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本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况太炎先生一生何其龐雜，令人更有盲人摸象之嘆。浙江欲出《浙江文化名人傳》，太炎先生當然入列，且已征得數稿，然編者仍希望我撰一文，恐因諸稿論述角度與觀點諸多不合。其實，這是正常現象。任何人的文章不可能成爲某個歷史人物的定論，即便我作爲他的後裔也如此。

　　論述太炎先生的文章太多了，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理解都可對他發上一通高論，因此文章常相矛盾。但太炎先生一生也確實充滿矛盾。我讀了諸多大作，常迷惘地問自己：這是太炎先生麽？的確，全面地把握一個歷史人物，决非易事，何况像太炎先生這樣革命與學術一身而兼二任的新舊交替時代的大師，全面而客觀認識他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尤其如此。

　　本文將簡單扼要地論述太炎先生的學術成就，但要毫不涉及他的政治觀，是不可能的。一個人的學術觀會影響他的政治觀，但政治觀也必影響其學術。太炎先生曾擁護康樑變法，入《時務報》，但終因學術觀“輒如冰炭”而導致政治上分途。這種正反例子，在太炎先生一生中是很多的。作爲一位政治家，太炎先生偉大却不高明，作爲學問家，他似無愧色，可稱一代宗師。太炎先生一生，充滿愛國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顛沛，學者的悲憤，然而他不屈不撓，被人視爲瘋子——一種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往往驚世駭俗，超越政見與黨見，富有超前意識，常爲世所不解，他是倔强的化身，桀驁不馴的代名詞，不説假話的象徵，他正是執着“依自不依他”的哲學，孕育了自己的學説。如果他没有參與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争的歷史巨變，也許他的學術成就會大大暗淡。魯迅先生生前最後兩篇大作，都是紀念太炎先生的文字，是什麽原因使魯迅先生在清末民初學者如林的學術界獨崇太炎先生？這决非一綫師生之誼引發，而是敬佩太炎先生一生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和理論鬥争，自覺地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利益密切聯繫起來，同自己所獻身的政治理想緊緊結合在一起。因此，太炎先生的學説有着豐富的政治内涵，即便他研究古老的經學，也是如此。所以胡適説太炎先生爲今古文作了光榮的結局，侯外廬則稱太炎先生是“自成宗派的巨人”，“運用古今中外的學術，揉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學體系，在近世他是第一個博學深思的人”。這並非過譽之詞。

　　太炎先生的學術成就表現在小學、經學、諸子學、佛學、哲學、史學、文學、醫學諸領域，下文將分而述之。

　　一

　　太炎先生學術成就首先表現在小學方面。他九歲從外祖父朱有虔讀經，後從學於俞曲園，繼承了由俞氏至王引之、王念孫、戴東原、江慎修、顧亭林的學術精華，學有淵源。對他影響最大的要算顧亭林，因亭林先生名絳號炎武，太炎先生也改名絳號太炎，可見崇拜程度。他以亭林先生“博學於文，行已有耻”爲準則，治學講究“明道、救世”，態度講求“實事求是”，注重“厚之根基”，從整個傳統文化着眼，博覽資料，詳考得失，尋根探源。爲精研古代群經，太炎先生力攻小學。小學者，即古代文字之學，今日稱之爲語言文字學，要讀懂讀通古書群經，必須先識古字，弄清古字的涵義，太炎先生正是從此着手。他讀二徐《説文》七十餘過，卓然見語言文字之本。他治小學，“不欲爲王緑友輩，滯於形體”，而强調通音韵、明訓詁、辨形體，深探文字的音、形、義關係，在文字學、音韵學、訓詁學方面，獨步千古，取得很大成就。然後他運用他深厚的小學功底，直探群經的精微，乃至諸子學的妙詣，取得很多真知灼見。

　　傳統的小學，經千餘年曆代學者的努力，到清代達到了鼎盛時期，太炎先生則集干嘉之大成，成爲最後一位小學大師。但他又没有停留在古人基礎上，他積極汲取西方文字學研究成果，特别接受了德國馬格斯牟拉學説，致力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語言文字學，將傳統小學，一變爲一門獨立的有條理系統的現代語言文字學。“語言文字學”一詞，爲太炎先生所創，從而發展和取代了傳統“小學”。在研究小學基礎上，他作《文始》，上探語流，下辨流變，成爲近代漢語語源學第一部要著，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理論寫成的語言學著作。他在前代研究語音學基礎上，將古韵分爲二十三部，并且用漢字作爲工具確定了各韵部的音值，這比前代學者進了一步。太炎先生的《小學問答》、《説文部首均語》、《新方言》等書，真可謂邁越前賢，下啓後學。尤其是《新方言》一書，從中國語盲的地理分佈，探討了各地語音，以推证古代文字的意義，貢獻卓越。他所著《國學論衡》中的《小學略説》，可以説是一部語言文字學的總綱，《成均圖》、《音理論》、《二十三部音準》則是闡述古韵理論的，《一字重音説》、《古音娘日歸泥説》、《古雙聲説》，乃是探討古聲類理論的，《語言緣起説》是論述語言的起源及詞的語音變化的，這些論述，在他以前，還没有人這樣全面而系統地談論過。在訓詁學方面，他使小學擺脱了經學的附庸地位。

　　太炎先生的小學成就，還在於他把語言文字學作爲宣傳愛國思想，激發民族自尊心的一個重要内容，作爲振興民族文化，挽救祖國命運的一個重要手段，即他一貫提倡的“以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這“國粹”就是他所説的祖國歷史——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及風俗。

　　我國第一套註音符號——五十八個切音符號，也是太炎先生首創，在辛亥革命後被沿用了數十年。

　　二

　　由於太炎先生精通小學，因此他在研究古代文獻時，如出入無人境地，左右博採，碩果纍累，在經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治經獨崇漢代劉歆，自稱“劉子政私淑弟子”，崇尚漢學，不黜魏晋，對古文經學有特别造詣，常能推翻舊説，提出新解。他贊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觀點，在研究古代六經基礎上，成一系列著述。論述《春秋》的有《春秋左傳讀》、《春秋左傳讀叙録》、《劉子政左氏説》、《春秋左氏疑義答問》等等；論述《尚書》的有《太史公古文尚書説》、《古文尚書拾遺》、《尚書大義》、《古文尚書講》等；論述《詩經》的有《小雅大雅説》、《六詩説》、《關睢故言》、《詩終始論》等；論述《易經》的有《八釋卦名》、《易象義》等；論述《禮經》的有《孔子制禮駁議》、《王制駁議》等。另外還有《新出三體石經考》、《廣論語駢枝》、《駁箴膏盲評》、《七略别録佚文征》一系列對經學研究的論著，都有獨特見之，考證翔實，立論精闢。

　　太炎先生的經學研究，已不是傳統的注經釋經，他力圖把經學研究建立在近世科學理性主義的基礎上，以恢復經學的本來面目，而使經學不再是中世紀的舊神學。他反對今文經學中的經天緯地之説，反對神化孔子，他把孔子從歷代統治階級捧上大智大聖萬世師表的寶座上，降到凡人——一個教學家、史學家的地位。他認爲“過崇前聖，推爲萬能，則適爲桎梏矣”。他正是爲把人們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激烈詆孔，以適應辛亥革命思想上與輿論上的需要。他一生從事拆散封建經學殿樑工作，反對封建傳統，但他的晚年，目睹全盤西化侵襲，中國傳統有全盤否定之灾，又起而捍衛傳統，爲早年反孔感到遺憾。在他身上時而充滿這種矛盾。

　　三

　　在諸子學研究方面，太炎先生也是獨辟蹊徑。在二千年來獨尊儒家廢黜百家的束縛下，他致力於儒家的异端——諸子學的研究。他認爲中國學術導源於周秦諸子，言玄理，他以爲孔子不如老莊；言名學，墨子、荀子優於前儒，故在名法上他推重荀卿、韓非，在哲理上他推崇莊周，他把孔子僅僅當作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去加以討論，這在清末思想界、學術界是非常“恣言”的。太炎先生對傳統文化討論從經學擴大到諸子學。在諸子學中他特别欣賞莊子的“憤世”精神，著有《諸子學略説》，又成《莊子解故》，借老莊哲學而展開本人的哲學思想體系，又以佛理解釋老莊，成《齊物論釋》，以及《原道》、《原名》、《明見》、《辨性》、《道本》、《道微》、《原墨》等，胡適稱之爲都是“更爲空前的著作”。太炎先生對於魏晋之學，頗多讚頌，因爲在他看來魏晋玄學富有批判精神，重個性而厭束縛，在學術上富有自由化風格。重名理而張技藝，與太炎先生本人學術民主思想相合，故多贊言。

　　太炎先生的諸子學研究，打破了被儒家獨尊的封閉的神秘壁壘的束縛，拆散了被中古崇拜孔子偶像的奥堂，揭示了千百年來對孔子偶像崇拜的危害，建立了一個近代人眼光下所見的古代思維世界，對當時康有爲等主張的尊奉孔教的觀點，以及宋明理學對人們思想的長期束縛，起了思想大解放的作用，成爲近世杰出的思想啓蒙大師。這種啓蒙，不僅孕育了一大批摧毁清政府統治的仁人志士，也孕育了一大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四

　　佛學研究是太炎先生學術體系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儒家自漢初確立了獨尊地位，至東漢，天下大亂，玄學漸興，至兩晋，玄學大盛，到隋唐，佛學東漸，搆成儒、道、釋三家并存之勢。太炎先生深知佛學對中國文化的重大影響，而博研佛藏，在佛教義衆多流派林立中，他獨尊唯識宗，以華嚴之行和法相之理，來發揮他的政治主張，謂此與其所治檏學爲近，“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他“宗師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覺得佛學與莊子義有相征，都是發揚“平等如一”之旨，遂以佛釋道，企圖熔合玄佛爲一家，撰《無神論》、《大乘佛教緣説》、《建立宗教論》等。他借佛學的“勇猛無畏”和“濟度衆生”，作爲革命者的道德標準，藉以批評儒家的“競名死利”和“道德墮廢”，企圖以西方的佛學衝擊東方封建禮教的羅網。他借佛學來建築自己的哲學體系，以佛學釋老莊，又納入康德的“批判哲學”，爲革命理論服務，並用以闡述自己對哲學中諸重大問題的看法。他説：“佛最恨君權，大乘戎律所説：‘國王暴君，善薩有權，應當廢黜’。又説：‘殺了一人，能救衆人，這就是菩薩行’”；“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要除去。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豈不應該攘逐？”因此“照佛教説，逐滿復漢，正是分内的事。”所以太炎先生認爲革命者信奉佛教，有利於“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惴夫奮矜之氣”，有利於民族主義龢民生主義的實行。太炎先生佛學的論著很多，論述很深，但他説的佛學，與封建迷信的佛教已毫無共同之處，他所看重的是佛教的哲理，並將資産階級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注入佛身，使佛的形象適合於革命的需要。

　　五

　　太炎先生的史學研究成就是最爲引人注目的。他一貫認爲歷史學發達與否，關係到民族的興衰，他一生致力提倡民族主義，即是以歷史爲武器。他説：“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黄也”。在史學研究的方法上，他認爲過去治史者只注意地理、官制，過於狹隘，主張進一步從姓氏學、刑法學、食貨、樂律等角度，去綜合地研究，即從社會史、制度史、文明史、經濟史等領域，去開闢歷史研究的新領域。他還主張治史要“尋其根株”，不要“摭拾枝葉”，要“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他反對强行牽合某些歷史現象，以比附現實，或籠統地用社會學的一段結論來取代對歷史的具體分析，他主張要疑古，不要輕信前説，但也不要臆造曆史，而要用科學精神來研究歷史。由於太炎先生學問淵博，又堅持科學態度，所以他的史論，充滿新見，每每爲史家所重。太炎先生曾計劃寫一部中國通史，可惜没有完成，但從他的中國通史提綱和《徵信》、《信史》、《原經》等史論中，還是可以一窺到他的新史觀的。侯外廬説：“太炎先生雖然没有專門寫一部中國學術史的著作，但他可以説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有系統地嘗試研究中國學術史的學者，他對周秦諸子，兩漢經師，五朝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學術的論述，足啓後學，在史學研究領域篳路藍縷之功，不可磨滅。” 

　　六

　　太炎先生的文學上成就也是燦爛的。宋恕曾稱“枚叔（即太炎）文章，天下第一”。太炎先生戰鬥的文章，被稱爲泣鬼神，驚天地，令清政府喪膽。他早年精研小學，後又深窺群經，“欲使雅言故訓後用於常文”，故文字古奥老辣，便康樑也難以招架，中年他兼取兩晋文辭，使文章又具“清和流美”之長，有魏晋名理之風，懷有建安之骨，自謂文風“清遠本之吴魏，風骨兼存周漢”，故他的文章既有曹孟德的慷慨沉雄，又有劉越石的激越悲壯，表現了清末革命派的心聲與追求，在近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太炎先生的一支筆，曾牽動了他一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心扉。他的一生，寫下了大量的戰鬥政論文章，正如魯迅所説；“戰鬥的文章，乃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過份的。太炎先生一貫主張文學要講究形式與内容的統一，反對重形式，輕内容，刻意模擬，或無病呻吟。他認爲文風可表現國勢的盛衰龢民氣的剛柔，他所以推祟魏晋文學，是認爲這種文體正是革命文學所需要的文體。他本人的文章，就是從不計較形式，陡然而來，戛然而止，没有什麽首尾呼應等形式，不講落套。因此吴文祺説：太炎先生“文章中無一句浮泛的話，一句話中無一個浮泛的字”。太炎先生所處的年代，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反動東西太强大了，黑闇太濃重了，他“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難挽”，决心去搏擊，去流血，他與許多先驅人物一樣，爲争生存，却常想到死，他與保皇派立憲派所不同的是，他决心拿頭顱去撞擊那冰凉的舊堡壘的墻，所以他的詩與文，都帶有悲憤之音，是怒吼文學，像一匹受了傷的獅子，充滿一種憤怒與大哀痛，充滿一種凄惻的情感，廉悍勁利，逼人而來，與祖國命運和人民哀號渾爲一體，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從而開近代文學之先河。

　　七

　　太炎先生醫學研究上的成就，也爲他這時代中西醫家的稱道。太炎先生出身於三代世醫之家，從小受家庭熏陶，酷愛醫學，如果没有時代風暴的召唤，他也許會去當一名良醫，但在醫國與醫人兩條道上，他以天下興亡爲己任，毅然投入社會革命行列，先醫國病。在革命生涯的倥偬中，他不忘研究醫學典籍，收集各種古代驗方、醫書，詳考得失，由於他博通古代文獻，對中醫尤有研究，撰寫了百餘篇醫學論著，其中有對中醫術語的注釋，對病症的論斷，對古今衡量和醫史的考證，都有精闢見解，爲世所重。曾結集出版過《猝病新論》，但僅收録了醫論三十八篇。

　　太炎先生的醫學，是以整個傳統文化着眼，抉取要義，又旁涉西學，返涉醫學，並能運用近代科學知識來總結中醫遺産，因此有許多嶄新見解。在近代中西醫大論戰中，他可以説是唯一的以革命家身份參與論戰的學者，他見識廣博，持論公允。既反對廢除中醫，反對排斥中醫教育，反對民族虚無主義，反對一味崇洋與妄自菲薄，又反對中醫守舊自大，反對中醫盲目排斥西醫，反對西醫抓住中醫部分迷信落後成份輒言廢止中醫，主張中西醫匯通，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醫學。他認爲保衛和發揚中華傳統醫學和接受西方先進的醫學是並無矛盾的，因此他受到中西醫普遍尊敬。太炎先生的晚年可以説完全與醫學爲伍了，一系列的挫折與失敗，迫使他離開政治舞臺，去退守“不爲良相即爲醫”的最後一塊陣地，致力醫學研究，曾歷任四個醫學院的院長或名譽院長，長達十載，爲中醫教育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並留下了一份豐富的醫學遺産。

　　八

　　太炎先生是處於我國新舊時代交替中的一個人物，他思想上有許多因襲傳統的東西，也有擷取外來文化的東西，搆成了他非常龐雜的思想體系和學術體系。人們習慣稱他“國學大師”，因此後人不乏誤認爲他是個只知古不知今，只知舊不知新，只知中不知洋的古舊人物，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太炎先生與許多先進的中國人一樣，曾努力吸收當時外來一切文化，如哲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成果，在進化學説方面，他曾認真研讀過日本有賀長雄的《族制進化論》，芬蘭韋斯特馬克的《婚姻進化史》，達爾文、拉馬克的生物進化論及斯賓塞爾和吉丁斯的社會進化論。他對西方的哲學，更是如饑如渴的博覽精思，古至希臘的伊利亞、斯多葛諸學派，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伊壁鳩魯諸名家，近世的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謝林、尼採、培根、休謨、貝克萊、洛克、萊布民兹、穆勒、笛卡爾、斯賓諾沙等各家，太炎先生都廣泛涉獵、咀嚼吐納，他對大至字宙天體，小至細胞原子，乃至聲、光、電、化、數學，以及人類社會的整體結構與各個側面，都有自己的觀察與判斷。他熔中西古今學説，以搆築自己的哲學體系，撰寫了許多哲學論著。如《五無論》、《四感論》、《國家論》、《代議然否論》，《俱分進化論》等等，爲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論根據。正如賀麟在評價太炎先生哲學時所説：“他是當時革命黨唯一的哲學代言人，而且可以認作民國八年以來新思想運動的先驅”。

　　九

　　太炎先生早年還從事過翻譯工作，是他最早將斯賓塞文集譯入中國，1920年由他編譯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第一部傳入中國的社會學著作，“社會學”一詞也是太炎先生所創。另外，他還翻譯過《希臘文學史》等。太炎先生精於國學，但並非對西學一無所知，可是他終身激烈反對生搬硬套，反對全盤西化，終身竭力維護本國文化的特性。太炎先生既不爲傳統文化所禁錮，又不對西方近代文化盲從，他對中西文化進行了雙重的反省，由於他同時啓開了這兩座文化的閘門，汹涌而來的浪潮激起了許多湍急的回流與旋渦，使他本人也不能自如駕馭，這種一身而二任的啓蒙工作，給他本人也帶來了極大麻煩。他早晨在宣揚達爾文、斯賓塞爾，唤醒國人奮力反對封建專制，奔向民主共和，晚上已在宣揚顧炎武、王夫之，勸告國人克服物慾，保全自性，防止資本奴役。這種急切的轉彎，前後的矛盾，常常使後人費解，令人迷惘。所以人們很容易從太炎先生某一時某一側面的言行，得出一個與另一時另一側面言行相矛盾的結論。短短數千字的拙作，對太炎先生的一生及其學術成就當然也難免掛漏。

　　太炎先生是近代杰出的人物，但他决不是一個完人，也不可能是完人，他的學説也不可能盡善盡美，在他的身上有許多歷史的教訓與悲劇，但這是一份應該接受和必須接受的寶貴遺産——是一個遠遠没有被開發的富礦，因此我們不必急於給他作什麽結論，而應該鼓勵人們更多更好地對他進行研究與開發。

　　（發表於《史林》1990年第1期，第34—38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