，在永樂酒樓以聚餐形式舉行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週年紀念會”。會議由中山先生主持儀式，由太炎先生宣讀《宣言書》。整個會議禮隆典重，氣氛莊穆，使民族主義的思想深深感染了每一個到會者。“是晚，興中會仍在此樓公宴太炎等，凡八九桌，异常歡洽。總理 （即中山先生）倡言各敬章先生一杯，凡七十餘杯殆盡，太炎是夕竟醉不能歸東京”（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横濱支那亡國紀念會》。）。由於中山先生在横濱補行了紀念會，並將會議的報導及《宣言書》，及時刊於革命機關報《中國日報》，使香港等地革命知識分子大爲振奮，紛紛響應，也舉行了類似的集會，使海内外反清鬥志爲之一振。這次紀念活動是我國留日學生在海外第一次有組織的反清革命行動，也是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親密合作的産物。

　　隨着形勢的發展，先前一部分維新人士，認識到改良主義是没有出路的，遂摒棄了原來改良道路轉入革命的行列；有一部分人則認爲維新失敗，罪在慈禧太後身上，光緒皇帝還是“聖明”的，因此他們把希望放在君主立憲上，康有爲和樑啓超是這些人的代表。樑啓超把當時國家積弱的根源，説成是由於慈禧的獨裁和全體國民的“奴性、愚昧、爲我、好僞、怯懦、無動”六大弱點，造成了中國的落後，如果光緒的新政没有這些阻撓，中國早就可以與各國列强並駕齊驅了，所以中國的出路，在於推翻慈禧，讓光緒重新執掌朝政。康有爲則鼓吹“中國只可能行立憲，不可行革命”，説什麽革命將“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並胡説什麽滿漢早已平等，反對種族革命。這些保皇派的理論，在當時，特别在海外華僑中間頗爲得勢，華僑們紛紛解囊支持保皇派，而中山先生的興中會的影響還遠不及保皇派。這嚴重地阻礙了資産階級革命的發展。

　　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深刻地認識到要革命成功，只有廓清莠言。中山先生後來回顧説：“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説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保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的。”當時，太炎先生奮筆撰寫了《正仇滿論》，肯定了光緒百日維新的功績，但又指出新法斷不可能實現，因爲整個滿族統治集團决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的利益，而决不是慈禧一人反對而已，况且光緒一旦得政，也必然沿用舊法自保利益。因此中國出路，唯有革命。不經革命，立憲就是空話。整個滿清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爲，已“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這篇文章，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篇公開駁斥保皇派言論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公然批判滿清王朝和光緒皇帝的文章，使保皇派的言論頓失光彩。從此揭開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以後，太炎先生又撰寫了《駁康有爲論革命書》，駁斥了他們吹捧光緒所謂“聖仁英武”的讕言，直斥光緒爲“載湉小醜，不辨菽麥”，並熱情謳歌了革命，他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在黑闇的封建皇權絶對統治下的中國，太炎先生敢於直斥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爲“小醜”，又以革命的真理，把君主立憲的謬論駁得體無完膚，這是需要很大的膽識的。故舉國爲之大震，連當時一些封建老儒也欽佩文章之鋒利，使海外華僑紛紛由保皇轉爲擁護革命，從而大大動摇了清政府賴以維係其統治的理論基礎。

　　太炎先生的革命言論，導致了清政府對他的進一步迫害。1903年，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在上海將太炎先生和鄒容逮捕入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蘇報案”。清政府本欲以滬寧鐵路主權爲交换，引渡太炎先生和鄒容，後又準備派兵劫牢，必欲殺太炎先生而後快。不料清政府的鎮壓，反而激發了人們對革命的同情，促進了革命浪潮的高漲。在中外公正輿論壓力之下，太炎先生由“終身監禁”改判爲“服刑三年”。中山先生對“蘇報案”深爲關切，並給予瞭高度評價，説：“蘇報一案，章太炎、鄒容以個人和清政府對訟”，“於是民氣爲之大壯”。

　　太炎先生在獄中非常懷念中山先生等戰友，特致書中山先生，請張繼帶往日本。信上尊稱中山先生爲“總統”，希望他不僅要注重領導華僑和會黨，還要注重對留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領導。在中山先生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前九年，即稱中山先生爲“總統”，可見當時他對中山先生的愛戴，並寄予厚望。

　　正當太炎先生囚於西牢之際，章士釗根據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編寫了一本《孫逸仙》的書，介紹革命家中山先生。太炎先生欣然爲該書題辭道：

　　

　　索虜昌狂泯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

　　揜迹鄭洪爲民辟，四百兆人視兹册。

　　
當時在國内，很多人對於中山先生還不够瞭解，正如章士釗所述：“其時天下固懵然不知孫氏爲何人也”（章士釗：《孤桐雜記》。），所以《孫逸仙》一書出版，大大有助於人們對中山先生的瞭解。

　　“蘇報案”的結果，與清政府的初願完全相反，大大激發了人民反清的情緒。不久，華興會成立於湖南，光復會誕生於上海。1905年8月20日，興中會、華興會并聯合光復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資産階級的第一個政黨——同盟會。中山先生就任了同盟會的總理，並通過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從此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06年6月29日，太炎先生刑滿釋放，中山先生特地派龔煉百、時功玖、胡國染、仇亮等人專程從日本到滬，迎接太炎先生出獄。當天，蔡元培、於右任、柳亞子、朱少屏、劉道一、熊克武、但燾等十餘人，也一起趕來迎接他出獄。當太炎先生走出牢門，大家鼓掌歡迎，一齊乘馬車至吴淞中國公學。當時熊克武問太炎先生：“你準備去哪裏？”太炎先生説：“中山在哪裏，我就去哪裏。”同盟會總部代表即代表中山先生邀請先祖父赴日本，太炎先行馬上表示：“孫逸仙與吾輩同氣，允宜合作。”當晚就隨同盟會代表東渡日本去了。

　　太炎先生扺達日本後，即由中山先生主盟，正式加入了同盟會，並擔任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總編輯和發行人，成爲革命黨的發言人。當時《民報》正與樑啓超爲首的保皇黨機關報《新民叢報》繼續大論戰，論戰的焦點是要不要進行暴力革命，要不要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要不要進行土地問題爲核心的社會革命。太炎先生以他滿腔的熱情，淵博的學識，犀利的文筆，投入了戰鬥，發表了《討滿洲檄》、《定復仇之是非》、《排滿平議》、《中華民國解》等一系列戰鬥的文章，並就革命黨的自身建設，革命者的道德，國家政權的理論，以及資産階級革命中的哲學和理論體系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説：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駁得保皇派敗下陣來。《新民叢報》從此一蹶不振，只好關門停辦，使革命黨取得了大論戰的勝利。中山先生曾高度評價太炎先生主《民報》筆政的貢獻，説，“《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在《民報》創辦一週年之際，中山先生在東京錦輝館召開了慶祝會，六、七千留日學生參加了這次集會。這是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與革命黨人在東京召開的最盛大的一次集會。會議從上午八時開到下午二時。會上，中山先生發表了著名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重要演説，太炎先生宣讀了《民報一週年紀念會祝辭》，並針對當時有些革命者的思想發表演説，指出革命者必須把“依賴督撫的一念，早早打消”。這兩個演説，受到與會者的極大歡迎。

　　太炎先生這時是第三次流亡日本。在他主持《民報》期間，就住宿在《民報》社，即東京牛込區小川町二丁目八幡，而中山先生的住址就在牛込區築士八幡町二十一番，相隔不遠。這時太炎先生幾乎每天要步行到中山先生住所，與中山先生一起商討革命大計，黄興先生也幾乎每天前來參加討論。他們一起就推翻清政府的方針和策略，作了詳盡的討論，共同制訂了《革命方略》，其中包括《軍政府宣言》、《軍政府與各處民軍之關係條件》、《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賞恤》、《軍律》、《略地規則》、《因糧規則》、《安民布告》、《對外宣言》、《招降滿洲將士布告》、《掃除滿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四個重要文件，其中有些還是太炎先生執筆成文的。這些文件，是孫、章、黄合作的結晶。當時人們往往把“孫、章、黄”並稱。中山先生作爲大革命家，黄興先生作爲軍事家，太炎先生作爲宣傳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但是，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的關係，也並非萬裏無雲，而是有過陰影和波折，而且還出現過多次。對於他倆的矛盾與分歧，人們議論紛紛。其實，革命過程中同志間出現一些矛盾和分歧，本是很難避免的。例如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曾爲《民報》經費的分配、《民報》的停刊與復刊、起義的地點和革命的策略、以至武器的選購等問題上，都發生過分歧。重要的是，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宗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於中國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先天不足，從一開始就帶着明顯的脆弱性和動摇性，使正常的争論夾雜了宗派的觀念和地方主義，也就使正常之争變得不够正常了，導致了同盟會領導者之間的隔閡，以及同盟會與光復會的矛盾等等。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的分歧，個人應負的主要責任是，在争論中夾雜了個人的意氣，在敵人的挑撥、内奸的煽動下，又把個人意氣變爲個人攻擊，甚至是人身攻擊，鑄成親痛仇快的事情。至於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各應承擔多少個人責任，我認爲没有必要去劃分。如果一定要分的話，我以爲先祖父太炎先生應承擔多一些。因爲先祖父禀性耿直，脾氣倔强，書生意氣，容易衝動。這種性格，在對敵鬥争中，可以成爲一往無前的氣概；在同志間的矛盾和誤會中，也會變得易挫傷同志。

　　總的來説，我們没有必要糾纏這些個人的責任，因爲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事後都深爲這些風波感到後悔。從家裏迄今保存的先祖父太炎先生的遺物中，還有當年他發表在《日華新報》上的《僞<民報>檢舉狀》原件，但文中有涉及中山先生等人的地方，他於事後都用濃墨一一涂去了。中山先生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在回答蔡元培誰可以入閣的問題時，談到一度與他關係鬧得很僵的太炎先生，他説：“至於太炎君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决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指出太炎先生“可以入閣”，而康有爲、樑啓超則“不能入閣”。他指明瞭争吵的性質，充分顯示了中山先生寬闊的胸懷。中山先生在給陳炯明電報中，更是重申了同盟會和光復會的關係，指出“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爲革命黨的團體”，“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縱前兹一二首領政見稍殊，初無關於全體。”這裏，中山先生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問題的實質。這一切正如吴玉章前輩所説：“我覺得孫中山既無過錯，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諒。”所以，一切人爲地夸大這些矛盾與分歧，都是没有意義的。縱觀他倆一生交往，陰影只是暫時的和次要的，合作和友誼是主要的和始終的。尤其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他倆總是站在一起的，這才是主流，這才是本質。

　　二、從辛亥勝利到“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的驟然獲勝，使同盟會的領導人欣喜若狂，他們紛紛登程回國參加建設新政府。太炎先生從報上獲悉中山先生即將從美國回來，也十分高興。他主動捐棄前嫌，特電滬軍都督陳其美，説：“探悉大革命家孫君逸仙已於前日乘輪逥國，不日即可扺埠，請貴處派員妥爲招待，以便與之協商北伐攻寧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蘇民困。”在革命的關鍵時刻，他還是以大局爲重，尊奉中山先生，以維護革命黨内的團結。

　　中山先生更豁達大度，在他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在擬定各部部長名單時，曾親筆將太炎先生提名爲教育部長，但因同盟會中某些成員的反對而未果。以後，中山先生又親自委任太炎先生爲總統府樞密顧問，太炎先生接受聘請，於1912年2月7日扺南京，與中山先生相晤，談“組織政黨事，甚歡洽”。太炎先生向中山先生提出：“各省雖已先後獨立，但同時也形成了各自爲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復雜，需要有一個聯合的組織，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團結起來，才能對付袁世凱。”（王紹鏊：《辛亥革命時期政黨活動的點滴回憶》。）

　　作爲中山先生的顧問，太炎先生在許多問題上敢於直言，以國家與人民的最高利益爲重。例如，當時臨時政府財政竭蹶，軍費無着，中山先生非常焦急，於是打算與日本合資經營中國最大的漢冶萍煤鐵公司，换取日方巨額貸款，以緩臨時政府之眉急。太炎先生獲悉，感到此事事關國家主權，不應貿然簽約，因此反復致書中山先生，竭力反對，直至中山先生取消了已簽的草約。又如，在定都問題上，中山先生等主張建都南京，促袁世凱南下就職，以俾控制。但太炎先生認爲北方清帝餘孽未盡，沙俄正在策劃外蒙“獨立”，又在内蒙與新疆製造混亂，日本又在東北施展陰謀，如果建都南京，則國家的“威力必不能及長城之外”，並不利於北方文化發展，所以建議建都北京。再如，中山先生宣佈取消清朝紀年，采用公曆，這本是無可非議的，但太炎先生却認爲在手續上未經國民公選，法律手續未全，作爲民主共和國，要處處尊重法制。又如，辛亥勝利後，革命派内出現排斥光復會和殺害光復會領導人物的種種事件，太炎先生上書中山先生，呼吁制止殘殺。太炎先生的耿耿直言，雖然有些“逆耳”，但中山先生從革命利益着想，大部予以采納了。可是有些人却認爲太炎先生存心處處與中山先生“作對”，有些心胸狹隘的革命黨人更是把太炎先生視爲“叛逆”和“异端”，加以種種非難，以至國民黨執政後，更是把他視爲“异端”，排除於他們的“國史”之外。

　　革命勝利後，正當革命黨人應該携手建立新國家時，發生了光復會重要幹部許雪秋、陳蕓生被陳炯明殺害事件；繼之又發生了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被陳其美殺害的事件。陳其美和陳炯明當時都是中山先生的追隨者，這激起了太炎先生的憤慨。中山先生雖然也很震驚，電令緝兇，並囑陳其美“要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爲幸。”但太炎先生對中山先生終於産生了新的芥蒂。

　　1913年3月，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一聲槍聲，血的教訓和嚴峻的現實，使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看清了袁世凱的面目，認識到革命没有成功，必須進行二次革命，捍衛共和成果。於是他倆又携起手來了，開始共同反袁。

　　太炎先生從長春回到上海，受到中山先生的熱忱歡迎，特於國民黨總部舉行了全體職員歡迎會。會上，陳其美代表中山先生致詞，説，“太炎先生鼓吹革命，本吾國先覺，學問道德皆高尚純潔，四萬萬人仰爲泰山北鬥。此次由北南來，適值‘宋案’發生，先生爲民國主張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偉論，解决民國根本問題。”因這時太炎先生已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革命黨人“不應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機利用政黨”，才毅然辭去東三省籌邊使，回到上海，投入了“二次革命”。他與中山先生等一起策劃了討袁事宜，參與議定了《討袁檄文》。太炎先生還公開致書袁世凱，把他的幫兇樑士詒，陳宦，段祺瑞、趙秉鈞直斥爲“四兇”，公開要求懲處；並駁斥了袁世凱對中山先生的誣陷，指出袁世凱之“報紙對於孫、黄及國民黨恰如讎敵、如蛇蝎，將種種之事，捏造成文，或曰逆賊，或曰暴民，顛倒是非，毫無正鵠”；還連發《宣言》兩次，曆數袁世凱罪行。太炎先生再次用他鋭不可擋和震聾發聵之筆，與中山先生一起投入了反袁革命。

　　這時，太炎先生個人生活也發生一個重大變化。1913年6月，由中山先生秘書長張通典先生作媒，介紹與我先祖母湯國梨在上海結婚。婚禮是由蔡元培先生任主婚人，中山先生、黄興、陳其美等革命黨人都親臨祝賀。這次婚禮，表現出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政治上的重新一致，又反映了他倆感情上的癒合。婚禮上，中山先生還贈送先祖父銀具一套。這珍貴的禮品，經過多次動亂，至解放時，只剩下一只銀杯，我一直置於案頭，時刻緬懷。可惜在十年動亂中，這只銀杯也失去了。

　　“二次革命”由於事起倉促，力量對比也懸殊過大，不久被袁世凱鎮壓下去了。中山先生和黄興等，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勸太炎先生也同行，太炎先生以“中國既光復，猶求庇异邦，我不欲爲”而謝絶了，反而决定冒危入京，他有詩道：“時危挺劍入長安，流血先争五步看！”以準備“五步流血”與逆同歸於盡來表示討袁决心。結果被袁世凱幽囚，直至袁世凱自斃爲止，整整被囚三年。這期間，太炎先生抗拒種種威脅利誘，寧死不屈，以怒駡和絶食，堅持反袁，保持了革命者的崇高氣節，正如魯迅先生所説：“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之包藏禍心，並世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他的不屈鬥争，大大鼓舞了革命派的鬥志。與此同時，中山先生在海外也堅持了反袁革命，重組了中華革命黨，最後經過“護國運動”，終於粉碎了袁世凱的皇帝夢。整個反袁鬥争，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雖然不在一起，而目標也始終是一致的。

　　反袁勝利後，一次，太炎先生在總結辛亥以來革命教訓時，痛念前塵，説：“當危難之際，彼此尚能同德同心，以至事稍有成，於是萌攘奪權利之念，而互相嫉視，……凡此皆取敗之道也。”説到這裏，太炎先生爲革命隊伍内過去種種紛争和因此付出的重大代價，傷心得失聲痛哭起來。以後他在《告癸醜以來死義諸君文》中，自承其責，説自己作爲革命領導人，輕信袁氏，鬧同志意氣，“亦與有罪”。

　　不久，太炎先生出遊南洋。這時，國史館館長王閩運去世，中山先生即致電黎元洪總統，推舉太炎先生任國史館館長，電文説：“以文所見，則章君太炎碩學卓識，不畏强御，古之良史，無以過之，爲事擇人，竊謂最當。”但是當時之北洋政府害怕太炎先生禀性剛直，説話無忌，故未批準。

　　這期間，太炎先生言行大致與中山先生相合。他與中山先生共同發起舉行追悼“二次革命”以來的烈士，并親撰祭文；黄興先生逝世，他與中山先生等同撰悼文，由太炎先生執筆而成；他與中山先生一起參加陳其美歸葬弔唁；當段祺瑞步袁世凱之後，操縱“公民請願團”，製造事端，他與中山先生等聯名發出《請嚴懲僞公民電》；又與中山先生等聯名致電黎元洪《請嚴懲暴徒主名》；并且與中山先生聯名發出《嚴斥中立電》、《主張徹底澄清電》、《致陳競存電》、《請大總統勿受調和電》等等重要電文，目的都在抑制北洋軍閥背離《約法》和國會的舉動。

　　三、從“護法運動”到“國共合作”

　　袁世凱斃命後，段祺瑞步其後塵，毁棄《臨時約法》，拒絶召開國會，仍是一個“謀危民國者”。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等天天集議於孫邸，商討對策，太炎先生連家也不回，經過三天三夜的討論，决定擁護共和，捍衛《臨時約法》，出師討逆。這就是辛亥革命勝利後，繼“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後的又一個重要革命鬥争——“護法運動”。

　　1917年7月6日，太炎先生不辭而别了家小，隨中山先生南下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在廣州，太炎先生回答記者問時説；“餘此次與孫中山來粤，即欲切實結合多數有力者，大起護法之師，掃盪群逆。凡亂法者必誅，違法者必逐。然後真正共和之國家，始得成立。”不久，護法軍政府成立，中山先生就任大元帥，任命太炎先生爲護法軍秘書長。太炎先生爲中山先生撰寫了《代擬大元帥就職宣言》，號召“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全文詞嚴義正，對破壞共和的北洋軍閥大施撻伐。在中國革命的又—緊要關頭，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再度合作，共挽共和。

　　護法運動從一開始就把希望寄託在西南各省的“有力者”，即一批地方軍閥身上。而這些軍閥只不過利用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等聲望，與北方軍閥討價還價而已。太炎先生以秘書長的身份，風塵僕僕，往返於滇、黔、川、鄂各省之間，聯絡“有力者”參加護法；後又受命爲中山先生的總代表，渡南海，取道越南，赴昆明，勸説雲南軍閥唐繼堯接受軍政府元帥印章，共同護法。在這期間，他與中山先生不斷書電往來：討論護法方略，他努力貫徹中山先生意圖，竭盡全力，勸説群閥出兵護法。但是，任憑他唇焦舌敝，軍閥們表面上擁護護法，事實上他們借護法以擴充自己勢力，最後他們與北方軍閥勾結起來，把中山先生擠出廣州，護法終於失敗了。太炎先生也險些葬身西南，還是化裝後才跑回了上海。整個“護法運動”歷時一年零三個月，太炎先生跋涉一萬四千餘裏，結果還是失敗了。這慘痛的教訓，使他認識到“廣西（軍閥）不過欲得湖南，雲南（軍閥）不過欲得四川，借護法之虚名，以收蠶食鷹攫之實效。”護法運動的失敗，使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共同認識到一點——南北軍閥本是一丘之貉。

　　軍閥是依靠不得了，革命應該怎麽進行下去呢？中國的出路又在哪裏呢？作爲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都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都深深陷入絶望和徬徨之中。

　　中山先生經過護法的失敗，盡管痛苦和失望，但没有停止奮鬥。他一面總結教訓，一面將中華革命黨改造爲中國國民黨。但是他還是把希望寄託在重建國會上。這時，北洋政府爲了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又提出南北議和。中山先生周圍的一些人也頗有議和之意。太炎先生堅决反對與北洋軍閥議和，組織了“擴法後援會”加以反對，議和終於未能成功。

　　1920年10月，陳炯明趕走廣州桂軍。陳爲了壯大自己的勢力，請中山先生再次回廣州。中山先生扺廣州後，重組軍政府，發起第二次護法運動。1921年4月7日，廣東國會開會。5月5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這時中山先生特致書太炎先生説：“粤局略定，西南聯絡，尚待進行。民生憔悴，如何蘇息。千端未竟，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計？急願賢哲南來，匡我未逮。”中山先生异常情真意切地希望太炎先生再次去粤，共謀第二次護法。

　　但是，這一次太炎先生却没有響應中山先生的召唤。原因是，1918年護法失敗後，太炎先生如墜五裏雲霧之中，一時不知所措，回家後，竟發憤杜門，五十多日“未嘗浪發一言”。他苦苦思索，却無法回答。他回顧辛亥革命後無數失敗，目睹現狀，中華民國僅剩名號，人民依然在苦難之中。他爲之拚搏、坐牢、流亡、流血所换來的，只是新老軍閥的苛征暴斂。他深深失望了，由失望變得遲鈍。其實，時代還是在發展，作爲舊民主主義革命是已經完成了，而進一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已經提出，需要一個革命者敏鋭地跟上時代。但太炎先生開始蒼老和遲鈍了，加上一場大病，卧床半年之久，竟没有注意到“五四”運動後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學説的出現，没有注意到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没有認識到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没有感覺到新興的中國共産黨已經登上歷史舞臺，而他的目光還是在“有力者”身上，注意力還是在國會、《約法》上面，他雖然在繼續奮鬥，頑强挣扎，却只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範圍内尋找出路。他當時也爲中國尋出了一帖“妙藥”，即“省治——省憲——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他以爲這樣就可以削弱南北軍閥的統治，從中找到出路。他的這個政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願望，作爲一種政治思潮，曾鼓噪一時。他成爲這樣一個思潮和政治勢力的代表者，有三四年之久。這個政治口號，當時也曾吸引過一些人，中山先生曾贊成過，連早年的毛澤東也曾是“自治”的熱心鼓吹者，胡適、樑啓超也支持過，至於地方軍閥，更是别具用心地接過了這個口號。當時各省軍閥爲了扺制中央軍閥和外省軍閥侵佔自己的地盤，達到自保的目的，極力擁護“省治”或“聯省自治”。湖南省軍閥譚延闿曾第一個響應“省治”，提出“湘人治湘”，使太炎先生聞之驚喜不已，竟從病中“躍起”。以後，浙江省還制訂過“省憲”，孫傳芳還當過“五省聯軍總司令”。但太炎先生這種政治主張，畢竟没有代表時代的要求，没有從根本上提出推翻武人官僚宰割的政局。“省治——聯省自治”只能是高妙的幻想，實際上只是軍閥和總司令之“聯”，只有藩鎮或封建式的“治”，只能被軍閥利用作割據和擴大地盤的藉口。因此，人民大衆對他隔膜了，青年人對他陌生了，各種官僚政客和封建勢力却盡力來包圍他。盡管他們都不喜歡他，因爲他們的劣迹隨時隨地都會遭到太炎先生無情的謾駡，但他們爲了利用他的主張和聲望，却紛紛來討好他。所以中山先生在廣州準備第二次護法，邀請他前往時，他正熱衷於“聯省自治”，其主張與中山先生的“第二次護法”，意趣大相徑庭了。自然没有前去響應，只是寫了封信去，“以聯省自治不可反對爲獻”（章太炎：《自定年譜》。）。

　　雖然太炎先生由於厭惡南北軍閥政府，有時連南方的革命軍政府也當作一盆髒水被潑了出去，但他對於中山先生的事業，總的來説是尊重的和支持的。1922年5月，是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一週年，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辟專欄加以慶祝，太炎先生特撰《孫大總統被選就職一周祝辭》。這篇祝辭，無論在太炎先生已出的文集中，或海内外各種有關他的書籍文章中，都未見載録。但這却是一篇不容忽視的文章，從中既可窺見他倆的關係，又可瞭解太炎先生當時的政治態度。今特將此文録之於後：

　　

　　《孫大總統被選就職一周祝辭》

　　民國十一年五月五日，孫大總統被選就職，歲時一周，同志慶祝，禮也。往者軍府解散，民無所托。大總統以奥（粤）主之資，采納群議，涣汗大號，事既猝成，度越常軌，守文之士，或滋异言。既而湘鄂相鏖，川軍踵下，大義衄折，崩角相求。於是廣州政府，巋然爲南方斗極焉。改歲以來，將士用命，人有奮心，軍鑒携貳，應時摧伏，威信允箸，關外慕義。大總統將於旬日之内，誓師北征，揚旍度嶺，肇造區夏。在此時也，惟願廓清江流，先建根本；激揚義勝，示之軌物；旁攬英俊，唯善是親；武義直方，覃及燕薊。使我南方倡義之區，咸睹興復，勝國餘孽，蕩無孑遺，以成真正共和，以雪壬子小成之耻。群倫延頸，屬望在兹。豈日歲時更新，循例頌禱而已哉。此祝！

　　
這篇祝辭，表達了對非常大總統中山先生的祝願，以及對北伐的殷切期望，而不是像有些文章所稱辛亥革命之後他倆就分道揚鑣了，或謂他始終反對孫中山雲雲。

　　正當中山先生準備北伐之際，北洋軍閥又把黎元洪抬了出來，“恢復”總統，“恢復”法統，企圖使北伐師出無名，達到破壞第二次護法運動的目的。這時，蔡元培先生等人也致電孫中山先生，要求停止北伐。太炎先生對蔡先生此舉深爲不滿，公電蔡先生，責備他道：“身食其禄，身事僞廷”，“欲爲北軍遊説，是何肺腸”（章太炎1922年6月6日《致蔡元培電》。）。他又專電向蔡元培先生陳述了中山先生北伐大義，説：“此次北伐，乃南方自争生存，原動不在一人，舉事不關護法。”（章太炎：《秦力山傳》。）太炎先生與蔡元培先生原是好朋友，但爲了革命，在原則問題上，他却甘願冒犯朋友了。

　　中山先生的第二次護法和北伐，遭到北洋軍閥的破壞和陳炯明的反叛，又一次失敗了。但是中山先生仍不氣餒，他開始改組國民黨，“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産黨同他合作。”（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首先接受了共産國際馬林和中共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接着又與蘇聯特使越飛簽署了《孫文越飛宣言》。

　　1924年1月，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提出了新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實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爲勝利北伐奠定了基礎，掀起了國民革命的熱潮。中山先生終於認清了時代的潮流，適應了歷史的轉折，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步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行列，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跟中山先生的飛躍相比，太炎先生却始終還停留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跟中山先生距離漸漸拉大。在中山先生主持國民黨“一大”，確立新三民主義和國共合作，太炎先生便不能理解了。他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和新思潮新事物格格不入，竟提出“反對借俄人勢力來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産黨”，對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政策表示不滿，把蘇聯共産黨的國際援助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相提並論，思想日見落伍。

　　太炎先生的落伍，却受到了國民黨右派的歡迎，他們很快地把他包圍起來，拖他去做反共的砲手，公推他領衔發出所謂《護黨救國公函》，又讓他出面組織“辛亥同志俱樂部”，來反對新三民主義。至於大小地方軍閥，則更是争相利用他“省治”這塊金字招牌，頌揚他、包圍他、利用他，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墻，把他與民衆和時代相隔絶。可悲的是，他並不認識到自己的落伍，還以爲自己是辛辛苦苦地在拉車。然而正如魯迅先生所説：“拉還是在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

　　四、從中山先生病重到逝世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北上參加“善後會議”，17日途經上海，太炎先生特地前去看望，“入謁爲别”。經過二十多年共同奮鬥，他們都已垂老，這次相見，彼此感慨無限，依依不舍。這時，中山先生健康已經不佳，太炎先生感到特别不放心，再三囑中山先生要多多珍重。想不到這次見面竟成了他倆的最後訣别。

　　中山先生扺達天津，病勢已沉重，到北京後竟病不能起。太炎先生聞訊，焦慮萬分，特親疏醫方，囑但燾先生送至北京，希望中山先生能够康復。太炎先生對於中醫是深有研究的，一生中寫過不少醫論專著，也當過好幾個醫學院院長，但他却無法使中山先生康復了。中山先生經歷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波瀾壯闊的三十多年艱苦卓絶的奮鬥，積勞成疾，終於結束了他五十九個春秋的壯麗歷程。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噩耗傳來，太炎先生悲慟不已。他懷着沉痛的心情，當即前往上海國民黨總部參加了討論籌備中山先生追悼事宜的會議，成立了中山先生治喪事務所，由太炎先生和唐少川“擔任追悼會籌備處幹事員，指示一切”，負責上海一切治喪活動。

　　4月12日，上海各界人士數萬人，在西門公共體育場開了追悼大會。先祖父撰聯敬挽，聯雲：

　　

　　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龔許；

　　南國本吾家舊物，怨靈修浩盪，武關無故入盟秦。

　　
另撰的一條挽聯是： 

　　

　　洪以甲乙滅，公以乙醜殂，六十年間成敗异；

　　生襲中山稱，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這挽聯，太炎先生總結了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從洪秀全到中山先生這六十年前赴後繼的革命，把中山先生比喻爲明太祖，稱其功績是承前啓後和永垂史册的。太炎先生當時又發表了講話，稱中山“先生做事，抱定奮鬥精神，堅苦卓絶，確爲吾黨健者。深願大家竟先生未竟之功，努力救國。”（《中山叢書》附志：《中山逝世後中外各界評論》。）

　　太炎先生懷着悲憤的心情悼念自己的老友，撰寫了《祭孫公文》，給中山先生一生作了公正的和高度的評價，字裏行間，滿溢着他倆深深的情誼，感人催泪。今據家藏原稿，製版發表在這裏。

　　中山先生逝世後，决定安葬南京中山陵。作爲一代偉人之陵園，墓誌銘在當時是例不可缺的，太炎先生曾很自信地表示：“論與中山先生交誼之密，互知之深，其墓誌銘唯我能勝，亦只有我有資格寫。我欲爲中山先生作墓誌。”（章導：《憶辛亥革命前先父章太炎若干事》。）當時很多人也認爲中山先生之尊，墓誌銘唯有太炎先生大手筆始克勝任。但由於他與當權者蔣介石等不合，他們不請他撰墓誌銘，故今日中山陵只有碑亭，獨缺墓誌銘。這使太炎先生引以爲平生憾事。

　　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之情誼，以及他倆共同奮鬥的史實，昭昭在目，人世共知。可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故意僞造太炎先生挽中山先生對聯，説什麽“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極盡誣衊、挑撥之能事。曾經有人提議將南京城改爲中山城，太炎先生表示，作爲一個民主國家，“不應以一人名號，變國家都邑之正稱”，這樣做也有違中山先生原意。有人就説，中山先生死了，太炎先生仍與他“作對”。這種種流言蜚語，因種種原因，迄今未能澄清，不能不使人深以爲憾。

　　中山先生有四部重要著作如《赤十字章程》等，均請太炎先生作序，這種隆禮中山先生一生無有第二例；最權威的中山先生畫册——《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紀念集》，内録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的一起合影四幀，每幀合影均是太炎先生居首位而中山先生居次，這樣隆禮在中山先生一生中也無第二例，這才是他們倆真正情義的寫照，而以後的政治人物千方百計抹殺這一點，將太炎先生應中山先生之請作的序言一一抹掉，而把自己寫成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從國民黨或共産黨處分一杯之羹，這種對歷史的歪曲，終畢徒勞！

　　縱觀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一生的交往，爲推翻帝制，創建共和，涉險履危，同謀匡濟，凡二十餘年。他倆襟懷坦白，竭誠相待，縱有不同意見，而私誼始終親如手足，應列爲近代革命史上最美好的篇章之一，他們之間的千秋佳話將一直傳至後世。

　　
　　（寫於1986年2月27日，發表於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二輯《孫中山與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3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