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作爲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七次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事迹，早已膾炙人口，他“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在近世他是第一個博學深思的人。”（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説史》。）也爲世所公認；但在他一生中，還曾作爲記者，有着一段很長的從事報業工作的生涯，却很少爲人注重。

　　青年時代的章太炎，曾問師於著名的經學大師俞樾，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文化，成爲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但甲午戰争失敗的慘痛現實，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日益高漲的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使他毅然擯棄書齋，投身到社會革命的洪流。

　　1897年1月，他從杭州來到上海，被《時務報》聘爲記者，參加編輯工作，這是他一生所從事的第一個職業。

　　《時務報》創辦於1896年8月9日，由樑啓超等人發起，是資産階級改良派的機關報。章太炎在《時務報》上發表了《論亞洲宜自爲唇齒》、《論學會大有益於黄人亟宜保護》，指出中國應該“發憤圖自强”，“不能惟舊章之守”，主張亞洲人聯合起來，對付他洲的侵略，“以革政挽革命”。這些主張和康、樑的改良主義觀點基本一致。雖然章太炎與康、樑治學方法不同，學術淵源不同，一個是古文經學派，一個是今文經學派，“論及學派，輒如冰炭”，但爲了改革現狀，實行變法圖存，“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他可以不守“師説”，甚至在文章中援用今文經説，表現出一個記者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氣度。

　　由於《時務報》操縱於康、樑師徒之手，章太炎雖然認爲“變法維新爲當世之急務”，但對他們“倡言孔教”，“煽動教禍”，“不能輕於附和”，這終於導致章太炎離開《時務報》。

　　1897年8月2日，《經世報》創刊於杭州，章太炎擔任了《經世報》編輯，發表了一系列的要求變法的文章，有《變法箴言》、《平等論》、《讀管子書後》、《東方盛衰論》等。與此同時，他又爲《實學報》撰文，發表了《實學報叙》、《後主》、《儒道》、《儒兵》、《儒法》、《儒墨》、《重設海軍論》、《儒俠》、《异術》等，宣傳變法維新。1897年10月26日，《譯書公會報》創刊於上海，章太炎又擔任了該報主筆，撰寫《譯書公會叙》、《讀日本國志》、《論民教驟增》，鼓吹改良，以達到“開民智，廣見聞”的目的。作爲一個報紙的記者，章太炎説：“夫報章者，誠史官之支與餘裔也。”他正也是以史角自爲，用他學識淵博的筆，直書了許多鼓吹改革的文章。

　　1898年春，章太炎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聘，去武昌幫辦《正學報》。張之洞當時假裝維新，在兩湖兩廣實行“新政”，却又不喜康樑公羊説，聽説章太炎精治左氏説，“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筆政”，（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欲叫章太炎“爲書駁難”。但章太炎並没迎合其意，反“抗唇力争”。這時張之洞《勸學篇》剛完成，以詆擊康樑改制學説，特將其著作展示章太炎，欲得附和。章太炎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過乞助帝國主義以維護封建統治而已，對書中效忠清室的保皇思想尤不能表示苟同。這使張之洞等“聞者皆怒”。章太炎在《正學報》僅寫了個發刊詞，就被趕走了。報雖没有辦成，但他這種不趨附權貴，不迎合人趣，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體現了一個報人最可貴的品質。

　　1898年8月17日，《昌言報》在上海創刊，由章太炎主持筆政。在《昌言報》工作期間，正是光緒實行“百日維新”時期，變法很快殀折了。9月21日慈禧再度出來“訓政”，光緒被幽，六君子被殺，戊戌變法宣告失敗。章太炎在《昌言報》發表了《祭維新六賢文》、《書漢以來革政之獄》等文，表達了對慈禧爲首的頑固派專制横暴的極端讎恨。不久清政府下達“鈎黨令”，章太炎不得不避地臺灣。

　　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扺達臺北，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在臺灣，他沉痛地總結了變法失敗教訓，寫下了大量詩文，絶大多數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有些發表在日本樑啓超主辦的《清議報》上。其中《書清慈禧太后》，對慈禧一伙禍國殃民的統治者作了盡情譏刺；《俳諧録》對出賣維新派的袁世凱，譬之駝鳥，盡加挖苦；對康樑和維新派志士，則表示了極大的同情。這時章太炎的思想雖還停留在改良主義的階段，還没有劃清‘革命”與“革政”的界綫，但主張變法圖存，是代表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具有進步意義，還是屬於“先進的中國人”。因此，這期間他的文章，表現出渴求將祖國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愛國激情，和熱愛真理、追求真理的氣概。

　　1899年4月，章太炎離開臺灣，扺達日本，在横濱結識了孫中山先生，“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爲相得”，稱孫中山先生“浴血之意，可謂卓識”，章太炎的思想也隨之起了變化。1899年9月，章太炎回到祖國，入《東亞時報》，任編務。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清政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面目日益暴露，使章太炎認識到不革命，救國只是一句空話。當唐才常發起“自立軍”勤王，他便“革辮示决”，開始擯棄改良主義道路，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1901年，他爲《國民報》撰寫了《正仇滿論》，這是中國近代批駁改良主義的第一篇論文。1902年，他進一步清算自己改良主義思想，删訂了他的論文集《訄書》，爲我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1903年，他以更鋒利的文筆，在《蘇報》上發表了《序〈革命軍〉》、《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導致了“蘇報案”的發生。他雖然因此下獄，却大長了革命派志氣，有力地動摇了清王朝的統治。

　　1906年6月，章太炎監禁期滿，被逐出租界，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加入同盟會，擔任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繼續從事辦報工作。

　　章太炎從接辦《民報》，到《民報》遭受禁封，這兩年間共發表了八十三篇文章。《民報》主要環繞着“走革命道路還是走改良的道路”，“建立民主共和國還是實行君主立憲”，“要不要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土地國有”等等重大的革命理論問題，跟保皇派的《新民叢報》開展了激烈的論戰，起到革命喉舌作用。論戰結果使創辦六年之久的《新民叢報》詞窮理屈，被迫關門停刊。爲辛亥革命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章太炎在《民報》工作的兩年，是他一生中爲報刊寫作最勤的一個時期，也是他一生中聲光炳然最有影響的時期。正如魯迅先生所説：“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爲了先生的文筆古奥，索解爲難，或説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爲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樑啓超鬥争，和‘××’的×××鬥争，和‘以《紅樓夢》爲成佛之要道’的×××鬥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民報》時期，章太炎一面要和保皇派、清政府和日本政府鬥争，一面要從事繁重的寫作和講學，而且生活上也極端困苦，“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黄侃《太炎先生行記》。）這種一心爲公，不謀私利的精神，可稱報業史上的一段佳話。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説：“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縱觀章太炎的一生，他留在報業史上的一段經歷，亦可謂熠熠耀輝。

　　

　　（寫於1984年4月10日，發表於《編輯記者一百人》，學林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19~4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