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一生中，僅做過一次官，也只搞過一次實業開發，但短得可憐，自委任到辭職，僅五個多月，而真正在任時間，不過三個多月，這就是他“東三省籌邊使”的經歷，從而他與東三省建立了不解之緣。大概這一段經歷在他繁複的一生中過於短暫，而没有引起史學界太多重視，遂湮於世。但是，東三省籌邊使一職是太炎先生一生中唯一擔任過的官職，因此他始終慎重其事將這經歷寫在他的履歷裏。（太炎先生手書履歷，章氏家屬收藏。）

　　辛亥革命後，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先後回到祖國，建立了臨時政府，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聘太炎先生爲總統府樞密顧問。旋不久袁世凱附和革命，逼清帝退位，實現南北統一，“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成了革命家”，（魯迅《殺錯了人“异議”》，《魯迅全集》新版第五卷，第94頁。）騙倒了許多人，於是“浮上總統的寶座”。（魯迅《殺錯了人“异議”》，《魯迅全集》新版第五卷，第94頁。）中山先生毫不戀棧，讓位於袁世凱，專心致志去興辦實業，接受袁世凱任命的全國鐵路督辦，一心一意去考察、規劃、設計中國的鐵路、港口、碼頭、水道，公路、工礦、冶煉……的建設。太炎先生則先爲袁世凱聘爲總統府高等顧問，袁氏企圖將太炎先生控於掌心，可是耿直無忌的太炎先生，漸使袁世凱感到頭痛和難以攏絡利用，於是又委任他爲東三省籌邊使，以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將太炎先生支出京城。太炎先生居然欣然從命，並冒着天寒地凍，於1913年1月3日，出關赴任，真心實意地去籌邊開發，干起他從來没有從事過的實業建設。世事真是無獨有偶，辛亥革命後的第一年，兩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和章太炎，竟一南一北，都改行從事實業建設。

　　辛亥革命後的東三省，危機四伏，沙俄政府乘武昌起義後清政府無暇顧及東北，便首先策劃了外蒙“獨立”，進而與外蒙傀儡政權簽訂了《俄蒙協約》，不僅將外蒙從中國分裂出去，緊接與日本蠶食東三省，企圖趁機將東北納入他們版圖。具有强烈民族意識的太炎先生，敏鋭感到事態嚴重，故於 1912年10月親赴東三省考察，回京後立即上書袁世凱，闡述漠北安危，指出“日俄經營，不遺餘力”，而“當事者”，却“熟視而無睹”，“俄蒙協約，喪失國權”，如再不采取措施，“漠北不守，則塞外危，塞外危，則長城以南亦無宇寧。”（《北京報界以俄蒙協約，上大總統書，條陳方略，聞係章太炎主稿》，《大共和日報》1912年11月16日。）公然批評袁氏政府，要求速採措施，以謀扺制。袁世凱對於太炎先生批評，乾脆來個順水推舟，反讓太炎先生去當東三省籌邊使，讓他去“籌辦邊陲實業”，承擔東三省之責任。

　　隆冬北疆，冰天雪地，太炎先生履冰踏雪，帶着一名調查員，一名書記員，一名庶務員，來到長春，設籌邊署於長春舊道署衙門。堂堂籌邊署，“僚屬才十人耳，既鮮事，經費亦少”，（章太炎《自定年譜》。）但太炎先生還是滿懷信心不憚勞苦開始籌辦東三省實業。

　　若大東省，從何干起？太炎先生認爲“興利之道多端，若屯墾，鐵冶，皆艱阻未易猝舉，鐵道亦多隸外人，雖欲新辟無由”，（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載《章太炎全集》（四），第205頁。）因此他决定“以利水道，平錢幣爲主”。（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載《章太炎全集》（四），第205頁。）

　　據1913年2月1日《大共和日報》報導，太炎先生來到東北後，正計劃籌辦一個報館，稱《籌邊日報》，組織輿論；又擬組織一籌邊研究會，定期研究，集思廣益；并且“擬以興辦實業爲入手辦法，已派員調查東南東北各路，並令旅東實業團代表，偕同調查委員前赴邊要查勘墾礦雲”。這些報導確乎難以查實，但至少有一件事爲事實，即太炎先生曾於當時精心擬就過一份《東省實業計劃書》，發表於1913年2月25日至26日《順天時報》，後爲錢須彌收入1915年出版的《太炎最近文録》，以後再也没有見諸印刷，連《章氏叢書》、《叢書續編》都没有收入此文。《東省實業計劃書》篇幅並不多，却充分反映了太炎先生經濟觀和振興東北經濟的刍想，應當説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

　　《東省實業計劃書》，是以致袁世凱和國務院報告的形式書就，内容可分爲以下三方面。

　　一、整頓金融。計劃書指出：“當今財政紊亂，已至極端，而東三省中，黑、吉二省，尤岌岌不可終日”，“炳麟於一月中旬，往來長春、吉林之間，三四日中，銀價日漲一吊，自八吊至十一吊而後止，民間懷鈔票者，皆失利三分之二，道路怨咨，商場冷淡。……紙錢滿街，實與詐欺取財無异。兩省人民，走相訴者相踵也。”因此太炎先生提出，“如設三省銀行，以圓易吊，一使民易知，以此統一紙幣，誠非根本之談，而東三省得是，已足齊侯度而紓民困矣”。但是，要統一幣制，要以金幣爲本位幣，以銀幣爲輔幣，並要求降低銀幣成色。太炎先生認爲，  “誠欲統一幣制，非先鑄金幣，無以爲銀幣權衡。蓋銀幣成色不高則民間必失信用，而銀幣成色不减，則外人買以毁銷”，易爲外人套購我國銀幣，故建議“先鑄金幣爲本位，……金幣之鑄，誠當今所不可緩者”。要鑄金幣，就需要開發金礦，而金礦豐富的東北，“一歲所得，略價值銀圓七百萬，乃連年俄人……收買，掃地無餘，以我實金易彼空券，終歲汗血之勞，只爲他人效命，是中國之辦金礦，實間接爲俄人雇工，此可爲太息痛恨者也”。因此要開發金礦，就要先擺脱俄人搜括東北黄金，那就要開設銀行，通過銀行籌集開發東省資金，並抑制俄國紙幣泛濫，保護我東北黄金資源。“莫如設立三省銀行，以其紙幣與實銀循環周轉，凡礦中所得餘金，可以悉歸收買，如銀行有基金五百萬元，出票可千五百萬，則收買沙金之費，略當二分之一耳，成幣以後，向之鈔票，悉有豫金，則銀行既深根宇極而不摇，幣制亦同度齊衡而不二，此銀行與幣制之交相爲益者”。要設銀行，就再也不能依靠“貪邪之墨吏”，要制止官商官倒。太炎先生這些經濟主張是否得當，大可留史評説，但他這些主張中，至少“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激情，充滿了對帝國主義侵凌的忿慨，充滿了對腐敗的清政府的指斥，充滿了對革命後新政府的憧憬”。（易夢虹《試論章太炎貨幣思想中的合理内涵》，載《先驅的踪迹》第185頁。）

　　二、整治交通。太炎先生認爲，發展經濟必先發展交通，而“三省交通簡而易行”，只是鐵路大部掌握在俄日手中，一時難以整治，但各處可築輕便鐵道，以運木材，與大鐵路相接，建立鐵路網。另外，應當充分利用黑龍江、松花江、遼河三大河流，特别是遼河與松花江二河並行，中間距離最近處僅一百多裏，如果可以在二河之間築一條運河，對繁榮經濟必有好處。他説：“遼河與松花江間，尚有陸地，未能一綫穿通，而遼河又屈曲多淤，失此不治，下流營口、商場不久亦當枯廢”，因此他提出“開浚遼河，去其淤梗”，又在遼、鬆二河之間勘測，如可“開鑿運河”，打通“遼、鬆二源”，必有助於東省經濟。爲此，他請了繆子才、韓沅濤及英國人秀思，專門對遼、鬆兩河間通州懷德縣一百四十餘裏地，作了勘測。（經過勘測，發現兩河之間地勢太高，難以開鑿而作罷。）太炎先生認爲只有將交通整治通暢，河道疏淤暢達，“屯墾則易以集人，林礦則易以出口，庶地無廣漠不治之憂，貨無積滯不銷之患”，“一切實業不待官吏爲之興辦，而人民自惠然肯來，不待賢智之提倡，而愚賤亦欣心鼓舞”。至於“開通鬆、遼經費，從前四國借款，擬請撥充，”可先利用國際資本。以上主張，可見太炎先生對於交通建設之重視，也表現出利用外資開發東三省的開明見解。

　　三、開設銀行。太炎先生實業計劃書中，多次提出籌設銀行，他認爲“財政部本應將中國銀行分設”於東省，“去冬三省工商代表到京，已提議設籌邊實業銀行，計需現金五百萬元，方敷周旋，擬向英、法，德、美各國，急行商借，以作母財”，通過銀行的作用，籌集開發資金，統一貨幣，以“抒民困矣”。

　　太炎先生實業計劃書之宗旨，即“實業所以開利源，而經營必資於財用，運輸必借於交通。無財用則重價之物與糞土同，無交通則出産之貨與埋藏同”。他的計劃書不乏明灼之見，但是在舊中國，在八十年前的東三省，只能是高妙幻想，還被人嘲之爲“夢囈”，這實在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他個人的不幸。

　　太炎先生在籌邊使期間，除制訂了開發東三省實業計劃外，還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招延繆子才等一些專家，勘測了遼，鬆二河間地勢，又測繪了黑龍江地圖，取名《東三省政要》，“校舊東三省圖爲精矣”，（章太炎《自定年譜》。）並爲該圖志作序。

　　（二）支持法國人開採吉林滴道山煤礦。當時法國人要求以銀六百萬兩，開採滴道山煤礦二十年，  “省議會大嘩，稱都督賣滴道山”。（章太炎《自定年譜》。）太炎先生指出，  “吉林無煤，俄人以之藉口，合抱之木，伐爲東省鐵道薪柴”，（章太炎《自定年譜》。）實在是太可惜，如今發現吉林已有煤礦，應當加以開發，這樣俄人無籍口任意伐林了。要開發煤礦，必要有資金，而目前暫無資金，應允許外資開發，但“除俄、日兩國以外，有情願開採者，不妨斟酌與之。二十年後，礦質既盡，地亦歸我，諸君何葸葸也”？（章太炎《自定年譜》。）太炎先生主張不失明智，爲“議員曉悟，然，終以都督無賴，不肯同意”，（章太炎《自定年譜》。）而未能促成。

　　（三）試圖解决居住延吉地區的朝鮮僑民的國籍問題。當時有數萬朝鮮僑民長期居住於延吉，他們“多以採金爲業，請願‘歸化’，政府畏日本，不敢許”。（章太炎《自定年譜》，1913年條，上海書店1986年出版。）太炎先生認爲，“問島之争，中國幸而獲直，而處其地者皆韓人，不予‘歸化’，名爲吾有，其實與日本領土無异，宜速許之”。（章太炎《自定年譜》，1913年條，上海書店1986年出版。）但也終因政府無能腐敗，明明是自己國土上的主權問題，却要看了外國人臉色辦事，因懼怕日本，終不敢讓這些朝鮮人加入中國國籍，無法“歸化”。

　　（四）爲籌辦東省實業銀行，曾同法商進行借款談判，終因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樑士詒阻撓而告失敗。

　　綜觀太炎先生在東三省三個多月的經歷，他勵精圖治，力圖有所作爲，而袁世凱政府對他的籌邊實業計劃，完全嗤之於鼻，使他一籌莫展。就在他碌碌實業之際，他的戰友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刺死。血的教訓，慘痛的代價，使他看清了袁世凱的狰獰面目，頓悟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未達時機，於是“托辭南下”，4月17日回到上海，與中山先生等革命者重又匯合，開始“二次革命”。6月17日，他正式致電袁世凱和國務院，電辭東三省籌邊使之職，從而結束了東三省籌邊使的經歷。太炎先生這一段經歷，在他一生中佔有特殊地位，盡管壯志未酬，但這段充滿追求投身實業的短暫經歷，給他，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長長的思考與無限的遺憾。

　　太炎先生不僅對籌邊使經曆始終懷有特殊感情，對東三省和東三省人民也始終懷有特殊眷情。他稱東省“廣谷大川，茂林沃土”，東北人“醇樸易與爲善也”。（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但舊時代的東北，“民之所樂，吏之所惡”，（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所以他一腔熱血，躊躇滿懷，却“奉職亦不獲稱”，越欲圖治，反而“困辱隨之”，（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使他一番心血付之東流。太炎先生是否事先没有估計到這些困難呢？非也。從袁世凱任命他爲籌邊使，他就明白這是故意將他發配邊關。當時袁世凱藉口“現在外交問題多未解决，若張旗響鼓，遣使籌邊，不免招人疑忌”，（《章太炎先生籌邊記》，《大共和日報》1912年12月24日。）因此聲稱只好發給太炎先生委任狀，而不能正式公佈委任命，耍此手段妄圖欺騙太炎先生這樣的書生，但太炎先生並未與之計較。即便如此，奉天省議會還以“章氏不嫻軍事”，“反對章太炎之任命”；東三省三都督也從一開始就不把籌邊使放在眼裏。爲此，袁世凱還專門爲此電奉天、吉林兩省都督，稱太炎先生“係由中央委任，應受上級之待遇”，但稱“該使不過籌邊陲實業，所有一切内政、外交、行政，不在其權限内”。（《邊使籌備邊事》，《順天時報》1913年1月28日。）可見，籌邊使不過是個虚衔，既無實權，又無財權，連經費也少得可憐，開辦費僅一萬元，每月經費僅二千元，足見這只不過是袁世凱慣用的權術而已。太炎先生並非没有洞察於此而甘受愚弄，或官迷心竅，他是懷着一顆急切爲新生的共和國經濟繁榮做點實事的赤心，急迫爲振興中國實業而一顯身手，實踐多少年富國强民宿願夙夢，從而甘願離開繁都赴邊籌辦實業。正如他在給袁世凱的實業計劃書中所言：  “炳麟本革命黨人，從前所以出入革命者，只爲政令之苛殘，民生之憔悴耳。今者持節臨邊，期賞始願。”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一樣天真與單純，以爲革命已取得政權，即使是袁世凱掌了權，終究是民國了，似乎革命已經成功，民權民族二大問題初已解决，便急急去從事國家經濟建設，去開發實業，以踐實業興邦，去解决民生問題了，企圖使國家迅速富强起來，“期賞始願”。革命的始願，不就是要解放生産力，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讓國家列於世界强國之列嗎？至於他們個人的榮辱與得失，他們總是看得這麽輕。這究竟是情操高尚，還是思想幼稚，或是政治糊涂，那只能讓後人評説了。

　　中國近代許多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往往各自在經濟學領域，乃至實業建設中，都留下了許多深淺不一的足迹，經濟建設問題是每一個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必須正視的問題，即便像太炎先生這樣舊學根底很深的國學大師，對近代經濟學乃至經濟建設具體問題，也有過許多論述，從土地問題到資本問題、錢幣問題等等，都有過自己的探索，但推行自己的經濟主張，則僅東三省籌邊使期間三個多月而已，在以後激烈而瞬息萬變的政治鬥争與反對外來侵略的歲月中，更没有安定合適的機遇與條件。從太炎先生僅有的一次實踐中，也可看出其歷史意義，如在振興實業中，如何利用銀行作用，利用外資作用，應重視港口、鐵路、水運、輿論作用等等。當然，他的《實業計劃書》與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比，顯得單薄與簡單，然而他們都顯示了中國第一代資産階級革命家，對於發展生産力的美好設想與善良願望，足資後人借鑒。

　　從1913年到今天，歷史行進了八十年，中國人受屈辱的時代，軍閥割據的時代，民不聊生的時代，已經成了歷史，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的實業夢，正在今天變爲現實。中國人在經過反復舍取和付出巨大代價後，正在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了優化的國内環境，國際風雲變化，爲振興中華提供了一個少有的寬鬆國際環境，東三省正在以异乎尋常的速度崛起，前程似錦，正迎接海内外所有投資者，來實現多少輩人，包括太炎先生開發東三省的宏願。值此，回顧八十年前太炎先生與東三省的這一段辛酸史，也許不算多餘的話，承繼歷史遺産，以古察今，會使人更加珍惜今天的機遇與挑戰！


　　（發表於《史林》第4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